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现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报告
贵州联盛药业有限公司
关于发现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报告
尊敬的刘总：
我进入公司2周多，站在质量部的角度，对公司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疑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参考建议：
1.现有物料的工作流程是入库，请验，检验，合格后转入合格区，
其中原辅料、内包材中需要做微生物检验项目的物料，外包
装有破损的物料做卫检时，单独取样，分别检验，合格后放
行，这样做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可能会使不合格的物料投产，
进而引起成品卫检不合格，根据2010版GMP要求，为了规
范公司管理，现质量部要求生产部（含仓库）、质量部对外包
装破损的物料（需要做微生物检验的物料）一律不准入库，
质量部不准取样，从源头加强风险防范，严把质量关，保障
公司产品质量。
2.工艺规程中，破壁饮片湿热灭菌法是否适用于所有药材，挥发
性成分，热敏性成分的药材是不适用于湿热灭菌的。另外破
壁技术是低温破壁，而灭菌又是湿热灭菌，二者相互矛盾。
3.破壁饮片批与批量、生产日期的定义与制剂不一致，为了规避
质量应该进行文件修订。
4.亚批号的规定与法规不相符，取消要批号。
5.验证工作应该为设备设施再验证周期1年，工艺再验证周期3
年，清洁验证再验证周期5年，应该进行相应的再确认或再验证。
6.质量部QA人员频繁调动，不妥，本身我都是才来没多久，下
面2个是比我更新的新人，人员没有相对的稳定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7.请药监局的老师吃饭，加强联系。
8.起草验证总计划
9.起草2015年培训总计划
10.不同包装规格的药品检验报告书的出具。
11.每个品种都必须有工艺验证，除非你不生产。
12.左旋检验报告书没有脆碎度检验项目，根据制剂通则，有脆
碎度检测要求，等2015版药典培训后实施新药典标准时必须增加改正。
13.进入操作间的人数限制不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取消，不违背
法规，见GMP实施500问。
14.左旋折算投料有没有必要。
15.包装材料审核，要遵照24号令，但市场上也有不符合24号
令的，但我们审核必须审核出来，如果公司愿意这么做，没有关系，公司应承担相应的风险。
16.关于包装材料留样的事情，建议外包材，不留样，批记录中
都有标签实样，应该可以不留样。特别是外箱，外箱不属于GMP要求的包装材料，完全没有留样的必要，破壁饮片成品
留样应该以市售最小包装单元留样。
17.包材检验的问题。
18.生精片测定含固率的问题。
19.注册工艺更改的问题。生精片
20.包装材料完善问题。
21.验证文件的审核批准是质量负责人。
22.外箱编码全部取消。已由生产完成。
23.纸箱检验问题，文字、材质、尺寸、外观质量。以上建议当否，特此报告，请审阅。
质量部赵占强
2015年7月10日
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
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 刘良华 1.写文章最好有“命题”（thesis）。没有命题，也可以写成文章，但不是好文章。 所谓命题，它必须是一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必须改变人们某个观念、更正人们的某个日常经验。它要么在立场上与众不同，要么在解释上以其说服力让人感动。 如果有人提出：“大学生毕业应该自己找工作”，这在以往“包分配”的年代是一个命题，但现在已经成为常识，它不再是一个命题。在“大学生毕业应该自己找工作”已经成为常识的今天，如果有人提出：“毕业即失业”。倒算是一个命题。 如果有人提出：“80后的大学生是跨掉的一代”，这是一个命题；如果有人反过来提出：“80后的大学生没有跨掉”，也算是一个命题。 实证研究的典型命题往往可以转换为“……对……的影响”，它表达某种因果关系，比如“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2.实证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的判断。实证研究的谓词为be，包括“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存在”或“不存在”。 理论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判断。理论研究的谓词为should（或must, ought to），包括“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必须”如何或“不必”如何。 实证研究不轻易说should（或 must, ought to）。实证研究甚至不说to be，只说: being。海德格尔把书名定为《being and time》，也许考虑了to be与 being的区别。 3.理论研究（尤其是“形式逻辑”式的理论研究）讲究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 但是，形式逻辑的危险在于：它不怀疑“大前提”的可靠性，它预先承认“大前提”（人是会死的）是毋庸质疑的。如果“人是会死的”这个大前提尚没有什么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由一个错误的大前提推导出一个更错误的结论。 实证研究也有推理，但实证研究的推理更多地显示为归纳而不是演绎。而且，实证研究对任何“前提”都持怀疑的态度，实证研究只有等待验证的“假设”，没有绝对正确的“大前提”。对于“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实证研究的态度是：如果可以重新证实或证伪“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就把它纳入研究。比如通过调查的方式来做一个归纳式的综合式的判断：人是会死的或者人可以不死或者人死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人是会死的”这个问题当作研究的假设。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只能证实不可证伪也因此不可怀疑的常识。既然已经成为不可证伪、不可怀疑的常识，实证研究就会认为“人是会死的”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它不值得浪费时间去做研究。也因此，这样的三段论对实证研究而言几乎没有意义：“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由“人是会死的”推导出“这个小孩是会死的”，这个推理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它可以提醒小孩和所有人：必须珍惜时间，必须善待他人，等等。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它当作研究的课题。实证研究只负责研究那些可证实或证伪的隐匿的因果关
能值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探讨
生态环境 2008, 17(5): 2117-2122 https://www.360docs.net/doc/0714119455.htm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mail: editor@https://www.360docs.net/doc/0714119455.html,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GJJ08014）；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D0610013） 作者简介：姚成胜（1977年生），男，博士，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方面研究。 收稿日期：2008-03-05 能值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探讨 姚成胜1，朱鹤健2，刘耀彬1 1.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47； 2. 福建师范大学自然资源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能值理论与研究方法是当前生态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被认为是连接生态学与经济学的桥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能值分析有效的将自然环境的价值纳入了产品的生产，更能真实地揭示产品的真实价值，从而克服了传统能量分析和经济分析的诸多缺陷，但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综合国内外有关能值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对当前能值理论研究中能值转化率的计算问题、多产品或复合产品系统的能值流计算问题、能值价值论与市场价值论结合问题、能值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能值；能值转化率；能值理论；能值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75（2008）05-2117-06 根据能量系统理论的观点，各种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均可视为能量系统，能量可以用于表达和了解生命与环境、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的 关系[1-3] 。