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第一讲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

第一讲中华文化的起源及其特点

一、“文化”与“中华文化”

1、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概念，是从西方传入的。它与“文明”相近，但又有所不同。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说：“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不过文化也往往依赖物质而存在，或者说物质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如中国传统的酒文化、茶文化等等。文化是积累的，非一朝一夕所能产生。文化的定义有多种表述方式，我比较赞成文化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这一说法，也就是“大文化”，即广义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的概念更狭小，指音乐体美（如文化局所管之“文化”），这是“小文化”，即狭义的文化。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更偏向于精神方面，叫做“观念文化”，它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化”，基本上都属观念文化。

2、什么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即中华民族在五千年以上的漫长发展历史中所创造的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不断发展、积累和充实的。随着民族的不断融合，国土的不断开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在交往中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新文化在不断的创造之中。

中华民族有着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又创造了或正在创造着同样灿烂辉煌的近现代文化。文化虚无主义或文化自卑是完全错误的。

3、为什么要学习中华文化

（1）文化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就是民族、国家前进的方向。比如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又如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转型（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导致国家的全面现代化。等等。

（2）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必须具备强大的文化。强势文化对内是巨大的凝聚力，对外则是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其影响甚至超过政治、经济、军事。

（3）、文化能塑造一个完美的自我。一个人品德高尚与否，气质高雅与否，见识是否正确，都与文化修养有密切的关系。文化似乎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就日常而论，它也或隐或显地表现在每个人的言谈举止中。

二、中华文化的类型与特点

1、世界文化的三大类型

人类的文化，从源头上看，钱穆谓可分为三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它们的产生，分别依托于高寒草原、河流平原、濒海近海地带。文化类型形成的原因，较为流

行的是“自然气候决定论”，有什么样的自然气候，就可能产生什么类型的文化。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三种文化类型。牧、商因内不足，故是外向型的，而农则是自给自足的，内向型的。外向型的有对立感，扩张观，财富观；农耕内向型的则依赖气候、雨泽、土壤，讲天人相应，物我一体，安分守己，特性是和平的。我们各专题所讲，就是基于这种农耕文化。当然，文化类型还有其他分法，比如以宗教、哲学分类，季羡林先生就将世界文化分为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四种类型。

2、中国的地理背景决定了它是农耕文化

(1)、中国国土的特点

西部是高原，北部是沙漠或大草原，东、南部是大海，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条件下，较之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地，不易受到外敌入侵，客观上比较“孤立”，其文化容易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2)、中国文化的发生地

是所谓“汭”，也就是两水相交的三角地带，如古书上的“渭汭”、“洛汭”等等。

唐虞文化发生在今山西，河曲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夏文化发生在今河南西部之河曲地带，伊、洛两岸。今山东西部有菏泽、雷夏、大野等，是商部落的文化发源地。河南安阳一带，有漳水、洹水流入黄河，是殷族所在地。周文化发生在今陕西黄河及伊、洛流域。南方就不用说了，其文化的发生发展，无不与水系有关。以上地理背景，加之国土处于温带，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类型。

3、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

第一、文化发生地域广大而复杂，与古埃及、巴比伦等单一的河流、单一的平原迥然不同。

第二、容易组成强大的力量，结成统一的大国，其文化不易被外敌所消灭。

第三、由于文化发生地域广大而复杂，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一直存在。

由于以上的地理原因，决定了中国人是在农业文化中生长，重自我安定，内向而不外求，与西方外向性商业文化、重自由和扩张不同。

三、中国人种和中华文化的起源

1、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

“人”是如何起源的？这是个世界难题，目前远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人的起源也一样。柳诒徵说中国人种的起源“盖不可考”，理由是：(1)、无文字之证；(2)、无器物之证。周、秦古书只约举其理，如《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三五历记》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又有天皇(十二头)、地皇(十头)、人皇(九头)之说(《春秋命历序》)，大抵出于臆造，不可信。

近代曾流行“西来说”。1894年法国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引证西亚古史之东迁事(谓巴克族东来，为黄帝)，而刘光汉《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立国篇》，章太炎《种姓篇》等，皆信其说。德国人夏德《支那太古史》则力斥其傅会。(参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

人类的起源问题，仍是一世界之谜。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是由猿变人的进化论。近年又有外星人说，或外星人与地球猿杂交说，亦无证据。当代根据人的基因研究，出现了非洲起源说。要真正解开这个“谜”，尚待现代科学的发展。

2、中国文化的起源

(1)中国文化外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人种外来，自然文化也是外来。又分西来说：巴比伦、埃及；南来说：印度；北来说：俄罗斯；东来说：日本。这些“学说”都没有科学依据，大多荒谬。

