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美幼童容揆抗旨滞留美国的看法(1)

关于留美幼童容揆抗旨滞留美国的看法

提到“留美幼童”这一特定的名词，就一定会想到当时“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留美幼童”正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培养，掌握西方技术的人才而公派美国留学的一百二十名，当时平均年龄十二岁的儿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世界正处于经济、政治大变革的年代。中国经过的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打破，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中国人用好奇与惊恐的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一些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开始以极大的勇气“开眼看世界”，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的中国，开启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潮流。然而，即便如此，最初，林则徐竟也不知道英国的地理位臵。

在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巨大优势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首先在军事工业方面展开，成立了“安庆内军械说”，制造了第一批枪械等军工用品，随后在民用工业方面展开，成立了“开平煤矿”，其质优价廉的煤炭打破了洋人在中国煤炭业的垄断，达到了“分洋利”的目的。但是无论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中国都难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科技创造。只得花高价请洋人工程师传授西方先进科技，但洋人多半是以“嘲讽”的态

度工作，国人难以学得西洋科技。洋务运动创办的工业，效率低，耗费大，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李鸿章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大量精习西方科技的人才。于是，在中国第一位留学西方的人才容闳的推动下，正是成立“留学事务所”，选派幼童留学美国，学习铁路、电报、军事等知识。学习西方科技以为“用”，保持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以为“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报国。容闳早年留学美国，并求学耶鲁大学，成为首位在美国顶尖学府学习的中国人。他看到中美的差距，立志让更多的中国孩子留学西方，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等待了十八年之久。

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启程，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轮船，历时25天，又乘坐横跨北美的大铁路，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城市，开始了他们计划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一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创举就此拉开序幕。

容揆，广东省新会人，他是容闳的族弟。1873年到美国留学，是第二批留美幼童。留美幼童在美国被三、两人一组分配到美国居民家里居住。这些美国家庭的主人，均是社会中上层阶级人士，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给了幼童们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到达美国后，容揆与李恩富共同被分配到了春田市的威利夫人家中。威利先生是春田市的著名医生。威利夫人友善可亲，对待两个来自中国的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

样，悉心照料，辅导他们学习英语，熟悉西方生活。威利夫人的照料与爱护使容揆、李恩富感念至深。友情的深刻记忆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代.。

幼年的容揆，个性有点羞怯、内向，但很有主见。他看清了要做的事就一定坚持不渝去做。这一性格特点，日后影响了他的人生抉择。

为什么容揆会抗旨滞留美国，这不仅要考虑他个人的性格、背景；更重要的是探究这一批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成长经历；探究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他们思想的转变。

幼童在美国生活、成长，接受了“西风美雨”的浸润。在自由的空气中，在完全不同于中国当时压抑个性的教育环境中，他们畅快的呼吸自由的空气，健康快乐的成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很快地融入到了美国的生活，并且在学校中，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位曾经与幼童同学，后成为耶鲁大学教授的美国人，在他的传记中满怀深情的回忆他们曾经的生活。他惊奇的发现，他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竟然都是留美幼童，日后他再也没遇到过像他们那样优秀的人。中国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自不必提。但是，留美幼童在体育方面也很出色，参加足球、篮球运动，成立了棒球队。留美幼童钟文耀曾担任耶鲁大学赛艇队队长，并连续两年带领全队击败哈佛赛艇队。在耶鲁赛艇赛胜少输多

的历史上留下了传奇的一页。不仅如此，中国幼童在社交场合也让美国男孩“心碎”，美国女孩的目光都被吸引在了优雅的中国幼童身上。

从以上这些，中国幼童在美国的生活与取得的成绩来看。中国幼童在美国一天天成长起来，很好的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曾受专制主义的压制，但是一旦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之后，谁还愿意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他们已经不是孩子，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先进思想，不再是清政府为了制造机器而派到美国学习的“工具”。清王朝怎能希望他们在学习了先进科技后，对于民主自由的思想无动于衷？他们怎么能忍受日趋腐朽、落后的清王朝的压制？

