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理论前沿问题及探讨

【公共经济】

公共物品理论前沿问题及探讨

方　倩

摘　要: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博弈论都极大地推动了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我国随着改革的深入,竞争的加剧,公共部门的弊端日益显现,公共物品

总量呈现出严重的不足,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尤其突出,而我国的教学、科研对这些问题的认

识尚处于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之中,本文结合近几年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探讨了其对我国公共物

品理论教学与制库安排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共物品　私人供给　税收补贴　地方性公共物品

一、公共物品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世纪末,奥地利和意大利学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财政学研究上,论证了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性、互补性,形成了公共物品理论。

林达尔均衡是公共物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它使人们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问题取得了一致,即分摊的成本与边际收益成比例。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是围绕着公共物品的供应展开的,1956年蒂鲍特(C.M.tiebout)发表了论文“一个地方支出的纯理论”,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地方公共物品的文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着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展开了长期的博弈,地方性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深化了公共物品理论,使公共物品走出了只讨论纯公共物品的领域(布坎南在1965年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非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进行了讨论,公共物品的概念得以拓宽)。

70年代以后,公共物品理论的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制度保证公共物品决策的效率原则。布坎南及其“公共选择学派”,研究了非市场决策,将公共物品供给的决定诉诸政治程序,用公众投票方式解决,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克拉克和格罗夫斯等人探讨了激励机制问题,旨在设计一种计划程序,诱导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而真实显示其对公共物品的偏好。

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安排,使公共物品私人供应成为可能,表明了从公共物品供应的角度探讨公共物品问题已经较为成熟,也是实践对公共物品理论发展的新要求。

二、公共物品理论新发展及其内容

(一)公共物品的分类问题。公共物品是可以进行分类的,如果边界不清晰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阻止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或是完全由市场方式提供公共物品都会导致公共物品的短缺,这直接影响到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同时对于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等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1954年,P.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首先给出了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公共物品有两个特质:一是排他性,二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随着公共物品研究的深入,关于公共物品分类的争论也日益激烈。一些学者从筹资角度将公共物品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性公共物品(continu2 ouspublic good),它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征税而提供的公共物品(Warr,Robert,1982,1984),另一类是离散性公共物品(discrete public good),所谓“离散性公共物品”就是,当有足够的贡献者(contributer)来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时就提供,否则就不提供。比如造一座桥或一个图书馆,当有足够的钱支付成本时就建,否则就不建。

若根据有无排他性和竞争性,我们可以将公共物品分为三类:(1)纯公共物品;(2)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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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公共资源;(3)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后两类可以统称为混合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congestion)的特点,当混合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会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

(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方式、效率问题

公共物品的分类和混合公共物品的拥挤性为我们探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提供了前提。所谓“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是指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强制的情况下,个人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形。

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种是捐助的方式,如无偿建立图书馆,为SARS疫苗的研制免费提供基金等。二是市场方式,即公共物品的投资、生产、修缮完全由私人来完成,私人通过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得到补偿。三是联合供给(Vicary,Simon,1997),可以是私人与政府联合供给,私人部门负责生产,政府采购后再提供给公众,或者政府对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给予补贴和优惠。也可以是私人与社区联合供给,社区给私人一些优惠政策,如低价提供场地等,私人则以较低的价格向社区提供公共物品,或者社区就直接向私人购买公共物品提供给社区成员。

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如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科斯等人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如今,随着微观经济理论如实验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公共物品的很多领域,私人或私人间的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首先,从纯理论模型上看,在Charles Tiebout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物品供需均衡模型指出,在五个假设前提下,公共物品也可以像私人产品那样较为精确地实现供求均衡,发展其他形式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或许会因为促进竞争而提高效率。这些假设包括:公共物品的消费者可以完全流动;不考虑地方税收的可变性;有充分多的地方政府或社团可供选择;某地提供的公共物品只有该地的居民收益,公共物品的成本也完全有该地居民承担;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无差异的。

其次,通过博弈论框架的扩展。康恩斯和桑德勒(Comes and Sandler,1986)研究发现,公共物品的纳什均衡供给不会为零,但要小于帕累托最优,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社区居民数量的增加而扩大。Xiao peng Xu(2002)引入成本分担理论,通过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对称的公共物品供给博弈(symmetricpublic-good -provision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证明了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公共物品供给是增加还是减少是不确定的。因为假定其他人均为自愿贡献者,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更多的人分担了固定的供给成本,这使行为人有了更强的动机成为自愿供给者,但同时也意味着由他人提供物品的可能性也上升了,从而导致更多的行为人选择“搭便车”。若后者的作用超过前者,那么在均衡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自愿供给者。

