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两个未解之迷: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即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因此，实际上这个迷更应该叫做“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迷”；另外一个迷就是“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迷”，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罕见的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建国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

我们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分为两大时期五个阶段。两大时期是指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时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时期。五个阶段是：1.1949—1957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阶段；2.1957—196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全面实施下经济结构扭曲的阶段；3.1966—197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政治挂帅、社会动荡的阶段；4.1978—1991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改革探索期，其中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诱致性制度变迁扩散阶段（1978—1984年）、城市经济责任制强制性变迁的推广及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交替阶段（1984—1992年）；5.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包括整个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从内容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变化上；2.分配制度的变迁，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的原则变迁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3.价格制度的变迁，从改革伊始实行的调放结合、双轨过渡、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到如今的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制度。4.就业制度的变迁，从计划就业向市场就业过渡, 大致经历了由双轨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变革到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启动的就业制度变革；5.财政制度的变迁，从1980年起，财政预算体制由中

央统收统支制转向包干制，1994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分税制财政制度，分税制财政制度为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公共财政制度奠定了基础；6.行政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此外，还有投融资制度、内外贸易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深层次的制度变迁。

二、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和特征

在整个制度变革过程中，中国经济没有发生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的动荡，原因就在于我国采取的制度变革的路径与方式与之不同。我国的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其特征可概括为：

1.“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思路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来逐步培养市场经济体系，从长期来看，改革的逐步推进使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逐渐增加，并扩散到社会各阶层中，使为改革付出成本的社会成员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因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保证其“帕累托改进”性质，并获得广泛的支持，得以顺利进行。可以说，中国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是：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然后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地逐步展开，并采取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步骤，从而不断取得进展。

2.强有力的政府是变革得以进行的根本保障。从诺斯的国家理论中，不难发现，国家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它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和利益协调者，可以实现制度的规模效益。中国政府强大而有效的制度能力成为推动中国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变量。

三、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不过，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林毅夫等（1994）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内生出“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了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叶飞文（2004）构造了四个制度变量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这四个制度变量分别是:非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社会占有财富程度、开放程度。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使要素效率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共同推动综合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42.4%，拉动经济增长3.25个百分点。乔榛、焦方义、李楠（2006）等分析了不同土地制度以及相关的价格、财税制度对农业生产者形成的不同激励机制，并根据1978—2004年的数据实证得出了“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林毅、何代欣（2012）基于VECM模型研究经济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均资本、经济制度变迁及人均产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济制度变迁在长期对人均产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短期影响则十分有限；如果以1978年为分界点，则经济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改革开放前。由此可见，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四、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制度变迁的思考

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让我们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特效率，也让我们取得了“试错法和渐进式改革”的宝贵经验。但我们能否避免拉美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面对印度的发展势头，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说，未来30年我们依然能保证领先而不被其赶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之路再多一份冷静和反思。

由于中国在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牢固历史传统，加之建国后长期实行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直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干预的计划体制，使得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典型地表现出正式制度间的冲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冲突，制度根植和异化机制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作用。中国市场经济的移植、异化与根植轨迹将嵌入于自身的政治文明与文化传统之中，但又不能局限于具体的政治、文化问题之上。

因此，未来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是要不断突破政治、法律、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不断得到这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和支持。我们在市场决定性作用取向的制度变迁中，必须重视以下问题：1.制度变迁需求的内生性；2.制度变迁供给的滞后性；3.制度变迁目标的动态性；4.制度变

迁过程的渐进性；5.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性；6.从单项制度变迁向制度结构变迁演进；7.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8.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与微观经济制度变迁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