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胃癌防治研究三十年回顾

·胃癌专栏

·专栏寄语

我国是胃癌高发的大国，每年新发生胃癌病例近50万，占全球的50%，预计在未来的20年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胃癌规范化治疗水平，受《中国肿瘤临床》编辑部之邀，特开辟胃癌专栏，与广大读者共享国内外胃癌最新研究成果。此次邀请国内本领域各专业领军人物执笔专家笔谈、综述。

本专栏邀请了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季加孚教授，纵论了我国30年来胃癌诊治的历程及今后发展前景。此外，还邀请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祥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硬化型胃癌的特征及治疗的若干问题。国内腹腔镜胃癌手术方面的领军人物黄昌明教授和苏向前教授分别以腹腔镜胃癌手术的循证医学及胃癌的微创之路为题做了精彩的综述。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在胃癌标准根治手术及胃癌淋巴结转移等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梁寒教授及邓靖宇教授分别就胃癌根治手术相关并发症的防范及胃癌淋巴结转移的研究现状结合其自身研究做精彩论述。

我国胃癌诊疗水平目前还存在地区间、医院间的发展不平衡，需要进一步推广标准化诊治技术及流程，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在季加孚教授的领导下获得了2017年在北京召开第12届世界胃癌大会的主办权。期待国内同仁以此为契机，共同努力积极开展胃癌相关的多中心随机临床研究以获得有广泛代表性的循证医学数据，进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胃癌诊治规约，提高胃癌治疗水平，造福广大胃癌患者。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梁寒教授

·专

栏 专家笔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胃肠肿瘤外科、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市100142）通信作者：季加孚jiafuj@https://www.360docs.net/doc/f615486034.html,

季加孚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北京市肿瘤

防治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肿瘤医院肿瘤生物样本库主任，大外科主任，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胃癌诊疗协作组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医院(研究所)管理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全国委员、胃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肿瘤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外科学院(ACS)会员，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会员，国际胃癌协会(IGCA)常委，亚洲外科学会(ASA)常委，国际外科医师暨胃肠道医师协会(IASGO)学术委员会委员，欧洲临床营养与

代谢学会(ESPEN)会员，欧洲IASGO 学院外科学客座教授。NCCN 胃癌临床实践指南

(中国版)执笔人，卫生部胃癌诊疗规范起草专家，卫生部二级医院胃癌诊疗规范执笔专家。

研究方向主要以胃癌的临床综合治疗和分子机理，以及肿瘤遗传资源收集、标本库

建立和完善为重点，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和参与消化道肿瘤临床及基础科研项目28项，先后承担了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十二五”重大专项、国家“863”项目、国家“985”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北京大学人类疾病基因研究中心项目等多项重大课题的研究。于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总影响因子185.8，编写和编译学术著作8部。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60

余人。

我国胃癌防治研究三十年回顾

季加孚

摘要中国是一个胃癌大国，我国的胃癌具有发病率和病死率高、早期胃癌比例低、进展期病例为主要诊治对象等特点。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和引领下，国内的胃癌工作者开展了活跃的全国性协作和地区性学术交流，使得我国在胃癌的病因学与预防研究，诊断与治疗研究，以及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在新世纪，中国胃癌迎来了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机遇，但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唯有重视多学科协作的综合诊疗模式，加强转化医学研究，本着务实、可行的基本原则，努力提高临床与基础研究水平，才能推动我国的胃癌防治事业不断前行，继续取得一项又一项的辉煌胜利。

关键词胃癌预防治疗进展

doi:10.3969/j.issn.1000-8179.20131950

我国是一个胃癌大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及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显示，2009年，胃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为第2位，死亡率为第3位，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均占全球胃癌发病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不同于日韩等国，我国的胃癌具有发病率和病死率高、早期胃癌比例低（仅10%左右）、进展期病例为主要诊治对象等特点。另外，近年来新发胃癌患者呈现年轻化趋势，30岁以下年轻患者的比例由上世纪70年代的1.7％蹿升至当前的3.3％，翻了一番，这更加严重影响了社会劳动力和社会生产，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很大危害。因此，如何提高胃癌综合防治水平，一直是关系群众健康和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我国胃癌工作者多年来集中精力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胃癌的诊治水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将对这一重要时期内我国胃癌防治工作的发展与成就做一简要的回顾与讨论。