长期以来，人们运用能量为共同尺度，对各种系统进行了研究分析。然而由于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能量具有不同质与价值的根本区别，不可作简单的加减和比较[3-4]；自然环境资源与社会的本质关系，用一般能量单位更无从衡量和表达；对此中外学者提出了不少方法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但始终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Odum 等人在深入研究生态系统能量学，综合运用系统生态学、能量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该理论的出现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思路[5-6]，从而大大促进了对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能量研究的发展。本文就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及其国内外区域能值分析的研究进展作一简要论述，并对能值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概括，以期推动能值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发展。 1 能值理论的主要概念及其分析方法 能值（emergy ），是指某种流动或贮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即产品或劳务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投入应用的一种能量的总和[4,7-8] 。能值不等于实际的能量，而是一定类别和一定数量的能量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聚集，其实质上是体现能（Embodied energy ）或能量记忆（Energy memory ），由于各种资源、产品或劳务的能量均直接或间接的起源于太阳能，故多以太阳能值（Solar emergy ）来衡量某一能量的能值大小，其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 emjoules ，即sej ）。能值理论以能 值为基准，把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物流、 能流和价值流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进行评价分析，从而可以定量揭示各种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及其生态经济效益。 能值转化率（Emergy transformity ）即形成每单位物质或能量时，所需消耗的另一类能量之量。在能值分析中，实际应用的是太阳能值转化率，即形成单位物质或能量时所需消耗的太阳能质量，单位为sej/J 或sej/g 。能值转化率是衡量物质或能量的能质等级的指标，它随着能量等级的提高而增加；系统中较高等级者具有较大的能值转换率，需要较大量低能质能量来维持，具有较高能质和较大控制力，在系统中扮演中心功能作用[2]。一般而言，处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较高层次上的产品或生产过程具有较大的能值转换率；例如复杂的生命、人类劳动、高科技等均属高能质、高转换率的能量[4,8-9]。 能值分析是以能值为基准，通过能值转化率把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中不同种类、不可比较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来衡量和分析，有效地将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了社会经济系统，并将自然、社会和经济等亚系统有机的统一起来[3,8]。能值分析通过净能值产出率（EYR ）、能值投资率（EIR ）、能值自给率（ESE ）、能值交换率（EER ）、能值货币比率（EDR ）、能值使用强度（ED ）、环境负载率（ELR ）、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ESI ）等一系列能值指标，来综合评价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及其生态经济效益，并通过不同地区之间各能值指标的横向比较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各
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究
摘要：战略成本管理是从企业战略的高度研究成本管理，如何将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作业成本管理具体应用到企业中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值得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探．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研究 管理会计是把会计学与管理学结合起来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主要是利用一系列的专门方法，对财务会计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进行深加工，为企业内部进行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业绩考核评价服务的一整套信息处理系统。管理会计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到我国。其实，有关管理会计是否存在危机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焦点主要在于管理会计理论“已经过时了”、“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那么，对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是否还有必要?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把握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方向?本文试图按照会计理论研究必须为会计实践服务的原则，针对上述几方面的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科学的创新，西方管理会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学术论文投稿提出管理会计已出现严重危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逊(H．T．Johnson)和卡普兰(B。S．Kaplan)两位教授。他们在《相关性的消失一管理会计的兴衰》(1987)一书中指出，目前的管理会计体系是几十年前研究成果的产物，这种早已过时的传统管理会计体系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一危机主要表现在：管理会计对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依赖已经把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扭曲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管理会计现在必须要从属于财务会计报告，结果管理人员更关心的是他们对股票交易市场价格决策的短期影响，而较少关心企业在市场上长期竞争的地位和获利能力；由于这种对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依赖性，导致管理会计信息的获取经常是太集中了、太迟缓了，从而对管理人员所进行的规划和控制决策已不再具有相关性。④所以，管理会计体系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才能适应当今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发展的现实。针对管理会计出现严重危机的观点，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人员作出了许多回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布拉米奇(M．Bromwich)和比姆尼(A．