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考试作弊背后的刑事法律风险(6)
组织考试作弊背后的刑事法律风险考场舞弊问题自古有之，常见的如买卖考题、夹带文字材料、替考等等，但近年来随着通讯技术、设备小型化技术的发展，考场舞弊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为应对这种变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9年9月公布实施，笔者以此为切入点，浅析考试作弊背后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法律内涵
组织考试作弊罪的主体要求是一般主体，即年满十六周岁的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是在考试之中进行作弊，而放任或者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客观方面来看，组织考试作弊要求发生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从客体方面来看，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客体为包国家对考试组织的管理秩序和他人公平参与考试的权利。
不难发现组织考试作弊罪所保护的法益在于——国家考试的管理秩序、国家考试的公平性，同时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国家考试”，非“国家考试”之中的作弊够不够成此罪的问题。
二、组织考试作弊罪之中“考试”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组织考试作弊罪之中的考试专指“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前可以明确的包括三类：其一为国家教育考试，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即“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二为
公务员录用考试（包括国考、省考），其三为国家专业资格考试，包括：法律职业、教师、注册会计师、会计专业技术、资产评估师、医师、执业药师、注册建筑师、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等。
除了上述三类考试之外，法律还规定“其他依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同样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笔者通过查阅和整理现有案例之后发现，当前的司法实践之中，还存在以下几种很普遍，但容易被忽视的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考试。
（一）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
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却很容易被大众忽略不属于国家考试的考试。在现实的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之中，无论是科目一、科目二还是科目三，普遍存在替考、买过的行为，而且大众很难把机动车考试当做一个与高考、公务员考试分量相等的考试，因此现实生活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在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中的作弊行为而涉嫌刑事犯罪。
笔者大概检索了之后发现，仅2019年一年之内，因为在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之中作弊被判处刑罚的案例就高达一千余例，这对于组织考试作弊罪这种小众犯罪来说，已经是比较高的案发率了，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驾驶员满分学习考试
相比于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驾驶员满分学习考试更是难以让人把其与国家考试相联系。根据（2019）川1702刑初153号刑事判决
书显示：2018年2月，被告人吴某某和江某（另案处理）经全国车管业务群认识，后在福建省晋江市见面，期间，江某明确告知被告人吴某某，自己可以处理机动车驾驶证违章被扣满12分需要参加满分学习考试的业务，参加满分学习考试的机动车驾驶员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不需要参加七天理论和考试就能取得满分学习成绩单，恢复机动车驾驶资格。之后吴某某支付五千元，未参加学习即恢复机动车驾驶资格。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与他人共谋在国家法律规定的驾驶员满分学习考试业务中组织作弊，其行为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三）英语四六级考试
英语四六级考试，是比较常见的考试，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把四六级考试与国家考试联系起来，但在四六级考试之中作弊的行为，确实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根据（2019）晋0802刑初30号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姚武荣承诺给一名叫古某某的考生（另案处理）在2017年I2月举行的全国英语四级考试中操作替考，并收取4500元费用。姚武荣收到4500元钱后，将其中2500元转给被告人郑东平让其帮助报名，报名成功后姚武荣联系王某承诺给其1500元钱让其代替古某某参加全国英语四级考试，王某替考完成后，姚武荣当场支付王某1500元现金替考费。最后法院认定被告人姚武荣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元。
（四）中考
（2019）吉0702刑初567号判决书显示：2019年度松原市中考
考试前夕，松原市九洲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分校校长被告人崔秀英对其分管的全日制培训基地全体老师开会，要求所有老师在中考期间全部在九洲教育全日制培训基地坐班，考试期间要无条件为学生提供作弊等帮助。在2019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组织的中考理化考试、数学考试及英语考试期间，刘某、梁某、钟某等九洲教育学生将手机带入考场，并将考试试卷用手机拍照方式将试卷传入刘某建立的微信群内，被告人于雷、王立民、赵健夫、曹勇、韩鹤、王雪等九洲教育老师提供微信群接收到试题后，将做好的试题答案发送到微信群中，为学生提供作弊服务，帮助九洲教育的学生中考考试作弊。最后法院认定：被告人崔秀英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从业禁止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三、对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思考
考试是改变命运的方式，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更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而考试的公平与否是考试的生命。组织考试作弊罪本身所保护的法益或者说设立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但从罪刑法定的角度而言，我们应当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保护考试公平的同时，如何防止打击面过广。
笔者认为：我国是考试大国，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各种考试林林总总几十种，刑法不可能也没必要将所有类型的考试都纳入其规制范围，况且刑法具有谦抑性，不应当对每一个存在作弊行为的考试都动用刑罚来规制。确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之中将范围再进一步明确，这样既可节省司法资源，又能突出打击重点，便于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曾将考试作弊类犯罪限定于国家规定的考试，但草案公布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因为国家规定的考试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除了教育机构组织的内部测试以外，重多的考试都可以与国家规定的考试挂钩，有人初步统计可以多达两百余种，而且难以明确界定范围，这与法律的可预测性背道而驰。故而后来由将“国家规定的考试”修改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我们都知道法律二字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广义的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等。不可否认的是，众多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之中都会对考试做出规定，那对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之中的法律是做狭义理解，还是广义理解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笔者同意狭义理解，即此处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不仅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相一致，而且有助于明确范围，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