(2)中国文化自生说。

A、中国文化一元论。向来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有五千年的初级文明，如龙山文化(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黑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彩陶文化)、半坡文化(西安)等等。1977年发现的河南新郑裴李冈文化，迄今8000—7000年。因此，黄河流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是它的辐射和发展。

B、中国文化多元论。然而现代考古证明，与黄河文化同时的，还有长江文化，如四川盆地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迄今4000年。成都金沙文化(出土金、玉、陶等一千二百多件)，大溪文化（重庆巫山县），至今都已四至6000年—5000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掘的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距今已五千年—至四千八百年,除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外,还有炭化的稻粒,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值国。等等。这说明，长江流域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文化晚。近年考古还证明，辽河流域、燕北地区，也存在着这种早期文明。又据2004年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深圳咸头沟出土的文物，距今已六、七千年，表明珠江三角洲文化，也不晚于黄河、长江流域文化。所有这些，不仅说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而且证明中国文化与西亚、北非文化是同步发生的，有力地否定了所谓“外来说”。

不过，多元论并不否定黄河流域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四、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特征

世界文化可分为两级，即“原生道路文化”(第一代)和“次生道路文化”(第二代)。中国文化是唯一由第一代文化延续下来的原生道路文化。

1、原生道路文化在世界多数古文明发源地的消失

（1）两河流域文明——希腊人称两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为“美索不达米亚”。其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公元前四至三千年，已由史前文化转向历史文化。公元前三千年，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为歌颂公元前2600苏美尔时代的国王吉尔迦美什，产生了史诗《吉尔迦美什》，长达3500多行，用楔形文字写在十二块泥板上。《乌尔纳木法典》，是世界是第一部成文法典。苏美尔天文学家制定了以月亮为参照系的“阴历”，妥一年为十二个月。巴比伦人发明了十二进制（一天为两个十二小时）和六十进制（每小时为六十分）。

前539年，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王国，成为两河流域文明的转折点，标志着两河流域文明的结束。其后希腊人取代波斯人(与中国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平行)，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曾创造出人类最早的灿烂文明的诸民族，在外族统治下逐渐销声匿迹(犹太族除外)，一个伟大的文明无可挽回地被历史所埋葬。

（2）古埃及文明——古埃及人的文明大致与两河流域文明同步，约在公元前3500年，就有了图画似的象形文字。公元前3100年即进入文明阶段。国家形态出现后，约有2500年始终保持着国家的大统一，共建立了31个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自然科学上以天文学和几何学成就最高。木乃伊制作，金字塔修建，都表明了古埃及在医学、建筑学方面的成就。但到公元四世纪时，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埃及已丧失固有文化，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希腊文取代了象形文字，古埃及历史宣告结束。公元639年，随着阿伯人的征服，埃及成为伊斯兰文化圈成员，古埃及文化被彻底埋葬，成为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失落的文明。

（3）古印度文明——印度曾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很早就有了文字(梵文)。公元前1500

—1000年时就有文字作品《吠陀》(基本上是宗教文学)。前四世纪就产生了巴腻尼编著的梵文文法书，附有包括二千个字根的词汇，这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文法书。但到六世纪，由于嚈哒（中亚古族名、国名，自称白匈奴）人的入侵，古印度最后一个奴隶主王朝笈多王朝已经不存在了。古印度末期佛教传入中国，又传入朝鲜、日本。后来，嚈哒国家又被突厥、伊朗所灭。伊朗、阿拉伯、突厥相继占领时期，强迫信奉伊斯兰教，古印度文化一蹶不振。

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是欧洲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发生了民族大迁徙，文明发生了大倒退。直到十五至十七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是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学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成为由中世纪向近现代文明过渡的桥梁，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也就是所谓“次生道路文化单元”。

2、中国的原生道路文化

中国没有出现上述情况，第一代文化一直延续下来，即“三、四千年之间，主权(按指政权)有转移，而国家初未亡灭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诸论》)。中华文化的源头，以前一般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所谓“五帝”，据《史记。五帝本纪》，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再前面的有巢氏、燧人氏、天皇氏、地皇氏等等，基本上出于传说，尚缺乏充足的文献及考古学的证明。即是五帝，更多的也只能说是“人文初祖”。但1977年首次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冈文化，引起了学术界对古代文化水平的重新评价。裴李冈文化距今8000—7000年，早于仰韶文化。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遗存，已有粟、稻种植，有家养猪、狗、牛，有红陶，甚至龟骨上刻有符号。这已远早于五千年。前些年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考的历史基本上断在夏代，迄今四千一百年。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

