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_史向前

2007年7月第31卷第4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July2007

Vol.31No.4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

史向前

(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230039)

摘　要:嵇康把对宇宙本体的追求引向了人的自我意识,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开拓了新的领域。其思想立论都是玄学辩名析理的产物,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是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一朵奇葩。他

还带头倡导庄子的思想精神,促进了魏晋时期的庄学复兴和玄学思潮的进一步开展。

关键词:嵇康;玄学;庄子

中图分类号:B2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7)04-0014-04

嵇康(223～262),谯都铚(今安徽淮北市临涣镇)人,魏晋时期思想家,“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思想对魏晋一代玄学思潮的演变和整个社会风尚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主要从他“超越名教”的生命境界、辨析名理的思维方式以及师法老庄、复兴庄学等三个方面作一说明。

一

玄学是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一股时代思潮,其意义主要是一改汉代建立在经验世界范围内的烦琐经学和谶纬神学,而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的终极本体,重新揭示出万物存在的依据,其核心即是名教存在的根据和价值。正始年间(240～249)的何晏和王弼通过发挥道家老子的思想,提出了“天地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首倡玄风,是为正始玄学。贵无论旨在说明“无”为万物之所资,即自然为名教之所本。社会政治也好,人生价值也好,不能只执著于名教的形式,必须把握名教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一种内在于人的忠信、敦朴的自然本质。如王弼所说:“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1]老子注第38章很明显,王弼的贵无论是企图借重和发挥道家老子的自然思想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价值。他相信只要这种自然本体建立起来,名教的本来意义和作用就可以得到恢复。

这只是王弼的理论构想。由于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恐怖,尤其是正始末年的魏晋“禅代”,一直高举名教,同时,被士人视为名教代表的司马氏集团却公然以名教为幌子,争权夺利,剪除异己,使大批名士惨遭屠戮。如果说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牺牲的是一批“以天下名教为己任”的名士,那么魏晋“禅代”被害的则多是要求“名教出于自然”的名士。经过这样两次递进打击,所谓的名教已徒剩一副虚伪的面具,完全异化为道德的对立面。名士嵇康主要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魏晋之际。既然现实中的名教已经彻底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与自然本体分裂成对立的两极,也即不能在这种名教中寻求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时,嵇康便不得不走向对它的超越。“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思想的中心命题,主张摆脱世俗名教的束缚而直任自然本体的开展。这也是以他为代表的“竹林名士”的基本旨趣。

与前期正始玄学相比较,嵇康的玄学表现出了一种境界意义的哲学形态。其思想的追寻已经从现实世界退回到自身,企图通过精神修养在自我生命中获得对自然本体的体认,由此达到一种完全超越世俗名教、精神与自然本体合一的生命境界。面对现实的人生困境,人们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精神呢?嵇康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是非善恶的抉择,因为它已被现实名教所扰乱,而在于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觉

收稿日期:2006-11-12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6SK047zd)