1976年，在徐光炜、张文范、张天泽、张荫昌、林言箴、陈峻青、张祥福、张岂凡等老一代专家的努力下，我国建立了中国胃癌研究协作组，由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的徐光炜教授担任组长，并于197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会议上对解放后由曾宪九、汪忠镐、顾恺时、付培彬、冯友贤、孟宪民、郑生麟、韩积义、钱礼等老一辈专家所开拓的我国胃癌防治事业进行了重要的总结与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重要的展望与规划。此后，1985年中国抗癌协会成立时，胃癌协作组重组为隶属于该学会的胃癌专题研究委员会，后正式更名为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成为我国唯一的胃癌专业代表性学术机构。1985～1999年间，学会分别在济南、沈阳、上海、南京召开了六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在这期间，徐光炜、张文范、张天泽、张荫昌、林言箴、陈峻青、金懋林、朱正纲等教授分别先后承担了学会的领导工作。徐光炜及张荫昌教授被选为世界卫生组织胃癌协作中心（WHO-CC）的中国代表，徐光炜教授还被选为国际胃癌学会（International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IGCA）理事。同时，在胃癌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国内的胃癌工作者开展了活跃的全国性协作和地区性学术交流，主要包括胃癌病因学与预防研究，和胃癌诊治相关的临床研究。

1胃癌的病因学与预防研究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全死因调查显示，胃癌等部分起源于上皮的恶性肿瘤死亡率呈非随机分布，具有一定的地理聚集性，如胃癌死亡率在山东省临朐县、栖霞县及辽宁省庄河县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尽管患者自身因素在胃癌发病中起一定作用，但大多数研究表明，环境因素是胃癌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胃癌高发区多处于地域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当地居民可能长期暴露于一组较强的致病因素下，造成胃癌发病和死亡的聚集。此外，大多数胃癌高发区还具有人口流动少，遗传相对稳定的特点，而当地政府组织机构健全，利于管理，为研究胃癌发病率的地区差异提供了资源优势，构成了我国具有独特价值的胃癌高发现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连医科大学吴功侃教授于全国率先开展了早期胃癌的普查及研究工作，对2018名胃癌高发区及低发区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询问调查、吞球吸取微量胃液测定pH、胃液潜血实验、血清的耐热实验、紫色反应、铜蓝蛋白检查，结果发现：于胃癌高发区1001名群众中发现7例胃癌患者，2例为早期胃癌，均经过胃镜及病理学检查证实；低发区中1017名未发现胃癌患者，该项研究内容获得了国内外同行高度关注，1983年被收入中国外科年鉴。

1983年起，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在山东省临朐县逐步建立了20万人群的胃癌高发现场，系统地进行了胃癌流行因素、癌变自然史和预防研究，通过大样本和前瞻性研究证实了胃癌发生是一个多阶段渐变过程，幽门螺杆菌（HP）感染是胃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同时，针对胃癌癌前病变开展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根除HP感染、补充营养素和大蒜素的干预研究。其中，针对3400例成人进行的清除HP感染的干预研究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样本量最大的胃癌发病干预研究，结果证明了根除HP感染能使重度癌前病变或胃癌的发病风险降低40%。该项研究工作引起了国际肿瘤界的高度关注，获得美国NCI的连续资助，并获得美国NIH特别荣誉奖，为胃癌的综合防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期，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辽宁省庄河市也建立了另一个大规模胃癌高发现场。通过对胃癌危险因素进行的调查研究，完成了咸猪肉及HP 致病的实验研究，发现二者均有较强的致突变作用，并能严重破坏人与动物的胃黏膜，证明了咸猪肉及HP为当地胃癌的危险因素。同时，该团队还在连续15年的胃癌高发现场研究中，进行了大量的行为干预及化学干预。通过减少咸猪肉摄取量，增加水果及新鲜蔬菜摄取量，使得胃黏膜病变及癌前病变的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与饮食相关的肠型胃癌发病率亦有所下降。这一成果也为我国胃癌的综合防治提供了有效的措施。

