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

探析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

[摘要]

本文认为，沈从文小说的最大成就是人性美的再现。他的"湘西世界"的最大内蕴也在于此。而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与排斥是对原始人性的回护。他的“比较”的美学原则和以善美为主体的美学追求，都是以人性的解放与重塑体现出来的。本文还认为，沈从文直觉、半直觉的认知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原始性质，这和他的少数民族血统分不开。他的悲剧是民族悲剧的充分外化和显现。这是我们理解沈从文的基础。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人性美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个典型而独特的存在。他以风格独特、成绩卓越且多产的小说、散文享盛名于文坛的。他与京派其他的留洋经历的知识分子相比，知识结构的零散和理论知识的匮乏是明显的，切且就人生观和文学观的主要倾向而论，他和左翼作家也是相左的。这使得这位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文学巨匠只能臵身于寂寞之中，度过了自己孤独的一生。或许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孤独是人生的一大财富”，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所涵盖的无论历史的文化心态或人生情感体验的深刻性倒不在于其豁达处世的情怀，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明显流露出渗透其中的对人生、对世界的无奈和不可把握的悲凉与绝望，一种生命的复原与平衡。这种动态的“复原”与“平衡”对沈从文来说更多地表现为他所追求的事物——对于完美人性的不断建构与完善的过程。

这正是沈从文之所以卓然迥异于现代文学史上诸作家的地方，亦即其独特性之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的这种对世界、对人生的“悲悯感”是通过其认知世界的窗口——人性的角度予以哲学上的“抽象”（怀疑与取证）从而获得的一种对生命的把握与顿悟。沈从文自从发现了湘西这样一块尚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所玷污和吞噬的“绿洲”后才开始以他艺术家的执著和忠诚来建构他庞大的湘西世界的。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命的庄严与神圣、愚昧与纯朴、瞬间与永恒所交织的理性与感性相冲突的人生画卷。其中所吟唱出的最动人的一章就是对人性美的证明与民族精神文化重

造的努力。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对立的艺术世界。这是沈从文所奉献给我们的一对孪生子。然而这两个分娩于同一母体的艺术结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孔：无论是湘西世界中对人性美的呼唤与讴歌，对生命的朴素与纯粹、伟大与庄严以及野蛮与愚昧的深层开掘，还是都市社会里人性的扭曲与病态、生命的堕落与荒谬、异化与虚伪的无情揭露，都是沈从文基于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审美需要而构筑的艺术系列，只不过是它俩分别承袭了人生的两极因而具有了不同的血亲。“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如果一个民族不把诸如共同血统遗传作为一种象征，也不把它作口号，而毋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那个把自己的人民结为一体的文化，强调它的长处和优点，同时又承认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的价值，那它就会用现实主义思想取代那种因其误引方向从而是很危险的象征主义”[1]。这种文化“构成了我们的无意识行为这一巨大才智资质中的大部分”。[2]它包括思维、情感、心理……在艺术表现中，则以审美的形式出现。

文学作为文化心理的象征性表现，是直接体现这一内容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沈从文的审美理想中的文化意蕴，无不传达出了作为社会文化心态的两个民族（苗、汉）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道德观念与准则，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生命价值观。正是在这里才充分显示出沈从文审美价值的重要取向：他赋予“湘西世界”中生命、人性以自然自在的存在方式，又赋予都市文明化育下的生命、人性以畸形病态的变异生成，形成了两种经验世界、两条线索逆向发展的轨迹——一面批判都市文明带来的恶果，一面赞美自然纯朴的人性。

沈从文发现了生命的最初形式。“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3]这是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只不过是处于原始自在状态。“虽近生命本来”但尚不是自为状态。要达到“生命”，人必须摆脱金钱的奴役，保有纯朴的人性，并对自己的命运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认识与自觉驾驭。因此，人生由“生活”和“生命”两部分构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没有“生命”，“生命”使人摆脱单纯的兽性，它所含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超越具体人生形态的“神性”即理想。从“人性”到“神性”，这是生命的一种飞跃。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的人性美是以生命的自然形

