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径依赖规律在认知层面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论路径依赖规律在认知层面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摘要：当前,国际政治领域对外交决策中的心理学研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知觉”的研究。本研究希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规律并以之为分析框架分析在认知领域路径依赖规律对外交决策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归纳一些对外交决策有益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错误知觉认知路径依赖外交决策

一、理论回顾

1、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Path－Dependence）

路径依赖理论最初的研究关注是技术发展层面的问题,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W·马兰·阿瑟在保罗大卫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该问题，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将路径依赖范式运用于制度变迁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主要内容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

2、认知心理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出色运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在研究对外政策的时候，占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性观念假定决策者是理性的人，能够完全左右国家的行为，并在决策中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用认知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外界决策的制定.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罗伯特·杰维斯借鉴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本文将在随后的论述中探讨路径依赖与决策者认知形成过程以及影响外交决策的错误知觉的关系。

二、外交决策中的错误知觉：

1、外交决策

对于外交决策这一概念，詹姆斯·多尔蒂等人认为，简单来说，决策(Decision Making)就是在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行为。李渤认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就是国家对外决策系统以某种方式，通过一定程序制定或调整对外政策的过程。[1]因此，对外决策理性选择模式，即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追求国家利益的“合理行为者”，通过“基于合理计算的选择”而调整国家的对外行为，经过而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换而言之，政府应该依据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对面临的多种方案的得失进行分析，权衡，从中选择出一种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

2、外交决策中的错误知觉

不难发现,知觉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被赋予较大的意义。在定义形势的时候，大多数决策理论家均认为，决策者所认识的世界至少和客观现实同等重要。[2]罗伯特基维斯指出，“如果国家行为由其所处的环境所决定，那么讨论行为体的意向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研究人员只要努力预测环境的变化就可以了，因为环境的变化可以表明行为体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应，决策者则可以任意使用自己的替代认同，能力，只要问下自己在同样的情景中采取什么行动就足够了。”[3]同时，他认为，错误知觉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可能性，应该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纳入外交决策研究，以解释主流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国家行为与国际体系变化“脱节”和“滞后”的现象。

三、路径依赖规律与影响外交决策错误知觉的生成

本研究认为，路径依赖式的自我强化机制在人的心理认识发展过程同样存在。一旦某种认知产生后，该认识将在未来的实践中通过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得到自我强化，即使在原来产生这种认识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的状态下仍然保持原样。认识上的路径依赖效应，造成知觉方面一定程度的“认知闭合现象”，即，行为体坚持自己原有的认识，迅速排斥与自己认识不相吻合的信息，他们很少走向另一个极端，迅速改变自己的认识。[3]认识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外交决策者的错误知觉的生成。

1、路径依赖效应直接导致了错误知觉的生成

杰维斯发现，心理学的几个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地起作用。具

体包括：“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3]

罗伯特，杰维斯文在其着作“知觉于错误知觉”中所提出的态度维持与变更机制，可以被认为是认知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产生的根源，即，人在主观上容易接受既有的，（已经产生了的）认识，并尽可能少地改变自己的认识。如果发生了与原有认识不符合的新情况，人们往往会通过八种机制来维持自己的原有的意识。然而，如果新的情况发展到了以上8种机制所不能化解的程度的时候，以各种观念所交织起来的认识体系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变化，人们通常会改变外围的认识的变化来维护核心认识的变化。涉及核心认识的妥协也会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二表现出相当不稳定的状态。[3]

正是由于人们在主观上倾向于坚持已经存在的认识，特别是核心认识，才使得他们在遇到与自己原有认识不相符信息的时候使用一些机制排斥与自己已经存在的认识不符的新的认识，认识对的变化就呈现出线性的，渐进而非突变的发展态势。