Bhima—n1)，他们在《管理会计：发展而不是革命》(1989)调研报告中认为。管理会计即使有危机的话，至少也不像约翰逊和卡普兰所讲的那么严重。他们指出，现有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应该结合实践不断发展与完善，而不是对其作出彻底的否定和根本性的变革。②事实上，关于管理会计是否存在严重危机的无休止的争论是没有必要的。笔者一向认为理论研究必须为实践服务．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应当能够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围绕会计实践工作找题目；同时，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又要能促进会计实践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①所以，与其对管理会计无休止的争论，不如对管理会计实践进行分析总结，找出其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更好地为会计实践活动服务。 二、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脱离了企业管理实践，不能及时的为企业决策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所依据的某些假设与现实不相吻合 会计假设是指会计人员面对变幻不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领域中存在的某些尚未确定或当时无法验证的事项，根据客观的、正常的情况或趋势作出的合乎情理的逻辑性推断或命题。在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中，同样存在着许多会计假设，如产销平衡和品种结构稳定的假设、成本习性分析和相关范围的假设、变动成本法的假设以及货币时间价值的假设等。但是，这些假设中有些与企业的会计实践活动出入较大，影响到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程度。如在进行本量利分析时，要假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即相关范围)内，企业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总额和单价基本上是不变的；在企业产销单一产品时，要假设产量与销售量是平衡的；在企业产销多种产品时，要假设各种产品品种结构是稳定的，即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现状问题和对策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现状、问题和对策 张德芹1，高学敏2，钟赣生2，张建军2 （1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天津300193；2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方药学系，北京100029） [摘要]本文分析了目前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在加强对古代本草文献考证整理和现代中药文献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应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药药性，将传统中药药性理论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建立符合现代科学认知规律的中药药性表征体系及其规范标准，科学地表征中药药性理论的内涵，揭示中药药性的科学本质。 中药药性是中药的核心和基础，是对中药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多种医疗作用和效果的高度概括。中药药性理论是研究药性的形成机制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以阴阳、脏腑、经络学说为依据，根据药物的各种性质及所表现出来的治疗作用总结出来的用药规律。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医临床运用中药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容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配伍、禁忌等。 近40年来学者们围绕中药药性理论在理论探讨、实验研究、临床应用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建立了很多研究中药药性理论的技术方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加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质的突破，导致中药药性理论的本质一直缺乏现代科学的阐述，使在中医理论体系指导下使用的中药始终无法正确合理地被纳入现代药品生产管理体系。因此，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揭示中药药性的科学本质，建立符合现代科学认知规律的中药药性表征体系及其规范标准是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现将目前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研究思路阐述如下。 1研究现状 1.1国家重点项目的支持：为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创新，科技部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设立了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并将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列入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的重点支持方向。目前以山东中医药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由广西中医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等8所中医药院校、科研单位和医疗机构承担的国家“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已经正式启动。该项目将通过对中药药性的物质基础及其性效发生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以现代科学技术语言科学表征中药药性理论的内涵，建立符合现代科学认知规律的中药药性表征体系及其规范标准。其研究成果不仅可为临床用药和实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而且将促进中药新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保持中医药特色与优势、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的重要支撑和保障[1]。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为第一承担单位，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8所中医药院校、科研单位和医疗机构承担的国家“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项目也已启动研究。该项目通过系统比较和分析中药的药性物质基础的差异、遗传变异、环境变异、生物效应，探讨中药药性形成的影响因素、物质基础及对机体能量-物质-信息网络的调控，发现相关物质基础的共同属
