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介绍

王安石介绍
王安石介绍

作家介绍

张籍

张籍(约766年—约830年),字文昌,唐代诗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汉族,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为韩门大弟子,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yin)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2]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叶赫那拉氏,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名为性德,一年后太子更名,于是纳兰又恢复本名纳兰成德。清朝著名词人。父亲是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一代权臣纳兰明珠。母亲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是女真叶赫部首领金石台。金石台的妹妹孟古,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

陈慧瑛(福建省厦门市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

陈慧瑛,女,1946年生于新加坡星岛,归侨,祖籍福建厦门。厦门市作家协会主席、厦门市文联副主席。

著作有《无名的星》《展翅的白鹭》《月是故乡明》《厦门人》《南方的曼陀林》《一花一世界》等18部,发表诗文3000余篇共600余万字,获国际、国家部级以上文学奖项3项。其中《梅花魂》入选2013年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上册。

琦君

琦君(1917-2006),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本,主要著作《永是有情人》《水是故乡甜》《万水千山师友情》《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母亲的金手表》。

谢冰莹

谢冰莹(1906年9月5日-2000年1月5日),原名谢鸣岗,字凤宝,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铎山镇(今属冷水江市),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谢婉莹、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中,她是小妹妹。而在这些作家中,她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最壮美、最坎坷的一位,也是和中国的命运连得最紧密的一位。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

谢冰莹一生经历了三段感情,可谓情路崎岖。尽管如此,她依然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谢冰莹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80余种、近400部、2000多万字。代表作有《女兵自传》等,相继被译成英、日等10多种语言。

尤安艾肯

尤安·艾肯 编辑 锁定尤安·艾肯(Loan Aiken),英国著名的儿童作家。1924年9月4日出生于英国SUSSEX省RYE市。是美国诗人康纳德·艾肯的女儿。曾获英国《卫报》小说奖,出版过92本小说以及大量的诗歌与短文。

林海音

林海音(1918年-2001年),林海音,出生于日本大阪,台湾苗栗县头份镇人,祖籍广东蕉岭,作家。曾担任“世界日报”实习记者,主持《联合报》副刊10年。一生创作了多篇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产量十分可观。其中小说《城南旧事》(1960年)最为著名。她所创立的纯文学出版社(1968-1995)堪称中国第一个文学专业出版社,曾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书。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张钫

张钫,笔名张苗,2003年5月改名张钫。1989年1月12日出生于北京。现就读于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报考人大附中高中部。张钫出生于一个文学艺术世家,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和诗人张锲,母亲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教授鲁景超。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张钫自幼对文学、美术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幼年时期起,她就在巴金、冰心、胡絜青等文学大师的关怀下成长。

【开题报告】王安石词主要特色论析

开题报告 汉语言文学 王安石词主要特色论析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王安石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在诗文方面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但比起北宋其他几位大家,关于王安石的研究显得相对冷清,且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其诗文及政治思想,他的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被忽略的地位。王安石的词留存较少,但数量少并不代表没有研究的价值。对于王安石词,一些论者历来采取褒贬不一的态度。对他的词持批评态度的人物代表有李清照,她在《词论》中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对他的词持赞赏态度的人物代表有清代的刘熙载,他指出:“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惟未能涉乐必矣,言哀已叹,故深情之士无不问然。” 笔者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认为王安石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主张都赋予了他的词独特的色彩,王安石词在宋词发展过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本文将在对王安石词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词的主要特色,并探索这些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使人们对王安石的词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的基本内容如下: 引言 一、王安石词的主要题材 ㈠咏史词 ㈡咏物词 ㈢禅理词 ㈣描景词 ㈤闲适词 二、王安石词的主要特色 ㈠脱离艳科 王安石词的创作背景:唐五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方面有着绮靡的风气,内容大都为男女恋情和伤怀别远,北宋初期的词也大多如此,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的词力求在题材上脱离艳科传统,“一洗五代旧习”。

