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生态化的路径选择_以甘南牧区为例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一)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一)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生态美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美学观，它以马克思的唯物实践存在论为其哲学基础，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和超越，也是美学学科的当代发展。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这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生态美学包含生态本真美、生态存在美、生态自然美、生态理想美与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等内涵。在西方则以海德格尔的“四方游戏说”为其典范表述，这恰是海氏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成果，因此生态美学必将开创中西美学对话交流的新时代。生态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和各种生态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实际上，它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超越。一 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于是一种崭新的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超越的生态文明应运而生。《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发表的《论生态文明》

一文指出:“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又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①我国对生态文明的肯定与强调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重要超越。人类社会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新的社会文明的转型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已开始。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说:“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②卡逊在这里所说的舒适的路，即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所坚持的经济无限增长、最后引起生态危机的灾难之路。而她所说的另一条路，则是唯一可选择的保住地球环境的生态文明之路。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第八十二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的最后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③汤因比以其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从当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摘要】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两种文明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认同，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关键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交流影响一，两种文明的特点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主要特点是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缺少商品交换、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排斥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朴实有韧性。而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逐水草而居”形象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明更加接近自然，也就更加尊重自然，同时形成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向北移，现在定下来的是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是游牧文明，以南是农耕文明。二，两种文明的交流和影响经济方面农耕文明发展较游牧文明更发达，因此经济上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更大。如水利技术、制瓷工艺、纺织、酿造、冶炼、印刷、造纸、砖瓦、采盐制盐等技术先后传入游牧民族地区，为游牧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游牧民族中也有许多影响农耕文明的。汉初由于国力的不足，休养生息六七十年，积蓄了足够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大宛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苜蓿，以及养马的先进方法。以此汉朝养马数十万匹，对阵匈奴时能够出动强大的骑兵。依靠强大的国力，汉朝对匈奴屡战屡胜。中国在汉代首次获得河西之地，并且置郡长期统治。政治方面五代十国之时，两种文明的交流尤其繁荣。契丹人制造鞍辔、服装的技术传入中原，回鹘人与汴京百姓在市肆交易，这大大促进了汉民族与回鹘人的经济文化交流。政治制度方面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游牧文明建立政权后向中原地区学习。如鲜卑政权学习汉族文化，采用汉族地主阶级统治制度。占领河套地区以后，北魏政府为了加强了对河套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融合两种行政体制的方略进行管理，既有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也有采取军镇管理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近期看了《狼图腾》一书，本来这本书是前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一本书，可以说在文化界的轰动不亚于王小东的《中国不高兴》。书是几年前出的，可是很惭愧，现在才把它看完。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很多人都执著地追求这本书中的真谛。的确，书中的思想和观点也同样让我产生深深的震撼。这几日我在不停的思考书中之意，也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陋解，在这里写出来，本也委实是自家直言，姑且论之，希望不要被笑话. 书中的大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毛主席号召广大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要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去建设农村，故事的主人公陈阵就是响应这个号召插队到蒙古大草原去的。而故事讲述的是在陈阵的眼里被世人称为凶残的野兽“狼”的形象。中心是围绕陈阵看狼，以及蒙古人看狼，和其余知青看狼的不同，以及狼自身所处的社会形象。中心大致如此，而我要讨论的是陈阵从狼身上看出草原文化与我们小农文化的区别，其实这也是作者借陈阵的口吻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对草、畜的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民族能够达到。因为草原和畜群在其经济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民歌、祝词、赞词、谚语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表达了游牧民族对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美。千百年来，蒙古民族遵循着祖先的遗训，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当中，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颁布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颁布的现实意义从1998年起, 文化部就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国内外立法调研的基础上, 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2003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我国于2004年8月正式加入该公约。为借鉴该公约的基本精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也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2011年6月1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上和文化法制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拥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至今的各种神话、歌谣、谚语、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皮影、剪纸、绘画、雕刻、刺绣、印染等艺术和技艺以及各种礼仪、节日、民族体育活动，如百花争艳，似群星灿烂。它们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一些依靠口传身授予以传承的文化遗产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大量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珍贵实物遭到毁弃。