作者简介:史向前(1962～),男,安徽广德人,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

醒到自然才是生命的根本。没有这种心灵的觉醒,就不可能有是非善恶的正确识别。觉醒的方法就是“释私显公”,即去其自私的虚伪、隐匿之心,坦露自然的公心真情,使心灵完全呈现出一种纯朴、坦荡、和谐的自然状态,从人的心灵深处真正实现对现实名教的彻底超越。嵇康等竹林名士的言行有时貌似怪诞,实则都是释私显公的表现,是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觉醒和提升。余敦康先生指出:“玄学的发展至此深入到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中来了。”[2]这是玄学思潮的一次转化和深化,也是中国哲学境界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嵇康的思想追求是“有疾而然”,充满现实批判意识,所批判的就是魏晋之际异化了的社会名教。随着大晋龙兴,现实生活开始重新趋于合理,名教的意义和作用也日渐突出,于是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的观点便应运而生。尽管时移势变,玄风易帜,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精神境界的追求却从此成为士人心中永远的情结。郭象的成功就在于通过玄学演变前两个阶段的总结,把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超越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成一体,满足了士人这种既要依赖现实生活,又要追求精神境界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的思想在玄学思潮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般认为,嵇康的玄学思想因为表现为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所以不切实际。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不切实际是针对以后相对合理的社会条件而言的,如果就魏晋之际这一特殊的社会现实来说,嵇康的思想又是切合实际的。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在嵇康所生活的特殊时代下,如何为士人找到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可以说除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很难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嵇康死后,其他竹林名士因为纷纷转向所谓的现实,或抑郁而终,或陷入一种近乎心死的悲哀,也说明了这一点。嵇康的执著追求,也不只是一种自我幻想和暂时安慰,他的确受用了这一境界。从竹林间的酣畅之游直到临死时的从容挥弦,嵇康无疑都表现出了这种生命境界。也是在他的影响下,率真显情成了魏晋一代名士的风气,形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可以说,只要现实社会中存在名教与自然的分裂,尤其是当这种分裂转变为对立的两极后,走向“越名教而任自然”依然是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

嵇康的玄学富于逻辑思辨,他的论点都是建立在严密的分析、论证基础上,一改传统哲学的经验和直观思维。玄学本来就是一种“辩名析理”的学问,“名”就是名词、概念,“理”就是该名词概念的内涵、义理。玄学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对这种名理反复加以比较、分析以揭示其中的殊义、意境及其关系,所以史书又常称之为“校练名理”、“研核名理”等。当时的名士多能辩名析理,他们独处时则潜心名理的研究,聚会时则相互致以己见,往复辩难。如儒家的圣人观,就有何晏观、王弼观;庄子的逍遥义,就有向秀义、支遁义等;其他诸如有无、才性、言意、形神以及男女、父子等人伦关系都成了辩名析理的主题。这是当时流行于名士间的一种风气,史称“玄风”,它极大地开发了人们的认识思辨能力。魏晋名士们辩名析理的言论,如果都能记载下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哲学史材料,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记载都很简略。有关的史籍如《晋纪》、《世说新语》等留下的仅是他们的片言只语,或者诸如“辞气清畅”、“才甚丰瞻”、“妙析奇致”之类的赞辞、评语,至于具体的思辨过程却不得而知。王弼、郭象等玄学大家虽然著述甚丰,但多是注本,对名理的辨析是通过注解前人经典发挥出来的,缺乏系统的专论,更缺乏与别人互相论辩的文章,人们难以了解其由浅入深的思辨过程。嵇康不然,他不依傍经典,写下了大量辨析名理的专题论文,且大多是与别人进行论辩的文章。如他的《声无哀乐论》辨析音乐同人的情感关系,《难自然好学论》辨析人是否好学的问题,《明胆论》辨析人的聪明和胆略关系,《养生论》辨析人的形神、性情等关系,等等。在这些论文里,作者充分展示了他的思辨过程以及当年玄学名士互相论难的真实情景。

王弼说过:“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1]老子指略通过这种辩名析理,王弼实现了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转换。“善谈理”的嵇康对此不仅有自觉的运用,而且总结出了一套逻辑思辨法则,分别称作“因事与名”[3]198和“推类辩物”。[3]204前者强调名与实相符合,使用的名称概念要和客观事物保持一致;后者强调要区分不同事物固有的性质和规律,使其归属各自的类别,不得互相混淆。这在先秦墨家逻辑中,分别称作“取实予名”和“察类明故”。这是人们立说和辩论必须遵循的两个相关的基本逻辑规则,否则就是独断,或是诡辩。嵇康的一系列玄学文论,都是这种逻辑运用的典范。如他的《释私论》,首先根据“因事与名”,指出了“公”与“私”两个名称的特定含义;接着运用“推类辩物”,对