2胃癌的诊断与治疗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当时的中国胃癌研究协作组的框架内，各专业协作组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性协作胃癌研究与地区性学术交流。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为此后30年来我国胃癌的基础与临床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与研究基础。

其中，全国胃癌内窥镜协作组收集了19个省市、52个单位共188044例的胃镜资料，发现胃癌14124例，占7.51%，其中早期胃癌613例，比例为4.35%。除少数单位早期胃癌发现率在10%以上，绝大多数<10%。发病人群以41～60岁为主，占73.7%。胃镜肉眼诊断阳性率为80.7%，误诊率19.3%，镜下活检阳性率为88.6%。该研究指出胃镜对80%的早期胃癌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初步检出，联合活检阳性率可达88.6%；我国早期胃癌检出率较低主要是由于普通人群胃镜检查率较低及当时基层医疗机构胃镜普及率较低。要提高我国胃癌的早诊率，需要进一步普及胃镜并提高胃镜检查水平，当时提出的胃黏膜染色法，有些至今仍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全国胃癌病理协作组则对8800余例各期胃癌的病理形态进行了分析，研究了胃癌病理变化的规律、分型和分类问题。尽管当时辅助检查条件非常有限，但广大的胃癌病理医生仍在大量临床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胃癌患者的发病特点提出了更为实用的病理分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通过对胃切除标本的连续切片发现了浅表广泛型早期癌、微小癌及淋巴结微转移癌等多种病理生物学表现，并在国内首先提出了特殊型早期胃癌的分类、特点及诊断。此后，随着显微分光光度计、自动图像分析仪、流式细胞分析仪和根据体视学原理应用测试网格片等形态定量研究在我国临床工作中广泛地开展，我国的胃癌及癌前病变的病理研究也逐步从传统的常规染色和光镜观察，逐步走向应用物理、化学新技术，使形态的改变与功能相结合，从回顾性研究转向前瞻性研究，从组织学、细胞学水平的研究进一步向分子生物学水平的过渡。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荫昌教授提出了5种胃黏膜异型增生为胃癌前阶段的病变，并对各种分型的癌变发生率及癌变后出现的各种组织改变进行了深入研究，是当时国内外关于胃癌前病变研究最系统、最完整的资料，先后在日本、意大利、芬兰、俄罗斯、德国、巴勒斯坦、韩国等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获得了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关注与认可。

外科治疗方面，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牵头汇总并回顾分析了当时全国28个单位的11734例胃癌住院患者，数据显示总手术率83.4%，手术切除率

54.9%，而根治性切除率仅为23.6%，手术相关死亡率3.9%，根治性切除后5年生存率为31.2%；姑息性切除占27.3%，术后5年生存率为11.7%。986例施行联合脏器切除的病例生存情况中，合并切除胰体尾及脾脏的5年生存率为24.8%，合并脾切除的为19.6%，合并切除食管下段的为15.7%，胰十二指肠联合切除的则无一例存活5年以上。该研究还同时提出根治性切除辅以化疗疗效优于单纯手术。III/IV期胃癌姑息性切除后联合化疗5年生存率可达13.5%及7.6%。这是我国首个多中心大样本的胃癌回顾性调查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70～80年代我国胃癌诊治的综合水平，其研究结论的先进性也使得我国后续的胃癌相关研究始终与国外学术界保持了相对的同步性。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丁立、张岂凡教授则通过大量的尸体解剖研究阐明了胃淋巴流注的动态规律，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胃癌手术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提出了胃癌选择性根治Ⅲ手术（即对高转移倾向的三站淋巴结进行重点清扫）和胃癌扩大手术即胃癌根治Ⅳ式手术（目前称

