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垄断

金融市场的垄断

全球化进程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金融市场了。尽管贸易的在日益繁荣，移民在不断增加，但这些趋势与国际金融交易的突破性增长相比均相形见拙。据估计，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额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2万亿美元，这几乎是贸易增长速度的3倍,发达工业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也如此之快。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10年间增长了5倍，西方七国的跨国性证券与产权交易在这一期间几乎增长了10倍。

全球化进程是不容置疑的，它不仅渗透于发达工业国家，同样也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量的增加是其标志之一，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1983 年至1989年间的0.5%发展至1994年至1996年间的3.5%之多。仅列出外国资本的主要流向就能清晰地表明金融市场已触及全球。1990至1995年间最大资本输人国降序排列依次为：中国、墨西哥、巴西、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外国资本同样涌人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印度以及越南——而这些国家在几年前还未象现在这样提出许多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措施。

信贷商—无论它们是想得到国外生产设备的公司还外资“投机商”——都当然承认向国外投资是一种机遇，在资本交流市场日益扩大的年代，这一机遇并不仅限少数国家，专业投资者已经认识到，绝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国的篮子中，将资本分散投资可以获得最大收益。

金融一体化的益处

在低收人国家中，金融全球化引起了很大的争辩。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依赖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世界利弊兼有。他们认为，被廉价劳动力所吸引的跨国投资商从发展中国家转人到低附加值的轨道之中。

大量证据表明金融一体化（开放国内外汇交易市场）会深化金融业的发展（即使本国金融市场更为活跃、流动性更强、效率更高），金融业的深化发展又将鼓励投资高涨，加速经济增长，更快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最近几年国外直接投资的经历更具有说服力。吸收了高额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享用外资的较高水平。通过本国公司向外资企业学习而形成的积极的生产过剩有增多的趋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外直接投资不仅使得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增长，也使得国内生产商的出口量上升。实际上，对于拥有足够的可以利用潜在生产过剩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影响是相当积极的。

所有这些都反驳了认为市场对低收人国有害的“从属论”理论家及其他左倾思想家的观点。在金融全球化时期，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要比发达国家发展快得多（特别是过去的30 年间）。而且，进人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比那些尚未进人的国家发展快得多（无论是通过资本输入量来衡量，还是通过除本国储蓄之外的其他渠道来积累资本的程度,或是由本国利息率与世界利率的适应程度来衡量）。

金融一体化的风险

然而，象一台庞大的机器一样，金融一体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全球资本市场允许即便是很小的国家吸收巨额外资以增强其经济增长潜力时，所处环境的很小变化也会导致人们情绪的剧烈变动，从而促使投资者急于寻找退路。危机由此产生。因此，外资在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加重了国家经济的脆弱性。政策合理，就会受益9：政策失败，就会使国家受到严重的惩罚。近年来其副作用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墨西哥和泰国。为了更好的理解与资本流动性相联系的风险在近年来尤为明显的原因，我们可以用车辆来做一个类比。在为了适应大型车辆与速度较快车辆运行需要而设计的高速公路出现以前，因急转弯、路堤等问题而发生的交通事故在不断增加。由于本国与国际决策机构不能迅速适应急剧膨胀的国际金融活动，金融业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银行的调控就是一个范例。当发展中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时，国外资金的相当份额要经过它们的银行系统流动。于是，银行可以从国外吸收资金：可以通过提供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外国投资者。由外来资金筹措的银行贷款的迅速增加，可以使经济发生强烈震荡。如果银行职员不能正确估价因贷款增加而带来的风险，他们的债券的价值就会下跌。如果银行向投资者提供外币储蓄，使投资者免受因汇率波动而带来的损失，但以本币计量它们的贷款，它们就自己承担了这一风险。银行进行“关系贷款”（即借贷大部分流入

内部人员手中），只能增加银行风险，恶化对款项的划拨。如果政府能够保全陷人困境的银行，外国投资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高存款利率（既然政府保证保全他们的担保者，他们就能在发生危机时免受损失）。在最近的泰国金融危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表现出来。

由于银行对宏观经济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将金融体系置于风险之中的快速国际化趋势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整个金融债务中所占份额比发达国家要大。贷款银行倒闭对没有其他资金来源途径的小公司的影响尤人重大，这些公司恰是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的产值与就业机会的公司。金融危机结束后的清算工作，即重组、再投资、清除无资偿债银行，对于已陷人预算赤字的贫困国家代价尤为惨重，工作极为艰难。

解决金融一体化弊端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保持比发达国家更高的资本与流动性清偿能力标准，把银行放入自动控制的轨道。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应付贷款损失的最低准备标准，增强银行适应危机能力并鼓励其对保险资产的投资9 还可以增加储备需求量，减少银行准备金。但决策者们担心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会因此削弱，往往不愿意采取这种方式，这可以理解。

因而，国际协定成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引人注目的方式。如果国家认识到金融国际化需要它们以更高的标准控制银行，并且全面实施这一标准，那么根本不担必本国银行会丧失市场份额。达成这类协定是受国际清算银行支持的巴塞尔银行业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责。但这两个实体不愿意对那些资本流动易发生逆转的国家实施严格的指令性标准。况且，巴塞尔委员会只对国际银行起导向作用，其成员只限于高收人国家。要把国际清算银行与巴塞尔委员会转变成为适于协调与调整全球银行业并向新兴市场的银行指明特定风险的全球性机构尚需假以时日。

对付金融危机

金融国际化对宏观经济管理同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低收人国家来说，流动资本的涌人象一股浪潮，能够使一国经济偏离最佳宏观经济策略的轨道。如果资本流量突然加大，与稳定价格相一致的慎重的财政政策会导致资本急剧膨胀及房地产市场过热。如果受到过量资本流动的干扰，平衡预算政策会加深消费失控。而消费旺盛则会导致本国出口产品的短缺，加大目前