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在的考试过多、过滥，很多考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很多考试的内容及考察制度并不能真实反映个人能力。从被取消的90个执业资格考试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诸如：面点工、摩托车维修工、混凝土工、保健按摩师、美容师、美发师等赫然在列，这些执业资格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设立，门槛太低等于没有门槛，全然是在浪费教育、考试资源。这也反映了有关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乱设考试，而这些考试的设定很多并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
规定。我们近年来也发现国务院正在进行行政审批项目清理，一些部门行业的执业资格审批将被取消。随着有限政府理念的不断深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必然还会有相当一部分执业资格类考试被取消。在此背景下，再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视为此处法律的组成部分就显得不合时宜。
企业家涉及的刑事罪名汇总
在过去的几年里，企业家涉刑案频发，触礁者转眼间身败名裂，丧失财富、自由乃至生命，因此，企业家应在以下几个环节做好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以避免出现大败局。 1）企业在设立、清算和融资环节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1）在设立和清算环节，企业容易涉及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妨害清算罪、虚假破产罪等罪名。 （2）避免因融资而“倒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资金起到如同“血液”般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证券融资，还是银行贷款，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证券、金融法律法规，否则，很可能触犯刑律。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供应体系和民间资本难以健康发展是企业家因“找钱”而“倒下”的部分外因，而将行为规范在法律范围之内则是自保之所需。 ① 违反证券融资的相关法律规定可能涉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违反现行贷款融资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可能涉嫌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以及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 ② 企业在资金短缺急需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但又无法正常获取银行贷款的时候，企业可能不得不从其他渠道来寻求融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家可能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资金。比如，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 2）企业在生产、销售环节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不同行业的企业都有质量标准、安全生产、卫生以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如果企业未达标生产或者销售，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及其负责人则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一百五十条专门设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来规范企业的生产、销售产品的行为。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同时特别针对药品、医用器材、食品、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化妆品以及一些对使用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产品设立了专门的刑法规定，对这些产品的质量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求行为者主观上是明知，且生产、销售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方构成既遂；而针对食品类、医药类商品，则多数只需行为者实施了生产、销售特定商品的行为，或者行为构成了一定的危险则既遂成立。3）企业财务管理环节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1）税务管理中的刑事法律风险 企业必须依法纳税，如果违反国家关于税务征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具有偷税、逃税，抗拒缴税、逃避追缴欠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行为，
企业经营者的刑事法律风险
企业经营者的刑事法律风险（上）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公司企业往往认为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涉及合同法、商法，对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认识不是很到位。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四种刑事风险 在当前，我们在经济活动过程当中可能有四种情况，与刑事风险有关，与犯罪有关。 第一种情况，一部分经营者，为了个人私利或者为了少部分人的私利，不惜采用犯罪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危害了公司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或者是危害了其他个人的利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犯罪行为，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犯罪行为。 第二种情况，由于法律的界限不是非常清楚，由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不够成熟，有些人不经意地、不小心地、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犯罪。他并不是有意地触犯法律，也并不是有意地追逐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非法利益，而是他不了解法律，把握不好界限，无意当中陷入了犯罪。这是很可悲的，也很可惜，这个时候更要注意把握好法律的界限。 第三种情况，是由于法律界限不清和市场环境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因情况过于复杂而界限不好把握，也由于我们的立法上的问题和司法机关执法水平的问题，致使有些人被错判了。我在办案当中也遇到不少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判而错判了。有些错案的发生不仅仅在于违法取证等程序问题，有时候还发生在实体问题之中，尤其是在经济犯罪中，由于司法人员对法律规定的界限把握不好，产生错误认识，把无罪的行为当做是有罪的，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同样是很危险的。 第四种情况是更可悲的。如我刚才所说，由于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够成熟，有人为了追逐某种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或者是某种权利，而利用我们的司法机关、利用我们的法治环境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有意地将自己的经济对手、政治对手或者是个人利益的冲突者推向犯罪，甚至公然诬陷他人犯罪。这种情况也是时常出现的。 大家可以想象，在当今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不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吗?在我们简单分析了刑事风险的四种情况后，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当前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更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提醒自己，避免出现刚才说到的那些问题，避免那些不该发生的后果。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不该发生的。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涉及单位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个人犯罪、单位犯罪有很多。我挑一些常见的、容易出现法律界限模糊的问题给大家讲一些案例，我们来分析一下。 案例一是罪犯还是功臣 1、贪污罪