态显现的即“神在生命中”。[4]

一、反面——通过批判都市人的病态人生来反衬“湘西世界”

首先分娩的是都市社会的畸形儿。这个由《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来客》、《平凡故事》、《若墨医生》等作品构成的系列，集中体现了沈从文对被“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所异化的人性扭曲病态人格揭露和批判的文化意向《平凡故事》以更辛辣的笔锋嘲讽了当时教育风化的弊端。主人公匀波的一生以玩弄女性为能事，却受到校方的格外青睐。《来客》中的青年盲目迷外和自诩体面的虚浮德性，活画出他内心的空虚与浅薄，这是一群失去了个性的人，是失去活脱脱生命的人。形成他们“病态”人格的根本原因却是来自于他们所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知识”——一种古文明和新文明混合而成的“毒素”，正是这种文明进化的成果以及与传统文化中的堕性结合而成的文化心理，造成了现代人精神人格上和自然的分离，显示出人性的扭曲和腐蚀，病态心理酿成他们病态的行为和德性，从而造成人的本质失落。下面我们着重分析名篇《八骏图》。

《八骏图》是针对都市知识分子的人生批判最深刻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群教授的故事，可以说是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相传周穆王的8匹最出色的坐骑，称为“八骏”，所以用《八骏图》为小说名，借喻文中所写的8个教授，讽刺的意味相当鲜明（供统治阶级驱使和阉割的特征）。与牧歌式的《三三》趣味截然有异，《八骏图》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意味。喜读艳体诗文的教授甲、在海滩上窥视女子的教授乙、惦记自己内侄女的教授丙、虐恋倾向的教授丁、认为女人是古怪生物的教授戊等，本文对这些知识分子扭曲的性心理给予一一揭示，隐含着对当时知识分子畸形人格形成的反思。

达士先生是小说的主角，他有写小说的背景和写信的习惯，于是将其它几人的情状故事每日汇报给远方的未婚妻，旨在讨她的开心。故事的第一重视角就在达士先生的信件中展开，在他看来，其它几位大半是有“病”的，受到欲望和道德的双重禁锢，有着畸形的人格。第二重视角来自作者自己，在沈从文的审视中，达士先生不过是八骏中的一骏，他在对其它人的揭露中极尽刻薄，但对自己“无病”的自信，却在一再的诱惑面前跌的粉碎。在小说的后半段，达士先生的人格分裂为二，但无论如何的自我拯

救，都难逃失败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屈从于道德审判的虚伪的老教授们不同，达士的压抑和最后的放纵，都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人性的弱点。这样，八骏之“骏”尽在笔下，无一幸免，而这种多重视角既避免了一一罗列的刻板单调，又造成别有意趣的反讽效果，可谓匠心独运。

小说结尾写道：“一件真实事情，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的讥讽之意，对于面对诱惑难以自持的达士先生，像对那些饱受性的压抑的老教授们一样，作者同样是抱着批评的态度。虽然《八骏图》中所提到的文人之病指涉到性心理，但整体的精神上的病态尤指以上所言，即理性与独立丧失后的“阉宦似的人格”。这是对沈从文一向坚持的用文学（小说）唤起民族“意志力”、重建文人人格主张的文学实践。透出沈从文于讽刺中所寄予的高远人性理想。

沈从文对都市知识者道德沦丧的批判，是着眼于文化与心理层次上的。在他看来，造成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病态人格和病态生命形式的重要原因，来自文化上的冲突与反馈：一方面中国古文化的淤积和强大堕力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生机、缺乏自我意识、缺乏主体创造精神：“俨然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也迷失了”[5]。他们数千年来永远生活于同一方式中，被囚缚于教化极浓的所谓文明国度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这一群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文化时，“仿佛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转动，无从自主”[6]。西方文化之于他们，只不过是表层的装饰、体面的外衣，而在骨子里，又都是极迂腐、极酸朽的传统国民，这种双重的文化机制所造成的心理失去平衡直接导致他们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一切责任上的尊严，与做人良心的标尺，都若被压扁扭曲、慢慢失去应有的完整”。[7]

