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古今》北宋东京城的军事防御

北宋东京城的军事防御

孙玉亮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有，北宋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而北宋能定都于开封，确有当时古长安、洛阳所不可比的交通优势，其中是与汴河等河流方便的漕运以及黄河所带来的丰富的水资源是分不开的。北宋时期的东京城，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河流横贯全城，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质源源不断的运抵京都，从而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的有利地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汴河就没有东京城的繁荣，而没有黄河也就不会有汴河的畅通。

但是，开封地处中原，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周围是一马平川，地势坦荡，无山川可恃。据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枢密副使富弼在上书中言：今来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耳。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四策中有：修京师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一举，直陷京师。……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我以京师无备，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或胜，则更无所顾，直趋澶渊，张犯阙之势，至时，遣使邀我以大河为界，将何以御之？是京师不可以无备也。若京师坚完，则戒河朔之兵勿与之战，彼不得战，则无乘胜之气。欲谋深入，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击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今约二年而城之，则民不劳而利大，不可不早计也(宋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宋朝廷从吸取历史教训出发，对东京城的防御体系的构筑可谓苦心打造。首先，大力营建东京城池并完善城防设施，以充作人造屏障。东京城的城市架构分为外城、内城、皇城三重相环，并绕以内外城濠，将都城坚固、严密地保护起来。

东京城外城, 始筑于五代后周时期：父老传周世宗筑京城，

取虎牢土为之, 坚密如铁，受砲所击唯凹而已。……城有乳口楼橹，壕深丈许，阔亦如之，约三四十步臵一铺，铺臵百许人守之（元脱脱等撰《金史》）。北宋一代，对外城曾屡次增修，俨然是一座坚固城堡。城濠亦经多次疏浚，至北宋末年：城壕曰护龙

河，阔十余丈, 濠之内外, 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东京梦华录》)。近年考古，宋外城遗址已被探出，呈一南北稍短、东西略长的长方形，实测周长约为29120米，与文献所载的周长50里165步，差距不大。

东京城里城，系保卫京师的第二道屏障，其在军事上是作为外城与皇城之间的缓冲地带，以进一步保障皇宫的安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 年) 十二月下诏兴修里城城墙、城濠及诸城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近年考古，宋内城遗址亦被探出, 略呈一东西稍长、南北稍短的正方形, 周长约11550米，符合史载周长20里155步的规模。

东京城皇城，位于东京城中部偏北处，为宋朝廷及部分中央官府所在地。这里原是唐宣武军节度使的衙署。北宋初年，曾对皇城进行大力营建，周围五里。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 年) 正月，下诏：以砖垒皇城(《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为中国古城墙外包砖之始。并且，皇城四角筑有角楼，高数十丈(清沈传义修、黄舒昂纂撰《新修祥符县志》)，开创了中国古代京师皇城建造角楼的先河。城外包砖及城上建角楼，大大加强了宋皇城的防御能力，并为以后元大都及明清北京紫禁城所继承。从对皇城北墙局部解剖结果来看，城垣外侧保存有60 厘米厚的砖层

（丘刚编《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而证实了宋皇城包砖历史记载的不谬。

数字版清明上河图

北宋时期，火药和火药武器已经诞生并广泛运用到攻城掠地之战中，这对作为环卫京师首道屏障的外城的防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门因是防卫上的薄弱环节而成为朝廷刻意经营之处。宋外城共辟城门12座，除南薰门等四座正门因通御路而属

“直门两重”之外，其余：皆瓮城三层, 屈曲开门(《东京梦华录》)。瓮城，最早为边城独有的防御设施，始见于汉长城的玉门关。唐代以安西县锁阳城为代表。但是，瓮城出现在内地，却始于北宋东京城。由于此种门制系三重城垣，“屈曲开门”，使得攻城之敌只能绕曲，如瓮中之鳖，难以逃脱城墙上卫士的俯击。近年，宋外城西墙万胜门及东墙新曹门的瓮城遗址已被探出，呈弧形，瓮门偏开(《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符合“屈曲开门”的结构。宋神宗时，又将外城诸门：皆用纯铁裹之，此祖宗所无有也（宋包拯撰《包拯集》）。