所以，留美幼童的行为、思想上的变化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代表了他们的进步与觉醒。日后中国的变革与“觉醒”的中国人密切相关。

然而，他们的变化，在负责留美事务的官员眼里是大逆不道的。

以上是关于留美幼童，这个群体留美后的变化的思考，以下是关于容揆为什么被召回，为什么做出抗旨的决定的一些思考。

1880年6月，容揆高中毕业，他居全班第二名，是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毕业生代表。与此同时，他公开宣布加入基督教，并剪掉了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这两件事，被认为触犯

了清廷对留美幼童的清规戒律。刚上任不久、一贯反对派员留学的保守官僚、留学事务局专员吴吴嘉善勃然大怒，把容揆开除出事务局，命令他立即回国。这时，容揆本已被哈佛大学录取，准备入学，吴嘉善勒令他和已入耶鲁大学二年级、因同一原因被开除的另一幼童谭耀勋一起立即回国。到春田市的时候，容、谭二人说要向朋友告别，下车隐匿下来，得到朋友和一位律师的帮助，在美国留下来继续学习。此时，留学事务局也陷入风雨飘摇之际，1881年，留学计划被迫中止，幼童全部被召回。而他们也成为了当时两位抗旨不遵的幼童。

在我看来，容揆之所以抗旨，一方面出于性格原因，一方面源于他当时的处境，另一方面与他的族兄容闳有关。这三方面与其他幼童的不同之处，共同促使了他这惊人的抉择。

幼年时期已经可以看出，容揆虽然个性内向，但很有主见。他看清了要做的事就一定坚持不渝去做。可以看出他个性很强，有独立自主的意识。所以他敢于有勇气公开宣布加入基督教，并剪掉发辫。我想，他做这些之前，已经想到了后果，并考虑好了自己的未来，明确了方向，给自己留了条退路。当一切计划周详后，才下定决心。他曾说“此时，他已经被哈佛录取，全美顶尖学府，数载寒窗，不正是为了这一天吗？谁会忍心割舍呢？他也知道，他犯了

清朝的大忌，如果回去，一定会有严厉的惩罚等着他。而此时，他的同学们仍然在美国求学，留美计划仍在进行。我猜想，如果，他没有被提前召回，而是1881年与留美幼童一起被全部召回，他也许不会决心抗旨。

另一方面，抗旨留在美国，与留学事务局断绝联系，也就意味着切断了经济来源，也有可能受到清政府的追查逮捕，在美国没有一定的社会根基，他将无法生存。容揆将他抗旨留美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族兄容闳。容闳理解并支持他，但是迫于当时的位臵，不好亲自出面，于是委托好友屈切尔牧师，交给容揆五百美元。条件是，容揆必须上耶鲁大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职业，有能力时偿还这笔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容揆才可以在美国重新安顿下来，顺利完成了耶鲁大学四年的学业，随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学习工程。

有个以上这些条件，容揆才得以顺利留在美国，也开启了他不同于其他幼童的新的命运。

1881年，留学事务局处于黑暗之中。留学事务局的官员，传统、顽固，认为留美幼童已经受西方思想毒害，礼义道德全无，将来非但无益于国家，反而有害于国家，于是提出全部召回幼童。当时，已有五十多人在美国著名学府读大学，一部分人正要进入大学，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遣送回国的指令让他们都黯然神伤，眼前一片迷茫。由于这

些留学生大部分都在美国民众家生活，也结下一定的情谊，大棒强加下的分离更加渲染了一份悲情。时任美国总统在写给清政府的信中提到“他们犹如悉心浇灌的树木，正在抽枝拔节，即将开出果实，却要中途斩断，岂不半途而废？”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

幼童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虽然留美幼童中，日后有成为民国第一位总理的唐绍仪，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民国史上显赫的人物。但那已是二、三十年之后的后话了。也可以说，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等待更长的时间，以换取成功。

总之，中途撤回，对于留美幼童自身，对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了”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幼童们生活困难。幼童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幼童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幼童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