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之灿烂的山西青铜文化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绽放着绚丽璀璨的光芒，不仅在中国是价值连城的瑰宝，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它代表的是中国的光辉，也见证了历史留给泱泱大国的鼎盛。

青铜器的发展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开始萌芽，在夏代初步发展，商周鼎盛，在春秋战国繁荣，至秦汉则变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走向衰败，宋元明清是便可仿古和作伪。

在古代，青铜器的主要功能就是烹饪和盛装食物与美酒。在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人们不仅仅的功能用途上发展，美观也变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中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就以种类繁多，造型新奇，纹饰精美而著称。鼎盛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西周和春秋的青铜器，名目更加繁多，除部分袭用商器之外，常见的有鼎(圆形三足)、鬲、匜卣、瓿、壶、盘、盂、甑、钫、敦、鉴等。另外还有属于兵器的戈、矛，属于乐器的钟、铙、等。其中包括盛酒器、饮酒器、煮食器、盛食器、盛水器、和取水器等。各个不同时期的制作，不论是器形或纹饰，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商、周青铜器制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器形和纹饰的构成上，是运用对称、连续等富有装饰性的艺术手法，用变化多样的曲线、弧线，构成各种形象的浮雕、线刻。不论是器形整体或是纹

饰部分，都显示出浑朴、庄重的性格和精致、瑰丽的气质，但同时也具有威严、神秘的气氛，从分反映了当时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观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着极度庞大的数目，但是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和精湛的工艺。也就是这样，中国的青铜器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篇章，也留给了中华炎黄子孙丰富的瑰宝，留下了感叹和敬佩。历史的成就是在中国工艺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工艺的伟大能量在历史的见证

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由于其特有的自然条件与历史原因，有幸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青铜器是古代劳动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发明，它不仅标志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凝聚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绛县横水墓地。200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绛县横水发现了西周墓葬群。经过数年田野考古，发掘了1299座墓葬，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其中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百件。

——黎城墓地。山西东南部的黎城，早年就有商代至西周青铜器发现的零星报道，科学的考古调查也证实了黎城县的城西分布有商至西周

时期的遗存。考古工作者对黎城西周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数十件青铜器，——曲沃羊舌墓地。曲沃羊舌墓地位于晋侯墓地东南4500米，尽管墓葬多次被盗，但还是遗留了一部分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风格与晋侯墓地几乎一致，羊舌大墓的规模及其青铜器上的铭文，揭示了两周之际晋国宗族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翼城大河口墓地。翼城大河口墓葬，位于翼城县隆化镇大河口村北，2007年冬抢救发掘了6座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和陶瓷器等，时代自西周早期延续至两周之际。这对于研究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封国及其与晋国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青铜史上，山西青铜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晋国与后来的三晋是两周时期强大的诸侯国，所以晋系铜器可以作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工艺的完整标本之一，这是毋容置疑的。山西也出土了较多的商代典型器物，有和二里冈及其后殷墟文化系统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如平陆前庄青铜器、灵石旌介青铜器等；也有一些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如石楼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成一个系统。

，山西是殷商旧国之地，商文化非常丰富，所以早期的晋文化乃植根于殷商遗民文化。后来以叔虞集团为代表的宗周文化与殷商遗民文化、周围的戎狄文化不断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最初的晋文化。

博采众长，善于创新。吴越等南方诸国的兵器铸造技术是比较进步的，在山西发现了“吴王光剑”、“王子于戈”、“吴王夫差剑”、

“吴王故发剑”等南方诸侯国兵器。作为晋文化标志之一的晋系青铜器无疑会吸收很多外来因素，使自身的青铜文化逐渐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