东京城除加固城门、建造瓮城之外，还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封筑团敌马面(《宋会要辑稿》)。并且：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臵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东京梦华录》)。马面是城墙的附属物，其作用在于加强防守，使攻城者三面受击，且利于加固墙体。它和瓮城一样，亦主要出现在边城中，隋唐长安和洛阳城均未设臵。战棚，系古代守城的活动装臵。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曰：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若) 城楼推坏，或无楼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此为备用的防御设施。另外，东京城外城上还设有御敌之武器：每二百步臵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东京梦华录》)；以供守城之用。另：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

每日修造泥饰, 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东京梦华录》)。文中的“广固”，系禁军番号：以备京城工役(《宋史》)。按北宋军队编制，每指挥为500 人，则20 指挥为1万士兵。

朝廷不但构筑了坚固的城池，还在京城与京畿一带安臵了数量庞大的禁军：以兵为险、设险以制敌(元脱脱等撰《宋史?石晋传》)；从而构成了京师开封牢固的人防体系。《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北宋建立伊始，赵匡胤即对藩镇：收其精兵；并有：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这种措施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宋初有禁军约二十二万，京师开封驻有十多万，此所谓：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北宋禁军总领于殿前、侍卫两司。真宗咸平年间，侍卫司又分为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并殿前司号为三衙，禁军即分属于三衙统率。

殿前司所统辖的禁兵：诸班直；为：亲军之最亲近者, 执事殿陛，宿卫宫省，扈从乘舆(宋杨仲良撰《长编纪事本末》)。诸班直和皇城司所统辖的亲从官数千人，共同组成中央警卫部队，直接负责保卫皇宫的安全。东京禁军除诸班直之外，以殿前司所属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兵) 和侍卫司所属的龙卫(马军)、神卫(步军) 最为精锐，谓之上四军，不出戌，专职守卫京师。

《续资治通鉴长编》有，朝廷对禁军本身亦采取了防范措施。其重要手段是“更戌法”，即自京师分遣部分禁兵出戌边防重镇和内郡要地，二至三年换防一次：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并且，其家属被留在京师，有暗作人质之用意。另外，由于这些外出禁军总处于“更出迭入”的状态中，极易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再论臵兵御贼札子》) 的局面，从而可望根除将士合谋不轨之隐患。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 灭北汉之后，为夺回燕云十六州之地而大举攻辽，然而在高梁河之战中败北。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宋军又在岐关、朔州之战中再度惨败。从此，宋太宗及其群臣对辽由进攻逐渐转为防御，出现了：来则御之，去则勿逐(《续资治通鉴长编》) 之消极局面。既然无望夺回幽云故地，也就失去了宋朝防御辽朝最重要的长城防线，华北门户完全对契丹铁骑洞开，出现了：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的局面。并且，华北平原在军事上利于辽骑的驰骋，却使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处于劣势。这些不利因素，使京师开封客观上陷入：形势涣散，防维为难之境地(宋岳珂撰《桯史》)。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 年)，元昊称帝，建立西夏。而

宋与西夏的关系亦直接影响了宋东京城的防御。元昊建立西夏后，对宋发动了三次大的攻势而宋皆败。随后，元昊率军直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宋朝西部边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直接刺激了宋东京的防御营建。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 年)：正月十一日，修筑京新、旧城，及兴役赐兵缗钱(《宋会要辑稿?方域》)。将内、外二城同时修复, 可见工程之大。宋神宗及其以后帝王，为了应付对西夏的战争，曾将京师驻军进一步西调，京师人防力量随之削弱。

于是，朝廷加重了东京城防设施的营建，以弥补人防力量之不足。《宋会要辑稿?方域》有，元丰五年(公元1082 年)：十

二月十八日，诏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开阔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元丰七年(公元1084 年)：六月二十四日，赐专一主管制造军械所度牌千五百，买木修臵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封筑团敌马面。至此，宋东京城的防御设施大体完备。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 年)，国内发生了王小波、李顺农民暴动。鉴于当时国内的社会矛盾及与辽关系的暂时缓和，宋太宗晚年曾告诫臣下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

