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关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用社会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语言能力、言语交际、接受心理过程等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应该看作是为语言应用研究引进了一种新视角，是语言习得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扩展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为社会语言学服务语言应用提供了实际内容。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1．目前，在国内外，社会语言学研究和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习得研究基本上是分别在两个学科领域内进行的，而实际上，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水乳交融。语言学发展到今天，结合语言环境、言语互动和语言的社会交际来研究语言习得，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用社会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能力、言语交际、接受心理过程等“二语”习得中的重大问题，应该看作是为语言应用研究引进了一种新视角，是开拓语言研究领域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为社会语言学服务语言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内容。

“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升温，而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薄弱，已经带来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教师、教材、教学法、语言测试、教学评估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更需要理论上的勇气——转换角度，调整思路，跳出一门学科的条框界限，借鉴相关学科的思路方法与研究成果，尝试用另一种眼光观察、探究、分析疑难问题，或许可以找到新的解释方法和分析途径，从而推动理论提升，为汉语教学实践开拓新鲜的思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与习得理论同属交叉性极强的学科，都受到诸多学术思想的影响。前者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后者则与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密不可分。二者共同

的基础首先是语言学理论，其次是心理学理论。二者的研究对象虽各有侧重，但在很多方面二者存在交汇点：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异现象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如何理解和组织多样的话语形式，如果言语交际产生困难，这种困难缘何而起；应用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习得研究，关注语言学习者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通常是目的语环境）中接收、理解、组织、使用目的语的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

社会语言学创始人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曾经这样评价社会语言学的使用价值：“社会语言学理论的价值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具体说来，“在于如何教学生从一种语言形式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形式”。他提到美国教育界的一种叫做“语言经历法”的教学法，对不同种族的学生都适用；而他的语言变异模式不仅适用于母语的变异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中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石子强，1983）

互动社会语言学奠基人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s）关于互动是语言的最重要的特性，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传情达意的实际作用之中的论述，关于“会话策略”——会话人保持会话持续进行并能够不断增强理解的能力的阐释，以及“语境化暗示”（Contextualization cue）理论与案例分析（徐大明，2002），对于语言习得，特别是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开启新思路，探求新角度，均有重要作用。

2．社会语言学理论对于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或具有以下启迪意义：

2.1社会文化环境与语言的文化性变异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影响。一定民族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心理必然会对记录该文化的语言在特征及使用方式上造成影响，形成语言的文化差异。这是语言习得者在习得目的语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舒曼（Schumann，1978）提出“文化合流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认为习得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距离远近、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环境是否良好，将决定“二语”习得的成败。一些学者在总结教学实践成果后发现，从习得者习得规律角度看，习得者文化背景与习得材料程度越相近，习得效果越好，反之出现偏误的几率就越大。改革开放

以来由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华，我们对于远东文化圈习得者的习得规律研究有所进展，而来自距离稍远的欧美文化圈的学习者如何走进中国文化，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特别是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法手段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尚不尽如人意，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

跨文化的交际研究（Cross-cultural of Communication）在语言习得中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习得者在语言学习中吸收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帮助他们将语言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是教师的责任。（胡裕树等，1989）以往的研究多注重语言学习或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多为微观的调查与研究，实际上跨文化交际在语言习得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更为重要。在厘清中国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前提下，在读懂中西文化本质差别的基础上谈跨文化交际，才能真正说清诸多问题的本质所在，才能将跨文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当中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以某些类似的交际策略为线索，考察“同一种交际策略在不同语言文化系统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如中、英、日口头谈话中的“应对形式”。（徐大明，2006）

2.2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启示。语言能力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而语言使用就是从静态的语言知识构架中挑选适用的语言元素，用相应的规则加以调整以适应具体的语境。语言交际则是用某个语言社区已经建立的符号系统有意识地传递信息，语言交际理论之“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提出“迁适”现象及“靠拢”和“分离”两个概念，认为习得者的心理因素和语言能力，都会影响“迁适”现象的出现频率及程度；反之，出现在习得者身上的“迁适”现象，也是其目的语学习状况的评价依据。

交际能力是社会语言学对第二语言习得及对外汉语教学影响最大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1971）提出，语言研究也应当关注“交际能力”，交际能力指：①懂得什么样的话合乎语法（grammaticality）；②懂得什么样的话能被人接受（acceptability）；③懂得什么样的话适合什么样的场合（appropriateness）；④懂得某一种语言形式真正实用的可能性有

多大（probability）。在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与韩德理（M．Halliday）的功能语言理论影响下产生的语言教学法——交际法，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最富有生命力的外语教学法。交际法改变了以往一些教学法的枯燥无味，无论是对我国的外语习得者，还是对国外来的汉语习得者都有很大的帮助。

