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业管理者决策方式的比较分析

中美企业管理者

决策方式的比较分析

古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当中的决策，因为在很大的意义上，决策就意味着领导的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更成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企业的决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条件制约外，主要是由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所决定的。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包括判断能力、组织能力、预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等。其中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对其决策行为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而文化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差异必然会体现于其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之中。文化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通过一份对中美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进行的调查访问可以得到说明，该访问访谈了北京地区10个中美合资企业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级管理者，结果显示，双方管理者对对方都持有某些偏见，这些偏见尤其体现在对对方决策风格的消极评论上，这里我们陈述一下该访谈的结果：第一，美方管理者对中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1）不作决策。他们认为在中国，员工把经理看得很高，奉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来决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决策。他们认为与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达成一致，倾向于分散决策的责任，而不是勇于来承担责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双方管理者在涉及到决策问题时，大都感到很不愉快。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对合资企业领导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对上述决策问题上的跨文化冲突做出一些解释。

一、中国文化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决策方式受传统的君臣关系的影响。传统的君臣关系的总原则是“惠忠”，就是说做君主的要实行仁政，要有恩惠加于辅臣，同时做辅臣的一定要忠诚，要以诚心奉事君主。在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儒家提出了“按等级固定消费”的观念，孔子就执著地贯彻"俭不违礼"的原则，一次，他的学生子贡想免去祭祀中所用的羊，孔子就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述而》），认为羊不能免。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后来，苟于又详细论证了这种思想，他把封建等级制度和满足人们“欲求”的“给养”联系起来，认为制订礼仪就是要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时“使有贫富贵贱之等”，不允许越级消费，“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这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此外，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也影响着中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孔子说：“中庸知为德也，其至矣乎！”可见，儒家把中庸思想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其中"和为

贵"的思想就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传统原则。

由于上述儒家文化对中国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如下特点：

1．不善于对下级进行授权。

由于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企业当中上下级之间较大的权力距离，这种大的权力距离表现为企业当中的管理者等级秩序严格，权力较大者拥有相应的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在西方人士看来，中国企业里高层与中、低层管理人员的权力距离显著地大于西方企业，这种权力距离方面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各级经理人员的薪酬等级结构反映出来，据《世界经理人文摘》中文版1998年4月号所载的“第十次亚洲经理薪酬调查”的数据，在西欧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年薪通常是初级管理人员年薪的 2.6倍，在台北，相应的比例是3.2倍，在上海则高达4.8倍。出于较大的权力距离的存在，使中国企业里高层管理人员拥有比他们的西方同事更大和更广泛的权力，而中、低层管理人员得到的授权则远远小于西方的同等级人士，因而形成了中国的中、低层管理者不善于做出决策的行为特征，这也是在上述访谈中为美方管理者批评最多的行为特征。

我们认为明确的分权、授权以及权责相称是现代组织管理的重大进步，是组织结构合理化和高效率运行的保证机制。能够有力地提高管理绩效。充分运用分权、授权，实行大权集中，小权分散，往往能使各部门有职、有权、有责，加强部门的工作责任心。由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如果不实行一定的分权、授权，必定会造成企业管理中的大事管不好，小事又管不了的结果。而且充分授权，使管理有层次，系统分明，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指挥有力，管理效率提高。

因此中方管理者应该在合资企业中尽快学会授权。鉴于中方管理者不善于授权的行为特征，在授权的同时，必须明确责权关系。在每个部门，授权应该得到有效的落实，要明确其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责任，以及相应的权利和范围，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如果职权大于职责，会造成有权无责，有可能滥用职权；而职权小于职责，会形成有责无权，造成工作不能贯彻落实。这些决策行为上的弊端在中方管理人员当中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要虚心学习，以人为鉴，才能有效授权，同时勇于担当责任。

2．决策上的集体主义。

由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管理者通常群众观念较强，形成了群体决策，民主集中的决策风格，这也是在访谈中为美方管理者批评的一种行为特征。他们认为中方管理者往往以一致同意作决策，而往往不愿意说，“这是我做的决定，我来负责。”事实上，群体决策确有其不足之处，即权力相对分散，责任不易明确，行动比较迟缓，有时候效率较低。但是这种群体决策又有其无可替代的优点，即能够集思广益，使领富集团在知识、能力结构互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领导的整体功能和决策能力。正如在访谈中中方管理者对自己的决策系统的评价，他们认为在中方管理者眼中，决策是一件大事，不仅要听到各级管理人员的声音，还要听到广大员工的声音，以及客户和消费者的声音。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已不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要达到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社会满意的四满意目标。在这一复杂的决策过程中，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