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4年07月07日09:09 来源：《管理学报》(武汉)2014年3期作者：陈春花/宋一晓/曹洲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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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春花，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文化管理、中国本土企业成长；宋一晓，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曹洲涛，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早期是依附于西方管理理论之下逐渐成形的，具有强烈的学术倾向。随后不久，管理研究就显示了它的实用取向，逐步成为指导中国企业发展的工具。在管理实践中，由于情境的差异，从西方移植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从而导致了本土化研究的兴起。研究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只是依附于西方管理理论，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必须审慎考察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关键作用。与其他许多学科类同，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也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台湾学者率先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展开了一场“本土化运动”的反思和前瞻性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后，90年代中后期，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管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产，并以新的视角研究管理学科。直至本世纪初期，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大陆学者开始意识到开展本土化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由此发出了呼吁与讨论。在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发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有其独特之处，发迹于欧美的西方管理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这些使得身处其境的管理学者们开始进行深刻思考，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与探索。

1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现状：使命与现实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前20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已经走过了以学习、借鉴、模仿为特征的初级阶段，软硬件的基本骨架已经搭起。现在面临的是今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取得不少成果，然而，中国管理研究的使命与现实之间还离得很远。

1.1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成果

管理学者或从传统文化出发，或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出发对中国本土管理进行研究，涌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JIA(贾良定)等曾对1981-2010年近30年间，在国外7种组织管理类顶级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涉及中国情境的论文数量及比重逐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对国内组织管理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10种期刊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国内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论文总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见表1)。7种国外期刊是：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rganiz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0种国内期刊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管理科学学报》、《管理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和《管理评论》。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取得的成果可分为2种类型：一是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理论。例如，成中英的C理论，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席酉民的和谐管理，齐善鸿的道本管理，曾仕强的M理论等。二是基于中国近代企业管理实践展开深入的剖析，例如陈春花等撰写的《领先之道》，王育琨撰写的《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苏小和撰写的《局限：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曾鸣等撰写的《龙行天下》，曹建伟的《长大》以及郑必坚撰写的《领先者的密码》等都是管理学者跟踪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取得的研究成果。

1.2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意之辩

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现有的这些研究成果或从中国管理实践、或从中国语境与情境、或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中国管理的特殊性，也即个性，却忽视了对于管理的共性的追求。事实上，不管是法约尔的管理基本要素、明兹伯格的管理角色，还是德鲁克的目标管理，都注重建立一般管理理论，即普适的管理理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恰恰应该注重一般管理理论的建构，而企业管理过程中则需要注重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实践。现实情况是，我们认识到了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却缺少将理论由个性上升到共性，特殊上升到一般的过程。换言之，在“顶天立地”的过程中，目前的本土管理研究最多只做到了“立地”。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价值贡献应当是为全球的管理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提炼出一般管理理论，即“一般经验通过尝试和检验之后得到的规律、规则、方法和程序的总和”。郭重庆曾指出，管理学中国化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需要企业管理者在运用管理理论的过程中实现管理实践本土化，而“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则要求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所产生的理论的一般化，也就是“实践本土化，理论全球化”。

在对待源自西方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时，有一种倾向是，当其中的原理在实践中行不通时，就试图否定整个管理原理的框架。语义的不同、使用的情境和环境的不同、对管理原理的误解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

管理理论在运用到实践中产生异化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土不服”现象。这种“水土不服”需要企业管理者在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过程进行本土化，但并不说明一般管理理论本身存在问题因而必须重新构建一个中国本土管理学。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价值一定是在基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之上的一般管理理论的提取。德鲁克曾对管理问题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实现最大的集体效益……因为管理涉及人们在共同事业中的整合问题，所以它是被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者所做的工作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千差万别。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方式。”不同情境下的管理方式千差万别，但如何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到一般则将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与使命。

2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内涵、目的及拷问

有学者认为任何研究都是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的，因此，任何研究都是本土化研究，且得到的都是应用范围有限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赞同任何研究都是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这一观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也扎根于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但是否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扎根于情境之中就可以否定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普世价值以及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建设的必要性呢？WHETTEN认为，除非所有的西方理论均不能解释本土现象的独特和新颖，否则便不存在中国本土管理学。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还不能构成管理之道，只是对西方管理进行了多年的模仿。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想要以较快速度发展自己，当然需要模仿。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当单纯的模仿走到尽头，中国企业要依靠什么才能保持持续增长？中国企业的管理难道就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部分吗？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全模仿有价值吗？尽管各种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中国企业还是遵循着属于自己的方式，尤其是那些行业先锋企业更是如此。中国企业家不乏创新精神，中国企业对资源、机会和变化的把握也往往有其独特之处，即使是那些需要企业精心策划的战略安排和精耕细作的管理方面，中国企业依然有其独创的应用。毋庸置疑，中国本土管理中一定蕴含着自己独特的部分，关键就在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如何从中提取理论以及提取什么样的理论。