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各位同仁： 大家好，感谢大兴区司法局为我们提供这次机会，有幸与在座的各位共同学习、探讨有关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问题。 翻看法制新闻，一些著名公司、企业的违法犯罪让人触目惊心： 1994年全球富豪龙虎榜，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跃然其上，位居中国富豪榜第4位。2000年5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南德集团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3年9月，“上海首富”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周正毅因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6年5月刑满释放。不久上海社保案发，2006年11月30日周正毅因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其单位农凯集团被处罚金335万元。 2009年4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顾雏军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3.53亿，被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 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总裁张海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资金1.2亿、挪用资金864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以2.1亿元的天价购得中央电视台的5秒标牌广告，被称为“标王”的爱多公司的总经理胡志标因犯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罚金65万元；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褚时健因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937万元；被告人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万元。 还有著名影星刘晓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方宏剑都因公司事务而深陷囹圄。 看到这么长长的一串落马企业家的名单，他们或者因为这种罪名或者因为那种罪名入狱，内心不免震撼!他们触礁了，从此被羁押、失去自由、被关进监狱，从威风凛凛的企业领导变成阶下囚，甚至失去最为宝贵的生命。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要职，管理企业的运营，掌控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在企业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但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风光”的背后，却面临各种法律困扰。据统计，如果按照罪名计算，我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超过100个！企业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其高管都可能因为实施了不法行为而构成犯罪，从而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企业高管的法律风险，不仅关乎自身利益，更关乎企业的前途与命运，防范势在必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家往往忽视自身的刑事风险，等到大难临头才追悔不已。 忠告各位企业家：总裁办公室和监狱的距离其实不远——仅一墙之隔。经济犯罪的法律风险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很多企业家是一心做事业的，他们的犯罪大多是无心的。只是由于决策过程中缺乏法律意识而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企业家作出重要经营决策之前，咨询和听取专业律师的意见，是避免法律风险的重要而有效的举措。 企业家请远离黑社会 一、企业家不要企图通过黑社会来解决纠纷
如何防范企业经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doc
如何防范企业经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 近年来经济转型，很多企业都遭遇困境，不少创业多年的企业家都纷纷倒下、跑路，这里面固然有宏观经济持续低迷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跟法律有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关于如何防范企业经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欢迎借鉴参考。 一、企业融资的刑事风险 企业融资不外乎两种途径：向银行融资或者向社会融资。这两种融资方式如果操作不当，都有可能构成犯罪。 1.向银行融资的刑事风险 (1)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向银行贷款是传统的主流融资渠道。早年间，由于不归还银行贷款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多，因为那时刑法只规定了一个"贷款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必须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贷款企业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证明难度较大。但20xx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一个新罪名——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不管行为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有"欺骗手段"，骗用了银行资金(包括银行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就构成犯罪。 何为"欺骗手段"?以财务账册为例，企业大多有两本甚至三本账，至少有对银行的一本帐和对税务的一本帐，给银行的报表跟给税务的报表不一样就是"欺骗"。可怕的是，银行放贷时明
知道企业提供的报表不真实，甚至有时候还指导企业如何把报表做得符合银行的条件，但到贷款还不了时，银行告企业骗取贷款罪还是一告一个准。 更可怕的是，司法解释对这个罪名的规定是只要骗用过贷款，即使贷款还了也可以定罪。再比如企业向银行申请承兑汇票，必须要提供购销合同、发票等交易背景资料，而这些交易往往是虚假的，这样就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犯罪了。 (2)信用卡诈骗罪。 向银行融资，除了常见的贷款和开承兑汇票，还有一种是信用卡透支。刑法专门规定了一个信用卡诈骗罪，主要就是针对恶意透支信用卡。司法解释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就属于恶意透支，并且恶意透支只要超过1万元钱就可以定罪。所以，对于银行信用卡透支一定要注意透支的额度和期限，不能随意透支，也不能无视银行的催收。 (3)高利转贷罪。 向银行贷来的钱不能随便用，尤其不能转借给别人，真要转借也不能贪便宜赚利差。那些专门做资金生意从银行贷款放高利贷的行为不用多说，还有一些企业并不专门放贷，但有时候如果把从银行贷出来的钱转借给别人，并且在贷款利息的基础上再加多点利息，这样就可能触犯高利转贷罪。 司法解释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
企业常见刑事法律风险预防