通过立法设定相关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从1998年开始，全国人大、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就开始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调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文化部等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终于在2011年２月25日经全国人大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 ?来源：人民音乐2010年12期 ?作者：罗小平选题缘起：早在几年前，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的祖振声先生让我撰写《音乐与环保》一书，使我有了研究与观察问题的新角度和视野。在写作这本小册子过程中，阅读了一些有关生态学的书，思考了音乐与环保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论域产生了兴趣。加之，在阅读埃里克·詹奇的《自组织的宇宙观》等著作中感受到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宇宙精神，常令我激动不已，对生态美学的发展就更为关注。在此，我把自己的相关研究与同行们进行交流，期盼更多人对此产生兴趣。一、生态美学的研究是中外美学发展的新趋势生态学（Ecology）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互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向各学科渗透，派生出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美学分支。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生态社会为依托的新兴学科，它以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以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方式来把握事物动态，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多重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三者的内外协调为立美目标，具有跨学科的视域和相当强的应用性。国外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述，如W·赫伯恩发表于《英国分析哲学》上的论文《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1966）和被我国生态美学家称之为生态美学产生的标志性作品的《寂静的春天》（卡逊1962）。[1]尔后，相当数量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专著不断问世，（俄）曼科夫斯卡娅1992年发表于俄罗斯《哲学科学》中的《国外生态美学》的论文，总结了这一生态美学的发展态势，指出：“国外生态美学已取得一系列珍贵的科学成果。其地位、研究对象已经确立，概念体系已经形成，它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显示出来。[2] 我国美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和出版相关的著述，其中李欣复教授的《论生态美学》一文被誉为“我国第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生态美学学术论文”。[3]尔后，又有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的生态学》等相继问世。笔者认为我国美学界这种新趋势的形成，体现了这一学科新的特质及其发展的态势。 1.理论形态的更新

生态视角下乡土文化传承

生态视角下乡土文化传承近年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向农村地区挺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经历着变革和改造。万顷良田变成高楼大厦,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工人,而更可怕的是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村扶贫项目的发展,帮助贫穷落后的乡村摆脱发展困境。实践证明,扶贫项目重经济而轻文化,往往只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关怀。更有甚者,“文化扶贫”即是将所谓城市的先进文明引入到乡村社区,用城市“先进、科学、繁荣”的文化代替乡村“落后、愚昧、贫穷”的文化,完全否定乡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费孝通(20XX)在乡土文化研究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展示了乡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人‘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有哪些：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有哪些|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意义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它包括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遗产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它反映了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见证。通过对文化遗产的研究探索，我们可以窥见人类自诞生以来的生活面貌。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是人类过去生活的反映，具有不可再生，不可循环的特点，一旦消失，就可能永远不能再现，因此，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及其重大。在现代国际竞争和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的局势下，各国都把经济的增长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拆旧建新的趋势日益加快，各种古老的建筑物、遗址被现代化的机械夷为平地，各种文物被无情的摧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许多文化遗产也被商业化的操作，把经济利润的最大限度的获得看作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在许多旅游地，商家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不顾环境的承受能力，过量的游客蜂拥而至，这不但改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更为严重的是给文化遗产带来极大的负担，常常遭至遗物的破坏，加快了遗存的损耗速度，缩短了文化遗产的生命。这主要还是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不够深刻，对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认识不足。因此，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合理、正确的保护，加大对文化遗产知识的宣传工作就显得及其迫切和重要。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多彩。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分

近年来国内生态文化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生态文化研究述评廖小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昆明650500）［摘要］发展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生态文化本身内涵丰富，近年来学界研究集中于生态文化本身、生态文化延伸关联问题和生态文化实践应用问题三个方面。现有研究呈现起步时间晚、成果较多、研究方向和路径相对比较宽阔、研究类型比较丰富的特点，但也存在问题不够集中、研究深度明显不够、与现实问题的关联性分析和研究不够等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化；述评［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４－０５党的十八大报告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尤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族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这不仅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了发展生态文化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作用。弘扬生态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成熟的重要基石。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于生态文明乃至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性，相关研究日益活跃，总体上涵盖了生态文化本身的研究、延伸关联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应用问题的研究三个方面。这些研究既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试对近年来国内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作简要评析，以期为深化生态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一、近年来国内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状况生态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体系，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到内涵、特征、体系结构、意义价值等方面，现将国内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简要梳理。（一）有关生态文化本身的研究以生态文化本身内涵、特征、体系结构、意义价值的理解，是生态文化研究的基本立足点。