为腹主动脉淋巴结清扫术）。

辅助治疗方面，全国胃癌化疗协作组的研究结果确定了5-Fu为基础的化疗方案在我国胃癌化学治疗中的主导地位。而全国胃癌放射治疗协作组则率先开展了胃癌的术前放疗研究。通过总结16个单位的161例资料，提出了当时胃癌术前放疗的适应症为浆膜受累，淋巴结转移在第2站之内的Ⅱ/Ⅲ期患者，照射野应包括肿瘤及引流的第2站淋巴结，特别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团队指出未分化癌照射效果最佳，低分化腺癌和管状腺癌次之，乳头状腺癌和黏液腺癌无效。胃壁黏膜肌层的放疗后反应均为可复性的，不影响伤口与吻合口愈合，从而认为胃癌术前放疗做为综合治疗措施是可取的。这一观点，即便从今天来看，仍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华西医院陈佳平和陈志新教授则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腹腔内高温低渗液灌注治疗、术中动脉化疗、术后腹腔化疗及静脉化疗的研究，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尽管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对胃癌病因、病理、早诊、手术及辅助治疗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30年来，胃癌总体治疗水平的提高却并不显著，进展期胃癌的疗后5年生存率仅提高了约15%。不同教育背景和地域差异使得国内各家医疗单位甚至是胃癌治疗核心单位对于胃癌的诊治方法及认识水平参差不齐，难达标准化，从而使得本来不佳的疗效更加恶化，也就根本无法保证相应临床及基础研究的质量。因此，统一治疗理念，确立临床规范，切实提高胃癌综合防治水平，逐步成为我国胃癌工作者近十年来集中精力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团队均相继建立了连续无断层的大宗胃癌病例数据库，为我国的胃癌临床及基础科研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数据基础。

同时，新型技术在胃癌诊疗中的应用价值也得到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进展期胃癌的常规腹腔镜探查，发现通过传统影像学诊断为局部进展期胃癌的患者中约有1/5实际存在腹腔游离细胞学阳性或腹膜的种植转移，这对明确我国胃癌患者真实的分期情况及准确选择合理的诊疗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明示意义。解放军总医院胃癌团队则在国内率先开展了PET在胃癌术前分期、术后复发评估及相关基础研究工作。该研究证明PET在检测胃癌术后复发和转移方面有一定作用，即使可能出现假阴性，但仍应考虑作为评估手段，该结果从2009年起一直被NCCN胃癌临床实践指南引用作为依据。2004年起，国内胃癌外科相关的学术交流中逐步开始引入展示手术录像的互动交流手段，同时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牵头组织了胃癌外科的核心专家，在全国多个省市开展了定期的胃癌标准根治手术的巡讲，迄今已延续5年，讲演30余场，培养专科医师超过5000余人次，是国内迄今关于胃癌外科治疗方面影响范围最广，反馈最好的继续教育项目，为提高我国进展期胃癌患者的手术疗效及相应的临床、基础研究水平提供了重要的质量保证。同时，通过手术实况的展示与交流，我国胃癌外科的手术水平也逐步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并与国外相关的学术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合作。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郝希山院士的团队在总结既往术式以及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胃切除功能性间置空肠代胃术的新术式，与传统的Roux-en-Y消化道重建比较，功能性间置空肠代胃具有保持十二指肠通路、手术操作简便以及显著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等优点。华西医院胃癌研究团队则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胃癌消化道重建的生存质量研究，同时对于合理的胃切除范围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研究认为推荐进展期AEG（Ⅱ/Ⅲ型）患者行全胃切除，术后生存率、生活质量较近端胃切除为优。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团队则基于胃周的“胃背侧系膜遗迹”，提出在此结构中存在的广义与狭义的“第5转移”，并发展出了D2+CME的手术方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团队在国内首先将生态免疫营养支持治疗引入胃癌外科治疗领域，开展外科危重症病救治和围手术期肠内、肠外营养支持研究。其主持并完成的全国多中心随机研究“低氮低热卡肠外营养在术后病人的应用”，是目前全球设计最严格和病例数最多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国内营养学会制定术后肠外营养指南的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多项大型RCT研究结果的公布，以及在其它实体肿瘤中的治疗价值得到认可，围手术期辅助治疗成为我国胃癌研究领域近10年来不争的热点。2001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胃肠肿瘤外科率先在国内开展了针对进展期胃癌进行围手术期化疗的单中心前瞻性对照研究，通过对73例患者的分析，表明接受新辅助化疗患者的总生存率较单纯术后辅助化疗提高近30%。随后，在此基础上，北京地区11家大型胃癌诊疗中心进行了多中心、开放、平行对照的前瞻性II期研究，初步证明了“化疗-手术-化疗”的治疗模式可