㈡以禅入词 禅理词在王安石的所有词作中占了很大比重,有11首之多。 1、后人对王安石禅理词的不同评价: 后人对王安石禅理词评价不一,有褒有贬,但笔者认为王安石的禅理词有他独有的特色,从这些禅理词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所尊崇的佛禅思想。 2、王安石禅理词中所体现的佛禅思想 ⑴、以心为本,随缘自适——高扬心灵的地位是为了解脱世间的烦恼。 ⑵、“忘机”——心灵创伤的自抚。王安石的禅理词大都作于罢相后,变法的失败在王安石的心灵中或多或少投下了阴影,他只能在禅境中忘怀世间的纷争,寻求心灵的抚慰。 ㈢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王安石就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主要包括下面两个部分: 1、集句体词的首创:王安石先在自己的诗中尝试了集句体,然后将这种形式运用到了词中,“集句成篇,借他人语句,表自身情感,创自己意境”,他是集句体词的发起人。 2、开豪放先声:王安石开豪放先声的作品主要体现在他的几首咏史词中,他扩大了词的题材,打破了所谓的诗词分工论,把词提高到诗的地位,使词不仅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直接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服务,为苏轼和辛弃疾等人词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王安石词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 人生经历对他的词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安石作为一代名臣,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他词的创作必然产生了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革失败的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他的生活和心境都产生了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词的创作。 2、佛禅思想的影响: (1)、王安石与佛教的渊源,与佛教中人的交往。 (2)、王安石对佛教经典做过深入研究。 3、诗学思想的影响:诗作为个人抒情的传统比词要悠久得多,文人以词写心之时,必然要受到诗的影响,甚至成为其潜在的心理背景。王安石在诗的创作方面开始得较早,成就较词也要高,他在晚年写诗的同时尝试写词,诗学观念对他词的创作显然会有影响。 结束语 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唐宋八大家简介--王安石(历史评价)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

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 王安石不仅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他倡导“荆公新学”,并公开谈论财利,深化了传统义利观,具有显明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宋代理学强调“灭人欲,明天理”的道义论价值取向相对立。他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义理财、节用观、量出制入开源节流思想这三个方面。 一、以义理财 由于财之足与不足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如何使社会财富增加成为了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同时也理应成为道德考量的问题。在《答曾公立书》中,王安石认为“理财乃所谓义”。赋予理财这一经济活动以义的价值规定。这一观点显然继承并发展了《周礼》和管仲的义利观。他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孟子所反对的言利主要是指一国一身之私利,至于天下百姓言利,则是政事所重之利,此乃公利,而为公利理财,这是《周礼》的重心所在,也是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种利与义是一致的。王安石也明确提出义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利,表明了其功利主义的立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财?如果理财方式不正确,不仅达不到利的目的,还可能与义相悖。王安石指出:“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商业贸易方面,他作了如下的改革:虽然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如农业,但仍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但也不可因商废农,本末倒置。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规来引导商业的发展,这就是“制法以权之”,也就是以义理财。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王安石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这里主要是从贡赋和贸易的管理方面论述了以义理财,落实到改革实践中,王安石所提出了“均输法”和“市易法”。前者是国家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来采购、储备政府所需之物资,防止“富商大贾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后者是由国家出资设立“市易务”来直接参与市场的经营活动,“市易务”将平价收购来的物资在市场短缺时赊给商行,这样国家不仅以利息的形式从中得到了实惠,而且稳定了市场的物价,抑制了大商贾的垄断与兼并行为,促进了市场的公平交易,故“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上五事札子》) 二、节用观 在各朝代理财伦理思想中,节用都是一个重要内容。特别体现在量出制入的理财原则中,如果不注意节用,更容易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大开方便之门。在国家支出的项目很多而收入有限时,必须制定一定的制度来实行节约,并不得胡滥利用“节俭”、“节用”的名义,以达到“滥赏”、“滥罚”的私欲。现从以下几方面阐

