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文章通过对人、自然内涵的界定，指出人与自然是一种系统的联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适度性、伦理化原则，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共4页)

文章关键词:人自然关系可持续发展

文章快照:向，注重更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高新科技。为此，今后的科技发展应以生命科学作为新的支撑点，让生命科学技术全而造福人类。转基因动植物品种的大量问世，必将导致一场维护生态平衡的全新的绿色革命；而基因疗法的大而积推广将使威胁人类的疑难病症和称为不治之症的癌症等得到控制和防治。开发新材料、新能源的科学技术则要将其负效应降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对人类和自然利大弊小的低能耗、高效率的高新科技，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群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必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其次，必须处理好两类关系。一类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和达到此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从终极意义上讲。人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日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自然界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条件；从现实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表现为互为目的手段的关系，即人们的活动目的所指，有的是为了某种利益需要而改造和利用自然，有的是为了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而转变人的某些观念或对人的某些物质欲求进行限制。正是人与自然之间在具体时空中的互为目的手段的相互作用，使人类得到发展，使自然环境得到保护，进而实现自然界与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也正是这种目的手段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必须指出，当人们把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作为目的时，这个“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的的“手段”，这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另一类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关系。对人的活动而言，所谓物的尺度就是指自然物的客观存在及其固有的属性、本质、规律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人的尺度主要指人的利益需要对人的活动的“决定性”。在人的活动中这两种尺度都起作用，但作用的性质却不同，物的尺度对人的活动的展开、活动的方式、内容和结果起制约作用，而人的尺度却对其起决定作用。换言之，对人的活动而肓，物的尺度是它的“必要条件”，人的尺度则是它的“充分条件”；物的尺度不可或缺，而人的尺度更为根本。因为物的尺度作用也就是物的价值体现，它是由人的需要规定的，如果某物与人的需要无关，则根本谈不上有无价值的问题，也不可能在人的活动中发挥尺度作用；同时物的尺度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物作为尺度运用得是否合理、适度也是由人来把握的。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物的尺度的存在及作用，必须善待自然界，珍爱生命，以伦理视角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否则就会受到“大地母亲”的善意惩罚。这就要求人们在衡量评价自身活动时必须坚持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双重标准”，比如在评价社会发展进步水平时，既要有“经济”指标，又要有“环保”指标，这样才能在认识上把可持续发展观与“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区别开来，在实践中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处于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中，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人类为了发展必须利用和改造自然，但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这样人类才能持久地利用自然，并获得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伴随着发展而存在，但发展本身总是在不断地打破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停地进行调适来维持。这一切都表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才是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模

“人是一个多维的存在”[1] 306，在人的这种多维存在中，首先涉及的是人在自然中的存在，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过详尽论述。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重新梳理恩格斯当时的思想，对我们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

对于自然界，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自然界指一切存在物的总和，既包括人，也包括社会；狭义的自然界指人和人类社会以外的物质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便是指这种物质自然界对人存在的意义及人在物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恩格斯指出，“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2] 307，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之源，还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自然界就根本谈不上人的存在，更谈不上人的发展。人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与此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

中的” [2]384，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自然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阐明了同样的思想。“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 374-375，这便进一步清楚地说明了自然界的本源性和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人的存在与发展与自然界存在与发展的一致性。

正是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此息息相关，所以恩格斯多次提醒人类要正确对待自然界，他告诫人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似的”[2] 383-384，相反，我们应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意识到人和自然界的一体性，意识到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二）人支配和改造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的目的服务

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并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身创造新的生存环境。恩格斯认为，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差别，尽管动物也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影响，但这对于动物而言只是无意识和偶然的事情，人对自然界的影响则是经过事先考虑的、有计划的，并具有一定的目标。较之动物而言，人不是单纯地适应自然界，而是能够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支配和改造自然界，从而达到预想的目的，而且，人对自然界的影响是持久的，它随着地球的灭亡而消失。截至目前，植物界、动物界以及我们人自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未经人干涉的自然界已经微乎其微。

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预定的，而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环节，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桥梁，不仅如此，自然界本身还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要素。只有在生产劳动中，才能产生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改造自然，创造自然，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必须正确认识、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自然界也不例外。人类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而是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在人类初期，由于受生产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制约，自然界起初完全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相对立，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就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类像牲畜一样屈服于自然界的权威，受自然界的摆布，做自然的奴隶。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程度也随之渐渐加深，他们不仅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且能够对自身对自然进行干涉所引起的后果进行预测，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不利影响。

但是，人类要摆脱受奴役的地位，真正做自然界的主人，仅仅认识自然规律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认识社会规律；仅仅善于预测自身行动的自然后果也不够，还必须善于预测自身行动的社会后果。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改造自然时，同时还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才会有人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掌握，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恩格斯指出，到当时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果为目的，而那些只能在晚些时候才能显现出来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例如，只关心统治阶级直接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极端的贫富悬殊和尖锐的阶级对立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爆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过程中，人们渐渐学会了认清自身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因而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 385。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变革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领导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3]633-634。只有从这时候起，人们的社会行为才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真正开始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二、启示

人类自产生以来，便一直从事着向自然界索取财富、破坏自然界平衡的活动。在人类初期，由于干涉自然界的规模较小，能力有限，这种活动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人在自然界面前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干涉能力，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便是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积极后果。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从而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生产行为具有全球性，所以这种破坏和危机也带有全球性。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和破坏只能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自然环境的污染，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克服生态危机，便成了当代人关注的中心课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便多次提醒人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上述问题进行关注，告诫人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人类支配和改造自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由于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界又报复了人类，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人类不应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而应学会预测自身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恩格斯当时的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危机，究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因此，要克服生态危机，首先必须重新树立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念，这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当代，工业和农业造成的生态危机交织在一起，显示出一种使人类不得不警醒的严峻图景。在大自然对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进行的报复面前，人类一定要摆正自己在自然乃至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遵循自然规律，善待自然，爱护自然，而不是以主宰者、征服者的姿态俯视自然。要通过有意识地协调和控制，尽可能地预料到现在的行为对未来所产生的长远影响，达到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因为人类改造自然,维护生态平衡，不仅仅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人类的生产行为所产生的较远影响进行控制和调节，仅仅有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现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消灭私有制，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不断扩展，使它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社会调节，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有一定能力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又从根本上限制了这种调节，使它只能在局部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要实现对整个社会进行调节，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根本前提。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能真正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自觉地调节和控制生产活动所引起的较远的社会影响，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景，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