Pecorino,Paul(1999)研究了重复博弈中,公共物品供给行为中的合作能力。他们建立的动态模型表明,在一个大范围的经济中,合作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合作不会因为人数的增加而变得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何种博弈中,反复的计划和博弈前的交流(Chakravorti,Bhaskar,1995),反馈、学习和重复博弈(史蒂文斯,1999)对于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公平与效率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除了上述两个研究角度外,目前的研究似乎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实验数据,通过这种实验经济学,可以帮助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说明,“搭便车”问题并不像传统经济理论预测的那样普遍。Cason Timo2 thyN and Khan Feisal(1999)设计了一个实验,在荷兰东部一些工厂车间为工人们提供条形糖果,工人们可以投一个货币单位到指定的盒子里,然后取一颗糖。实验结果证明了,由于缺乏监控(imperfect monito2 ring)和口头交流(verbalcommunication),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的经验不断增加,会使贡献水平不断下降,但如果行为人在决定个人贡献的数量之前有机会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就能扭转这种下降的趋势。行为人会根据交流不断更新他们的预期,从而提高自己的贡献水平。Myles,G areth D.(1997)通过实验驳斥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静态模型,提出了代际公共物品(intertemporal public good)的概念,假如消费者关心其子孙的福利,就有动机提高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水平,这样,消费者既直接从其消费公共物品中获得福利,也间接从其后代获得福利中获得福利。此外,Cadsby和Maynes(1999)实验检测了资金返还的保证、持续贡献(continuouscontribution),最低成本(threshold),回报率(revenue)对集团行为进而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当然最重要的应届公共物品博弈实验(Public good games,P GG)了。在典型的实验环境中,几个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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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组中有一个公共池塘(public pool)。每个人收到一笔收益y,他可以选择从0到y的一个数值g投入公共池塘。游戏最后,这个公共池塘会对组中每个成员产出报酬m,其中m是边际回报率(0

此外,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信息经济学在公共物品理论上的应用主要就是解决如何“诱导人说真话”。除了我们熟悉的克一格税以外,Gradstein,Mark,(1998)认为当信息完全时,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林达尔税等政策工具达到最优配置,当信息不完全时,不存在自愿的和有效率的公共物品供给。必须采取一些强制的对公共物品的矫正政策,设计一个税收一补贴政策,这一政策的条件是(1)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为公共物品做贡献的成本,政府只知道这些成本在人群中的分布。(2)社会最优公共物品数量与个人成本无关。给所有的贡献者补贴,补贴资金来源于向不贡献者的征税。只要公共物品的社会最优数量是与私人成本的分配无关的,那么实行这种税收补贴政策就能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

同时,通过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可以解决由于缺乏私人对公共过物品偏好的信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Snyder,Susan K.设计了一种在缺乏上述信息的情况下,测试公共物品供给是否与帕累托最优一致的方法。只需要假设机构是有可描述的偏好的,这些偏好是以连续的,严格单调和严格准凹性的效用函数来表示的,用以定义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的消费。这种测试不需要考虑个体公共物品需求所引发的消费,只需要一系列总体水平的数据,特别适用于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为中心的模型。也可以为在一个广泛的公共物品经济体(包括私人产品、公共物品、混合产品)中检测帕累托最优假设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

最后,从政治传统角度来理解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即公共选择的角度,也是很有说服力的。Myles, G areth D(2000)认为政治传统因素包含多个方面,从政治家的角度采看,公共部门似乎存在更多的浪费现象。资源不是被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产出,而是被浪费在支持不必要的官僚作风上。即使资源被合理利用了,生产方式也可能是无效率的,于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税收规避成了他们对政府不公平政策的最好回应。为了刺激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教育、保健、犯罪防治、邮政服务、医疗卫生等混合公共物品领域,可以同时存在私人市场供给和公共供给两种方式(Epple and Dennis and Romano and Richard E,1996)。这有可能使公共部门陷入困境,关键还是在于公共部门供给的质量。

(三)地方性公共物品理论发展

具有地方规模和地域限制的,应当由各个不同的地区分头决策和组织供给的公共物品我们说它是地方性公共物品。

如果一个地区的地方性公共物品是由国家性的税收提供资金建设的,那么收益会集中在这一地区,而成本却是分散的,由各个地区共同承担。这就产生了公共物品配置中的无效率,Brian Knight为了检测立法者对这种制度的反应,分析了1998年美国国会对运输工程基金的投票。在由地方选举产生代表组成的中央立法机构中,这种受益与成本的地理性分离,诱使立法者尽可能提高本地区的支出,因为本地区只承担一小部分相关的税收成本。而总的中央支出是过度的(特别是在政治权利强大的地区),并且存在巨额的不可补偿损失。以往人们往往假设中央政府会使国家福利最大化,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央政府也面临着为地方而非国家利益服务的动机(Brian Knight),中央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地区政治权利的不对称,都导致了经济资源从政治弱势地区流向政治强势地区,造成配置不当。