企业最常见刑事法律风险的预防 2013-11-21 林东品法眼看财经 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以其存在的隐蔽性、后果的严重性，引发了各界热议。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能否预防，如何预防，是摆在企业、企业家和法律人面前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在长期的企业刑事法律服务实践，以及专项研究过程中，我们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旗下的博和刑事法律服务中心总结了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思路 企业风险管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我国也于2011年2月6日颁布了《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GB/T27914-2011）。但是，我国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防控理论和实践还处于刚起步阶段。我们认为，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是企业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它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管理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根据企业经济活动规律和组织体机能，以及刑事法律的固有特征，我们认为，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应当坚持从识别到防控的总体思路，在识别的基础上，做到事前预防和事后控制，并最终将企业遭受刑事法律风险侵害的后果降到最低。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识别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各业务单元、经营活动、业务流程中存在的刑事法律风险进行查找与辨别，并对应归入相应刑事法律风险类型的过程。 根据识别发生的不同阶段，可以将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区分为事前识别和事后识别，前者是指风险尚未实际形成引起刑事追诉，企业自身在律师指导下进行自查式体检，发现自己存在的可能引起刑事追诉或者可能被犯罪侵犯的风险；事后识别，是指风险已经引起刑事追诉，企业在律师指导下，确认自己作为被追诉对象所面临的追诉内容究竟是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或者确认自己作为被侵害对象，应当如何向司法机关主张自己的权益保障、主张什么内容和程度的权益保障。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识别，在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中具有重要地位。只有及时地查找到刑事法律风险，再正确地判断其性质，才有可能最终处理好该风险，实现后果最轻化。 然而，企业经营的实践规律决定了很少有企业进行事前的识别，因为此时刑事法律风险引发损害后果的紧迫性不明显。而即便是事后识别，现实生活中也是最末端的。比如，企业可能被指控涉嫌某种犯罪，此时企业仍然存在某种侥幸心理，不是立即聘请专业律师介入，识别和分析可能发生的最终结果；而是在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企业账户被查封等实际的后果出现时，才会去聘请专业的刑事律师介入，此时律师只剩下刑事辩护工作可做了，整个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效果难以保障。再比如企业在被他人的犯罪行为侵害时，寄希望于司法机关主动追究对方刑事责任，或者简单以事实陈述方式向司法机关报案控告，而不是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从个案个罪立案标准、特别是司法机关工作常规思路出发，撰写兼具事实陈述和法律分析的报案材料，最终能够依靠刑事手段实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也很难实现。 我们倡导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是动态化、全面化的识别，即是全方位的识别。具体内容是：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作为企业刑事法律顾问，邀请专业刑事律师团队对企业进行刑事法律风险体检等。当然，在进行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识别过程中，需要选择符合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状况的识别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依据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识别，是指通过对企业生产、销售、市场、采购、投资、人事、财务等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细致梳理，查找每一活动中可能存在的刑事法律风险。
浅论公司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
浅论公司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 摘要:公司高管在经营管理公司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刑事法律风险,公司高管应尽量避免实施诸如非法处置公司资产、商业贿赂等妨害公司经营管理秩序的行为。此外,我国《刑法》对国有公司高管和非国有公司高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关键词:公司高管刑事法律风险 公司高管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有的来自民商事领域,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高管关联交易行为限制或禁止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等,公司高管违背上述义务一般需要承担对公司或股东的赔偿责任。当公司高管实施诸如上述违背对公司忠实或勤勉义务的行为,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时,则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近年来,许多知名的高管纷纷落马,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得不让我们对公司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国《刑法》对公司高管经营管理公司行为的规制具有一个显着特点,即对国有公司高管规定了比非国有公司高管更高的审慎和勤勉义务。所以,公司高管所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层次是公司高管普遍具有的刑事法律风险;第二个层次是国有公司高管独有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公司高管普遍具有的刑事法律风险 “忠实义务规范是现代公司的核心制度,公司高管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是刑法调控的重点”①。我国《刑法》对公司高管违背忠实义务的调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公司资产的正当管理。《刑法》分则第271条规定了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第272条规定了挪用资金罪和挪用公款罪。当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挪用归个人使用、借贷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有可能构成犯罪。若是非国有公司高管为上述行为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若是国有公司高管为上述行为可以构成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刑法》对上市公司高管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产管理义务,他们必须做到:第一,不得无偿向他人提供资产;第二,不得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产;第三,不得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人提供资产或者提供担保,以及无正当理由为他人提供担保;第四,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第五,其他不正当处置公司资产,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以,如果公司高管实施了上述侵