杰维斯认为，如果核心和重要认识不仅支持着诸多信念，而且也受到真实的理论和事实的支持，最小程度的转变就是理性的，但如果核心认识的顽固性仅仅由于人们直到改变这些认识就必须改变其他许多基于这些核心认识的观念，信念和设想。那么最小程度的改变就是非理性的。[3]由于外部环境不依照人的上述认识的发展而变化，认识对渐变发展路径的依赖，可能造成相对于外部环境发展的滞后现象。从而导致对外部环境的错误知觉，影响决策正确进行。

2、路径依赖效应间接导致了错误知觉的生成

认识和其他层面的路径依赖效应在直接导致错误知觉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错误知觉的生成。

统一和谋划性知觉：杰维斯认为，决策者通常容易将与决策相关的一方假定为成为高度理性的行为体，即对方是高度团结统一，精于欺诈，所从事的行为均为精心谋划的，而不是偶然事件和协调失误。

上述间接造成错误知觉的路径依赖效应包括两个方面。

（1）历史上形成的认识和关注的过度通则化而形成的错误知觉。

（2）历史形成的权力结构，制度，文化，国家内部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竞争所导致的路径依赖效应。此种路径依赖效应与错误知觉一道，形成了决策者能动适应国际体系变化的主客观方面的阻碍。

决策者在以上两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下，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及在正确的判断的基础上平衡内部个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总体上滞后于国际体系变化的不理性的决策。这样的决策由于被误认为是精心策划而引起相关方面的一定反应而最终导致原本可以完全避免的冲突。此类的冲突很难用沃尔兹的结构选择理论来进行预期。[4]

四、正确认识路径依赖对于外交决策认知的影响:

在分析了路径依赖规律对外交决策认知影响机制之后,我们应该看到,路径依赖的影响是客观的普遍的:

每一个国家都曾受到，现在受到，未来也受到历史上已经进入的路径的影响。调整自身对外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理性的过程，由于其目标是调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平衡的状态，对于国际体系变化的认知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原有已经进入的路径的影响。

原有的已经进入的历史路径对决策者的认知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识层面的路径依赖效应阻碍了对国际体系变化的正确认知，造成错误的知觉而影响理性的对外决策。

原有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已经形成的认知体系一旦产生，就会通过排斥与自身不符的信息，将接受到的信息尽可能纳入自身框架内进行解释和理解而不断地自我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在原有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形势未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有益处的。[5]然而，当原有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决策者仍然执着于原有的思维方式，将在原有条件下学习到的认识，经验于关注过分通则化以看待和处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从而造成了错误知觉，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误，酿成不必要的损失。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已经进入的状态包含着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平衡，这种平衡状态往往对改变这种平衡的努力造成客观上的障碍。而此类的路径依赖效应，往往间接造成错误

的知觉。

原有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方面的平衡客观上阻碍了决策者理性和及时地应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带来的挑战，尽管该决策者的认识与客观实际完全相符。然而，为维护全局而进行平衡的努力，重新建构了国家利益，使得决策者的理性行为导致的是国家在体系层面上的不理性行为。而这种不理性行为又由于通常被相关方误认为是处心积虑策划的产物，权谋的作品而在沟通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间接引起错误的知觉。

五、结论

综上所述, 在人的决策活动中,类似于经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路径依赖”即自我强化规律同样可观存在。这种“路径依赖”规律往往对人的认知发展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以至于在认知形成时期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导致认知与客观事实的不符而造成影响国家理性决策的错误知觉。对于认知领域的“路径依赖规律”的了解，可以得到如下的研究启示：

首先, 在信息分析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应该考虑路径依赖对于决策的干预性影响。通常可以通过假定一个国家决策者的行为受到各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的影响而导致决策偏离与体系变化而应该带来的调整。从而能够找到一些表面上“不理性”的行为的真正的原因。加深对国际事件的理解。同时，了解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国际体系的变化，有助于决策者科学和高效的决策。

参考文献：

[1] 李渤编:《新编外交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2]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着，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 [美]罗泊特·杰维斯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直觉和错误知觉》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 Arthur, W.，B.,(1989)“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J].The Economic Journal,99:116-131

[5] David, .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 pp332-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