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意义
本书上面两部分所概括的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与参与意识、激进的批判精神与边缘立场、突出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知识生产、精神生活、社会实践有什么意义?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伊安·昂(IenAng)在她为两半球人文科学、艺术以及公共文化会议
(TheHumanities,ArtsandPublicCultureinTwoHemispheresConference，QueenslandArtGallery.5-7July,1999)提交的《谁需要文化研究?》(WhoNeedsCulturalStudies?)中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实践活动
伊安·昂首先从文化研究的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问题切入。她谈到了几次理发时候的有趣经验。理发师经常问她是干什么。当得知她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接下来的一般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之间的交谈终止了。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感到情绪沮丧，感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与普通大众的隔绝。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
伊安·昂认为，令人尴尬的沉默部分起因于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意义的普遍无知。她指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文化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超常的东西。它要么与艺术同义，是某种象牙塔中的东西，要么指’其他人’，诸如移民或者土著居民"。前者是对于文化的经典美学界定，后者则是对文化的人类学理解。而在当今学术界，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摆脱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分离，从而革新了对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指的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与商谈，而这种产生与商谈是个多元的、常常是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所有社会活动领域，比如工地、教育界、媒体与国际关系领域、甚至理发师的沙龙。文化既不是机构、不是文本，也不是行为，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复杂的相动。换言之，"文化不仅是非常日常的，它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实践，因为它内在于了解与管理世界的方式之中。"也就是说，争论世界应当如何管理总是包含一种关于表征的政治学(apoliticsofrepresentation)--在这个特定的政治层面上，意义与价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因而必然包含基本的文化纬度。总之，"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建构性因素，而不是什么外在于或附属于生活的东西。
过去几十年中，"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全球性的发展，本身就标志着当代生活与社会中的"文化"纬度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引发争论的本质。一般来说，尽管全球资本主义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对于文化的危机意识在全球随处可见：对于何为"进步"或普遍价值的共识的丧失，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地区等之间的文化分化的加深，各种暴力形式的急增，因特网的全面发展，由于新盛的非西方世界对于西方世界的权威的挑战而导致的新的世界混乱状态以及不断增加的不稳定性，等等。使用文化研究的习惯说法，"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成为这个复杂的后现代世界的多方面的斗争场所。
从这个视角看，"文化研究"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知识探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是，随着文化研究在大学逐渐获得自己的立足点，它也逐渐成为一个关于它自己的学科世界，带有它自己的理论话语与机构网络，从而不能向更大的公共生活世界渗透。昂认为，我们不必简单地谴责这种现象，因为所有专业性的实践，包括学术研究，都应当有用以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式的空间与程序。然而文化研究得以存在的前提恰好是：它是一门密切关注并联系于日常生活重大问题的知识实践，并藉此提供学术世界与"外在"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桥梁。文化研究起源于成人教育(adulteducation)领域而不是纯学术领域，就是它自己的基本社会与政治抱负的一个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应用人文科学"(appliedhumanities)形式。重申文化研究的这个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世界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说服别人相信：我们能够加以生产的复杂知识与他们是相关的。
2、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性问题
在这里，"相关性"(relevance)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没有相关性，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就无法证成。那么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文化研究的知识是与大众的生活实践相关的?或者用一种更加行动主义(activist)的方式
表述：我们如何能够使它变得与大众更加具有相关性?