近年来，围绕这些内容，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文化内涵、特征的探讨。陈璐认为生态文化就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正确认识，以人与自 Review on Ecological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ｗ，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Abstract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ａｓ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ｉｃｈ．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ｈａｖ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ｓｅｌ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ｔ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ｍａｎ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ｓ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ｌａｃｋ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ｎｏｔｄｅｅｐ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ｓｎｏｔｄｅｅｐ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ｏｌｖｅｄ．〔Key words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大理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第１２卷第５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Ｖｏｌ．１２Ｎｏ．５Ｍａｙ２０１３［DOI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４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正文)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一、导论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挑战与反应，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萧启庆，1972）。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间的冲突与战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农耕游牧关系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因农耕游牧关系涉及（理性）行为主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政策选择与博弈，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也开始应用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等经济分析工具分析农耕游牧关系。俞炜华和章自刚（2006）从游牧区比较贫瘠及游牧民族组织军事成本较低的现实出发，构造博弈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击草原惩罚、修建长城防御和通过和亲、朝贡贸易等方式购买和平等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俞炜华、南文海构建模型说明在农耕游牧双方对土地既存在武力抢夺又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谁对土地评价高，谁就能得到土地”，由此说明“400mm等雨量线”、长城与农耕游牧分界线基本一致背后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上，该文还认为，长城并不影响土地在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配置，其价值在于节约农耕民族军事投入并减少向游牧民族支付的财富数量（俞炜华和南文海，2009）。盛洪（2011）应用科斯定理分析了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清代的草原政策及军事技术变革对“华夷边界均衡”的影响。周方银（2011）则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构建博弈模型，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将农耕游牧关系视为理性行为主体选择行为的结果，从双方政策选择约束条件入手进行分析，拓展了农耕游牧关系的研究视野。尽管不少研究涉及双方边界的确定，但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在组织理论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治版图新一轮重组推动下，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国家规模经济理论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A.Alesina和E.Spolare（1997；2005），H.I.Crossman和J. Mendoza（2001），D.Wittman（2000）等学者应用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冲突经济学、国家贸易等方法，分析国家规模和边界的变迁、统一与分裂等问题。帝国的扩张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如R.Findlay（1996）以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的生产函数和固定数量的劳动力在争抢土地和生产间配置为前提，构建国家边界扩

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20世纪后期以来，受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时代潮流的猛烈冲击，人类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正遭受着日益严重的吞噬，保护和拯救它们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必须面对的一项繁重而严肃的课题。1972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17届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该组织于1997年又通过了建立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这两项重大决策，标志着人类已经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警醒，开始自觉地保护千百年来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和亿万年来大自然创造的美妙景观，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处并荣、文化与环境的和谐一致，从而跨进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我们必须看到，威胁世界遗产生存的因素，不仅有自然灾害的频仍、经济开发的过度、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武装冲突的升级，还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横行。在当今世界上，关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试图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乃至军事的力量，铲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以实现全球单一化。持这种观点国家，出于一已私利，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行推销，买他账的，便视为朋友；不买他账，就视为异类。对异类，他横加指责，肆意干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非消灭人家不可。这是一种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是违背时代发展潮流的。另一种观点是主张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各国家在文化上独立性、差异性，允许世界文化多样性，主张世界文化“和而不同”。道理很简单，各民族各国家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状况、发展历程，千差万别，各具特色，这是一个任何人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正是这些差异，才使得我们的世界多姿多彩。这种观点才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保护世界遗产绝不是仅仅关于某项具体自然或文化遗产生存的问题。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顶峰上，放眼全球，充分认识保护世界遗产和进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教育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从民族的角度看，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已被物化为恒定的形式，表现为历史的、静止的、不可再生的，它的精神蕴涵隐藏很深，已远离它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修养，不能潜心感受和解读，是很难把它全部激活、接受和传递的。例如古代玛雅的象形文字，当西班牙殖民者把最后一位祭司杀死以后，再也没人能够释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则是具体的活动过程，表现为现实的、活跃的、不断生成的，同时它就植根于民众真实生活之中，是民众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其精神蕴涵有如空气和阳光，可以直接被人们所吸收，并在经常性的活动中世代传承。