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

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

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

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比如我小时候就读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原工部局西区小学）非常著名，这是位于租界边上的小学，其设施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之好：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手工教室、礼堂等。我记得最早看的戏剧就是在学校礼堂演的大型提线木偶戏《爱丽丝漫游记》，学校走廊上有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课间还供应牛奶。在我清晰的记忆里，当年的上海无疑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有称之为远东第一楼的国际饭店、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电影院。那时从上海去日本不需要办理签证，买一张船票就去了。当然这只是旧上海的一方面。由于母亲这边的亲戚，我也知道售票员舅舅的下层市民生活等。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可以说“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地，大量对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我是在１２岁读六年级的时候随父北上的，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对于“海派”的研究自然就有“回乡”的感觉。

“海派”中有一个特别的作家：张爱玲，今年上半年她的遗作《小团圆》是销量最好的小说。对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

大陆曾经一度不允许发表和出版张爱玲的作品和著作，包括全集。但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的作品在读者中很有市场。有一次我曾经在上海签售作品，其实我们是为了发售自己的学术专著来的，但上海的读者却纷纷拿着我写序言的《张爱玲散文全编》来找我签名。而且我发现她的读者以上海、香港、台北等大城市的女市民、女学生为主，北方城市的读者则相对较少。为什么这样？因为张爱玲作品中表现的现代市民社会得到了她们广泛认同。张爱玲的成就我认为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写了老上海城市旧时贵族家庭的衰退和没落。当时在“左翼”的作品里，大上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而张爱玲的视角不同。在新旧两种体制和文化的转变中，这些没落的城市贵族同样是现代生活的失败者。张爱玲是以写衰退来写社会往前走的，其实和鲁迅笔下的乡土阿Ｑ本质上一样。阿Ｑ老念叨着我们的祖上曾经抖过，这种心态正是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没落，是一个背着历史包袱的现代生活失败者。《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和阿Ｑ他们都是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一部分人，组成了整个的中国社会，而文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不同阶层的人从而全面地认识社会生活。

二，反映了现代进程中女性的切肤之痛。女性地位低下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张爱玲从女性的视角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这一切，所以意义非常重大。今年畅销的她的《小团圆》正是描写几代现代女性无可奈何的“痛苦之浴”，当中包括以她母亲、她自己为原型的众多女人。连张爱玲自己都说，我写的都是失败者。

三，张爱玲是个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在作品中很好交融的作家。她擅长吸收和表现，是个天赋非常高的人，从民间文学、古典诗词、旧说部到后来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都能自如地运用，再加上对文字本身的精湛把握。当然更重要的是她对人物心理和人性本身令人惊异的准确把握。

她的作品没有革命时代气息和非常有力度感的表达，也不直接给你指出方向和社会前景，而是通过暗喻的手法让读者从中去体会和理解旧世界的没落，可以说她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阅读角度。我认为，如果现代文学史要取前十多位的作家，肯定会有张爱玲，但如像有的人认为她是前三位、前两位的作家，则可以讨论。严格地说文学史位置的过分计较很易把评价弄得僵化，真的变成排座次就不可取了。况且写一篇评论如持比较偏颇的立场还有可爱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文学史家要同时评论许多作家，就要客观、公正、冷静些了。

现代文学是以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２卷５号上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的。胡适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因为种种原因对于一些人是有成见的，比如对胡适。

首先我想说明一个观点，我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对现代文学史的时间划分有重新的判断，认为从晚清开端更加适合。因为晚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积累时期，比如像《孽海花》、《海上花列传》等小说已经在有意识地、现代地反映社会变迁风貌了。“五四”则是现代思想的根本转折点。所以不能说现代文学是以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才开始的。胡适发表文章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我们要看到他也是建立在整个北大中文系、《新青年》的激进知识分子集体的基础上的。

确实，过去对于胡适的评价是偏颇的。有人回忆，有的政治家在对胡适批判的同时就说过：全面评价胡适那是后代的事情。而在今天各种有关胡适的书都已经在大陆出版了，对于胡适的研究和评价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在学术上应该给予正确的定位。

因为胡适是个杂家，单独的文学成就反而不多，主要是在“五四”时候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理论，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是推动新文学的著名人物。后来带头写新诗，但诗歌方面他不是集大成者，是开风气者。对于他，文学史着重在“五四”一个时段加以叙述，估计这方面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无疑是鲁迅。但是在鲁迅留下的１０００多万字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有学者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而且翻译对鲁迅的创作是影响深远的。

鲁迅非常重视吸收世界文化，这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做的事情。比如他曾经亲自教许广平学外语，鲁迅认为外语是获取世界知识的捷径。

鲁迅的小说几乎是与他的杂文同时产生的，如他早期思想尖锐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灯下漫笔》，他的小说对旧社会封建礼教的剖析、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也是早就有的。他对于正史和野史都读得很通透。他从旧的家庭里出来，同时又能勇敢地反击，这是很难得的。我认为这种深刻的批判和剖析不完全来自翻译，更多的是来自他自身和对社会的识见。

当然翻译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鲁迅把翻译家比成普罗米修斯，普氏把火种从天庭偷出来送给地上的人类，翻译家则把外界的思想、情感、艺术之火拿来送给同胞。在新旧文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鲁迅在“拿来主义”的旗帜下从事翻译工作，不仅开拓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开启了文学的全新风气。这里不仅有现代主义，也有现实主义，是有多元的趋向的。

但总的说来，鲁迅身为“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捍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在思考、批判荒诞的中国社会现实，在与封建主义的传统斗争时，充分运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理论和艺术手法。鲁迅的创作，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创作的最高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