昂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空想出来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中知识的组织生产与意义评估中非常尴尬的处境，以及文化研究者的非常尴尬的地位。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昂吸首先关心的是大学里的状况。她指出，在今天，我
们都经验到了大学的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官僚化以及企业化。被社会地认可的知识生产受到集中的关注。政府为大学研究提供的经费正在缩减，而这种缩减尤其威胁到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生存能力。然而这一变化是与更大的经济与政治环境相关的，因而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得到扭转。
因此，简单地悲叹或抵制这个变化是无济于事的，它只能进一步助长我们自己的边缘化。同时也不能简单通过与市场化得以解决。正如比尔·里定斯(BillReadings)在他的《濒临毁灭的大学》(TheUniversityinRuins)一书中评论说："这不是一个与市场套近乎、确立能够提供庇护所的边际效用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政策将只能导致庇护所的缩小。"(1)
相反，我们应当站在知识政治学(politicsofknowledge)的立场来反思的正是知识效用的评价标准本身。在其新近出版的《知识的新生产》(TheNewProductionofKnowledge)一书中，由苏瑟克斯大学(theUniversityofSussex)科学政策部主任M·吉朋斯(MichaelGibbons)领导的国际性研究群体提出，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出现，他们称之为的知识生产"模式2"，并认为它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模式1而占据统治地位。(2)
但是在许多大学，大部分人依然把模式1当作理想的大学研究模式，即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中，问题是在一个由特定学科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与实践符码控制的语境中被提出、研究与解决的，在这里好奇心是主要的驱动力，而实用目的则被嗤之以鼻。而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动力是来自某些人或部门(不管是工业，政府或者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迫切需要。换言之，应用语境决定知识者所寻求的知识形式与知识内容。这个应用的语境包括了一系列异质的实践者与专家，他们就一个在特定的、地方性的语境中划定的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吉朋斯坚持认为，这个知识的生产模式超出了单纯的"应用研究"。它并不是简单地应用现存的知识，而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知识与社会需要所形构，这种知识与社会需要或许产生出独特的、以跨学科性与、反思性为特征的新知识创造。
依据吉朋斯的观点，模式2的知识将并不取代模式1知识的传统学科结构，而是补充它并与之相互作用。的确，如果没有模式1知识生产的持续积累，模式2将不能存在。因为后者实质性地依赖于前者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发现以及洞见。但是，模式2知识的产生(尤其是在发达的后工业世界)深深地植根于当前的社会
-经济秩序，越来越依赖于迫切的社会需要，如身体保健与社会管理。昂指出，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的扩展已经极大地增加在研究技术方面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数量，其中许多现在作为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s)在范围不断扩大的不同机构环境(包括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中从事工作。这样，在大学持续不断地生产优质研究人员的意义上，大学(非常有意思地)削弱了自己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结果，在知识的生产中学术的与非学术的参与者之间的尖锐差别缩小了。今天，知识生产的分布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它也发生在更加多样的社会背景中，包含了许多处于大量不同关系中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与机构。这就是说，"知识界与它的环境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吉朋斯)。
虽然吉朋斯对于模式2知识生产的描述明显地侧重科学与技术的世界，但是他坚信模式2仍然涉及人文与社会科学。他讨论了对于人文科学所提供的那种知识类型的需要，特别是人文科学特具的能力，即批评性地反思人类的规划与努力。他评论说，"人文科学的功能在于它提供的对于社会经验世界的理解，我们对它的评价应当依据它是否能够提供我们所期望的洞见与指导。"(1)昂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最近的关于高等教育研究与研究训练的蓝皮书(GreenPaperonhighereducationresearchandresearchtraining)为例补充了吉朋斯的
意见。这个蓝皮书显然从吉朋斯领衔的研究政策分析中得到了启示。蓝皮书一开始就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感与内聚力作出了主要贡献，它培育着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亲近感，促进着对于不同的传统与习惯理解、对于宽容与尊重的重要性的理解，同时还激发着就我们的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方向与价值进行的争论。"