“公私”与“是非善恶”两组经常易被混淆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分别将其归属到不同的类别中,从而说明了“释私”的必要性。又如他的《声无哀乐论》,先将“声”与“心”各自不同的含义、性质作了严格区分,在肯定了心之与声不相经纬的基础上,又通过综合比较得出了“和声感物”的相互联系的一面。经过这样一番思辨工夫,遂将不同名理的含义及其异同关系揭露无遗,做到了概念精确明晰,辨析缜密入微。近人刘师培评论“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4]今人钱钟书也称其“体物研几,衡珠剖粒,思之慎而辩之明,前载得未曾有”。[5]嵇康还通过检讨人们在论辩中常常出现的一些违反逻辑的毛病,提出了一系列遵循逻辑的论辩方术,譬如“顺端及末”、“借以为难”等等。前者强调从论题的根本意义出发,进而到达一切细节旁支;后者在于通过借用类似的事例,来证明本义的坚强不破。这些“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6]由于嵇康在论述中能够始终保持逻辑的一贯性和严密性,虽然有时候其观点不尽全面、正确,但也能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正因其注重分析,逻辑性强,所以往往能够在思想上发前人所未发。他的“声无哀乐”、“形神共养”、“释私显公”等一系列见解极大地丰富了玄学的思想内容,他的玄学论文也因此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把握和直觉体验。前者注重从相互联系、作用的层面认识事物,把事物看作是某种有机的统一体,力求从整体上去把握,一炉共冶。这种方法具有不可克服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后者的主要特点是主体进入客体,要求在主客体相互融合、直接沟通中,获得对事物的了解或体悟。这种认识方法往往具有神秘性,其深层体悟近乎宗教。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同缺陷是缺乏精密分析和逻辑论证。这是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产生系统逻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哲学资料多注疏、引论的原因之一。即使注重辨析名理的玄学名士也多深受影响,或者是不符合逻辑,或者是运用逻辑的程度让人不敢恭维。例如《世说?言语》载名士孔融针对别人说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回答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竟博得了时人“神童”、“伟器”的评价。你可以感叹他的言辩捷悟,然而他的对答又可以说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诡辩。又如《世说?文学》载王弼辩“孔老高下”云,孔子体无而说有,老子滞有而说无。你可以承认其说的精致玄妙,但它又是一个没有也的确难以说明的理论预设。哲学思维有时需要一种超越逻辑的直觉和体验,包括经验论证,但必须经过千百搜寻、苦思冥想的工夫,是在正常的理性思维基础上产生的;哲学还需要对这种见解、思维的过程进行逻辑的说明,需要尽可能有组织、有系统地把它写出来。嵇康是自觉这样做的少数哲学家之一,是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一朵奇葩。嵇康讨论的名理多属人生哲学范畴,少有王弼那种纯抽象的本体辨析,这种不同的思想特点当是历史和逻辑共同的影响所致。虽然如此,嵇康的思想基础仍是自然之体,其名理所彰显的仍是共同的自然之理。而且正因为嵇康所讨论的名理多指向人生领域,所以更能为一般清谈名士理解和欣赏,在社会上的影响反而在王弼等玄学家之上。

三

庄子思想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一股源头活水,它不仅是魏晋玄学立论的经典依据,也是以后接引佛学、建立理学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在两汉时期,庄子却很少有人提及,颇遭冷落,至魏晋方才复兴,并一跃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角。庄子思想的复活,主要得益于竹林名士的努力,其中尤以嵇康的表现最为突出。

史载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祖述老、庄立论”,首创玄风,实际情况则是正始名士的言谈、著述重在老子,而无关乎庄子。发现并复活庄子,进而由重老转向重庄的是正始以后的竹林名士。竹林名士中提倡庄子且于玄学有成的除了嵇康,还有同时的阮籍和向秀,但比较而言,首推嵇康。嵇康不仅公然标榜“老子、庄周,吾之师也”,[3]114而且其一系列言论几乎都是对庄子思想的发挥,在当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直接促成了庄子其人其学在魏晋的兴盛。