论王安石的法律思想--发表于2006年理论界12月刊

论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亚军* (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王安石法律思想的初步研究,尤其针对他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对我国目前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官队伍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法官遴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严复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因此笔者藉以研究王安石的法律思想,尤其是他提倡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论,以期对我国司法体制中关于法官的选任制度的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王安石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被革命导师列宁赞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为了使摇摇欲坠的宋王朝摆脱在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风气等方面出现的全面危机,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变法新政。现存的《王文公文集》体现了王安石的主要法律思想: 1“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的吏治观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王安石非常推崇孟子的观点,他也意识到虽然通过变革,创立了善法,但是善法还需要有良吏来执行,否则也不能达到国治民安的目的。他强调善法和良吏都是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善法和良吏两者之间,良吏尤为重要。因此王安石认为赵宋王朝政治腐败,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位不才”,他将整饬吏治,选取人才作为其变法改革的核心。“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①鉴于宋朝人才匮乏,王安石在变革中明确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官员的四种措施:第一,首先国家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确保国家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即“教之之道。”为了教育和培养大量的人才,王安石当时提出要设立学校,设置教官,对于学校教学内容要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严格地选择相关科目,“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第二,“养之之道”。这是造就人才的重要手段,包括“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三方面的内容。王安石认为首先必须使为官者的俸禄“足以代其耕”,不用参加生产劳动而保障家庭衣食无忧,这就是“饶之以财”,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节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各种相应制度,运用礼(道德自律)——“约之以礼”和法——“裁之以罚”(刑罚制裁)加以约束官员,杜绝其过分的贪念,防止其利用职务便利贪赃枉法。第三,是如何发现人才的“取之之道”。人才的发现和挑选主要靠“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从下级方面来说,要讲究推举贤才;从上级方面来说,要善于考察人才。考察其是否是真正的人才,最好的方法是“试之以事”,通过任职的考验,来判断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第四,是如何使用人才的“任人之道”。慧眼识人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能够知人善用,王安石强调用人必须使“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通过定期考核制度,对于成绩卓著,能够胜任者大力提拔,对于久处其职而无所作为或成绩甚微者予以撤职查 *王亚军(1974-)安徽省淮北市人,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和法理学。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1 4.2原始资料: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

原始资料: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

浅谈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经济的影响

浅谈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经济的影响 初中历史课本说到王安石变法的作用指出“新法推行后,政府收入有所增加;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国家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新法的许多措施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剥削,以达到其“富国”的目的。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减轻人民负担,反而使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了;甚至有些措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起阻碍作用的;以下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变法内容对北宋经济发展的影响。 变法前,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由于冗费、冗兵、冗官导致国家财政开支日益增大,同时每年还要给辽和西夏大量的捐钱,再加上皇室的大肆挥霍、奢侈,这一切都造成了北宋政府“积贫”的局面。王安石变法想通过“理财”改变北宋“积贫”的局面,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理财”从表面上看是国家要抑兼并,而实质上是国家运用其政权力量,排斥一般的兼并而自为兼并。它几乎涉及了当时经济的各个领域,还涉及社会中各阶级的人,“理财”是全面的搜刮、聚敛。 以青苗法为例,其推行的目的是为了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达到“散惠之利,以为耕敛补助,衰多补寡而抑民豪夺”,而具体条文之规定却与此目的大相径庭。青苗法在表面上似乎减轻了对个别农民的剥削,而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对整体农民的剥削,它比高利贷更严重的威胁着农民的生存,所以农民的生活状况并不能因此而有所好转。“二十年间,因欠青苗钱,雇妻女,投水而自缢者,不可胜数”,反而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青苗法如此,募役法更加赤裸。 王安石制定的募役法,去差役而使农民出钱雇役,将出钱的范围逐渐扩大,募役法一经推行,政府又下令“只据税钱,不依户等”征收募役钱,这样募役法的推行使乡村上等户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巩固,农民原来不服役的,现在却普遍交纳募役钱。他们占地少而赋税重,兼并之家占地多却赋税轻,赋税本来已经十分不平等,现在又迫使农民和地主按纳税的多少交纳募役钱,在农民经济地位本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加速他们的破产,而为地主兼并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募役法的纳税面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以,募役法与青苗法是相辅相成的,同样具有苛剥的性质,都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