2.3语言变化下的语言习得研究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影响在于，社会语言学认为，变化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何人何地何时对何人如何说何种话”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二语”习得者面对的、希望习得并掌握的，始终是这种变化中的语言。这种变化在目的语社区内呈系统性、有规律可循，此其一；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也充满了变化，习得者之间会表现出多方面的差异，此其二。研究语言习得者如何学习、掌握变化中的目的语，如何根据不同的语境说出得体的语言，其个人语言发展以及与其它习得者语言发展的差别，是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共同的任务。

同时，各社会、语体层次上的变体形式是语言的现存单位，需要习得者逐步了解、把握、最终正确使用。目的语变体形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形成习得者用“二语”与本地人交际的“噪音”（noise），即，因双方语言手段不吻合而影响交际效果。一般认为，习得者正是在学习不同变体的过程中不断接近目的语的，对目的语变体形式了解、把握的多少，是衡量习得者目的语水平高低的一把尺子。另外，教师或其他说本族语的人在将本族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授的时候，为了让非本族人听懂自己说的话，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调节自己的语言，如故意放慢语速，咬音嚼字，简化用词和语法结构等，使人听起来有所谓“外国人腔”。这些课堂上的语言的变化实际上也是社会语言学言语调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感兴趣的一种变异：受话人对说话人言语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其话语系统成了衡量说话人言语变化的标准。

2.4 言语功能变异和交际意义的获得与“二语”习得也有很大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变异学派的理论来讨论“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一些研究者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系统研究二语习得者中产生的言语功能变异。同时，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对引起这些变异的外部原因，如态度、动机、年龄和性别等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拉波夫的变异模式强调语言的

根本特性——社会性，认为“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同样会因为语言环境和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变体（variety）。

社会语言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语域（register），“指按其使用的社会情景定义的语言变体”（转引自张德禄，1987），关注语境因素，即场境（field）、交际者（tenor）和方式（mode）对言语意义系统的决定作用。其中，交际意义是语言习得研究最为关心的，而“交际意义通常在句子的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系统以及单词的态度意义（attitudinal）上得到实现”（张德禄，1987）则应对语言教师产生有益的启示。另外，语域连续体、语域反映文化的功能以及“预测”的功能对研究“二语”习得者的学习策略也很有意义。

社会语言学中的语体连续体（style continuum）的概念也被运用到二语学习中来。泰伦（Tarone 1982）认为，二语学习者也具有与母语者相似的语体连续体，他们对语言的注意程度越高，就会越多地运用较为有影响力的、受到广泛承认的语言变体，即，语体的变异是由于学习者对于语言形式的不同关注程度造成的。（转引自徐大明，2006）克拉申（Krashen，1987）的监控模式也应用了注意力语体的概念，认为仅有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描述的语言规则是学习者通过有意识的学习（learning）获得的，而在日常交往中，这部分语言规则并不被运用，因为学习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选择运用它们；大部分很难描述的规则是通过无意识的语言活动习得到的，而“监控”就是指二语习得者对使用言语的注意度的监控度。

2.5言语互动与“二语”中介语。习得者的言语互动与中介语的动态同步共振：二者在运动方向、动态特征上存在一致性。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理论关注人际交流的过程和效果，认为互动是语言的根本特性，语法规则与词汇象征符号的价值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而其它语言元素只是提供一个可参照的框架而已。中介语就是一个从非自主语码调整逐步走向自主调整的过程，习得者对于输出语码的调整（自主的、非自主的）受限制、也被激活于言语双方的互

动——通过综合收集到的信息，不断形成和修正对交际对象意图的假设，并通过自己的言语输出来验证假设。探讨这个过程是社会语言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介语研究的共同使命。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John J.Gumprez，1982，1999）立足“语境化暗示”理论提出，出现于言语交际中的一些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符号，能够“唤起”所谓情景化的理解过程（Situated Interpretive Processes）,因为“当与语法和词汇象征符号同时使用时，它们作为指示性符号构建情景化理解蕴含的语境预设，因而影响语言成分信息的理解”；“当我们将语境化暗示与其他语法和词汇符号放在一起分析，就会看到它们为情景化的理解构筑了语境框架，并由此影响特定的信息如何被理解。”（转引自徐大明，2006）作为元语用符号，语境化暗示可以是话语本身，如语码以及韵律（语调和重音）、节奏、语速及其它超音段符号，也包括表情、手势、体态等非语言手段。对于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来说，尽快掌握这些元语用符号，特别是一般被认为是边缘性语言特征的音高、节律等，以及它们所携带的信息，将大大帮助学习者了解在交际场合汉语是如何表达意义的。