向秀的主要贡献是他的《庄子注》。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在向秀注《庄》之前,已有“数十家”《庄》注,但都不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可见此前虽然不乏注《庄》者,但对于复活庄子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真正复活庄子从而使一度沉寂的玄学再起波澜的是向秀的《庄子注》。然而向秀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部著作却与嵇康有很大的关系。《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秀别传》曰:“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

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这件事情在《晋书?向秀传》中也有记载。从向秀在将注之前和注成之后都请示嵇康这一情节来看,俨然是把嵇康作为当时庄学的先知和榜样来尊崇的。嵇康的回答也颇有先知之明。嵇康因为视庄子为启发生命精神的至理而对一般落于训诂章句式的《庄》注大不为意,所以劝告向秀“此书讵复须注”,表现了玄学名士对待章句之学的鄙薄态度。这一态度对于向秀深入领会庄子奇致,从而超越旧注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书成之后,嵇康仍然有所保留,“尔故复胜不”表明了嵇康于向《注》意犹未尽的观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现存向《注》的残存材料来看,向秀对《庄子》的发明并不完全契合竹林玄学的宗旨,反而接近后来的西晋玄学。向《注》之“大畅玄风”,其实也是后来西晋的事情。另外,向秀注《庄》正值竹林之游时期,自然离不开和嵇康之间的互相讨论和激发,从两人关于“养生”的论难可见一斑。可以说,没有嵇康于庄学的先见之明,就难以产生向秀的《庄子注》这部著作。

阮籍的主要贡献是写作了《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系统地阐发了庄子的学说,尤其是他的《达庄论》,当是历史上第一篇直接标题庄子的文章,对复活庄子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从接受庄子思想的过程来看,年长的阮籍是在年小的嵇康之后。《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早年饱读经书,服膺儒学,“本有济世志”,后来因客观条件限制,在志愿难酬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改弦易帜,由儒入老而后入庄。高晨阳的《阮籍年表》对阮籍作品的考述也说明了他的早年作品多是关于《易》、老的,认为阮籍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文章均创作于魏末,是其晚年最后的作品。[7]嵇康则不同,虽然家世儒学,却没有接受、服膺儒学的明显过程。他早年就私淑老庄,正始年间就已写出了旨在发挥庄子养生观的《养生论》等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京师洛阳等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嵇康能够较早地接受庄子,固然与玄学思潮的衍进有关,更是因为他的生性所致。据《晋书》本传和他的自叙,嵇康从小便“不涉经学”、“不自藻饰”、天质自然,“爰及冠带”即托好老庄,“重增其放”,更加自觉地以庄子思想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由此可推,阮籍约在正始以后的竹林之游期间,是在嵇康等人的直接影响下才进一步接受庄子的。另外,阮籍对庄子名理的辨析和发挥,似也不及嵇康。今人牟宗三论竹林名士的特点时说:“阮籍有奇特之性情,而嵇康‘善谈理’。”[8]嵇康曾称阮籍“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3]118这种“口不论人过”的含蓄蕴藉正是阮籍性情奇特的表现。嵇康最终未能达到阮籍的性情修养,阮籍也没有达到嵇康的善谈玄理,也即没有达到像嵇康那样深入庄子,特会其理。

嵇康可以说是庄子后学中的嫡传哲人,他不仅标榜庄子,也真正继承、实践了庄子的思想和精神。嵇康对现实名教的批判以及对自然境界的追求,无疑都是庄学的复活。像庄子一样,嵇康鄙夷六经,菲薄周孔,退身不仕,以快吾志,直到最后从容赴刑,以自我的生命为代价,践行了庄子齐同生死、游心大道的生命境界。对照嵇康,阮籍、向秀等名士虽口倡庄子,其心其行却未必如是,他们最后都因为不得已而入仕,委节于司马氏裩中;因为不得已,其精神、人格必然失落,生命也甚为痛苦,不得自然、逍遥。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取向,庄子对士人精神生活的影响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入晋以后,庄子经郭象的继续发挥,又呈现出一种“游外弘内”的面貌,玄学因此再掀高潮。郭象的思想不同于嵇康,也难说符合庄子本意,但也是一种庄子说,是对庄子玄理的发挥,而且是在向秀《庄子注》基础上的发挥。从这一点来看,嵇康无疑功在其先,可以说,没有他的带头标榜和身体力行,庄子在魏晋就难以迅速风行。嵇康对庄子的复活,不仅在当时实现了玄学思潮的转向,而且为西晋玄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契机和源泉。两晋士人从此与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影响所及,就连西晋末年以后的佛教名士也无法绕过,也必须借助庄子才能了解和传播佛教教义。