二、正面——通过表现湘西的完美人性来构建"湘西世界"

和都市社会相对立，真正寄寓着沈从文审美追求的是具有总体象征色彩的系列小说——湘西世界。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闪烁着人性光彩的艺术世界，是沈从文所奉献给我们最出色的产儿。在这里作家反省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契机，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愤恨，饱含着作者对人性美的渴盼与呼唤，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品格重塑的理想。

综观“湘西世界”，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无不体现出沈从文以善美为主体

的审美选择。《边城》、《长河》、《阿黑小史》、《三三》、《柏子》、《雨后》等一大批作品中所流露出的自然纯朴的人性、生命的健康与自由、爱情的纯真与热烈，只有在这一片奇异土壤中才能够自然的生长。这里一切都以人的自然本性的充分流露为条件，“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8]这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自然生命形态是沈从文赖以和都市文化及“文明人”相抗衡的资本，其中体现为柏子（《柏子》）和四狗（《再生》）式的感情方式。他有意识地将乡下人的粗野、满溢“力和真”的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自然的人性，来对抗和取代城市人虚伪造作的感情方式，在柏子、四狗、黑猫（《旅店》）以及大量的水手、乡民、女人、少年身上找不到温文尔雅的感情色彩，想爱就爱，想恨就恨，爱得狂热，恨得切齿，感情毫不矫饰，方式毫不做作。这种原始人格与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的城里人形成强烈的对照。在沈从文眼里的人生和生命形式——自然的、纯真的、朴野的就是真的、美的、善的，而人自我情感的羁绊，其本身就是人性的变异，生命的扭曲，道德的堕落。

然而，沈从文并不象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只知唱牧歌的唯美主义艺术家，对现实、对人生，他是一个极富思索的艺术家。在他着力展开对都市文明批判主题的同时，对处于农业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替中的乡土社会也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与批判。其指向是现代文明并没有给中国乡土社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以宗法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又造成人们精神的贫困，生命的愚昧、原始和落后，以及与之相联系所形成的人格的保守和偏狭。即使在他表现人性美的代表作《边城》<<三三>>和《长河》中，作家也在热情赞美人性纯朴美的同时，对此也进行了艺术观照和反思。与现代文明的大都市相比，“边城”如一潭清水，自然的美景、古朴的习俗、善良的乡民、纯朴的心灵，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佳境。翠翠是作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在她身上凝聚着湘西少女特有的美德：聪慧、天真、纯朴、善良；二老的勤快热情、大方、勇敢；天保的朴实、纯真；老船工的勤俭、诚仆，待人宽厚，即就是作品中唯一稍具宗法家族因袭的顺顺，在儿女们婚姻上也没有横加干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谁也没有理由去干涉命运，只是静守着那一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这儿世界是凝固的静态的，如同一帧浮在静夜中的圆月一般失去了时间的城防。。。。。而在《长河》中，却更多的笼罩了一层“风雨欲来”的愁云惨雾，这种时代衍进的痛苦情绪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梦”的破灭或即将“破灭”——-主

人公老水手的担忧，对湘西命运的担忧，“好看的总不会长久”[9]。这种对生长人性美的社会土壤丧失的忧虑更多的反映了沈从文对社会变革亦即乡土社会现代化的深情关注，反映出文化转型期所必有的痛苦的心理历程。但他的执着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关注<<三三>>。

这是一个清凉的梦境。

十五岁的三三如同梦中小仙女一样,给你感动,给你回味,但梦醒之后,就连具体的感觉都说不出,她的面目也没见过,我们喜欢作者笔下的三三,却没见过她,这就是梦!合上书本,仔细想想,三三有什么好让你喜欢呢?她的心志简单到只有五岁的水平她的梦简单到有点丑,她跑的最远的地方是一里路外的堡子。站在梦的外面,会觉得三三及周围的人都过着不用大脑的日子,可是一到了梦里,这一切又都活灵活现,让人柔情荡漾。

做梦和梦想,本来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梦想。那是个封闭的时代,杨家碾子就是封闭的封闭之地。于是越是最普通人的梦,就是最美丽的珍珠。沈从文是从这木匣中走出的人,他善良的天性保护了他带出来的珍珠,其中一颗珍珠就是三三!