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在地方仕宦16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拥有自己主见的政治改革方案,对当时矛盾 重重、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有很深刻的洞察性。嘉祐三年返京述职之时,他向仁宗呈递了这 份为国家社稷抱有拳拳之心的“万言书”,此书被近代学者梁启超誉为“秦汉之后第一大文” 。 邓广铭先生对此说:“从北宋建国以来,在其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从皇帝到辅佐大臣,真正 有胆识,能从理性进行分析,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契丹和西夏)的,只有王安石一人。”梁启超也说:“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憚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 二、用人不合时宜,用法不切实际,难负相位 朱熹曾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 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 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这里朱熹肯定了王安石的人品,却对其政治主张、用人用法提出辛辣的批评,这几点负面的评价也几乎成为了后世否定王安石的主流观点来源。 司马光更是早已写信告诫他:“每有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 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熙宁七年, 宋神宗提拔吕惠卿继任宰相。吕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但他却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于是与邓绾合谋,企图构陷王安石,而后事情败露则大加挑拨王安石君主关系。再后来相继 为相的蔡确、蔡京等人,原先也是阿谀依附王安石的人,而王倒台后,他们都反戈一击,以 取得皇上的信任,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卖介甫以自售”。 三、个人性格、文章、人品俱佳 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修身行己,人所不及” 。欧阳修称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且誉为“沉默端正,守节难进之臣。” 反对派首领司马光纵然与安石“所操术之异”,但对于安石学问品行高度认可,有云:“文辞闳富,当世大儒,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同时,王安石还勤俭节约。如《独醒杂志》卷二载:“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离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 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刻供饭,旁置菜羹而。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边,公自取食之,其人愧甚,退而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耳。” 司马光曾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曾巩也说:“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 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尽管他们有的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却都异口同声地大加赞扬王安石的文章、人品、性格。以上可见,王安石一生“英特超迈,不屑於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洁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质也。”且“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 。可以说,在个人性格、文章、人品上可谓五一缺陷,几乎到达了梁启超所说的“完人”境界。 四、对王安石评价的变迁 对王安石的评价急转而下主要缘由是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 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将王安石判 为北宋亡国元凶,这一定论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的承袭,

王安石政治思想

政治活动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这个职位暂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为佐证,似有不实。),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

论王安石的政治理想

从王安石的咏史诗透视其政治理想 【摘要】王安石作为北宋的政治家,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功能的实现。他创作的一百一十多首咏史怀古诗,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史论见解独到,品评也较允当,因此,其在咏史诗上的深厚造诣,以深邃的历史忧患意识见胜,体现了王安石进步的政治关与历史观。本文在对其咏史诗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从中探究咏史诗中所包含的王安石进步的政治思想,以及其在实现自身政治理想过程中体现的坚韧与豁达。 【关键词】王安石;咏史诗;政治理想 引言 咏史诗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作为歌咏的对象,歌咏时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以表达作者对于该事件、历史人物阐述的某种见解或者言论的诗歌作品。其最关键的作用时利用典故反映的史实,阐述作者的见解。我国古代的咏史诗作者众多、作品丰富。咏史诗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咏史不仅达到抒情、诵人的作用,还通过咏史达到以史咏怀,以史治史的功效,体现了诗人们通过对古史的认识与掌握,实现诗人本身讽喻现实、感怀今世内心情感。 作为北宋一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家,王安石勤学好问,刻苦读书,而且读书的范围也相当广泛,“诸子百家之外,以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他创作了一百一十多首咏史怀古诗,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史论见解独到,品评也较允当,因而,他的咏史诗从对历史体认的角度上看,更加注重的是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启示,其咏史诗表达的思想远远的超出了一般的士大夫及一般的读书人。 王安石的一生,与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其咏史诗最主要的也是关注其求新求变、改变现状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一位站在时代高度的政治改革家对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认识和评价,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王安石就是咏史诗的代表性人物,其对于咏史诗不仅继承了前代咏史诗的优良传统,还对其作出了新的开拓,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的成就上,都具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李东阳谓其咏诗绝句,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1]。展示了王安石这一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兼诗人特有的风貌王安石的咏史诗,大多是直接的表达自己关于政治的见解与主张“学术见解,伸张正义,讥刺邪恶,抒发优国优民名情,表达安边御侮和改革弊政,以期富国强兵的愿望与决心”,表现了别具一格的宋诗特色。 一、变法前王安石的咏史诗及其表达的政治理想 宋代学术自由,疑古风气兴盛,文人更为关注思辨,因而诗人皆具好议之癖,整个文坛也呈现出了自由议论于批判的精神。王安石的这种自出新意的议论就是在这样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于诗人而言,若要获得别人赏识,就需精于议论并且有所创新与发明,表现在诗歌思辨性上就是要具有异于普通士人的的、强烈的风格。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 1 -

关于王安石的资料

关于王安石的资料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笔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为相,

