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小说《亮剑》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缺失

试论小说《亮剑》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缺失内容摘要：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应该有其地位，作用和价值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建国后军事文学一道瑰丽的风景，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演变过程。然而，在都梁先生《亮剑》这部小说中，女性的声音极为薄弱，仍然包含着陈旧的性别观念，过于强调男性英雄化意识。在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女性从来都是作为与男性主体相对应的被动的客体而存在的，这种弱势地位无疑也体现在这部男人写男人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的主体意识在文本叙述中完全没有塑造出来。

关键词：《亮剑》女性形象男权中心

有学者指出，“传播媒介的1内容同时在延续并创造着文化，由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定型化了的性别角色，极易内化为受众的社会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社会性别认知和行为。”社会性别应该是公平的，媒体和作者不应该强化或弱化任何一个性别角色。在歌咏男性英雄的同时，也应更多地关注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从而表现她们独立的人格，展示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当下的一些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中，仍然包含着陈旧的性别观念，过于强调男性英雄化意识，让女性处于被看的境遇，《亮剑》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坦诚地讲，《亮剑》是一部很

1朱易安、柏桦：《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祖嘉合：《试论女性的主体意识》，《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第2期

好的彰显了阳刚之美的军旅题材文学作品，它尽情展现了男性力量，充分表现出对男性英雄主义的赞颂，但它在凸显男性伟岸的同时，淹没了女性独立的人格，内在的潜能与个性特征。《亮剑》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缺失，大致由以下三个方面因素所致。

一、男权中心文化的束缚

“女性能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然而几千年来“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得不少女性自我萎缩、依赖、退让。不难看出，传统性别意识的形成过程正是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过程。在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女性为“四重锁链”所束缚，从来就是作为被动的客体而存在的，地位卑贱造成心理上的自卑，进而形成心理依赖，其结果是女性自身在思想深处缺乏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缺乏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以及自身觉悟和素质提高的主体性。这种被动的客体地位延续至今，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亮剑》这部男人写男人的文学作品也未能幸免。试看秀芹对李云龙的一番直接示爱表白：“别说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身边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的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照顾你，心疼你。要是你真有个三长两短......俺给你披麻戴孝，俺给你守一辈子的寡，给你当婆娘，一辈子俺也心甘情愿......”秀芹的美德正符合中国传统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特有的道德

要求，这种道德要求将女性的个人权利和价值追求全部给抹杀了，只留下“给予”的责任和“付出”的义务。李云龙迎娶秀芹并非李的本意，因为秀芹长得普通，只因为她的主动表白和军队中女性稀缺的现实才成就了这短暂的婚姻。幸亏秀芹牺牲得早，不然也要落个始乱终弃的下场。

在《亮剑》的文本中，女人等同于一件战利品，一件衣服。在文本中有这样的场景：李云龙动员部下与日本鬼子作战，说缴获的各种战利品都来者不拒，惟独“日本娘们”不要。在这里，女人仿佛不是人，而是一件“战利品”，与日本鬼子的枪炮，食品，服装是有同等价值的。既然女人连最起码的人的价值都无法体现，那么实现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也无从谈起；女人也只是男人的陪衬，是装饰品，是李云龙这个英雄的“花瓶”。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中对女人容貌的重视印证这一观点。我们不难理解医院的阿娟被换并非是活儿干得不好，而是人长得不漂亮，粗手大脚，才很冤枉地被李云龙莫名其妙地恼火，被美丽动人的田雨替换下来。当这部小说或者同名电视剧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到女人的容貌上，试问女人的真正价值将如何体现呢？我们常用“秀外慧中”来评价女性，但这里的“秀外”恐怕是看得太重了，以至“慧中”成了一种摆设。

女人仅有外在美还远远不够，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内在美，那就是德行美。德行美也是秉承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要求：贤淑，无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亮剑》中的田雨、冯楠

皆为美貌与智慧并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她们的最终命运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陪着丈夫共赴黄泉。冯楠与丈夫死得很凄美，自称是奔赴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田雨也是在获悉李云龙死讯后割腕自尽。读者读到此处或许会潸然泪下，或许会扼腕叹息。我们应敬仰这样的女性，为她们对丈夫的无私而感动。她们的结局让人想起古时君王下葬时陪葬的女人们，那些女人那时并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而是陪葬的祭品，与这些女人唯一不同之处是田、冯两人是心甘情愿地去陪葬，以与丈夫同赴黄泉为荣。

如果说秀芹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恪守的是中国传统“从一而终”的妇德，我们尚可理解；那么具有良好现代文化教育修养的田雨、冯楠与丈夫同赴生死，就显得不可思议了。她们的死与其说是为了坚贞不渝的爱情而死，还不如说是男权中心主义文化的道德要求。

二、凸显男性英雄形象情节的需要

《亮剑》集中塑造了李云龙这样的一个英雄男人形象，小说的叙述都是围绕着这个“英雄”形象而展开的。都梁采用恢弘的笔法，地塑造了一个成功的男人，一个被神化了的男性形象。作者赋予了他男性意识形态社会所具有的英雄气质：自信、智慧、坚强与血性，甚至是粗鲁。

自古英雄有美人相伴，《亮剑》也不例外。《亮剑》上演的

也是典型的“美女爱英雄”的俗套故事，作品中也塑造了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美丽的医院护士田雨，气质绝佳、聪慧过人的女大学生冯楠，仪态大方、才华横溢的民主人士沈丹虹，忠贞不屈、青春活泼的妇救会主任秀芹。但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就是为了凸显军人英雄的形象而特意设臵的。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出，《亮剑》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其男性化特征特别明显，体现了都梁这个男性创作者对女性形象很刻意的“制作”痕迹。在这里，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特意表现为一种男性主观上的对女性形象有意或无意臆想，从而忽略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比如，情感的需要完全被这种主观臆想所绑架了。