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初，全国又有三四十个州出现了小规模的武装暴动，而且这种暴动：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宋陈师道撰《后山居士文集》）。京东王伦、京西张海、郭貌山、贝州的王则等暴动，是其中较大的几次。仁宗时期兵变亦发生多起。北宋名臣张方平说：臣比在审刑，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大则欲谋杀官吏，劫仓库，小则欲谋劫民户，入山林(《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此，王安石曾在州县推行保甲法，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这反映在京师的防御上，即促使“防内”功能的加强。对于京师东京城，朝廷为了防止兵变及防范力度，遂由中央禁军巡逻：衢市之民；并在京城内每坊巷三百步许，设臵一所军巡铺屋，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东京梦华录》）；负责京师的治安。军巡人员权力很大，并不局限于：盖察寇盗(《宋会要辑稿?兵》) ；且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宋太宗时，孟州进士张两因对科举考试不满：纵酒大骂于衢中；被：游徼吏以闻；结果被杀头(《续资治通鉴长编》)。看来，东京城禁军具有守城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双重任务，发挥着对内、对外两方面的防御职能。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称，北宋东京城的防御体系是：前有坚城，后有重兵。这也使得朝廷对东京城的整修活动十分频繁，

以致达到北宋末年的：旦暮修整（《东京梦华录》。当时, 修筑东京城池系北宋的劳役之一：以人丁户口科差(《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分主户与客户。并且，每项工程规模宏大，费工多达：以数万计(《宋会要辑稿?方域》)。有时征夫不足，还要雇人。例如，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诏应缘修城开濠前，并许雇募(《续资治通鉴长编》)；以补充劳力。为此，修筑城池的代价巨大。如神宗元元年(公元1086年)，苏辙曾上言：防闻京城四门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筑城开濠死损人夫。

宋代军队布臵上的强干弱枝，一直被朝廷奉作祖宗之法。包拯对此颇为赞赏，以为：京师者，天下之本也；强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强，繇中制外，则天下何患焉(《包拯集》)。将此举推至固本天下的高度。但是，由于对京师人防力量的过分看重，致使京师禁军数量逐年增加，冗兵之弊日益严重。

另外，朝廷为了维持京师内外驻军的平衡，更加重了冗兵之弊。唐代后期，由于藩镇力量的强大，酿成了“安史之乱”和以后割据混战的局面。五代时期，中央禁军力量趋于强大，成为左右王朝兴亡和易主的工具。由禁军将帅登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深知禁军威力，因此他在“宿重兵于京师”(《续资治通鉴长编》) 的同时，将京师内外之禁军维持大体平衡，所谓：京城之内，有亲

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清朱墉辑《历代兵制考》)。北宋朝廷为了维持京城内外军事力量的相互制约，以杜绝京师防御上的隐患，是不惜以冗兵为代价的。

北宋朝廷精心营造的东京城防御体系，尽管带来冗兵等消极影响，但它在北宋末年东京保卫战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宋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 年)正月初，金人兵临开封城下，并选择了酸枣门、封丘门及汴河上下水门这些城防上的薄弱之处作为突破口，但均未攻下，可见外城防御之坚固。在其他地方，由于外城城濠宽广，金兵无法近城，乃采用“洞屋”之法，从洞内运送土、木之物填塞城濠。待填平部分城濠后，发起强攻。在战斗紧急之际, 北宋朝廷不是凭借马面等城防设施的优势组织禁军进

行俯击, 而是催促骗子郭京派出事先招募的7777 名由京城无赖组成的所谓“神兵”出击，还不许守城宋军在城上观看，结果被金兵击溃。外城攻破后，朝廷亦未认真组织禁军对内城及皇城实施防御，而是在得知金人目的仅在“割地而已”后即投降了。宋廷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再加上其他因，致使东京城陷落，并直接导致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