公司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公司、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的触犯刑事法律规范，应受刑事处罚行为的风险。 我国法制环境尚不尽如人意，人们的法制观念尚未普遍建立。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各类法律风险：１、民商事法律风险。如企业在签订、履行商事合同中经常发生的经济纠纷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２、行政法律风险。即因企业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行为风险；３、刑事法律风险。对企业危害最甚、有可能对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风险就是刑事法律风险。 二、典型案例：2008度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自2008年9月9日起，因食用奶粉造成婴幼儿患肾结石病的新闻开始见诸新闻网站和其他新闻媒体；随着事件的发展和被曝光，国家质检总局开始对整个奶制品行业进行质量全面检查，发现“三鹿”等20多家企业生产的奶粉含有“三聚氢氨”有毒物质，有近30万名婴幼儿受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三鹿事件的直接后果： １、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河北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在内的一批行政官员被免职； ２、直接责任者21人被起诉、判刑。其中： 三鹿董事长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概况：略）
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张玉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向三鹿集团销售有毒原奶的耿金平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他18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或有期徒刑。 ３、“三鹿集团”破产。 曾经有过的辉煌：1956年以32头奶牛、170只奶羊起家的“幸福乳业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拼搏，发展为仅品牌价值就达近150亿元的中外合资“三鹿集团公司”。连续15年全国销量第一，年销售额100亿元以上，中国奶粉业“老大”，中国500强企业之一。董事长田文华有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全国政协委员等一百多项荣誉称号。 事件出现后的轰然倒下：2008年9月12日全面停产；同年12 月25日宣布破产还债。总负债达11.03亿元（尚不包括10月31日后发生的各种费用），已经严重资金不抵债。 “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深刻教训是不言而喻的。 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犯罪的常见类型： １、原材料采购、与其他企业合作过程中的刑事法律风险： 购买劣质原材料或者假材料进入生产流程造成后果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刑法第140条、第141、142条）；
企业高管们法律风险
企业高管需面对的刑事法律风险 文/朱勇律师 一、企业高管刑事法律风险现状 随着《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发布，企业管理层犯罪成为社会、司法界热议的话题。盘点近儿年来的中国企业家刑事犯罪案例，仅2011、2012两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受理的企业经理职务以上管理人员犯罪案件, 约占全部职务、经济类犯罪总数的5%o 从国企老总到民企创始人，或贪污受贿、或行贿、或渎职、或合同诈骗、 或虚假岀资抽逃岀资、或逃税，一时间官员高管落马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如曾经国美的黃光裕，如当下广药集团与香港鸿道集团'‘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等。从一个个体行为发展成一个刑事或民事案件，经媒体和社会关注，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这些案例，均发端于企业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需加倍警惕。 即便如此，II前?的企业界仍未对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给予足够車视，仍就明LI张胆、肆无忌惮，且呈燎原之势。我们不禁要问，企业高管作为社会精英群体是不懂法还是对法律缺乏敬畏呢？ 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万科集团首席律师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口前在中国普遍存在着法律不如法规、法规不如规章、规章不如政府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企业家们拿出大量精力攻领导、弃法律就不足为奇。尤其LI前选择性执法泛滥，法律失去了规则的刚性而变成一种弹性工具，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谁还愿遵守法律？虽如此但法治在进步，大量案例告诉人们，领导是鼎不住的，关系是靠不住的，唯一能让企业家稳健前行的是一一法律，这才是企业家内心应当坚守的正能量。
二、公司高管的法律界定。 根据《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莆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三、从企业高管刑事犯罪的罪名分布来看，常见犯罪类型。 1、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 2、行受贿类犯罪； 3、非法经营类犯罪； 4、诈骗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其他犯罪类型。 其中以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和其他类型犯罪占比重最大，高达统汁案例的71% （摘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企业高管刑事犯罪案例分析）。 四、企业高管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 1、“权利”成为发案的核心要素，表现为“用权”和“买权”。企业中经理以上管理层人员，掌控了一定的管理实权，包括企业事务的决定权、人事权、财权等等。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约、监管机制，相关人员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牟利。这也是为什么贪污、侵占、挪用犯罪，高发的原因所在。而在部分国有垄断行业中，企业的管理者代表国家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很多周边行业和下游企业，为了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利益，自然有求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于是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展类似权力寻租的活动，出现了不少国企管理层人员受贿的案件。 2、企业资金链断裂、融资困难、竞争激烈迫其铤而走险是犯罪的重要诱因。近几年来，国内多地出新“崩盘”的现象，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如温州、广东、福建等地。?时间成为圈内聚会大家常常提及的话题，貝屮是有?些骗了公司进行的犯罪运作，但也确实有中小企业主是为了融资而有意为Z。为了融资，还有一些企业髙管通过诈骗、虚假 交易等手段，制造虚假业绩和财务报表，欺骗风投、担保公司和银行，究其原因都是为
投标人在招投标中有哪些刑事法律风险
投标人在招投标中有哪些刑事法律风险 2014年10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8号），提出“重点关注财政资金分配、重大投资决策和项目审批、重大物资采购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揭露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问题，促进廉洁政府建设。”并“要建立健全审计与纪检监察、公安、检察以及其他有关主管单位的工作协调机制，对审计移送的违法违纪问题线索，有关部门要认真查处，及时向审计机关反馈查处结果。”因此，在作为审计机关重点关注的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人必须严格依法行事，避免违反法律的规定，从而有可能导致触犯法律，构成犯罪，该等法律风险意识，不得不予以加强，以期合法中标。本文特针对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人可能触犯的刑事法律风险，一一分析，以供参考。 一、涉嫌串通投标罪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涉嫌串通投标罪的行为 涉嫌串通投标罪的行为，主要有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以及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两大类。 1、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主要有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以及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等。 