因此,究竟是由中央政府来决定支出并由总的国家收入来为地方性公共物品提供资金,还是由地方政府决定并由地方税收提供资金,是要视这种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外溢程度和地区之间的偏好差异而定的。以往,标准的解决方案假定中央集权制(centralized system)下,政府可以为不同的地区选择统一的公共物品支出水平。当这种公共物品没有外溢性时,这是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但事实上,中央政府并不可能为各个地区提供相同水平的公共物品,中央集权体系会产生不同地区间居民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当支出决策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这种冲突在立法机构内部就会产生。Timothy Besley,s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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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 Coate认为如果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外溢性很高,地区间对公共物品支出有相同的偏好,那么中央集权体系是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如果外溢性不大,而地区间差异性较大,则不应选择中央集权体系。

地方公共物品的分配往往是十分不均的,一个地区闲置的公共物品很可能是其他地区所缺少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中央的拨款来矫正这种状况呢?Cremer,Helmuth,Marchand,Maurice,Pestieau,Pierre (1997)在简单一次博弈的框架下,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即自由放任的不合作方案,最优解和次优解,将最终的纳什均衡与Benthamian福利函数的一个最优解相比,可以看出中央的非歧视性矫正拨款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并不能达到最优的状态。

地区间住户的自由流动也会影响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这方面的著作颇多,Brueckner(1983), Wildasin(1986,1987),Krelove(1993)都曾对此进行过研究,但是他们都只考虑了地区间居民的流动性,并且假定地方政府会将税后的土地租金最大化。Richter,Wolf ram F;Wellisch,Dietar(1996)将本地居民划分为流动的劳动者和不流动的土地拥有者,增加考虑了厂商的流动性,这样政府就要进一步考虑以有效的方式向厂商征税,同时将公共物品的供给扩展至公共服务,政府不再仅仅是传统上的提供公共物品,还要向厂商提供公共服务。当公共要素的供给无效时,公共物品的供给可以是有效的。新的模型说明如果土地租金不外流,那么有效分配是可以达到的,但如果非本地区的居民拥有本地的地方生产要素,并从中获利,会导致地方行为无效率,土地租金的外流妨碍了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同时地方政府无权处置地方性人头税,也会产生扭曲作用。两个因素会共同导致地方政府通过不足额提供公共物品来转移流动性住户,或通过对流动性厂商征收高税,同时又不足额提供地方公共要素来减少流动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从而转移流动性住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必须进行最优干预设计,矫正这种无效的地方行为。

三、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在绝对量上有大量的增加,但事实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仍然存在严重的短缺。一方面存在“越位”现象,在竞争领域存在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又存在“缺位”现象,政府的核心职能即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职能得不到有效的履行。在许多公共物品领域,还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什么是政府应该管的,什么是应该由市场内在运行解决的”以及“政府如何才能管好”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持久的课题。比如没有很好的区分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没有意识到一般医疗保健和基本医疗保健的区别,结果大学教育中央管,中学教育省市管,小学教育县乡管。基本医疗作为地方公共物品由乡镇提供,乡镇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只好向农民摊派,这就是错他造成的后果。

所以正确地区分公共物品的性质,并根据它求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多样化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将原先垄断的公共物品生产权向私人企业或非营利企业进行转让,中标的承包商按合约生产公共物品。在签订合约之前制定一套公平而有效的投票过程,防止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效率损失。合约签定后,要注意对其的监督和实施。政府也可以通过恰当的税收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私人力量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作用。对一些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混合公共物品,甚至可以完全由私人企业来提供。

大力推动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比如对于慈善事业,福利彩票要出台优惠的管理政策,包括返还比例,税收政策,以扩大筹资规模。同时要改进运行制度,降低成本,强化公益金的使用监督,增加透明度。这样既可以满足特殊群体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使一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完全,甚至完全不必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稳定性。

农村的公共决策应更重视民主程序的运用,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性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相当的决策权,允许地方开征各种财产税,使地方“有源可取”’“取之有道”。同时要促进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使公共选择更符合民意,增加居民的流动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取消对人员流动的各种限制,比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真正做到“用脚投票”。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上坚持城乡平等的非歧视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物品,都是行之有效的做法,也可以为研究和发展公共物品理论提供更好的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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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虽然差异性相对于单一货币政策实施前有所下降。

总的来看,我们从银行利率传导经验研究中得到的差异对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而言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成员国在经货联盟实施第三阶段后金融结构仍然存在进一步一体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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