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

有无尽的长夜和青灯下的孤寂。一、清华园的寂寞与苦

心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也主要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秉承这样的一种理念，先生欧游十三载，学习梵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带回西人之蓬勃发展的东方学，欲在人才济济的水木清华中，倾其满腹于孜孜学子们。讲学4年间，随先生专修的弟子寥寥可数，却因其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被学生垢病: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先生所讲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冷僻之外，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要求也颇高，故少有人能接

受。面对着西人之东方学蓬勃发展与国人在该领域中的毫无建树，焦虑之情充溢于当时的许多学者的心间。先生面临着这种令人尴尬的学术情形，也大发感慨:“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带诸君洗斯耻。对这种东方学研究落后的学术状况的焦虑，事实上隐含着先生对中国学术独立乃至民族精神独立之企盼。历史之责任与国家兴亡之命运紧密相连。他不但要通过求证史实积极寻找济世良药，而且还要把这种意识传达给后学，激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历史。可是天不遂人愿，面对充满求知欲但大脑中对老师所讲内容又是“空空如也”的学生，焦虑之余，却又无可奈何。先生曾反复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悬想当时的寂寞情形和压在先生心头的职责感，我们就能真切地理解那回荡在清华园上空近乎“独语”的讲课声中所包含着的一个学者的学术坚守、学术期望和学术苦心。1932年夏，先生又一次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值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先生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因先生一家准备第二天前往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即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以及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试后，对仅占10%分值的“对对子”一题，立刻引发社会上的广泛争鸣，讨伐声顿时风起云涌，多数以为这是旧学的看家本领在向新文化挑战，只有微弱的赞同之音淹没无声。呜呼!先生之良苦用心何人能解?“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中有与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识相关者，亦有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此种方法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更看出跟印欧语系区别具体之处。先生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他要矫正的可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盲目西化问题。先生不是主动人世的人，一直自觉保持一种恬淡自安的个人风格，埋头于学术研究。出试题本身也是受人之请，整件事极具偶然性。然而就是这一偶然事件令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人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对于那些和此事相关或关注此事的人来说，这一出场就给公众一个不小的刺激，成为风口浪尖的众矢之

的。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先生应该是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意义上的学术“人格”，甚至可以说是树立了学术人格的高标。坚守学术人格者，必然有对学术伦理的高度遵循。学术伦理要求以求真为目的，为了避免主观态度介人常追求一种“价值无

涉”的伦理标准，并不在意外在的价值判断。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受到社会伦理有形和无形的制约，以鲜明的价值观为判断标准，以“进步”和“落后”为标签。在这个领域有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顺应时代潮流的被认定为“进步”，和时代潮流有抵触的往往被贴上“顽固”或“倒退”的标签。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学术人格的人往往与社会生活疏离，具有充分学术人格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疏离也会更远。所以，先生常常感觉到与社会生活的隔阂，他在给唐长孺的一封信里说自己“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坚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精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使他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依然紧张对垒中的文白之争，其本质上还是学术人格与现实生活所遵循的社会伦理格格不人。无奈“众人皆醉我独醒”，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时间来冲淡一切。二、颂红妆的移情与慨叹对于那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都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运动的批判与冲测: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体系，到1957年反右和“兴无灭资”，其间亦加上整改、“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等一系列的运动。先生也未能幸免，大字报来势凶猛、用词激烈:“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先生的学术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呵护文化的苦心不被理解，凝聚心血的学术被批得一钱不值，先生对现实绝望了。孤寂也就成了他晚年咏叹的主调:“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心灵之苦与失明、胺足所带来的身体之苦交织，身心的痛楚时时啮咬着他的内心，拨动他富于诗人气质的敏感的心弦。然而苦涩的生命终需有几许光明的寄托，“颂红妆”成为先生用以忘却现实身心痛苦、寄予人生的慨叹。“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停止了授课，埋首于著述。先生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那令人怜惜的才华，遭逢时代的转型，那种花开花落的无可奈何，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力感，那种美好的一切一点点被碾成童粉的伤心?????一代学人感慨的岂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个文人，哪怕有天纵之才，有满腹经纶，也挡不住时代方向的转换。他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探索是无穷无尽的，他有着强烈的身世之感，敏感地呼吸到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这种文化的托命之人。于是，他在历史与文学研究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旧体诗中感怀人生，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他内心深处有着挥之不去的力量: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是追求知识的自由、对学术独立性的捍卫，他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守护这样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先生有着构建历史巨厦的渴望，他期望能写出恢宏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但在晚年那样的文化氛围下，又兼双目失明，他只能用心灵去感悟历史了。先生留给世间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无形的人格遗产，是一个人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那才是他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也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就像血液一样流贯于他的全部著述之中。这就决定了他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也就是文化研究。不仅其史诗互证著作如《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如此，而且其纯史学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样如此。他不朦成为一个单纯的考据学家，也不满足于仅限于历史领域的史学研究。他所努力追求的是要超越前人，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理清脉络，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指明方

向。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