参考文献:

[1]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余敦康.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J].文史哲,1987 (3):3-11.　[3]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6.　[5]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1086.　[6]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79.　[7]高晨阳.阮籍评传?附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8]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修订版.台北:学生书局,1985:286.

责任编校:林一哲,杨国平

魏晋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冲静致远：“竹林七贤”嵇康的玄学思想

冲静致远：“竹林七贤”嵇康的玄学思想*导读：“竹林七贤”嵇康的玄学思想饱含一个认识了人世真相而不畏艰险和一时荣华，追慕自由至上的生命解读的睿智出世者深挚总结及践行。…… 竹林七贤嵇康的玄学思想饱含一个认识了人世真相而不畏艰险和一时荣华，追慕自由至上的生命解读的睿智出世者深挚总结及践行。 *陈冬至《嵇康抚琴图》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在老庄道学的基础上阐发其对黑暗现实的理解和人生选择，醉于醇酒而不沉溺，超脱隐逸，其作品中洋溢对自由的精神追求和对权贵当道社会现状的批判，与同时期其他玄学人物相比不同的是，嵇康的养生论和对世俗名教等的清醒认识使其作品及思想有着更浓厚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内容。玄学，又称玄远之学，于曹魏正始年间兴起。嵇康作为竹林玄学的代表有诗作《忧愤诗》、《述志诗》、《六言诗》等，论文《乐论》、《达庄论》、《通易论》、《大人先生传》等。《释私论》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思想的中心命题，也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主张。玄言诗因其体现了崇尚自然和真情的时代审美风尚而为当时人们推崇。任自然即任从自然本性。嵇康以气言性，自然

本性为气所规定。嵇康擅长思维论文创作，即师心以遣论，语言富含诗意，无意雕饰重在自然流露，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从诗文之中透露内心情感。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无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诗文常以对自由神化的仙境描绘表现其崇尚无拘大道贵无、超越现实远离世俗，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嵇康《述志诗》）的理想境界。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嵇康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浅谈魏晋玄学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姓名：黄全星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黄全星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一）正始时期１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２．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二）竹林时期１．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２．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嵇康以及魏晋玄学

嵇康（224—263），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现安徽宿州境内）人。嵇康在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整个魏晋文艺界和思想界，嵇康都是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人格和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嵇康是著名的琴艺家和哲学家。他精通音律，“广陵散绝”体现的是嵇康作为一个伟大音乐家的悲剧。养身《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社会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精辟地阐述以下几个问题：一、提出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二、指出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可见，嵇康在养生问题上研究颇深。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其友人言：“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令人惋惜不已。人物事迹相貌堂堂嵇康长的是相貌堂堂，他的好朋友山涛说他是“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他的哥哥嵇喜就在《嵇康别传》里，很不谦虚地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位相貌堂堂的人物，却有“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的个性倾向，据同时代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记载，当时的上层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非常重视个人修饰，出门前不但要敷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于此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试想一下，与那些脂粉扑面，轻移莲步的矫柔做作者相比，嵇康的天生丽质是多么令人神清气爽。狂放任性嵇康具有旷达狂放的个性和行为。嵇康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丧父,故而经常放纵自己,用他的话说就是“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庄之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在这天才的懒散与自由里孕育着嵇康的狂放和旷达。生活中的嵇康的确很狂,他轻时傲世,对礼法之士不屑一顾。向秀在《思旧赋序》中也说到他和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钟会陷害吕安时，给他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长于诗文作为魏晋文坛代表之一的嵇康，其作品的精神深刻表现了魏晋一代士人人性的觉醒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和不懈追求。诗人优游容与，游心太玄，目光投向老庄的自然，以自然大化的玄远境界看取人生。艺术视角转为审视自身精神世界，审美色泽趋向性灵的淡泊。嵇康是诗化庄子的第一人，将玄学的命题转化为时代的审美思维，形成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嵇康《述志诗》有云：“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冲静”二字最能代表诗人的情操、志

