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
目录
难题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解答
借鉴与启示
编辑本段难题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在满洲人的入侵下完成了王朝更替，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编辑本段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
、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编辑本段解答
世界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必然性大于偶然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玛雅文明永远会比旧大陆文明要落后一样，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中国在近代会落后于西方，这也同样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不可能说假设没有满清或者没有什么其他因素中国就会先进，而且这种假设也没有必要。历史不是假设出来的，它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必然要落后于西方，那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而西欧是工商业文明。单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发明指南针——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纸张——方便朝政——利于统治——安定社会——发展农业；发明火药——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印刷术——方便写书——利于农学传播——发展农业。当然四大发明并不完全为了发展农业，但是看问题要看主体，要看重点，重点即偏向——四大发明主要还是发展了我国的农业。
请看下列例证。
《墨子》书中的数学概念定义的严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维的深度。可惜的是，书中的数学理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代欧几里德著的《几何原本》中，涵盖了定义、公式和各种命题，是一部几何学专著。从动机上讲，墨子写书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国所有学者们写书的共同目的；欧几里德写书是为总结前人的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发展自己的几何学说。在内容上，《墨子》共有十余条命题加定理，而《几何原本》全书总共十三卷，有上百个命题，仅第一卷就有23个定义之多。从两本著作的社会影响来讲，研究《墨子》的学
者偏重书中宣扬的社会观，而研究《几何原本》的则是为了学数学。
《周髀算经》还算不上一部数学方面的专业著作，但其对于勾股定理的描述、运用以及对复杂分数的计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周髀算经》中，作者仅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术》是算学上的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计算方法，包括乘积、比例、乘方、方程等几大类。《九章算术》的成书意在培养人们的计算能力，仅此而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很多了，涉及面虽广，但是其中每一本书都是单就一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的，因而其专业性、目标性很强。阿基米德更是专攻理科，他的每一部著作均只单独论述一种学科中的一个小点，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论都是相当严谨缜密的。阿基米德计算了大量复杂几何图形的各种数值，比如抛物线几何体、圆形、椭圆形体、螺线等等，并在物理学领域总结出了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义的这些图形中，诸如抛物线等形状，中国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别提古代了。古中国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数学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的数学集中在丈量土地、计算日程、贸易往来和天文历法等方面，所以在实际测量计算中是不可能出现螺旋形、甚至抛物线的。作个比方吧，弹簧肯定不会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没有打扰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影响过我们，我们肯定至今都不会使用弹簧。
前面举了物理数学的例子，然而在绝大部分领域，古代中国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远远少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突破无一不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理论之上的，而一个不善于总结公式的农业社会又怎么有能力自主地跨进近代科技的大门呢？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了我们的文字。试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还是用希腊字母方便些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是这么一个定律，我们今天在数学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就影响到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热爱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我们独特的、美丽的、伟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说，汉字与其他文字一样，毕竟也是普通人发明的，毕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要正视这些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各种刊物、科学著作中广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们不可以固执地为了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而去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有悖历史客观发展的。还是那句老话，“择其
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扬长以避短。当然，这扯远了，但这是笔者的一点心声。
回到主题。中国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国家，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除了事农以外，并不利于其他如海外贸易之类的行业生存。因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是围绕农业而生的。中国的一切科学发明、技术创造，无一不与农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社会上一切脱离生产实际、与农业无关的动作或革新就都被视为无用乃至错误之举。比如明清时期打压行会。古代中国有很多表面上与农业无关的阶层，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实际上也都是间接在为农业而操劳。农业是中国万事之本，古代中国的农业一旦瘫痪，整个国家社会就将彻底崩溃瓦解，这与欧洲是很不同的。
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古代中国人的发明都属于技术革新，甚至可以说，都是农业技术革新；我们没有什么从技术之中脱颖而出并独立于技术之上的理论、公式。没有一些可以在实践中套用的公式，就决定了我们没有独自发展出繁荣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讲，古中国要想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全独立地自己发展到近现代社会，那就不是多花个几百几千年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编辑本段借鉴与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
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