这一切看来都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但是蓝皮书并未阐明上述类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与用途，在一个眼睛只盯着学术的商业化、促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框架中如何才能得到理解与培育。吉朋斯在他的书中，显然也存在这样的困难(虽然他把整整一章献给了人文科学)，即：如何在一个市场驱动的社会中使人文科学研究的应用环境得以优化。昂认为，人文科学知识的有用性难以计算或量化地界定。有意思的是，吉朋斯指出，人文学术比自然科学更带有模式2的特征，他甚至认为，以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为对象的政论文体(thegenreoftheessay)，就是最早的模式2的知识生产形式之一。据他的观点，政
论文"在各种似乎是专门性的领域自由穿越，把那些不然的话就依然是支离破碎的分析聚合在一起。"(2)在这个意义上，政论文的形式(而不是科学研究论文)对于贯穿整个社会的意义的建构与传播是具有高度指导性的。然而，在公众领域发表的、带有匿名的读者群的政论文的"应用语境"如何才能具体化?换言之，虽然至少某些人文科学的研究形式能够展示模式2的特征，但将其用途量化与商业化的困难内在地存在于模式2的知识生产的应急性的社会与经济安排(theemergentsocialandeconomicarrangement)中，因为这种安排强调的是短期的策略语境中的可计算的有用性。这也是文化研究领域--作为"应用的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发生的情况。
3、合作伙伴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尴尬
这样，虽然模式2的知识生产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但是人文科学，包括文化研究不能并未从中分享好处。昂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国家研究院为"与工业的战略伙伴关系-研究与训练纲要
(SPIRT-StrategicPartnershipwithIndustry-ResearchAndTrainingScheme)提供的基金，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基金不断增加。这一纲要奖励那些与工业部门合作的学术项目。显然，模式2知识生产系统正在得到研究政策制订者的有力激励与推进。但问题是什么是"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最为重
要的是：文化研究如何能够适应这种新的关系?
对伙伴关系持乐观主义的人常常主张让大学更深地卷入更大的共同体与社会并与之协作。然而昂指出，追求伙伴关系的明显的潜文本是一种无情的经济理性(ruthlesseconomicrationale)：它是一种在一个正在减少公共基金的时代获取更多的外来基金的途径。结果，只有那些有潜力的、拥有可以带入合作的基金--就好象是一种嫁妆--的合作者才会受到青睐。谁是会成为这样的合作者呢?在最通常的情况下，这些合作者是一些商业界、工业界或政府部门(所谓"赌金保管者")，而不是无钱无势的基层群众团体或普通大众，不是底层公民。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外来收入成为大学业绩的一个主要指标的体制中，大量存在的是眼睛只盯着钱的所谓"伙伴关系"。昂写道：每当与一个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签署协议，西悉尼大学的研究办公室都要自豪地在全校宣布已经取得的基金数目。意料之外的一个
结果是，不是以外来资金的获取为基础的研究活动的重要性被削弱了。这对于人文科学(包括文化研究)是特别不利的。
那么，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进入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不可能的么?昂认为当然不是。实际上，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将可以为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外来合作者提供很多东西，从文化在社会中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来看，就尤其如此。但是正因为合作者是被期望付钱的，所以在关于伙伴关系、关于知识生产模式2的所有观点，就必然笼罩在一个工具主义的、商业化的、简单实用主义的期待视野之中。如果这种"期待视野"支配了对于研究的有用性的界定，那它就可能被缩小到狭隘的、讲求短期效应的维度。唯短期效益是求的课题可能很容易吸引资助，而其他的无人理睬。比如，悉尼的地方议会、政府部门、共同体组织，甚至小型的商业协会，近来都乐于资助阿拉伯青年与犯罪研究。考虑到遍及整个城市的对所谓"黎巴嫩帮"(Lebanesegangs)的道德恐慌，这是毫不奇怪的。十有八九这种研究被想象为能够提供对于这个青年犯罪"问题"的直接解决。这就是"研究伙伴"将会乐于花钱的研究课题。
4、我们为什么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
这就使我回到文化研究的"相关性"的问题。昂认为，文化研究的特殊知识贡献将是阐明以下的事实：把黎巴嫩的男孩(LebaneseBoys)妖魔化为潜在的犯罪者，这本身就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它强化而不是缓和共同体内部的分歧与紧张。对此的文化研究因而必须批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在族性、青年、犯罪之间所作出的想当然的联系，以及它在为什么黎巴嫩男孩会这样行动上产生的复杂、矛盾的结果。此一类型的文化研究的目的恰恰是阐明潜在的、有助于"黎巴嫩青年帮"这个问题之建构的那些文化意义与文化假设，它将质疑对于黎巴嫩男孩的表征政治，这种表征政治包含在管制与处理这些青年人的尝试中。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文化研究将揭示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的概念的滑移与偷换。换言之，这种研究将通过揭示内含于命名与描述问题的方式中的偏见，生产出一种自我反思的模式。但是，合作者会喜欢这种类型的研究么?他们会把钱花在这上面么?他们会发现这是有
用的、相关的么?
