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

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

要是结构问题。一一李伟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纪90年代我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尽管当时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们仍在执行这项规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到1959年保持了70%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1960 —1979年期间保持了60%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20%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50%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

定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

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3% —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70% —80% ;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400亿元,2003年涨到5400亿元,涨幅高达125%,到2009年为16000亿元,去年为27000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举例说明,比如现在的高档奢侈品,一个包可以卖到十几万元,一件衬衫可以卖到3000 —4000元,还有高档天价皮鞋、服装等等,老百姓对此没有多少意见,正是因

为有几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衬衫、不到100元的皮鞋、几十兀的外衣,他们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2010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27000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GDP4000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

价房平均是仃7900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180到2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5700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

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一一李伟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

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7%,一个是36%,均与城市化率相差10%还多。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相较之前提高了4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51.5%,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我的观点是

可能发展太快了。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1000万基础上增加

500万和在人口2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50%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2000年的规划到2020 年是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972万,加上流动人口1000万,已达3000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0多万,一年增加300多万, 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2020 年,北京至少需要3200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6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

每年还产生

1000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26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36亿立方米。仅2000 —2007年,地下水超采达56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建经济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个中心,什么人都要到这儿来,当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70年到80 年, 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到30年,这在我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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