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陷阱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曲折性的再探讨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嘎然而止，东亚奇迹转入危机。人们为危机所震撼，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东亚的金融、经济危机所提出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能否最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而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东南亚的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规律问题。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

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

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

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

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外围”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外围”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外围”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

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然而，与实物经济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的急速扩张。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实物生产增长迟缓，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过剩和回流现象更加突出，过剩资本大量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造成了西方资本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1998年美国证券工业协会发布的有关外国经济活动的报告显示：1998年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净资本达1920亿美元。(BusinessDaily，1998)最后，“泡沫经济”酝酿金融风险，引发范围广泛的经济危机。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日益脱节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金融扩张虽然对西方经济具有短期的有利效应。但是，金融扩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解矛盾的同时又意味着矛盾的进一步的积累与扩张。没有实物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金融危机又将最终反馈

到实物经济领域，造成实物经济的衰退。

2、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反作用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

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公众消费预期，有效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扩张的时代，公众广泛参与各种金融及投资活动，甚至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因此，大量的私

人资产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国个人净财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股票大幅缩水，势必引起公众普遍的资产损失，进而打击公众的消费预期。

第二，企业筹资、融资活动减慢，扩大再生产受阻。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必然遇到困难。英国在1987年发生的严重的股市风潮后的一年里，通过发行新债券筹集到的款项比上一年减少25%。70年代经济危机时，英国企业的并购价值在三年中连续从13亿英镑递减至2.91亿英镑。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自有资金的实际使用费用一般会上升，银行规避风险致使企业要缴付较高的贷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计划遇到困难，如俄罗斯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得不修改原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另一方面，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减少又使政府有关的税收相应减少。

目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金融危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它初步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

并迅速达到某一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国家联盟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发生于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场危机是历史上首次率先发生于“外围”地带，进而波及“中心”地区的经济危机。自殖民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首先发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沿袭着这一模式。而这个沿袭已久的模式已被这场新的危机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和德国相继发生经济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风潮似乎在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在“外围”的阻滞将破坏资本的整体国际循环的可能性。

西方资本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识到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机，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知名的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酝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负面开始出现。……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

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义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停滞还将产生政治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方面：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因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于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外围”，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中心”与“外围”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这种格局的界限，在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韩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成员国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国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

益。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积累对象。近年来西方国家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资本集团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金融袭击，其目的都在于消平或削弱竞争对手。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之机，加紧了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甚至接管其部分经济主权，更加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这些事实与动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经济参与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因此，西方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更加直接地干涉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事务的倾向。西方战略新调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旧殖民主义的复归。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面临着被再殖民化的威胁。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

（美）罗宾·布罗德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会再有了》，载《外交》季刊，1988秋季号。

陈雨露：《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美）林登·拉鲁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载《政治经济述评》，1995年7月28日。

美国证券工业协会：《外国经济活动报告》，载（美）《商业日报》1998年11月25日。

（美）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载《战略与管理》38–39页，1999年第1期。转载自《中国与世界》二○○○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