浅析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浅析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新生的理论，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刚刚起步，在当前国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构建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性的个案研究较多，系统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少；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水平明显落后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实践；西方成熟文化理论与中国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初级阶段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对称等。面对这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本土化研究和系统性研究。 标签：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存在问题 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地关注“公共文化服务”，有关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和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由于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重大而崭新的课题，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在我们国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既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构建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地方性的个案研究较多，系统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少 在中央的号召以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关学者针对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或出现的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京生以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为依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主要内容是满足公民文化权利多层次的要求[1]。蒯大申在上海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构建需要正确认识的指导和整个制度的支撑[2]。此外，在专家学者的探讨基础上，一些关于公共文化的研讨会相继展开，一些总结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经验的研究论集也纷纷出版，如李景源、张晓明主编的《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主要介绍浙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实践和经验[3]。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地域性的经验总结阶段，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系统理论。现阶段，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综述性的研究，然而，在学术界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多是对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情况介绍或经验总结，或是针对某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反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地方性的个案研究较多，系统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少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研究者没有现成的适合本国本地区的本土理论基础，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另一方面，国内缺乏专业的公共文化研究人员，目前国内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者多来自于文化理论学者、公共管理学者以及各政府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受其学科和原来研究背景的限制，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全盘把握能力较弱。因此，目前在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领域，还缺少站在系统性高度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的文章，没有出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供政府实施的可操作方案。 （二）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水平明显落后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实践 虽然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共文化财政总体投入规模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结构上的缺陷、现行财政体制的调解机制和转移
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
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不同 刘良华 1.写文章最好有“命题”（thesis）。没有命题，也可以写成文章，但不是好文章。 所谓命题，它必须是一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必须改变人们某个观念、更正人们的某个日常经验。它要么在立场上与众不同，要么在解释上以其说服力让人感动。 如果有人提出：“大学生毕业应该自己找工作”，这在以往“包分配”的年代是一个命题，但现在已经成为常识，它不再是一个命题。在“大学生毕业应该自己找工作”已经成为常识的今天，如果有人提出：“毕业即失业”。倒算是一个命题。 如果有人提出：“80后的大学生是跨掉的一代”，这是一个命题；如果有人反过来提出：“80后的大学生没有跨掉”，也算是一个命题。 实证研究的典型命题往往可以转换为“……对……的影响”，它表达某种因果关系，比如“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2.实证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的判断。实证研究的谓词为be，包括“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存在”或“不存在”。 理论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判断。理论研究的谓词为should（或must, ought to），包括“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必须”如何或“不必”如何。 实证研究不轻易说should（或 must, ought to）。实证研究甚至不说to be，只说: being。海德格尔把书名定为《being and time》，也许考虑了to be与 being 的区别。 3.理论研究（尤其是“形式逻辑”式的理论研究）讲究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 但是，形式逻辑的危险在于：它不怀疑“大前提”的可靠性，它预先承认“大前提”（人是会死的）是毋庸质疑的。如果“人是会死的”这个大前提尚没有什么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由一个错误的大前提推导出一个更错误的结论。 实证研究也有推理，但实证研究的推理更多地显示为归纳而不是演绎。而且，实证研究对任何“前提”都持怀疑的态度，实证研究只有等待验证的“假设”，没有绝对正确的“大前提”。 对于“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实证研究的态度是：如果可以重新证实或证伪“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就把它纳入研究。比如通过调查的方式来做一个归纳式的综合式的判断：人是会死的或者人可以不死或者人死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人是会死的”这个问题当作研究的假设。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只能证实不可证伪也因此不可怀疑的常识。既然已经成为不可证伪、不可怀疑的常识，实证研究就会认为“人是会死的”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它不值得浪费时间去做研究。 也因此，这样的三段论对实证研究而言几乎没有意义：“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由“人是会死的”推导出“这个小孩是
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doc
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
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