以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根治性切除率，相关结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并在2007年的ASCO-GI会议上进行了报告。随后，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牵头，国内47家胃癌诊疗核心单位依托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对进展期胃癌围手术期综合治疗模式进行了前瞻性临床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研究共入组患者312例（研究组159例，对照组153例）。初步结果证实了新辅助化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目前仍在进行远期随访。该研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是我国胃癌领域首个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参加此次研究的47家胃癌临床治疗核心单位涉及全国20余个省市。本研究的顺利完成，证实了通过信息平台技术，在我国进行大规模胃癌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可行性，同时也为今后我国类似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靶向治疗无疑是近年胃癌药物治疗最热的前沿课题，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团队通过对阿帕替尼开展得的Ⅰ～Ⅲ期临床研究，证明了阿帕替尼治疗二线化疗失败的晚期胃癌，较安慰剂能明显延长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超过2个月，该系列研究的成功，为晚期胃癌患者的治疗又增添了一项利器，也使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首先找到了能用于晚期胃癌姑息治疗的有效口服靶向治疗药物。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胃癌团队则通过活性炭吸附抗癌药物进行腹腔化疗的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证实经过活性炭吸附后，腹腔内淋巴组织的抗癌药物浓度是水剂腹腔化疗的近千倍，高药物浓度的持续时间超过24h，因此腹腔缓释化疗药物的AUC （area under curve）值是常规腹腔化疗的数千倍。这一成果也为胃癌腹腔内缓释化疗这一新的治疗手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胃癌防治事业迎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期。多学科协作的诊疗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胃癌防治工作者的认可和重视，国内多数的胃癌诊疗核心团队几乎都组建了各种形式的MDT团队。此外，EMR/ESD、腹腔镜辅助手术、超声胃镜、腹腔游离细胞学检查等诊疗技术逐步在基层临床实践中得以普及，手术辅助机器人等高精尖技术也在胃癌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推广。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腹腔镜辅助手术在我国胃癌外科领域的迅猛发展。从21世纪初起，国内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福建协和医院、四川华西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大连医科大学等团队就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腹腔镜辅助胃癌手术的系统化及规范化研

究。其中，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福建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团队攻克了最适手术体位、术者位置、腹壁戳孔布局、淋巴结清扫路径和方法、吻合方式方法选择等困扰腹腔镜胃癌手术发展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引领了我国腹腔镜胃癌手术的进步，也为这一技术的普及化开展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技术支撑。

截至2012年底，中国主要的大型胃癌诊疗中心已完成腹腔镜胃癌手术近6000例，其中西南地区和福建的胃癌团队均完成单中心1000例以上，已成为除北京、上海、广东以外中国最成熟的胃癌腹腔镜治疗中心。并迅速带动了周边省市相关工作的开展。腹腔镜胃癌手术在中国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不过，由于日韩等国进行腔镜早期胃癌尚处于临床试验的阶段，故我国仍仅有少量单位开展了胃癌腹腔镜手术相关工作。并且在初始开展阶段，各研究团队总体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因此在经验积累阶段，研究报道仍然是以个案报道及回顾性研究为主，RCT研究比例仅为8%左右。但是鉴于我国胃癌以进展期患者为主体的现状，腹腔镜胃癌手术的研究应用对象在渡过了早期探索及积累阶段后，就迅速地从早期胃癌向进展期胃癌扩展，目前国内腹腔镜胃癌手术相关研究中以早期胃癌为研究对象的比例仅为30%，进展期胃癌则占到了6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循证医学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严格掌握腹腔镜胃癌手术的适应证，并合理平衡手术根治性和微创性的关系成为中国胃癌腹腔镜外科医生关注的重点。同时，积极进行腔镜胃手术培训，建立资质准入与质量控制机制也成为亟需完成的工作。在这样的需求下，先后成立了中国腹腔镜胃肠外科研究组［Chinese