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强烈的唤醒和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的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一旦遭受破坏，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生命链将出现断裂变形，民族的存在随之发生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因为自身文化的失传或被强行割断而解体乃至消亡的事实，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像璀璨的古代玛雅文明，灭亡了几个世纪，直到近代才被人们重新发现，然而我们已经无法使其复活。从国家角度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维护国家独立。国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广义地讲就是一个大民族，所以也称民族国家。一个大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根本标志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文化遗产突出地反映着民族神精和文化传统。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也是它独特文化身分、文化个性的确证。据此，民族国家的自尊、自信才能确立，才会形成最深沉的凝聚力。在正常的状态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诩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邽。”上邽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

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2015-11-12 来源：天府新论作者：赵月枝在政治经济层面，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自己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的愿景。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① 赵月枝 [摘要]探索生态社会主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一方面，中国至今依然具有在21世纪引领世界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从化肥农药在当下中国农业中的过度使用，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在土地、环境等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立场，再到中国最边缘的劳动力也已被卷入世界工厂的生产这一事实，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在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政治经济层面，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自己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的愿景。 [作者简介]赵月枝，西蒙?弗雷泽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这句话很动听，它诉诸我们对乡土的眷念情感，但好像是城里人的事。我希望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并站在生态社会主义愿景的立场，理解乡村视野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价值意义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价值意义文化遗产的定义, 与“文化遗产”的“泛概念”不同, 从保护的角度看, 一般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从1972 年到现在, 一直在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保护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72 年开始到现在, 以实践《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建立“世界遗产名录”为主的、偏重于物质文化的保护; 第二阶段, 从1989 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开始到现在, 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主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文件及其背景来看, 这两个阶段的保护, 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紧密联系, 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影响世界文化走向的深刻意义。一、物质文化保护的背景及其意义(1972 年———现在) ( 一) 世界遗产保护的提出和经济文化背景 20 世纪是科技革命的辉煌世纪, 也是“全球化”重新启动的世纪。世界各地为了发展经济, 攫取资源, 破坏自然, 正如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在地球上许多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有越来越多的说明人为的损害的迹象: 在水、空气、土壤以及生物中污染达到危害的程度; 生物界的生态平衡受到严重和不适当的扰乱; 一些无法取代的资源受到破坏或陷于枯竭; ??”*)。另一方面, 经济建设对文物的破坏, 比战争更为恐怖。比如60 年代, 埃及在尼罗河上修建了阿旺斯水坝, 致使两座千年神庙毁于一旦。据统计, 当时所毁掉的文物古迹数量大大多于两次世界大战所破坏数量的总和。人类为了自己这一代的所谓“幸福”, 恣意蹂躏自然、毁灭文物。面对残酷的事实和严峻的局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发布的5 个月之后, 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08 ( 二) 世界遗产的分类与价值《公约》规定保护的对象是“文化遗产”和“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是: 文物、古建筑群、历史遗址, 这些显然是物质的。后来在实践中又添加文化与自然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显然是从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角度提出的。凡是有条件评上的, 都收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平时所说的“世遗”, 指的是这类名录。以下对世界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文化景观的性质、价值作阐释。 1.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三方面。如我国被列入的有拉萨布达拉宫、安徽古民居建筑、苏州古典园林、曲阜孔府、孔庙、孔陵等, 这是属于建筑群;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 这是属于遗址、文物;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属于历史遗址。这些文化遗产, 无论是雕塑、雕刻、建筑, 都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 都是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从历史、文化、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都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历史遗址则有人类学、人种学的价值。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莫高窟作了以下的价值评价: 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 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 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 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敦煌壁画是世人公认的“墙壁上的图书馆”, 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中国威胁论”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在, “文明冲突论”也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 2.世界自然遗产指具有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 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自然遗产的保护具有保护物种、地理地质结构价值, 还有自然审美价值。例如中国的九寨沟、武陵源、黄龙风景区等。自然遗产保护区包括: 国家公园和其他早已指定的物种保护区。 3.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满足上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方面条件的, 可列为“双遗产”。“双遗产”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文化和谐的价值观念。《公约》中本来没有“双遗产”,“双遗产”是我国泰山的自然美和我们祖先智慧相结合而对世界遗产作出的贡献。1987 年, 中国泰山申报世界遗产, 5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遗产协会副主席卢卡斯先生来泰山考察, 发现山上名胜古迹众多, 有古建筑群20 多处, 历史文化遗迹2000 多处, 还有福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目录摘要 (1) 关键词 (1) 一、游牧民族的介绍 (2) 二、游牧民族的起源 (2) 三、游牧民族的发展 (3) 四、游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4) 五、游牧文化对中华影响 (5) 参考文献 (6)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起源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