其能延续下来的原因，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A)、中国文化起源的范围，要比其他几个古代文明起源地域大数倍。这种农业文明的强大物质实力，广阔的地域，使中国有能力抗御游牧风暴的袭击，而不至使整个文明被摧毁，相反，却能同化游牧文化。因此，被西方称之为“纯亚细亚道路”的中国文化，就具有了原生状态。

(B)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倾向。由于中国文化发生的地域广大，是多民族融合，故祭祀中的两大类神灵——自然神(天地山川，名渊大泽等)及祖宗神，为数众多，呈现多神教。多神与一神，主要取决于祖先神灵。子孙在社会上有其自由的人格和相应的权利，祖先才有进入天国的权利。故地上有多少自由的独立的族类，天上就有多少祖先神灵的存在。华夏共同体的形成，是由许多部落或部落集团联合而成的，故在天上也就显现多神的色采。多神往往导致无神(没有一个共同崇拜的神)。外来宗教(如佛教)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改造和融合。由于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倾向，避免了如西方的长时间的宗教纷争甚至宗教战争，有利于文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五、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有利也有弊。利是它的独立性和强势地位，不易被其他文化所异化，在文化上成为西方人所说的“永恒的帝国”，自身的文化可以得充分的发展；弊是它又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如果不适时调整，就有可能落后。

文化是发展的。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逐渐全球化，各国、各地区之间的频繁交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成为潮流，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农耕文化的落后的一面也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中国文化必须“变”，必须转型,与先进文化“杂交”，吸收工业文明的成果,创造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只有这样，才会使古老的传统文化焕发出活力和青春。

但是，中国自身的优秀文化又决不可以丢掉。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或入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如何保持我们固有的优秀文化，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深信，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民族文化之魂永远不可战胜，新文化建设必定会使我们更加强大。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两点，是可以肯定、无可怀疑的；但未来的新文化是个什么样子，目前还在创始阶段，这是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每个人都是新文化的创造者。

讲读课文

1、《虞书.尧典》（或《史记.五帝本纪》）；

2、《诗经》：《大雅.生民》、《商颂.玄鸟》。

讨论题（选一）：

1、你对中国文化特点与发展走向的看法。

2、你对学习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裴李岗文化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1977年首先发现于中国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出现于前5500~前4900年之间。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地带，以裴李岗出土文化为代表，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以后的文化面貌。裴李岗遗址中有房基、窑穴、墓地等村落遗迹，似有一定布局，居住建筑集中在遗址中部。窑穴主要在南部，墓地在西部和西北部。房基为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墓葬集中于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有序，多单人葬。磨制石器多于打制石器，最有代表性的器型是带足磨盘、带齿石镰和双弧刃石铲。农业占有主要地位，作物是粟。饲养业也已出现，有家猪、家狗、家鸡甚至家牛。狩猎仍是重要生产活动，以木制弓和骨制箭为狩猎工具。制陶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陶器有红褐色砂质和泥质两种，多碗、钵、鼎、壶等日用器具，陶壁厚薄不匀。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等作物，以磨制带锯齿石镰、石锄、鞋底形石磨盘与石磨棒等作为农具。制陶业比较原始，采用手制；三足钵、月牙形双耳壶、三足壶和鼎等陶器在造型上别具风格。住房是方形与圆形的，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有储藏东西的圆形窖穴。人死后埋入氏族公共墓地，皆长方形土坑墓，多有陶器与石器作随葬品。裴李岗文化与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他类型一样存有细石残余，表明它与以河南灵井和陕西沙苑为代表的中石器遗存有着渊源关系。从建筑遗存、埋葬习俗、农业生产，特别是陶器形制、纹饰等方面考察，它与后来的仰韶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一般认为，仰韶文化中后冈类型是对裴李岗文化及磁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裴李岗文

化与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诸文化一起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故被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时期文化。该文化与磁山文化关系密切。其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缺项。

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较早遗存，裴李岗文化自七十年代首先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发现以来，便使人们认识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分布于河南一带的这种使用红陶、以壶盛水盛粮、用三足钵烧饭的早期文化，居然还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种植稻、龟骨上的契刻符号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内容，使学术界不得不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水平作出重新的评估。

大地湾遗址

[遗址概况

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距天水市102公里。大地湾遗址1958年后即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秋开始发掘，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发掘所获资料看，大地湾遗址，是甘肃东部地区目前发现较完好的一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距今4900-8120年。