2.1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内涵：“本土意义”抑或“普世价值”

新兴经济体中高质量的本土化研究无疑增强了全球管理知识的进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涌现的各类现象，有必要对中国独特的本土管理现象进行理论探索这一观点已经获得管理学者的共识。已有学者尝试对本土管理研究进行界定，但目前而言并不存在统一的定义。TSUI将“本土研究”定义为“使用本地的语言、本土的研究对象和富有本地意义的构念对本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究”。李平则将本土化研究定义为“但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主位)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客位)意义的研究，便是本土研究”。高婧等在美国社会学者HAROLD对于本土方法论的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管理学研究的特性，将管理的本土化研究定义为，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问题的确立、理论的架构、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及工具的选择所形成的研究系统能够充分、全面而准确地发掘、描述、解释、分析及解决在中国这个特定文化情境中所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综合而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就是基于中国本土概念或者从中国本土视角出发，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独特的管理现象或者该现象中的独特管理元素为研究对象，且采用的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和工具能够真实反映在中国特定文化情境中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的一套独立的管理研究体系。

在中国30年高速的发展浪潮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领先企业，也有一大批企业停滞、甚至倒闭，这就需要寻找出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发展道路，并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那么，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究竟应该以“本土意义”还是“普世价值”为导向？当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与情境具有特殊性的时候，究竟这种特殊性的影响有多大？TSUI认为，本

土化的特征在于情境因素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调节变量已经明显地成为理论建构的因素之一。但显然，情境因素作为自变量还是作为调节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情境因素仅仅是作为环境变量而存在，那么，在一项管理研究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并不一定受其显著影响，其对理论构建的影响则远小于其作为自变量存在而产生的影响。中国情境若作为调节变量，就不仅仅具有指导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的功能，同样也具有普世的价值，如同西方管理学也有情境变量一样。因此，这种情境独特性的影响程度将决定直接源自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价值范围。基于中国情境特殊性的本土管理研究理论价值是止于本土意义(以指导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问题为目标)，还是能够追求一种更为广阔的普世价值的实现？

2.2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目的：“理论”亦或“实践”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自立山头”，在意识到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独特性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与西方管理研究的共性。很多管理问题和现象存在着相通的地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需要和西方管理研究做更好的连接。盲目地强调中国管理实践的独特性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借鉴已有的成熟理论，也阻止了可能对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的贡献。本土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证伪西方理论，而在于促进中国情境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建立。“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目的所在。然而，所有的研究都避免不了“求真”与“致用”之争，理论与实践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的真正目的？

首先，既然实践导向是本土管理研究评价的标准，依此评价标准，管理研究应以最终回归实践、指导实践为目的。我们意识到，中国数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独特性，如果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然而，部分西方管理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失效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管理理论本身无法在中国情境中使用，“生搬硬套”或许才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为管理实践者在学习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时，盲目照搬、照抄而未考虑本土具体环境的做法敲响了警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是经济还是意识形态，全球化进程已经在很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因此，如果仅以指导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为目的，将削弱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理论的一般价值。

其次，本土研究之所以产生与存在是由于社会科学尊重事实、价值观和多样性的本质特征相一致的要求使然。我们应该鼓励管理研究的异质性，发展本土理论、模型与研究体系，而非仅仅停留在修改或者应用对本土情境不敏感的西方管理理论。这种理论的异质性应该是为世界管理学者所认识与理解的管理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有利于研究者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端正科研态度，增强对理论构建与方法设计的自信心、批判力和创造力，深入探讨中国本土管理实践问题，更加深刻、准确地描述、分析、解决中国本土管理现象及行为。从中发现的规律及管理理论不应只停留于中国管理学者内部的探讨，更应将理论一般化，以期对整个管理界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中国本土管理现象及管理行为中提炼的理论可以为中国管理，甚至是全球管理理论贡献价值。

3 中国本土管理学的研究问题界定

不容否认，西方所形成的一套系统且规范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寻找管理现象背后的机制与规律，但现实情况却正如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VAN DE VEN所指出的，中国的许多管理研究所阐述的理论都未能充分地分析现实问题及其相应的本土情境。因此，即使采用了合理有效的分析方法，这些研究也许并不能为管理学科的发展贡献知识，而仅仅是“很好地解决了不恰当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中国政府还是企业管理实践都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更谈不上对世界管理实践贡献价值。