Laparoscopic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Study（CLASS）Group］与大中华腹腔镜胃癌研究与发展委员会（GCLGC）。在这些框架下，中国腹腔镜胃癌外科研究组（CLASS）首先开展了30余家中心参与的多中心回顾性对照研究，以期对中国国内腹腔镜胃癌手术的现状及疗效进行了解及评价。该研究收录了共4098例患者的临床病理、手术、随访资料，成为当时国际上该领域最大宗病例，受到国内外同行瞩目。随后南方医院团队的发起下，中国腹腔镜胃癌外科研究组（CLASS）开展了“腹腔镜和开腹D2根治术治疗局部进展期远端胃癌肿瘤学疗效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CLASS-01）”，以3年无病生存率为主要研究终点，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18个单位参加，预计入组患者1056例。该项研究成为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的关于腹腔镜手术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的三

大瞩目研究之一（中国CLASS-01、韩国KLASS-02、日本JLSSG0901），已成为我国腹腔镜胃癌外科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事件。由此，我国腹腔镜胃癌外科工作者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也代表了当前我国胃癌外科循证研究的最高水准。此外，从2009年开始，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团队还先后在国内开展了机器人辅助腔镜胃癌手术，建立了我国机器人胃癌手术新技术方法及操作流程，共同引领了国内胃癌腔镜手术发展新趋势。3胃癌的基础研究

临床与基础结合是推动胃癌防治的重要抓手，2000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徐光炜、季加孚撰文《加强胃癌的基础研究，提高防治水平》，指出基础研究成果可以在预防性手术、分子分期、分子切缘、导向手术、导向治疗以及预后判断等方面加以应用。提高胃癌防治水平“颇为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与基础研究相结合，不断引进基础研究的进展，充实并发展肿瘤外科，才能使传统的肿瘤外科焕发青春”。推动基础研究与临床实际相结合，把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成为我国胃癌科研工作的重心之一。1998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林言箴教授发表述评《现代分子生物学在胃癌研究中的应用》阐述了胃癌的相关基因，率先号召我国的胃癌研究尽快开展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胃的良恶性鉴别、精确识别胃癌的生物学特性以指导综合治疗以及评价预后。次年，林言箴教授再次发表述评《胃癌相关预后因素与外科综合治疗》强调了胃癌相关基因对胃癌的预后和综合治疗的参考价值。随后，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柯杨教授领衔承担了科技部“863”重大专项“人类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研究”，其中最重要内容就是胃癌致病基因及易感基因的克隆鉴定与功能研究，从而掀开了我国胃癌相关基因研究的热潮。

提高胃癌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首先是建立组织标本库与病例数据库，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规范的专业化肿瘤组织标本库，并先后获得科技部“863”项目、国家“十二五”的支持，目前已累计收集胃癌组织样本逾4000例，期间出版了《生物样本库的能力建设与最佳实践》等国内生物样本库领域仅有的2本技术专著，为我国胃癌的生物样本收集工作积累了重要的推广经验。

另一方面，动物模型也是研究胃癌的重要工具，1992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率先通过MNNG 水溶液饲喂大鼠，成功构建了发病率为93.8%的胃癌大鼠诱导发病模型。6年后，该团队再次报道了应用完整组织块裸鼠胃壁原位种植建立模拟胃癌临床转