2、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主要有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信息泄露给投标人，招标人直接或者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等。 （二）串通投标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并非只要投标人实施涉嫌串通投标罪的行为，就一定会被立案追诉，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会被立案追诉。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规定：“【串通投标案（刑法第二百二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唐旭阳律师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内涵和现状 （一）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风险的概念 2006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企业风险做了如下界定：企业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该《指引》将企业风险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和法律风险。严格来说，法律风险贯穿于其他四类风险之中。 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法律风险在我国法律规范中首次出现在国务院国资委2004年5月颁布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之中，但该办法没有对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进行解释，综合各理论界的解释，企业法律风险可以定义为：企业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或者企业相关当事人不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与现有的特定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基于这些规定的合同约定相冲突，从而使企业承担损失或者损害的可能性。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概念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刑事法律环境的变化，或者企业及其相关当事人的不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与现有的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发生冲突，与企业期望的目标相违背，从而使企业承担损失或者损害的可能性。 （二）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内涵 1、企业外部环境刑事法律风险和企业内部因素刑事法律风险（基于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引发因素不同）。 1）藐视法律，主动行为或者消极放任行为引致犯罪。 20年前，我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很多人曲解邓小平同志的“两猫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核心理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加之以前国家的市场环境不是很好，法治环境也不太好，诚信规
媒体法律风险的控制与防范
媒体法律风险的控制与防范 [摘要]新闻媒体的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但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难免与公民的人格权保护发生冲突，形成民事以及刑事法律风险。本文通过对新闻报道法律风险的类型化解读，探求法律风险形成原因，寻找风险控制与防范之法，以期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下协调两种价值的保护。 [关键词]媒体法律风险防控 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新闻传播与舆论监督的双重作用，是促进社会发展，满足公众文化需求不可缺少的一环。但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大众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有关新闻纠纷的诉讼不断出现。如何处理好新闻媒体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履行舆论监督职能，与公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关系，降低新闻报道的法律风险则显得尤为必要。 一、新闻报道法律风险类型 从司法实践来看，新闻报道所涉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报道对象的名誉权、隐私权和肖像权等人格权进行侵犯的民事不法行为，以及利用舆论监督进行“权力寻租”、敲诈等犯罪行为。
1、民事侵权法律风险。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离不开对新闻事件当事人的描述与评价，由于新闻报道带有广泛知悉性的特征，因而会对新闻当事人的名誉以及社会评价造成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这就涉及新闻报道对于公民或者法人的名誉权是否存在侵权 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公民个人和法人均享有名誉权不受侵害的权利。新闻报道中的严重失实报道以及带侮辱诽谤性质的报道倘如对他人名誉造成损害的，构成名誉权侵权，新闻媒体需要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等民事法律责任。 新闻报道因其广泛知悉性而时常与公民隐私权相冲突。隐私权虽然未为我国宪法和民法明确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人 格权，但现有司法解释以及相关司法判例已经承认公民享有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并且法律通过保护公民的名誉权以及维护公序良俗的方式来含括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在新闻报道中，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相关知名度人士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往往会通过攫取新闻当事人的部分隐私以博取新闻的关 注度，这其中便涉及是否存在侵害新闻当事人隐私权的问题。 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的宣传会使新闻内容更加直观的感染受众者，增添新闻的真实性和感染性，这其中较为常用的方式便是刊登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肖像照片。
企业家及高管人员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
企业家及高管人员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 一、刑事法律风险的严重性 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企业的高管、股东涉及到刑法责任，风险是更为严重，可能导致公司的倒闭。若个人涉及到刑事犯罪，对以后人生有很大的限制，若有一次犯罪处刑的记录，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比如：对终身都有一个记录的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在上市公司或者担任公司高管人员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要求。刑事责任不仅是限制人身自由，对企业也是很严重，对企业而言是致命的，对个人而言则是终身。 近年来涉及到的企业家的刑事法律案件越来越多。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家平时对于一些细节没有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留下巨大的隐患。在传统的观念中，在公司法已经实行20多年，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对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的划定不是很清楚，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问题。我创立了一个企业，投入了多少的资金，相应的取得了企业的一定股权，成为企业的老板之一。企业成立后，与公司老板的资产的相对独立的，但是企业主会将公司的财产认为是自己的。比如一个企业有三位股东，买了三辆汽车，三位股东分别占有一辆汽车，他们认为他们占有公司一定股权，就有权利能够利用公司的财产。