2.6 语言扩散——从语言的跨境变体的角度看海外汉语教学。随着世界性“汉语热”的不断升温，汉语教学的主战场正在发生转移，海外汉语教学，即TCFL（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借鉴跨境语言（Languages across Borders）的研究成果，以及海外体英语（Overseas English）研究的多年积累，此话题研究将大有可为。如，跨境语言的特点、跨境语言中的跨文化交际、汉语的跨境变体、国别汉语教学法研究、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开发等。

以东南亚为例，汉语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拥有使用者，他们通常称“华语”。在新加坡，有200多万人讲汉语，约占总人口的75%；马来西亚使用汉字的人数近总人口的30%，有500万左右；泰国有11%左右的人使用汉语；越南约有100万人说汉语；柬埔寨、菲律宾、文莱等国也有部分人使用。（申小龙，2003）各地汉语长期受到当地语言及汉语方言影响，已形成独具特色的“言语社区”。

香港长期处于“两文三语”的语言环境中，尽管自1974年中文的官方地位就得到了承认，但英文一直是“强势语言”（prestige norm）。长期而稳定的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石定栩等（2000）指出，香港书面汉语受英语影响而发生变化，词汇的变异是最明显的，句法变异中比较突出的是语序排列的变异以及动词的时态、体貌和语气词的标记等等。

2.7．语言传播和语言的地位与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目前，我们面临两类汉语传播的任务：面对国内的普通话推广与面对世界的“汉语热”浪潮。为了避免赘言，突出重点，我们把关注放在后者上。

语言传播与国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作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同中国交往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汉语的价值正在不断提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等，进一步带动了全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热潮。（《2007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8）

强势语言与汉语“话语权”。根据联合国《2005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与应用力调查》，汉语已排在世界十大语言的第二位（蒋昕捷，2006）。但使用人数的多寡、分布范围的大小，并不能代表“话语权”的强弱，学习汉语需求量的增长，更不能当作“话语权”的取得来解读。“汉语的国际地位虽然快速提高，但目前在国际语言生活中还远不占优势。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还相当少；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虽然将汉语列入工作语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中或会议上真正广泛使用汉语的还不多。汉语在地区或国际上的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使用十分有限；非汉语区域的华裔后代，保持汉语还有一定难度，放弃汉语的人不在少数；非华裔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人数虽然正在快速增加，但绝对数量还是有限的。当今世界最强势的英语其母语使用人口仅4.56亿，但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却超过10亿；汉语其母语使用人口有近11亿，位于世界十大母语使用人口之首，但海外学习汉语的人口却相对少得多。”（章新胜，2006）

2.8 社会因素与语言学习动机的社会语言学观察。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标记，透视出丰富的社会心理内容。学习语言的动机从个体的角度看，属于个人现象；但影响动机的决定性因素——语言态度则经常来自于社会环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人几乎不可能为了找工作而学习汉语，而今天，这一动机在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中相当普遍。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不外以下：中国经济贸易长足发展；汉语传播渠道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汉语拼音和简化字日趋走俏，“阵地”越来越大等。

近30年来的社会变迁使不少香港人徘徊在“两文三语”之间（高一虹等，1998）。有研究发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英语的地位有所下降，普通话作为回归后的共同语则地位有所提高。“一个国家，两种文化，三种语言”状态下的香港人，难免会有一段时间患上“语言焦虑”症。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实施“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使其在半个世纪里保持了越来越稳固的官方语言地位；而广东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也在近二十年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粤语北上”的状况：大批粤语词汇被普通话吸收，内地年轻人以能说几句粤语、会唱几首粤语歌为荣。

台湾汉语近年来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最突出的是简体字在台湾的使用情况。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在眼下的台湾，简体字已经拥有了一席之地：曾被视为“禁忌”的简体汉字，现在不仅有了“合法身份”，民间的接受程度也大大增长，许多台湾的高效将其列入语文必修课；日前马英九连续针对简体字发表看法，可看作台湾官方对此事的重视。

参考文献：

《2007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汉语国际推广》，商务出版社，2008年11月

陈昌来2007《应用语言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高一虹等1998 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大学生的语言态度《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胡裕树1989《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蒋昕捷我国已有1，800万人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国青年报》 2006年3月23日

李春明等简体字在台湾逐渐火起来，《环球时报》2009年6月23日

刘珣2000《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申小龙2003《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石子强1988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博士的谈话，《语言学论丛》第十五辑

石定栩朱志瑜 2000 英语与香港书面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1997 《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大明2002 约翰·甘柏兹的学术思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徐大明2006《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德禄1987 语域理论简介，《现代外语》第4期

章新胜2006 加强汉语传播促进多文化发展，《中国教育报》

Gumprez, John J.高一虹译2003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中国社会语言学》第一期（创刊号）

本文来源:盼达汉语大连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