更好的问题能够给以更好的解释，而一个好的理论则是为后继的学者们提供多样化对比解释的最好途径。关于如何确定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问题，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对比解释。不管是管理的中国理论或是

中国的管理理论，中国的特殊性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才能验证。对比解释的有益之处就在于，它通过设置适当的对比问题指导后续的研究，而这种能力对于理论构建具有促进作用。不同的理论往往能够解释管理现象背后的一部分原因，当决定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管理现象之前，需要思考如下几个问题：①现有的理论是否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关系(GUANXI)这一概念和西方关于人际关系的概念不同吗？如果不同，其前因和后因变量又是什么？②为什么新建立的理论P会比理论Q更能解释这一现象？例如，科斯建立的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建立企业而不直接在市场上交易。那么，后继的学者们在回答企业的本质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要清楚，为什么自己的理论比交易理论更好地解释了这一问题。唯有这样才能避免为了构建理论而忽视现有理论，甚至为了创新性而杜撰新构念等现象的发生。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一定是在现有理论之上，能够为管理现象提供新的解释的研究，而不是用新概念做旧文章的研究。

对比解释将是一个有益且必要的尝试，是多文化下的有效选择。通过对比解释有助于我们框定真正具有独特性的管理研究问题，为后续的一系列研究指引正确的研究方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每一个人对术语理解的不同，同时，每一个问题又能够从不同视角来进行研究，这就给对比解释造成了困难。因此，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就需要学者对相关文献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这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学术积累以及对本土管理现象的敏感性。

4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法：回归本质

管理研究方法论就是“管理学科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途径和过程”。从管理研究过程出发，基于不同的研究理念及研究目的，所选择的研究方法将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些多样性的规范方法为管理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这些共同的规范方法也为管理研究提供了全球性研究语言，确保源自不同地区的管理理论能被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所接受与认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基于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尝试多元方法论。扎根理论、案例研究被广泛推崇，而诸如深描、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田野研究、企业史研究、事件史分析等偏质性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进入管理学者的视野。

COLQUITT等指出，为了建立理论可以使用假设-演绎方法、观察法，如案例研究、扎根理论和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归纳推理来建立新的理论。从总体上看，虽然目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重视定量研究，忽视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中又缺乏对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规范方法论的使用，但通过对现阶段有关中国本土管理议题的研究重要文献进行分析(以“本土管理”、“本土研究”为题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选择已被引用的研究，并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最后选出18篇文献；再以“本土管理”、“本土研究”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选择已被引用的研究，并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最后选取6篇)，我们发现，该领域绝大多数使用定性的理论分析，而其内容集中于探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框架问题(见表2、表3)。这或许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尚处于研究初期有关，采取偏质性的方法有助于厘清本土管理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但问题就在于如果缺乏对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规范方法论的使用而单纯采用所谓“思辨”的方法，没有更多地综合实证、实验、演绎等科学方法，将造成研究结论经不起推敲，将导致相当部分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国际认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当深入地去观察中国的管理实践，其研究方法也应转向实践观察和实践研究，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框架。

以本土研究的历程来说，可以大致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大多针对具有文化特色的管理概念进行延伸的理论分析，并追溯其相关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第2阶段则采用质性研究以建立初步的研究框架，从而以此提出推论假设，进行实际的量化研究。就构念演化的阶段而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大多处于第1阶段，只有少数构念处于第2阶段，如关系、圈子、家长式领导的研究。刘人怀等指出，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不同阶段可以选择不同的合适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初期，研究主要围绕本土企业的管理实践来发现重大问题，采用扎根理论、诠释学等定性方法，可以帮助确定问题的本质和基本轮廓。在研究中期，研究重点在透视西方管理学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本土独特的管理理论与假设，采用案例研究、比较分析的方法更为有效。在研究后期，采用实证研究等定量方法有助于检验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与假设。统计分析本身并不会产生、构建或者发展某个理论，只有在理论已经构建或者发展之后，才能利用量化的方法验证其解释的严谨性。因此，在构建理论阶段，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采用偏质性的研究方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尚缺乏对于多种方法的综合利用以及全球语言的使用。

定性研究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对社会现象进行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解和解释。在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构建过程中，尤其是处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初级阶段，在发展概念和构建理论的时候要采用归纳法，定性研究是必须且适合的研究工具。同时，定性研究也是在理论和文献匮乏的领域内进行理论构建的有效工具，尤其适用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创建新的理论。但就目前的本土管理研究现状而言，缺乏多种规范方法的综合利用部分导致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无法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同时，中国的思维方式、文化特点及认知习惯的不同导致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成果难以被不同语义、语境下的国外管理者所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源自中国本土的管理研究成果难以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需要回归本质，注重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全球语言，以规范方法研究理论问题，最终实现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提炼上升到一般理论问题。只有管理学者们使用全球语言与规范方法，才有可能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走向国际管理学界铺平道路。