特别是在财务管理、经营管理或者家族式的经营中体现的更多，从一些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的案例上看，这类案件的存在不是少数，区分不了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这是一个隐患的存在。 二、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及引发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 （1）党政机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显然是引起刑事法律风险的直接原因。 刑事法律风险是可能是隐蔽的、隐性的东西，由于党政机关主动地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引发的刑事法律后果。如海关查处走私，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某些货物涉嫌走私，如低报货物的价值、属于海关监管的货物被出售或转移，这类的问题，作为海关来说，是属于主管的对象，因此有权主动地追究刑事责任。 或者公司通过集资的手段来销售商品，实际上商品本身的价值不高，但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它，以此来实现集资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又以更高的价格将商品回赎，用这种手段在社会上募集资金，将资金用于其他的地方，经过多次的这种行为，出现问题，资金收不回来，所以有很多参与资金募集的出资者到期收不回钱，其中有相当多退休的老人家，眼看收不回钱，几百上千人到政府闹，企业家就被抓捕。这样大规模的集资肯定会被检察院起诉，后在辩论的时候，发现虽然存在集资的行为，但没有诈骗的意图，这种高成本的融资行为，都是按照前几次的行为进行的集资，只是在这一次中资金无法回笼，导致问题的出现，后来法院接受我们的辩护意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该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手段上确定是一个犯罪行为，但目的上没有存在犯罪。这个罪名相对于集资诈骗罪来说，罪名与刑罚轻了很多。 国家机关主动地追究，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由于老人家到政府那讨说法，引起政府相关部门主动执法，追究相关企业的法律责任。 （2）集中打击的时候 传统上我国似乎喜欢搞运动，老一代的革命家开始脑子里就充满了战争的观念，所以我们的政府常常出现一种事情，任何事情都喜欢当成战役来打。因此集中打击被当成战役，为了出成效，造成影响，实际上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平日执法的疏漏。反映了法制环境有待改进
中国企业家高危法律风险启示
一、企业家低估刑事风险 1. 重民事风险轻刑事风险 目前企业的法律顾问和法务部门，更多关注的是诸如知识产权等民商事法律风险，对刑事的法律风险往往疏于防范。 2. 以为对GDP贡献较大就不会秋后算账 一些地方政府追求GDP，企业只要对地区经济发展有贡献，有点违规行为地方政府有时会睁只眼闭只眼。企业家以为只要对GDP贡献大，当地政府不干预，干什么都没有问题。很多企业家不懂法律，也没有法律意识，其实他们的许多行为是有刑事风险的。 3. 用钱可以免灾？ 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人们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一些胆大的人靠猛打猛冲闯出一条“血路”。但是随着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模糊地带越来越少，一些过去的“潜规则”正面临风险。过去的做法，现在就有可能是违法甚至犯罪了。一些企业家以为有事可以“用钱消灾”，但往往现在行不通了。 二、企业家最易犯的十大高风险罪名 1、贿赂 受贿类犯罪是企业家犯罪适用频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国企企业家犯罪最为常见的罪名。当民营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有权与管理权出现分离时，民企高管的受贿现象也开始显现。 2、非法集资类犯罪 银行贷款政策不利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合法融资渠道狭窄，资金需求缺口巨大；另一方面，股市持续低迷、房市调控、CPI高位运行、银行存款负利率等因素叠加，致使民间资本保值压力增大，急需投资渠道。在民间资本市场供需两旺，而相关疏导性制度安排又缺失的情况下，非法集资类犯罪高发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3、侵吞资产类犯罪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严格的财务及资产管理都十分必要。事实上，民企发展必然经历“个体户”向现代公司的转型，作为“法人”存在的公司必须向社会独立承担责任，公司也因而具有了“公”的性质，上市公司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明显。发生在民企的职务侵占犯罪，特别是民企老板、投资人的职务侵占犯罪将会成为值得关注的刑事法律风险点。 4、欺诈类犯罪 欺诈类犯罪是企业家犯罪媒体中发生率最高的犯罪类型。企业家犯罪作为智力型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方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围绕经济利益“智取”而非“力夺”。欺诈类犯罪居多，符合该领域人群犯罪的一般规律。由此，防欺诈也成为商战中的要务。 5、挪用类犯罪 挪用类犯罪的查处率通常低于贪污、职务侵占等侵吞资产类犯罪的查处率，相当比例的挪用行为因事后归还而未被发现或追究。然在充满商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真正价值在于使用、流转而非简单的持有、占有或所有。一次短期的资金周转就有可能带来巨额利润，资金的使用权在相当程度上比资金的所有权更有价值。高收益和相对较低的被查处风险，使得挪用类犯罪无论在国企还是在民企中都较为常见。 6、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民营企业作为经营性经济实体，有固定的员工，有组织结构，有一定经济实力，往往也有地域或行业影响，并且在现行体制下难免与有关公职人员有些关系。如果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出现某些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在认定标准又掌握不够严格的情形下，该企业从形式上看，就较容易齐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涉黑犯罪构成的这一主体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立法的科学性值得进一步审视。 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有的犯罪企业家为牟取巨额非法利益，专门聘请开票人员、财务人员，利用伪造的海关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对外承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涉及虚开金额数动辄上亿，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国家税款损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呈现专业化、企业化、规模化趋势。
企业及高管在企业治理中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及高管在企业治理中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甘肃政剑律师事务所朱兴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经济法律秩序的日益健全，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的企业家诞生，与此同时我国的企业家因触犯刑律而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也日益增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类事例更加层出不穷。 企业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不但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还面临着诸如经营管理、法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风险。随着法治的进程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企业高管越来越注重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开始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对企业进行风险控制。但就当前的形式而言，这种法律顾问服务的领域和范围一般偏重于对经济或者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刑事风险涉及的偏少，而众多的企业和企业高管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风险恰恰是刑事风险。