浅析王安石晚年绝句

浅析王安石晚年绝句 摘要: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其在熙宁第二次罢相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这两期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有别,在艺术特色上也有异。在晚年罢相赋闲熙宁时,他全心全意从事诗歌创作,因此诗歌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绝句,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经常运用绝句写景、抒情,而且精工语言、讲究技巧、重视艺术特色,这使其晚年绝句自成一派。 关键词:王安石、晚年绝句、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一、 王安石是诗人,亦是政治家。他早年的诗歌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强调诗歌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但是,熙宁罢相后,他的诗歌发生了变化。这与其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有关。特别他好佛道,到晚年更是如此。他认为世人被世俗之事所扰乱不是由于佛道的“无思无为”所致,而是人们沉浸于利欲之中,不能自拔。所以,王安石在赋闲金陵以后,好佛、道的思想感情与之前相比是又增无减,以至于听讲佛法,读经,研习佛道义理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这在他晚年的诗作里,多有反映。如《定林院三首》其一云: 穷谷经春不识花,新松老柏自欹斜。 殷勤更上山头望,白下城中有几家。 定林寺是王安石去的最经常的地方,也是他最感眷恋的地方,他在定林有一间僧房作为读书处。很显然,这正迎合了他佛家修行,处世养心的要求,以达到不为世俗尘埃所染的境界。 又如《题半山亭壁二首》其二云: 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 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 其诗作里随处可见禅宗的语言,禅宗的智慧,禅宗的气息。 同时,王安石晚年不仅在佛学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而且在老庄哲学里也同样找到慰藉,尤其是道教主张避世的思想,对于当时政治上失意的王安石似乎是势所必至的。如《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云: 误有声名只自惭,烦君跋马过茅檐。 已知原宪贫非病,更许庄周知养恬。 其诗表现了他对庄生梦蝶和修生养性的愿望。 总之,佛、道教义和老庄思想对其晚年的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 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由于王安石晚年被迫归隐,脱离了现实斗争,转而赋闲山林,这使其诗歌由早年的以诗论事议政,咏史抒情,怀古砭今,转变为晚年的以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怀古伤今为主。 首先,写景抒情。赋闲的生活使得他寄情于山水,自然界的美景也就随之流露到他的诗作里。如《书湖阴先生壁》云: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这首诗从近处的青苔,花木,到远处的绿水,青山,由近及远的描写了胡阴先生的庭院及四周恬静而幽雅的环境,通过对景物的赞美来表现主人的高雅人品。这种写景抒情的诗作与以往是有别的。 其次,咏物。咏物可以言志,可以寄兴,可以抒情。与早年的咏史诗不同,

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王安石历史评价

K12教育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 王安石历史评价 《宋史》评价 《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评价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名家评价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如果没有您爱的滋润,怎么会绽放那么多美好的灵魂之花!

从王安石变法浅谈公司改革

从王安石变法浅谈公司改革 电子科大MBA 2011(6)班 Fergus Fang 当今社会是变革的社会,而公司也自然不例外,据统计,1956年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到1992年,依然在前100位的只有29家,而整个80年代,有大约230家已经退出财富500强之列;而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公司现如今都成了昨日黄花,比如Compaq(康柏),安然,雷曼兄弟等等,数不胜数。由此可知,一个公司要不断进步,只有审时度势,锐意改革才能与时俱进,使公 司保持健康与活力。然而,如何变?怎么样的公司领导人才能带领公司改革成功?以古鉴今,大 约发生在一千年前的北宋王朝的王安石变法可以给后人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下,将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几个方面分析王安石及其变法,并为现代公司变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首先,从王安石的人格特征进行分析。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是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本人的 一些个性不能不说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经过多年研究,用因素分析和统计技术得到16种基本人格特质。以下, 将从这16种人格特征中的一些重点对王安石进行分析,并得出其哪些特质是有利于推动改革,而 哪些是不利于改革甚至是导致改革失败。这16种人格特征为:A乐群B聪慧性C稳定性E恃强性 F兴奋性G有恒性H敢为性I敏感性L怀疑性M幻想性N世故性O忧虑性Q1实验性Q2独立性 Q3自律性Q4紧张性, A: 乐群性。 我们说起王安石,可能第一印象是孤傲,不合群,而事实上王安石的乐群性应该也不高。 王安石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他有个外号叫“拗相公”,皇帝曾几次任命其出任京官,这在别人眼中是天大的馅饼,可王安石却一二再,再而三的请辞。这主要是因为其当官的目的和大部分读书人不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想为国为民做实事。这应该是王安石要进行变法的出发点,他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B: 聪慧性 王安石的聪慧是毋庸置疑的,他二十二岁中进士,并且是第四名。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C: 稳定性 王安石的情绪稳定性应该是高的,他在实行变法过程中,曾经两次被罢相,但是都没有使其丧失改革的信心。 E:恃强性(又叫影响性)