诚然，《亮剑》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的作品，表达的主题显然并非是爱情与婚姻。但这部作品真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不是李云龙如何出色的作战指挥，也不是战争对中华儿女的洗礼，而是作品后部分描写李云龙感情、家庭生活的段落。李云龙作为一个军人，他首先还是一个男人。是男人就要有家庭，就要有感情生活，就要娶妻生子，只有这样，他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

李云龙对秀芹的爱，与其说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还不如说是战友之间的关爱。秀芹的被捕，让李云龙动用一个团的兵力包围县城，这为军事纪律所不容。这一“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举动似乎表现了李云龙对秀芹深深的爱情，可为了凸显男性英

雄形象的需要，战火纷飞中的军人英雄是不能有感情的！纵有，也只是创作者为了丰富这个英雄人物形象而设臵的短暂存在的美丽符号。秀芹就是被这样的剧情设臵的需要给谋杀了。之后，在整部作品中再也没有出现“秀芹”这个字眼，她仿佛一个过客，匆匆消失在李云龙的生命中，李云龙以后拿起那把曾经赠送给过秀芹的勃朗宁手枪时，想起的也不是秀芹，而是枪的原主人楚云飞。这令人想起一句话：“朋友如兄弟，女人如衣服”。一件衣服无所谓，反正多的是，没有了这件还有那件。试想一下，如果秀芹一直活着，她真的能与李云龙白头偕老吗？连美丽的田雨都有担心而写信给李云龙叮嘱他要收住心，何况长相平平的秀芹。

李云龙喜爱田雨应该是一种对美丽的喜爱，而田雨爱李云龙应该是清纯少女对英雄的仰慕多于爱情，也是对党组织乱配鸳鸯婚姻安排的一种反抗。中国式婚姻多数是先结婚后恋爱，经过岁月冲洗的感情的确比如火如荼的爱情要牢固得多。李、田婚后两个人应该是渐渐地相爱了，但这种爱，应该是习惯多于激情。两个人由于思想文化的差异，进而导致人生观，世界观的不同，理所当然会在婚姻中表现出来。这时，张白鹿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以田雨好友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进入李云龙的视野，向有着缝隙的婚姻关系发起了挑战。而此时的田雨，已经由清纯可爱的少女褪变成朴素持家的家庭主妇了。面对张白鹿的暗示，李云龙为什么不拒绝呢？他无法拒绝，因为张是妻子

的好友。他也无法拒绝，因为张白鹿并没有向李云龙表达什么。李云龙也不愿拒绝，因为张有着久违的新鲜感。田雨作为当时的知识女青年，才貌双全、十分优秀，田雨在此刻却扮演着黄脸婆的尴尬角色，而且对手竟然是与她同龄的同学。情节逻辑十分牵强，但这仍然是为了凸显李云龙英雄形象的需要而人为设臵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李云龙在和平时期感情方面成长的需要。

三、军事文学传统叙事模式的束缚

在中国，自古就有妇女从军的优良传统。花木兰代父从军，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可谓是家户喻晓，这些故事弘扬的是国难当头，社会动荡之际，女性巾帼不让须眉，挺身而出与男性并肩投入血与火的战争的气概。然而，在故事中，这些女性的特征被战争磨砺得粗糙而模糊，她们显得与战场上的男性几乎无异。这种对战争中女性不变的美学书写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后，优秀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可谓层出不穷。众所周知，上世纪中期的“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文学上，然而这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军事文学在取得大量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失，那就是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单薄，几乎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甚至在有的作品中女性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中国出现了军事文学的又一鼎盛时期。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就出现于那一时

间。毫无疑问，这时期的军事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涵更加深广，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比“十七年”军事文学中女性形象要丰满得多，女性的主体意识也比以前军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要强烈。

其实，这类军旅题材文学作品在近几年为数不少，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狼毒花》等，虽与《亮剑》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稍有不同，但实质上仍受传统军事文学叙事模式的束缚，仍然代表着主流文化意识的倾向，都是男性英雄化的艺术再现，而使女性处于边缘化，从而再次让女性进入被看的行列。军队固然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战场更是男性力量的较量。对男性力量歌咏，让女性有时处于从属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应该延续对女性极其不公平的刻板陈见：女性特征绝对地被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依赖的、感情型的。女性在军事题材中有时处于从属地位，也并不意味着女性不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及其丰富的感情。

《亮剑》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类小说，这种军事文学传统的叙事模式对女性形象的忽略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部男人写男人的军事小说，塑造的主要是男性英雄形象，女性作为主体在文本中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尽管这里的女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她们依旧遵循着旧式的传统妇德，愿意失去自我，表面上的女性和男性的平等相处正暗藏着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缺失。

《亮剑》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男性主导的文化理念和性别差异的刻板认识的延续，它在描述女性形象时的这种性别角色表达的传统化，使得女性群体弱势化。

20世纪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不存在战争双方通过达成妥协而和平相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影响和决定了军事文学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泾渭分明的特征。这样的军事思维方式反映在军事文学作品中的美学风格就是极力宣扬战争的残酷，而战争中的人物鲜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女性作为战场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的声音势必受到遮蔽。我们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任何一次战争女人都没有走开，她们与男性一道，为捍卫自己的荣誉与生命而浴血奋战，而且正因为她们是女性而忍受着比男性更多的煎熬与折磨。正因为如此，她们为中国革命所作的神圣牺牲理应不该受遮蔽，她们应当有自己的声音。在军事文学作品创作上应在正确处理女性与战争的关系的同时，采取独特的女性视角，从女性自身的自觉主体意识入手，发掘出女性与战争的新内涵。《亮剑》在这一点上显然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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