作品以文化批评的笔法,用"梦"和"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对照,让人们从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堕落处。这是他乡土小说的主旨。

三、人性美学的构建

沈从文对人性的深切关注使得他忽略了一切“生活”，这个具有殉道精神的“乡下人”太执著于“理想”而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尽管他清楚的看到了他所供奉的那尊“神像”正在历史的巨变中遭到毁灭性的袭击，然而他还是为之虔诚的唱着热情的赞美诗。从他作品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受到人们不断地指责和误解。以为他没有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孰不知正是这种对艺术的潜心探索使他在那个天地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能够随心所欲的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视形象性而远离概念化，也不注意题材的现实性，“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

[10]，这种文学观正如他在评论高植的小说创作时说的“他不相信当前月亮的全圆，却相信可以由他手下产生一个正圆的月”。[11]

这才是沈从文创作的真正意图。

在论述了沈从文所执著于人性美证明的艺术心理和动因之后，我们不得不对沈从文的直觉认知方式加以简单的说明。在我们看来，沈从文是现代作家群中最具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并非是指他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命运而言，而是和他的民族血缘相联系的。我们知道，沈从文是带着对政治的强烈怀疑走上现代文坛的。他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从青年时代起就充满了严重的不信任，从而造成了他一生悲剧性命运的基础，这和他认知世界的方式密不可分。从他对人生具象描绘中鲜明的反纯粹理性化倾向，不以世俗的善恶观念和功利要求来阐释图解人生，对人性的关注以及跃动在作品中的原始生命活力，都见出他对现象世界非自觉性的直觉或半直觉的认知方式。他对政治的怀疑与仇恨直接来源于他的这种认知方式——主要是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敏感的作家，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关注使他对一切政治统治发生了深刻的怀疑。这个执著于生命的“乡下人”（少数民族含义）童年的记忆就是自己的民族被统治阶级不断地进行残杀和镇压的血泪历史。即使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带给湘西的除了军队武器的更新、衙门里宣讲圣谕的秀才不见了以外，依然是少数“几个人在湘西称王称霸”，带给人民群众的，只是成千上万的无辜苗民和普通农民被野蛮杀戮，幸存者则“在血与泪的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12]，而之后的袁世凯篡权、护国军讨袁、军阀之间的混战……甚至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改土归流”的历史，都是一部民族的血泪史，透过现实使沈从文看到，不管权力如何更替，政治形势如何演变，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无知与愚蠢只能导致人性的堕落，而残酷杀戮只能使人类遭受毁灭，因之只有从文化观念上对国民性予以重造，国家才可以得救。就是基于这样的创作原则,作者毅然同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保持着距离，即使最终会丧失了自己的命运,他用一生坚守着与政治隔绝的立场，从而游离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主潮之外，一心用他的心和智慧去唤醒人类最原始的人性。这是历史上受尽凌辱的民族在长期的岁月中形成的对外部任一政治变动都怀有疑惧心理的反映，集中代表着这些民族寻求平等、解放的历史要求。是一个对现实充满信心和热情的作家的毕生追求!

参考文献:

[1]、[2]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转引自

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

[3]、[6]沈从文《绿魇》；

[4]参阅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第121—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沈从文《黑魇》；

[7]沈从文《白魇》；

[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北京出版社1986版

[9]《长河》；

[10]<水云> -----<沈从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凌宇编）

[11]沈从文《高植小说集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