1.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李泽厚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终学的崩溃．烦琐、汗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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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四) 天才的诞生：黄初七年，曹丕在位的最后一年，奉这位皇帝之命而继承王粲爵位的王业家中，添了一个小儿子。王业的长子取名王宏，宏，发扬光大，意味着使一度中断的王粲家族兴旺发达；王宏字正宗，以肯定其正统的继承人身份。所以当小儿子出世命名时，取名为“弼”，意为辅助，后字为“辅嗣”，以表示帮助兄长王宏共同振兴家族。于是，世上一个姓王名弼，字辅嗣的男儿诞生了。山阳王氏深厚的文化渊源，荆州学术的薪尽火传，还有王粲留下的来自蔡邕的近万卷书籍，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家学内容。这是王弼先天的财富也是他后天成功的基础。关于王弼童年以及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那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少年才子钟会所受的教育中，可以间接的推导一些王弼学习的基本内容。颍川钟氏家族与山阳王氏关系密切，钟氏家族以擅长刑名学和古文经闻名。钟会追忆自己文化启蒙教育的过程中这样写道: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尽管家庭文化传统十分重要，而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一个思想家在其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他所生活的氛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正始时期，何晏等“浮华分子”上台后所掀起的玄学思潮风靡了思想界，而这时的王弼才十五岁，正是最容易接受“奇文异训”的年龄。正始玄风主要风行于首都洛阳的上层知识界和上层贵族官僚青年中。王弼恰恰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山阳王氏是名门望族，与汝颍名士为世交。王业是王粲的嗣子，正始时期在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全家定居在洛阳，生活在上层士族文化环境中是无疑的。

解读嵇康

魏晋玄学的现代价值之 ——解读嵇康作者：陈伟学号：2010010131 班级：结02 摘要：自古以来，嵇康以其独特的高洁俊雅的人格魅力被无数人所景仰。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嵇康作为一个主体人格觉醒的存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无可替代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以自己对生活的探索，对自身内心的发掘，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格觉醒的篇章。嵇康最后的悲剧让他的思想以及其探索人生、超越自我的独特风范深深的渗入这片土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魏晋风度”高大典型。那种人格魅力之美，直至今日，仍然能够令我们动容，也令人反思。本文从其文学人格魅力的角度出发，分析他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具体分析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并从音乐角度分析他的人格美，从而对其人格魅力进行一次还原。首先申明，在本文中有很多纯属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还望老师指正。魏晋时期，许多知识文人纷纷涌现，然而真正上可以称为名士者，仅有嵇康一人。本文希望通过对嵇康思想的解读，来整体体现魏晋玄学的价值，以及其流传不绝的魅力所在。关键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音乐、人格魅力嵇康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思想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每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的确，魏晋时期，玄学的发展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为滋生玄学提供了历史的土壤，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魏晋玄学开始蓬勃发展。换句话说，其实我认为，玄学的出现在与儒家的失落，或者说由于局势的动荡，士人心中的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动摇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种带有被动的玄学思想我