5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展望

本土研究从来就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游戏，它也不是一个由民族情绪所激发的激情和熟读各种思想和方法论而引起深思的结果。发展一个用于研究中国管理的中国式独特路径是非常艰难且具挑战性的。虽然，有学者认为，只有当用中式套路来理解中国现象时，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才可能最具生命力，也才可能产生出最为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最大的价值贡献将是从中国特殊性中寻找出管理的一般规律。中国本土管理学未来的发展需要研究者们以谦逊的态度，尝试着去理解和解释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管理现象与管理行为，立足于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现状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中国的现实问题来构建管理新理论。

5.1 寻找一般规律

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原因就在于西方管理学经历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研究体系与研发方法，有利于寻找中国本土管理中的一般规律。但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应当学会从模仿中学习，从模仿中创新，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现在普遍采用的西方管理理论也是起源于其文化特殊性，这表明，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发展成为一般管理理论是可能的。DRUCKER曾指出，在管理中，90%的管理工作是一般化的，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是通过人来完成的工作。如果用这种方法来领导员工，将会使他们每一个个体都充分发挥知识和才干。剩下的10%则会根据不同公司的经营宗旨、文化、历史、对组织类型的描述(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而有所不同。管理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套可以传授的知识体系，而这类知识应当具备共享性。未来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透过

中国本土管理现象，探索存在的一般规律，提炼出具有普世价值的管理新理论。未来本土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是能够为企业界管理者所认同的、能够引起共鸣的研究成果；未来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是基于经验，但又跨越经验、具有理论高度的、对现有理论有突破性进展的管理新理论。

5.2 全球思维与管理实践的融合

为了有效地开展本土管理研究，研究中所采用的概念、理论、方法、结果都要能够充分代表、反映或者揭示那些根植于中国本土情境中的管理元素、管理机制与过程，要着眼于研究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只有“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研究”，才能使中国管理学者得到全球学术界的认可。近代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和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关注到肯德基、麦当劳、宝洁等全球性企业进行本土化实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正在逐渐融入全球大环境、大市场，地域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本土实践与全球思维的融合将是未来管理的必然发展趋势。这种改变将要求我们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在由社会、文化情境等而导致的具有特殊性的管理实践与全球化思维之间建立更好的连接。一方面，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需要全球思维，学者在建立管理理论时应追求更为一般化的管理理论，以提升其指导实践的范围及价值。虽然，基于文化认同或实践独特性来发展本土管理理论是中国学者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就理论而言，从本土到一般的提炼将是未来与西方管理理论同台竞技必须要经历的另一个阶段。另一方面，西方管理理论在运用到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则要求实践的本土化。传统、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导致了管理方式多样性，管理实践的本土化正是对于这种多样性的体察与理解。就如同为了达到一个目标，可以选择走的道路存在多种选择，全球思维下的管理理论与本土化的管理实践并不矛盾。相反，将科学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社会科学乃至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原则。

5.3 本土与国际的多元互动

虽然本土研究具有本土契合性或内在可理解性，对于掌握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与理论具有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眼光聚焦于中国，则可能陷入孤芳自赏的学术孤立主义。鉴于此，中国本土管理学者应敞开心扉，与西方管理学者展开积极的对话，实现本土与国际的多元互动。管理理论上的本土与国际的多元互动以全球普适性为核心。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当着眼于具有创新性、影响力的，是具有普适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本质在于，可以在自己特定的生存空间以特定的方式创造自己，只有在这种自主创新中，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才能提供真正的、有特色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管理理论。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在那些能够被西方现有管理理论解释的部分，那些无论对西方管理理论进行何种修正也无法解释的独特部分才是真正的贡献所在。我们应该尝试创造新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本土独特部分。在目前看来，尽管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在中国之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略显不足，但开拓性想法总是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源自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美国管理理论那样的文化普遍性理论。

6 结语

今天，中国的管理实践已经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而基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管理新理论的构建则需要管理学者们厘清什么才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什么才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最终追求。虽然，管理实践应当是本土化的，但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则应更为关注具有普世价值的一般管理理论的创新。“实践本土化，理论全球化”的实现需要管理实践者与管理学者的共同努力，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则有赖于管理学者们更全面地了解现有管理知识、更深入地挖掘管理实践以构建具有创新性的管理理论；有赖于管理学者们在研究中更多地使用规范的方法、全球的语言以实现成果共享；有赖于管理学者们更加积极地与世界管理学者展开对话，以促进学术沟通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