因此问题的症结恰好在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问题的直接解决的合作者不可能对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的研究感兴趣，然而昂认定，使似乎是自明的、
不言而喻的问题复杂化，正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应用的人文科学模式--所作的、所能够作的和所应该作的工作。不幸的是，经济理性与工具主义的框架--合作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形成的--不会轻易为以下的研究提供空间，这种研究的有用性在于开启新的问题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文化研究想要找到在模式2的知识生产世界中的合适位置，对于有用性与相关性的界定就必须超越直接有用性的层面。我们必须表明：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实际上是有用的，更加复杂地、反思性地思考问题，从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角度看，实际上对于社会的稳定(打个比方)是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杂化的世界，在一个专注于经济增长、自由市场与技术速度和效率的世界上，社会内部的群体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资源，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把握与解释周围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知识资源。各种散见的例证表明，在基层大众的层面上，存在对于新观念的强烈渴望，而同时也存在着新思维与新视点的巨大贫困。例如，昂指出，在当地政府与其他组织中，"共同体"、"身份"、"多元文化"、"机会与平等"等概念已经在一个封闭的意义循环中变得陈腐僵化，缺乏激发处理手头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能力。昂提到了波林·汉森(PaulineHanson)，一个鼓吹"亚洲人回家去"(Asianpeoplegohome)的极端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者，她的影响现在已经渗透于公共文化中。昂认为这既是这一创造性方法的匮乏的征兆，也是它的结果。这一匮乏是一个文化僵局，这个文化僵局需要特定的文化介入--一种阐明意义、表征、价值在社会环境的诊断与安排中的建构作用的文化介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比以前更需要文化研究的原因。
由于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当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所以最为需要的是使公民能够"解读"其自身环境、理解他们在形构这些环境中的多重作用、质询其自身的思想形式(mindsets)的那种知识与技巧。急需的东西还包括人们自我反思地创造共同的基础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中，对于社会的未来安排才是可以设想的)，以及与大量不同地位的他人合作的能力。总而言之，文化研究的独特的知识传播与用途在于提出事关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提供对于指定问题(setquestion)的实证主义的答案。无疑，这是写作一篇好的政论文所需要的知识生产的专门技能，这种被文化研究纳入多少有点艰涩的政论文写作的技巧与知识可以转化为协作的语境，而这种协作的语境将获益于对意义生产过程本身的阐述
与质询。文化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了。
文化研究的意义
本书上面两部分所概括的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与参与意识、激进的批判精神与边缘立场、突出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知识生产、精神生活、社会实践有什么意义?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伊安·昂(IenAng)在她为两半球人文科学、艺术以及公共文化会议 (TheHumanities,ArtsandPublicCultureinTwoHemispheresConference，QueenslandArtGallery.5-7July,1999)提交的《谁需要文化研究?》(WhoNeedsCulturalStudies?)中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实践活动 伊安·昂首先从文化研究的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问题切入。她谈到了几次理发时候的有趣经验。理发师经常问她是干什么。当得知她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接下来的一般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之间的交谈终止了。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感到情绪沮丧，感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与普通大众的隔绝。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 伊安·昂认为，令人尴尬的沉默部分起因于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意义的普遍无知。她指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文化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超常的东西。它要么与艺术同义，是某种象牙塔中的东西，要么指’其他人’，诸如移民或者土著居民"。前者是对于文化的经典美学界定，后者则是对文化的人类学理解。而在当今学术界，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摆脱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分离，从而革新了对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指的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与商谈，而这种产生与商谈是个多元的、常常是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所有社会活动领域，比如工地、教育界、媒体与国际关系领域、甚至理发师的沙龙。文化既不是机构、不是文本，也不是行为，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复杂的相动。换言之，"文化不仅是非常日常的，它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实践，因为它内在于了解与管理世界的方式之中。"也就是说，争论世界应当如何管理总是包含一种关于表征的政治学(apoliticsofrepresentation)--在这个特定的政治层面上，意义与价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因而必然包含基本的文化纬度。总之，"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建构性因素，而不是什么外在于或附属于生活的东西。
徽州文化价值的现代借鉴