的财政赤字（即商品与服务贸易赤字），并且导致对汇率的过高估计。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可能开始担心当前的财政赤字与高估的汇率；资本流人也可能被突发的事件所干扰，如邻国突然宣布货币贬值，或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率等。低收入国家的利率随即上升。银行贷款枯竭。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破灭。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需求的减少而放慢。依靠银行信贷的公司不得不面对更高利率，而且，随着销售量的减少，偿还贷款也发生了困难。银行成为整个链条的薄弱环节，存款者开始担心银行的偿付能力，争先恐后取出存款投向国外。当局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返回，然而高利率只能恶化本国经济形势并使银行系统陷人困境。

这就是对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简要描述。专家们可能对突然引起危机的原因持有异议——财政金融政策不当，或对,2 月20 日比索贬值准备不足，或根本与墨西哥本身发展无关（就象美国的高利率一样）——但对危机的后果毫无异议。

遣憾的是，任何政策实施起来都有其缺陷为了控制消费而提高利率只能吸引过多的外资，使偿还公债更加困难。为了限制通货膨胀、转移对外国商品的需求而重定利率只能加重贸易赤字，损害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抑制需求的从紧性财政金融政策虽然在理论上很有吸引力，一旦实施却困难重重。这是由于税额的增加与公众消费的减少与政府所需要的速度并不一致。

最佳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在以上方面谨慎行事。尽可能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允许汇率在更大范围内波动，从而产生一种风险因素，以调节外资的起伏状况。实行浮动汇率政策的最大益处在于它有助于避免固定货币（即将本币与某一单一货币或货币体系挂钩，固定其汇率）因资本流向发生转移而产生的危机。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在于，固定汇率在全球资本市场很难保持下去。这种汇率制度也许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成功地运行，但如果投资商对政府保持汇率稳定的许诺产生怀疑，它就会瓦解。而在民主社会中，对政府决策的怀疑是难以避免的。保持货币稳定需要提高利率，这自然会以给生产者带来损失，从而必然引起其对国内政治的不满。因此，几乎没有政府会采取这一政策。如果任市场调节，货币投机者的资金来源要远远超过受中央银行控制的资金来源。只要回忆一下1992年欧洲，1994年墨西哥或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人们就不会再怀疑固定汇率制与危机密切相关了。

对过度从紧的汇率政策的警告，普遍适用于富国与穷国。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从1995年的不足1/3发展为1997年的将近2/3。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1995年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的70%，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占30%；现在比例恰好相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作用何在

就布雷顿森林缺席而言，金融一体化的含义夏加深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管理战后固定货币体系而设立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使固定汇率制变得步履维艰，故而被浮动汇率制所取代。资本流动性及其影响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考虑其作用。在理论上，它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即为政府提供支持并防止浮动汇率发生紊乱，防止增长速度、价格与金融体系失去平衡。由于国家政策具有国际影响，而政府并不考虑任意制定政策的责任的影响，这一任务只有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实体来承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使各国政府认识到，其政策不仅给本国经济，而且给其他国家及国际体系所带来的危险。它同样给由于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而暂时被拒绝给予商业信贷的国家以贷款，以使调整时期货币短缺得到控制，不至于引起金融体系的崩溃及灾难性萧条。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必须对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保持高度警觉。这是因为在一个市场出现的问题可能波及整个发展中世界，如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蔓延到阿根廷，1997年泰国危机蔓延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巴西。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十分警惕。它必须经常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考虑到市场转移速度，它必须尽快支付贷款。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基金组织已建立一个应急金融机构，以便在紧急协商后支付基金；今年早期，它就利用这一机构援助了泰国与菲律宾。

金融全球化对世界银行的挑战更为巨大。现在，大多数国家能够通过商业途径取得贷款。那些拒绝向私人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对多边发展银行的需求大大减少了。资本市场的弱点命名它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为世界银行的借贷活动提供理论基础。

一些最贫困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仍然限制商业市场的开放。世界银行既向这些国家提供授助，也向它们提供贷款许多事例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增强了倡导改革的政府的作用力，并且帮助复

兴国重新打开私人资本市场。

金融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经济发展趋势是可以逆转的。金融国际化的趋势实际是对20 世纪30 年代经济形势的逆转。在某种积度上，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比现今更加广泛。受外资支持的市场份额很多。国家的财政盈余及赤字比现在更大。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外资的输人与输出量更大。各国利息率的联系比现今更为密切。但是,20 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陷人萧条，决策者实行闭关政策，全球金融市场瓦解了。又过了几乎斗个世纪才重新加回到了当时的轨道上。

虽然银行家们的作法并不是完美的，但他们学会了避免象2 0 世纪3 0 年代前人所造成的那种灾难。储蓄保险的扩展并非灵丹妙药，但它却排除了工业国家银行体系整体崩溃的危险。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不可能导致国家切断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

而且，机构与技术的发展变化使国家更加难以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但只要加强对银行的宏观调控，限制投机活动是可能的。只是随着本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对国际金融交易的控制越来越难。19世纪60年代跨洋电缆的铺设加快了这种交易的速度，现今计算机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这种交易变得更加迅速。现在只要按动键盘，亿万美金就可以跨越国界流动。国家要使其资本与国际资本流动相隔离，只有采取全面抑制本国金融交易的措施。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样做的代价会日益增加。

由于这些原因，扭转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并不想回到混乱的年代，决策者们除了学会适应金融市场全球化之外另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