移的胃癌转移模型。

近年来随着国力增强，我国胃癌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涉及肿瘤基础研究的多个领域，包括胃癌新标志物的筛查、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表观遗传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肿瘤微环境、肿瘤干细胞、胃癌免疫治疗、分子分型与个体化诊疗等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吕有勇教授承担的科技部“863”项目《胃癌组学整合研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刘炳亚教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慢性胃炎向胃癌转化的转录调控网络及其关键节点的研究”等都代表了当今肿瘤研究的前沿。胃癌预警系统建立使胃癌防治的窗口前移，继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胃癌预警体系研究与预警模型的开发》之后，2010年第四军医大学樊代明院士承担的国家“973”重大专项《胃癌新标志物筛选及其预警和早诊作用的大规模人群研究》也围绕“正常黏膜→炎症→癌前病变→早期胃癌→进展期胃癌”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将用前期发现的5个胃癌恶性表型相关分子群计175个相关分子，依次开展癌变分子机制的基础研究、数万病例资源的临床分析和大规模高发人群的现场验证，从致病因素、宿主因素、异常分子、表观修饰调控、恶性转化逆转、恶性表型预告等多途径获得可用于临床应用的胃癌恶性表型相关分子标志物，再行逆向比对，由此循环往复、精挑细选，最终获得具有高危预警、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等应用价值的生物标志物。

进入到21世纪的第2个十年，间断13年的全国胃癌学术会议得以重新开幕，RESOLVE等一批涵盖胃癌各个关键领域的高质量的多中心RCT研究也相继展开。在如此活跃的学术交流背景下，我国胃癌临床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如《卫生部胃癌诊疗规范》、《NCCN胃癌治疗指南中国版》相继出台，为规范我国胃癌诊治工作，切实提高治疗疗效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我国学者积极地参与到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研究中，ToGA、CLASSIC等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中都有我国胃癌工作者的巨大贡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生物样本库入选国际肿瘤基因组计划（ICGC），主要负责胃癌样本的提供与后续研究工作，也说明了我国在胃癌生物样本资源管理方面已被国外同行所认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的胃癌随访数据入选国际胃癌新分期项目。此外，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世界胃癌大会（IGCC）上，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代表中国成功取得2017年第十二届世界胃癌大会主办权，这将是我国首次承办胃癌领域世界最高级别学

·读者·作者·编者·

术会议，也标志着我国在胃癌诊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获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可，中国的胃癌防治研究真正地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

不过，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胃癌诊治与研究工作中仍存在早期胃癌检出率低、多学科协作研究较差、以及临床-基础结合研究欠紧密、深入等诸多不足。转化医学是近十年来国际生命科学界的一大热点，转化医学的核心是要将医学生物学基础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可在临床实际应用的理论、技术、方法和药物。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填平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鸿沟，在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者和临床一线的医生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尤为关注如何将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快速转化这一过程，用最直接的手段建立起最有效和最合适的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模式，让患者从基础医学的进展中获得最大收益。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必须做好多学科协作治疗，重视并加强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 ）研究，本着务实、可行的基本原则，努力提高RCT 研究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

我国的胃癌防治事业不断前行，取得一项又一项的辉煌成就。

4致谢（排名不分先后，音序为序）

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大连医科大学、福建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本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行文素材以及热情的帮助，也衷心地感谢他们为中国胃癌防治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2013-10-10收稿）（2013-11-09修回）（本文编辑：贾树明）

天津市肿瘤医院王平院长获“最具领导力中国医院院长”奖

2013年11月15日～17日，由《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主办在广州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我院王平院长获得“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荣誉。

为表彰以自身领导力带领医院发展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医院管理者，《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于2006年开始“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评选活动，活动采取省市推荐、专家打分、网络投票形式进行评选，至今已举办了6届，共评选出120名在医院改革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医院院长。此届活动共评选出21名中国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王平院长是天津市第二位获此荣誉的医院院长，也是本次会议天津市唯一一位获奖院长，彰显出我院作为新中国肿瘤事业发祥地、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不断发展成为国内一流肿瘤专科医院的技术实力与影响力。

会议期间，王平院长作了《高水平建设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思考与实践》的学术报告，共享了我院作为肿瘤专科医院在建设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方面的做法，得到国内同行的一致认可。

我国胃癌防治研究三十年回顾

作者：季加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胃肠肿瘤外科、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100142

刊名：

中国肿瘤临床

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年，卷(期)：2013(22)

本文链接：https://www.360docs.net/doc/f615486034.html,/Periodical_zgzllc20132200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