基于现代视角探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

2009年8月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Aug.2009第11卷 第4期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Taxati on College Vol.11 No.4【财政与金融】 基于现代视角探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 王 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有名的变法之一,也称熙宁变法,变法中很多理财思想与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但变法却难逃失败的命运。将近一千年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这段变法的历程,不难发现王安石财政思想的局限性。本文正是基于现代的视角分析了王安石理财思想失败的原因,并以史为鉴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财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06(2009)04-0003-05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共有三次比较大的变法:第一次是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此次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正确实施下获得巨大的成功,短短二十几年让秦国由弱到强,傲视群雄,因此商鞅变法是很成功的;第二次是西汉末年,公元9年左右,王莽篡汉后进行的所谓的王莽改制,此次变法王莽只是单纯附会《周礼》,托古改制,是历史的一种倒退,难脱失败的命运;第三次就是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示意下进行的变法,这次变法虽然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先进性,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并不相容,也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及财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发生在公元11世纪我国北宋时期,史称“熙宁新法”。他的新法总计近二十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选人用人等各个方面,但重点是理财。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达到充实国库、富民强国的目的。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历史际遇的客观原因和统治者的主观原因,没有形成汉、唐时幅员辽阔的强大帝国,“卧榻之旁”尚有辽、西夏等国虎视眈眈。在兵制上,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实行募兵制而军费基本上依靠朝廷财政供给的朝代,这一制度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为防御西夏、契丹的进犯,宋廷多次增兵添将,以致军饷浩繁。军费之外,数量巨大的官吏队伍,频繁无节制的祭祀开支,皇室的奢侈浪费和真宗、仁宗时期先后与辽夏订约而输送的岁币,都造成了惊人的耗费。为了满足数目庞大的支费需求,宋廷在财政上多方增加收入,除了那些过于苛急、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一些手段之外,前朝在较为正常的条件下所实行过的聚财之术,宋朝在其前百余年中几乎都陆续采用过了,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竭泽而渔的倾向。然而,用尽取民之法,财政仍有不足之处,初期改革的措施也屡受挫折,军事上积贫积弱的局面一直无法扭转,朝野上下为此忧虑不安。在严峻的形势下,20岁的神宗赵顼继位, 收稿日期:2009-05-23 作者简介:王 波(1987-),男,河南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实务。 3

王安石个人资料

王安石资料 王安石简介(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生平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

罢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稗类钞?等。文学主张与创作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

王安石散文研究

浅论王安石散文中的新意 【内容摘要】本文拟从王安石散文中的新意进行探讨,着重从王安石散文之拗折劲健、直抒胸臆、独到见地三个方面加以论说。笔者认为对于一个有着传统心理的积淀,身处世俗人情浓厚的社会氛围的仕子而言,这些新意不仅对他个人来说难能可贵的,即使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它的存在也是弥足珍贵的。 【关键词】王安石;拗折劲健;直抒胸臆;独到见地; 王安石主张文须“以适用为本”,要求文章直接为社会和政治宣传服务,因此,他的散文重视说理,即便是记叙文中,也含有较多的议论成分,具有立意超卓、结构严谨、说理透辟、语言峭拔、简洁峻切的特点,上面是对王安石散文最普遍的认识。本文拟从王安石散文中的新意进行探讨,从王安石散文之拗折劲健、直抒胸臆、独到见地三个方面加以论说。笔者认为对于一个有着传统心理的积淀,身处世俗人情浓厚的社会氛围的仕子而言,这些新意不仅对他个人来说难能可贵的,即使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它的存在也是弥足珍贵的。 一、王文之拗折劲健。 王文之“拗”,源于王学之拗,宋人笔记小说一般把王安石形容为“拗相公”的形象,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惊世骇俗,令当时儒者目瞪口呆。《宋史》王安石本传也极写他“拗”的思想与个性:“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概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安石必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而当时的“荆公新学”在时人眼中,实是一门“拗学”。“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关于王安石性格的记载有很多,如吴闿生说他“傲岸倔强”[1];茅坤说他“偏拗自用[2];王文濡说他“其性本愎执拗自用”[3];高步瀛说他“兀傲”。[4]尽管这些评论难免有主观成分,但有一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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