认为只能说与早期的庄子相似，所以对于嵇康师承庄子这一说法我并不认同，相反，二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在下面的论述中会涉及到。冯友兰说：“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 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由于思想的变动，当时的玄学学者普遍有反对儒家思想的注重礼法道义以及名教等思想，而推崇道家的自然无为、旷达任放，不拘礼法的个性自由，尊重个性与自由。在这样一个时代成长，为嵇康的理论水平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嵇康，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有奇才”，“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一般认为其在哲学上上承何晏王弼之自然观思想，下启郭象《庄子注》之精神内涵。其作品文有两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赋有四篇：《琴赋》，《酒赋》，《蚕赋》，《怀香赋》。论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及《答难养生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及《答解宅无吉凶摄生论》，《难自然好学论》。诗，现存50多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诗歌包括：《赠兄喜秀才入军诗》十九首，《幽愤诗》一首，《叙志诗》二首，《游仙诗》一首，《六言诗》十首，《重作四言诗》七首，《思亲诗》一首，《答二郭诗》三首，《与阮德如诗》一首，《酒会诗》七首，《杂诗》一首。其他的还有《琴赞》，《灯铭》，《卜疑》，《太师箴》，《家诫》，《普贤高士传赞》，《春秋左氏传音》。在那个时代，相貌十分重要，世说新语中写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汉魏之际，学术巨变。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经学危机：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一为繁琐：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 ‘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三为实践：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黄老复兴：在中国思想文化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表面上看，两汉的学术思潮似乎走进了一个由黄老到经学再到黄老的圆形，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螺旋似的运动。自东汉中叶随着经学危机的不断加深，形式发生逆转。东汉安、顺之际出现了代表上层士人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和代表下层士人及农民的早起道教，他们在寻找思想武器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曾给汉初社会带来安定繁荣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也在发展中演化为政治形名学与神仙方术两个流派。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形式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汉初需要修生养息，此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清静无为”；东汉末年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

嵇康玄学思想成因新探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０７作者简介：张立恩，男，曲阜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①余敦康先生认为“ 稽康原来也是以名教与自然相结合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的”，“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后承受了巨大的内心痛苦继续从事新的探索。”后即“在《释私论》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此说甚是。见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第３０２—３０６页 ②外缘因素即可然因素，无此可然因素则必无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玄学思想。嵇康玄学思想成因新探张立恩（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日照２７６８２６）摘要：将嵇康玄学思想置于竹林时期特殊的政治现实与玄学思潮之中并结合嵇康本人的性格气质，探讨嵇康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内核的玄学思想产生的原因。分析认为，政治环境是嵇康玄学思想产生的现实条件，玄学思潮构成了嵇康玄学思想产生的文化条件，嵇康本人的性格气质则是其玄学思想产生的必要条件。关键词：嵇康；名教；自然；玄学思潮；气质；政治现实一、竹林时期的政治现实竹林玄学所在的历史时期大约在魏齐王曹芳嘉平初至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２５０－２６３）。在这段时期，司马氏与曹魏氏两集团间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国家政权日趋分化，政局动荡不安。晋宣帝司马懿为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１］１７－１８。正始十年（２４９）正月，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魏帝祭扫明帝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迫使曹爽交出大权，并以谋反罪诛曹爽兄弟。嘉平三年（２５１），王凌欲拥楚王曹彪为帝，以伐吴为名请求发兵。司马懿以谋反罪发兵讨凌，凌事败被害。之后司马懿进军寿春，开挖王凌坟墓，剖棺暴尸，并将与王凌事牵连者诛灭三族。“司马懿父子的坚忍阴毒，连子孙也感到羞耻，以至怀疑晋祚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２］１５“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１］１８正元二年（２５５），魏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起兵寿春，称“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园，举兵反”［３］４８６，司马师率军１０万征讨，杀死毋丘俭，文钦逃入孙吴。甘露二年（２５７），魏征东将军诸葛诞于寿春反。司马昭督军２６万征讨，三年（２５８）正月，诸葛诞兵败被杀。甘露五年，魏帝曹髦预感司马昭篡权之心，率宿卫百人讨昭，被司马昭亲信杀死，司马昭遂立曹奂为元帝。至此，魏政权已被司马氏所控制，魏名存实亡。这种政治现实严重破坏了名教的社会功能，在客观上成为嵇康玄学思想生成的外部条件，激发嵇康玄学思想的形成。通过嵇康的诗文材料来看，其玄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名教与自然合一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演变过程①，促成这一演变过程的外缘因素②则是司马氏伪名教统治。司马氏借名教之名而行毁名教之实的做法将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推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名教失范的残酷现实，对一般人而言大可不必理会，甚至一些陋儒还可借此诛除异己，成为“一批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寡廉鲜耻贪冒骄奢６９

