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调整对消费的影响教学提纲

财政学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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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调整对消费的影响

摘要：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分配的主要税种，是贯彻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虽几经合并与改革，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际税收现状等角度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以使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成为让国际趋势与我国社会经济现实结合，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可行、更加完善的税制。我们注重研究税收和消费关系，目的是寻找改善总需求比例失衡的方法和途径，进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努力完善现行税收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关键字：个人所得税公平与效率税制改革消费

正文：

个人所得税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和混和所得税制。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分类所得税制。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种课税模式在我国的实践表明，它既缺乏弹性，又加大了征税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多，这种课税模式必然使税收征管更加困难和效率低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条件尚不具备，完全放弃分类所得税模式可能会加剧税源失控、税收流失。所以，在现阶段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比较切合实际。鉴于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强化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功能，应尽可能多地将应税所得列入综合征收项目。除税法明确规定的所得（如利息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外，其他所得全部列入综合征收项目，实行按年综合申报纳税，以年度为课征期，符合量能纳税的原则。同时，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的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低效，偷、逃、避税现象十分普遍，税收流失严重，其前提就是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存在税基隐性、征管不到位、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对此应从源头上抓起，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但是这个问题并非税务部门一家所能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各种配套措施来进行，具体有：1.税款的缴纳，2.征管措施的完善，

3.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

4.要继续修订、充实《税收征收管理法》，尽快下达实施细则，使之更适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需要，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以确保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顺利实施。

2008年1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交的增值税转

型改革方案, 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意味着我国实行了15年的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将实现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官方可以查询到的数据: 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是86%; 日本消费占GDP 的比例是75%; 德国消费占GDP 的比例是78%; 中国消费占GDP 的比例约是50%。发达国家希望抑制消费增加投资, 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虽然国家制定的政策一直向刺激消费倾斜, 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劳动要素投入高达65%。从已有的实际情况看, 消费型增值税下投资越多, 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 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 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随投资的变化, 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 税收负担率不同, 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同时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 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 消费型增值税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 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 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 在我国进入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 经济增长愈快, 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另一方面, 增值税转型是为了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进行平衡, 最终扩大内需。内需分为投资和消费,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中国是比较少见的投资、贸易远远超过消费的国家, 消费率从1990年的62.5%下降到目前的50%, 投资率从1990 年的34.9%上升到2007年的42.1%。消费是投资和生产的最终目标, 也是GDP 的组成部分。居民消费增加1%使GDP增加0.42%, 政府消费增加1%使GDP增加0.21%, 投资增加1%使GDP 增加0.37%。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被消费吸收才产生新的投资需求, 这就要求我们的政策向“真正”刺激消费倾斜。

单就税收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而言，税收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核心目标不外乎三点：其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节居民消费倾向，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购买能力；其三，提倡环保、绿色、节约等消费理念，改变和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减轻环境与资源等方面压力。

为了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来调节收入分配，实行综合税制应当成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要求提高费用扣除标准的呼声不断。但这并非个人所得税改革或减税的要点，原因有二：其一，就我国居民现有的收入水平而言，在2000元的基础上继续上调的话，减税的主要受益群体不再是中低收入者，而是高收入者，或者说，高收入者要比中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税收减免，而这与收入分配的调节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其二，若是一味地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工资薪金所得很可能面临税源枯竭的处境。

按照性质分类，居民收入要么用于当期消费，要么用于储蓄，以备将来消费之用，在收入给定的前提下，消费与储蓄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对储蓄征税也必然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行为。在现行税制中，只有利息所得税名义上是以居民储蓄收益为课征对象，现已暂免征收，也就是说，当前没有一个税种是对居民的储蓄收益进行征税，这对拉动居民消费和调节收入分配都是极为不利的。主张取消利息所得税的理由是，利息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中低收入者，而他们的储蓄是应对未来在医疗、教育以及养老等基本民生项目的支出，因此，对存款利

息征税将会削弱中低收入者未来的消费能力。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社会普遍认同的一个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银行80%的存款，而80%的中低收入者拥有银行20%的存款，若按此推理，对存款利息所得免税所带来的好处，80%是被高收入者攫取，而中低收入者只享有20%的好处。与中低收入者的储蓄目的不同的是，高收入者的储蓄主要是投资，对利息所得免税，也就相当于对投资免税，这无疑是在拉大收入差距。

相反，若是国家不取消利息所得税，而是把征收上来的利息所得税，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补贴”给中低收入者，或者改善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中低收入者之所以不敢花钱的根源之一在于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社会舆论围绕着买房子属于消费还是储蓄（或投资）的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居民购买住房的支付（首付和还贷）应当算作储蓄，而且这部分的储蓄在过去几年里有着较高的增长。对于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购房者而言，过高的房价实际上是在强制他们高储蓄，而且是不易变现，甚至是不能变现的高储蓄，这无疑会限制这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如果能够有效地减轻这部分居民的购房负担，比如，对个人销售和购买普通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并放宽个人转让住房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刺激消费。

由于市场机制中价格的调整，政府对企业、产品、服务课征的流转税，一部分税负会以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进而对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产生影响。在现行流转税体系中，除了增值税转型对提高居民收入有显著效果而其他效果较小外，其余税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因此，有必要调整和优化流转税体系来拉动消费以及改善消费结构。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税税制，一是课征对象过于狭窄，仍然有许多有害品、奢侈品以及高能耗产品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二是部分应税消费品的税率较低，其抑制消费的作用有限，比如高档烟和酒的消费税率。实行结构性减税，并不等同于全面减税，有必要适时进行选择性增税，但无论出于扩大居民消费还是社会公平的考虑，未来一段时间里，税收的新增长点不应该选择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而是要逐步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以及提高部分应税商品的消费税税率。

国家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贯穿于企业的生产领域，而且延伸到居民的消费领域，通过税收优惠或税式支出等形式增加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比如，针对农村居民的“家电下乡”、“农用机具下乡”的财政补贴政策；针对城市居民的家电“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等等。再如，自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购买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的消费者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上述政策的出台，对刺激消费与改善民生，对振兴家电和汽车等重要产业，有显著作用。

简而言之，我们强调扩大内需，注重研究税收和消费关系，目的并非一味追求减税来增加居民消费，而是在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相对投资和出口较低的情况下，寻找改善总需求比例失衡的方法和途径，进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努力完善现行税收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