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截至1984年，共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遗址总面积为110万平方米。出土房址238座，灰坑357个，墓葬79座，窑38座，灶台106座，防护和排水用的壕沟8条，各种骨、石、蚌、陶器、装饰器和生活器物共计8034件。大地湾遗址最早距今7800年，最晚距今4800年，有3000年文化的连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除陶器、骨角器、石器、蚌器、原始雕塑等艺术珍品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尤其是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前)的F405大房子，是一座有三门开和带檐廊的大型建筑，其房址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平地起建，1木骨泥墙，其复原图为四坡顶式房屋。这一房屋的规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更引人注目的是F411房屋居住面上，还给有地画，图案由人与动物构成，是我国目前最早的原始地画，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绘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大地湾遗址的房屋，多采用白灰面，多种柱础的建筑方法，充分显示了当时生产力的提高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很多，贮存物品的大袋形窑穴的建造，大型陶瓮、缸、罐等贮藏器的大量出现，都说明和反映了其经济形态属于定居的以农业为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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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历史

1958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1978年以来，先后进行了两轮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4752平方米，约占分布范围的1.34％。

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共在大地湾遗址清理发掘出房屋遗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３５座及沟渠12段，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17000多件。

据考证，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

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一期文化距今约8000年，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大地湾遗址对研究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乃至华夏文明的起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大地湾遗址以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而倍受考古界关注。最近，标志大地湾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的考古发掘报告已全部完成，并通过了专家鉴定，即将正式出版。

[编辑本段]考古发现

大地湾遗址根据地层可分四期：即大地湾一期，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它的发现，在考古学上不仅对探讨甘肃东部地区考古编年与序列有着现实意义，也为研究仰韶文化的起源及文化多源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资料。

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共在大地湾遗址清理发掘出房屋遗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及沟渠12段，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1．7万多件。

据考证，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距今8000年的一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其一是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大地湾一期出土的炭化稷标本，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它不仅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而且表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稷，然后才是粟的推广。而此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北方农作物标本大多是粟，时间距今7000年左右。

其二是中国最早的彩陶。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批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图案虽还不太完整，却将中国彩陶制造的时间上推了1000年，并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

其三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这些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且有一些符号与半坡符号基本一样。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破解，但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

其四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出的一座编号为“F901”的建筑，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多间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

其五是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面积达130平方米的“F901”宫殿式建筑主室，全部为料礓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这与古罗马人用火山灰制成的水泥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混凝土。

其六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专家们确认，大地湾编号为“F411”的房址地面上发现的一幅黑色颜料绘制的画作，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这幅长约1．2米，宽约1．1米，保存大部完好的地画，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将其前推了2000多年。据考证，此前最早单独作为绘画保存至今的，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楚国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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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

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房址238座。大地湾遗址最早距今7800年，最晚距今4800年，有3000年文化的连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

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除陶器、骨角器、石器、蚌器、原始雕塑等艺术珍品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尤其是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前）的F405大房子，是一座有三门开和带檐廊的大型建筑，其房址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平地起建，木骨泥墙，其复原图为四坡顶式房屋。这一房屋的规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更引人注目的是F411房屋居住面上，还绘有地画，图案由人与动物构成，是我国目前最早地原始地画，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绘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大地湾遗址的房屋，多采用白灰现，多种柱础的建筑方法，充分显示了当时生产力的提高和建筑技术的发展。

大地湾遗址出土大量的陶、石、骨器。石斧、石刀，陶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很多，贮存物品的大袋形窑穴的建造，大型陶瓮，缸、罐等贮藏器的大量出现，都说明和反映了其经济形态属于定居的以农业为主的类型。大地湾遗址根据地层可分四期：即大地湾一期，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它的发现，在考古学上不仅对探讨甘肃东部地区考古编年与序列有着现实意义，也为研究仰韶文化的起源及文化多源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资料。

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可以看出，出土的器物明显地反映出生产技术由粗到精的发展过程。生活用具中的陶器，已出土的有红陶、灰陶、彩陶；有手捏制、敷贴模制、轮制；有夹砂陶，泥质陶；有小、中、大各型器物；如钵、罐、盆、瓶、杯、尊等。陶器上装饰纹有绳纹、弧线、三角、条纹、勾叶纹；有变体鱼纹、鸟纹；有两兽相朴的写实纹、蛙纹；有圆点、条线、弧线、组成的几何图形等；有紫红色、黑色、白色和朱色彩绘。特别是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

城头山遗址

1979年发现的城头山遗址是一座古城残迹,位于湖南澧县西北10公里的车溪乡南岳村(澧县车溪邮政所,415503),坐落在比周围平地高出一二米的岗地上。迄今,我国已发现史前古城近40座,大都距今四五千年。经碳14测定和专家论证,确认城头山遗址是一座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始建于约6000年前,废弃于约4000前)、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城内有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祭祠区。城垣从大溪文化早期(6000年前)到屈家岭时期四次叠压建造, 不断增高、增宽。现地表上只能看到屈家岭时期的城墙,其余大都埋在地下。现境内有数户农家,其余都成了水田和旱地。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

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

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