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人的主体（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艺术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

竹林七贤嵇康的思想是什么

竹林七贤嵇康的思想是什么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也许正是因为地位的原因，嵇康和一般士人的思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下面是本人为你搜集嵇康的思想是什么，希望对你有帮助! 嵇康的思想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喜欢研究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他用道家思想对现实的黑暗做出了阐述，他认为，我们在做人生的选择时候，要做到超脱，不能被现世的诸多因素束缚。嵇康的一些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中，洋溢着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社会现状的强烈批判。这与同一时期的玄学家的思想是不同的，嵇康的“养生论”和对世俗生活的反对都是对当时甚至是后世都有深刻影响的。玄学是在曹魏年间开始兴起的新学派，嵇康的玄学思想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崇敬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当时最能被接受的主张，嵇康的玄言诗体现的都是崇尚自然，追求真善美的风格，他认为自然的本性是气规定的。嵇康很多的文学作品不会用浮华的辞藻过度修饰，以自然的真情流露为准。玄学强调的是对超越自然的道德精神的追求，玄学的兴起和汉朝末期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有关，人们渐渐将情思寄托在宇宙自然中。在玄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不再将为官从政当作最高的理想，而是将自己精神的洒脱放在最高位。在嵇康的思想中，养生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继承了道家的养生之道，《养身论》是中国养身史上第一篇系统全面介绍养生思想的著作。

嵇康幽愤诗嵇康幽愤诗，是三国时期嵇康的作品，这首诗是嵇康因为吕安被诬陷的时候抒发自己愤愤不平所作的，道出了自己生平的忧郁，道出了这个世道的黑白颠倒。全诗鲜明的表明了嵇康自己的立场，他坚决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要与这不公的社会斗争到底。《幽愤诗》是嵇康的重要作品，也是研究嵇康个性和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在看这首诗的时候不得不先了解它的写作背景，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这时候嵇康的好朋友吕安因为被兄长诬陷入狱。所以嵇康为了证明自己的兄弟是清白的，就说吕安的兄长才是罪魁祸首，但是当时的朝廷已经不是嵇康想的那样了，结果没想到把自己也赔进去了，但是嵇康没有因为这个怪罪吕安。这首诗就是在吕安被捕入狱后所做的，其实这首诗的产生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时代原因，与诗人独特的个性有着极其相关的联系，我们知道魏国末期政治相当黑暗，在朝中正直的知识分子随时都有可能让小人拿去了性命。竹林七贤这是因为看到了这一黑暗，才对为官生涯避而不提，而作为七人当中最有成就的嵇康他他要做一名斗士奋战在反对司马氏家族的第一线上。《幽愤诗》的写作虽然直接原因是吕安倍抓蒙受冤屈，但更深层的意思是作者处于被囚禁的特定环境，表达出的对这个世界的是非不分的愤怒之情，在这首诗中嵇康再一次表明了他拒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倔强态度。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内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一部对音乐颇有研究的著作，

魏晋玄学的形成

论文课题名称：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影响学生姓名张绪云学号 2009031206 专业历史学班级历史学班指导教师余林 2010 年 12 月关键词：魏晋玄学玄远主要代表人物发展阶段自然影响摘要：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东汉末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形而上的哲学论辩。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晋玄

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荐举制度和官僚家族的政治因素、独尊儒术与经学世家的文化因素以及庄园经济与乡里豪强的经济因素结合，便形成了士族。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多种经营的特点影响了士族人格的独立性，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