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

《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

《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也就是1841年到1843年这个时间段，是马克思正处在巨大的思想转折的时期，用马尔都赛的话说，此时的马克思正是处在“思维断裂”的阶段。之所以用这样的言语来描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是因为从1842年到1845年，马克思迅速地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两大转变，即从自由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和从共产主义者向实践唯物主义者的转变，完成了两次转变的马克思最终成为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导师。而第一次巨大转变，即由自由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正式发生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

1839年马克思博士毕业前后，已经是比较坚定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在一切原则立场上维护以鲍威尔为首的“自我意识”哲学体系，并且将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应用于此后的理论研究当中。在政治观点上，马克思坚持自启蒙运动以来就被广泛认可的自由主义，认为不彻底的民主和封建特权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源泉，只要将“自我意识”哲学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应用与政治领域，新社会的建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所企望建立的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国家，他尚未看见已经潜伏于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罪恶。但是，马克思的这种政治理想在他进入《莱茵报》做编辑的时期受到了重大打击。1841年，马克思接手《莱茵报》，有感于普鲁士帝国密不透风的封建统治，他企图将《莱茵报》改造成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使之成为打击封建专制政权的武器。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的时间仅仅一年多一点，从1841年10月到1843年3月，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三件报道时间深刻的动摇了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

首先是《莱茵报》对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系列辩论的报道。1842年前后，顺应市民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莱茵省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在崇尚“自我意识”哲学的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自动幻化为改革的力量，出版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就是这种观点的信奉者。但是随着辩论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发现了自己不曾关注的现象，就是说议会不同的派别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自我意识”的利益，而是真实的政治利益甚至是物质利益。在省议会辩论中，代表封建贵族的议员们声称开放言论自由会败坏社会风化，实质上是不愿意放弃自己任何一种封建特权的表现；地主阶级的代表认为应该放缓开放言论自由的步伐，实质上也是不愿意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伤及自身；资产阶级的代表积极鼓励出版自由法令的出台，但是他们认为出版自由实质上是一种行业自由，正向资产阶级可以自由的雇佣工人，出版家也可以不受阻碍的出版刊物；农民阶级的一会代表尽管人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认为出版自由是人的先天权利，不能被任何法令剥夺，但是这种关带你显然不能左右议会的最终裁决。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尽管非常反感“卑劣的物质追求”，但是这场关于出版自由的议会辩论让马克思认识到了阶级的观点不可避免的受到阶级利益的左右这一事实，究竟是事实屈服于哲学呢，

还是哲学屈服于事实，马克思仍然处在困难的抉择当中。

《莱茵报》关于林木盗窃法令出台的相关报道对马克思旧有的理论体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在普鲁士，林木盗窃所引发的法律纠纷在30年代以来司空见惯，原因是私有制的不断普及使得公共林地不断萎缩，原来是村庄共有的取暖林木称为私有财产，林木盗窃越来越多，代表地主阶级的议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建议修改法律，严厉打击所谓的盗窃林木行为，认为捡拾森林里的枯枝的行为也是盗窃林木，要求国家政权严厉打击。私有者的这种无理要求激起了全社会正义人士的愤慨，作为民主主义的激进报纸，马克思理所当然对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举笔征讨。很显然，林木所有者推出这项法令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却妨碍他正视这一问题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成文法必须以习惯法为根据，捡拾枯枝是穷苦人家享受的来自大自然的恩赐，是自然赐予穷苦人家的生活习惯，自然创造了富裕当然也就创造了贫困，自然为富人创造了森林也就为穷人创造了枯枝，自然是公平的。林木所有者所力图出台的称谓发其实是是不法行为合法化，是侵犯了大自然的合理安排。这里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当时的这种理论仍然是资产阶级自由观的简单翻版，根本不能对当前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说明，更谈不上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这种困境，马克思体会到了。正是这种理论困境，使得马克思开始反思自己先前持有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抛弃对“物质追求”的藐视，开始注重社会关系中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和决定意义。

《关于默塞尔记者的辩护》的系列文章更加动摇也间接地涉及到社会结构的物质利益问题。1842年，《莱茵报》记者发表了一片关于默塞尔河谷地区农民贫困现状的文章，支出这种贫困现状的出现与莱茵省地方政治具有不可推卸的关系。该文章出版后引发社会大讨论，莱茵省总督对之横加指责，认为污蔑了政府的威信，报社记者受到压力退缩，作为主编，马克思起身为报社记者辩护，这就是《关于默塞尔记者的辩护》的系列文章出台的缘由。在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引用了大量数据和事实，认为默塞尔地区居民的贫困就是因为地方政策的出台没有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没有考虑到居民的经济诉求，腐败的政治严重伤害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

马克思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谈到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时说道，《莱茵报》时期我遇到了令我犯难的物质利益问题需要解答，这是我放弃旧有哲学观点的原因。马克思在经济问题上的空白，为他继续研究社会问题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这是马克思后来把研究重心放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

哲学观点的碰壁和《莱茵报》的倒闭使得马克思开始了在《德法年鉴》中的工作经历。在《德法年鉴》这部早夭的革命刊物当中，马克思发表了两篇重要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第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预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到来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主题力量、根本属性革命理论与革命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等重大问题，标志着马克思已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犹太人问题是欧洲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是马克思写这篇文章主要有两个原因。当地的犹太人长老

迫于犹太人的艰难处境请求马克思在报纸上为犹太人向政府求情，但是马克思写作文章的根本原因还是鲍威尔在研究犹太人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唯心主义思维方法。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马克思已经从根本思维方法上挣脱了青年黑格尔派主导的思维方法。

在鲍威尔看来，犹太问题之所以存在，本身是一个宗教问题，犹太人之所以受到歧视，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犹太教代表了一种落后的自我意识发展阶段，犹太人要想摆脱受歧视和打击的境遇，根本的途径是放弃犹太教，改宗基督教很或者消灭宗教，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生存在无宗教的社会当中，总而言之，犹太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是犹太人的改信归宗，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观点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世界解放的界限。犹太人的解放，并不在于取得和基督徒相同的政治权力，犹太人的解放，根本上应该建立在世界解放的共同基础之上。如果犹太人仅仅获得和基督徒相同的政治权利，只能是说犹太人在政治上取得基本的生存权力，但是犹太人的彻底解放，本身是一个和宗教没有太大关系的问题，犹太人的解放，只能是犹太人放弃犹太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只有放弃对犹太人那种因其生存方式所决定的追名逐利，利欲熏心，犹太人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涉及到经济的解放与政治解放的相互关系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基本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标志性著作。在《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尽管德国的现实情况——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经济模式——低于批判，但是还是要批判，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德国政治经济的成熟，而德国政治经济是欧洲政治经济的史前时代，批判德国的封建专制就是批判比资本主义设和更深刻的社会丑恶现象，对德国社会来说，批判封建专制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这种批判的主体力量，不是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在德国发育不全，它在还没有肩负起反抗封建制度任务的同时就已经面对无产阶级的进攻，这使他不能完成任何历史任务。推翻现存社会必须要找到现存社会的绝对反面，找到一个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私有财产的对立物，只有彻底否定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的社会才能最终建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只有理论掌握群众，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革命理论的精神保证。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完成对青年黑格尔分子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否定之后，通过对德国现实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步研究基本建立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自此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