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的触犯刑事法律规范，应受刑事处罚行为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从可能变为现实，往往会给企业或者企业高管带来致命的打击，引来牢狱之灾。对企业危害最甚、有可能对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风险就是刑事法律风险。 对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任何人都是具有内在需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主动谈及防范风险的却很少呢?有人认为自己主动谈防范刑事风险，就可能会被别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还有些人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谈防范刑事风险，是主动规避犯罪、是挑战社会、是不光彩的行为，担心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些人认为刑事犯罪离自己太远，只要自己不主动去实施犯罪，就不会有什么风险，也就没有必要主动去防范。 其实，这里面存在很多误解，应当先予以澄清。犯罪当然是应予严惩的，一旦犯罪，不但犯罪的人因此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可能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因此控制和规避犯罪不论是对个人还是是社会都是尤为重要的。在实践中，不排除有些企业高管为了个人私利，积极主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除了积极主动有意犯罪之外，还有不少人陷入刑事风险则是被动的、无意的。问哦避免无意陷入犯罪，也为明晰不可触动的犯罪“红线”，就应正确识别刑事风险。
投标人在招投标中的刑事法律风险分析
投标人在招投标中的刑事法律风险分析 【摘要】在招标投标活动当中，投标人实施的某些行为，有可能导致相应的刑事法律风险，如涉嫌串通投标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构成该等罪名的行为较多，投标人不可不予以细查，并加强法律风险警示，以期合法中标。 【关键词】投标人；刑事责任；犯罪；法律风险 2014年10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8号），提出“重点关注财政资金分配、重大投资决策和项目审批、重大物资采购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揭露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问题，促进廉洁政府建设。”并“要建立健全审计与纪检监察、公安、检察以及其他有关主管单位的工作协调机制，对审计移送的违法违纪问题线索，有关部门要认真查处，及时向审计机关反馈查处结果。”因此，在作为审计机关重点关注的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人必须严格依法行事，避免违反法律的规定，从而有可能导致触犯法律，构成犯罪，该等法律风险意识，不得不予以加强，以期合法中标。本文特针对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人可能触犯的刑事法律风险，一一分析，以供参考。 一、涉嫌串通投标罪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涉嫌串通投标罪的行为 涉嫌串通投标罪的行为，主要有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以及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两大类。 1、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主要有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以及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等。 2、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主要有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信息泄露给投标人，招标人直接或者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等。 （二）串通投标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整理)与企业或企业家有关的刑事法律风险.
与企业或企业家有关的刑事法律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司、企业等经济实体呈现快速增长，而同时跟企业和企业家相关的犯罪也迅速的增加，呈现越来越大的势头，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呢？我们这些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哪些风险呢？下面笔者将从刑法角度来列举一下跟企业和企业家有关的法律风险。
刑事法律风险，指企业或企业家触犯刑法受到法律制裁以及作为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或损失所必须面对的风险。 一、企业或企业家触犯刑法 企业触犯刑法的法律风险，即企业法人由于涉嫌刑事犯罪而给企业带来的法律风险，也即企业构成单位犯罪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单位犯罪是1997年3月14日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刑法之后新规定的内容，因此许多企业家对此还不太熟悉，甚至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为了单位的利益也有可能构成犯罪。 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决策或由单位负责人决定而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触犯刑法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包括以下罪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条）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 生产、销售劣药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材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走私淫秽物品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走私废物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刑法修正案四第二条）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一百六十条） 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 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刑法修正案第三条） 高利转贷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
教师职业法律风险防范
教师职业法律风险防范 一、行政责任：行政处分、解聘；刑事责任。 《教师法》第37条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工作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教师有前款第（二）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违反第（二）项，致学生轻伤害以上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刑法第234条、第235条)致学生死亡的，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杀人罪（刑法第第232条、第233条）。 违反第（三）项规定，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侮辱罪（刑法第246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第２３７条、强奸罪（第２３６条）
民事责任―――校园侵权 1.责任形式：民事赔偿责任为主； 2.承担主体:对外由教育机构（学校）承担,向教师追偿。 3.法定构成要件：以过错为学校承担责任的最终要件。这是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不难看出的。 １）《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１６０．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1款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 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