徽州文化价值的现代借鉴 2011级旅游管理吴铖 我们今天所说的徽州应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是指地处皖南，毗临江浙，纬线范围在北纬30℃左右的这一地区。历史上称为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屯溪区、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谁然呢徽州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已经消失了，但是徽州文化却以他的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和全国性等特征流传发展下来，并成为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与敦煌学和藏学一同被誉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三大地方显学。 徽州文化具有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和全国性等特征。 徽州文化的“丰富性”表现为学科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如： 1、徽州文献：据统计，徽州历代著述者达1800余人，成书约5000余部。国家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族谱共458部，其中一半以上为徽州族谱。史称徽州为“文献之邦”，鱼鳞图册、各种契约文书、账册案卷等，据统计各家收藏在30万件以上，被学者誉为与殷墟甲骨文并列的中国古代历史资料的“第五大发现”。 2、徽州教育：徽州古代教育十分发达，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州有社学470多所，徽州书院有100多所。此外，家学私塾，遍布城乡，“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时称“东南邹鲁”。 3、徽州刻书：宋元明清以来，徽州一直是中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刻书业繁盛，刻工甚众，名家辈出，刻书种类众多，技艺精湛，时人莫不称善。 4、徽州科技：徽州科技涉及建筑学、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不仅有取得巨大数学成就的戴震、程大位这样的学者，而且“新安医学”更是自成一派，誉满天下。据统计，徽州青史留名的医家就达745人，编纂的各种医籍有600多种。 5、徽州艺术：新安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艺术派别，徽州的雕刻精美绝伦，徽州的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徽州的园林造景艺术至今仍独树一帜。 徽州文化的“辉煌性”表现为：徽商曾雄踞中国商业舞台300余年，不仅富甲天下，更因其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儒贾互济的商业理念而闻名。徽州科举、徽州教育的发达，表现在科举考试方面成就辉煌。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与其门人创立的新安学派，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不仅长期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广泛影响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各国乃至西方世界。始创于江永，集其大成于戴震的徽派朴学，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徽派学者踵武戴氏，在古代文献考据、训诂和义理推阐诸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徽派遂“卓然自立，成一全盛学派”。 徽州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在：徽派建筑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徽州商人贾而好儒，贾儒结合，亦贾亦仕；新安画派，师承有自，风格独特。 徽州文化的“典型性”：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封建社会衰落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徽州的土地制度、宗族制度、教育制度、商业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是当时时代的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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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城市社区爱国主义教育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深深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成员的精神风貌。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文在论述社区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社区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社区爱国主义教育问题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扬弃和积淀，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民族团结、仁爱包容、自强不息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传统,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继承性。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是以忠诚、热爱和报效祖国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意识。“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和基础,承载了终身教育的重要功能。通过社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千百年所创造的反映各民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其内涵深厚丰富，（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及精神世界，鄙视贪婪与粗俗的物欲，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四）、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爱国主义的核心就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一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都必须以此为核心，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活动。（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把自
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管理
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管理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教育科研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重视教育科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加剧，教育改革以空前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兴起，许多国家政府都越来越重视利用教育科研成果指导本国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与决策必须依靠教育科研，教育科研必须为教育改革与决策服务，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 教育科研在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由其本身的本质属性 决定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各种应用技术。教育科学也属第一生产力的范畴，教育科研在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第一生产力”的位置。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向教育科研要质量，靠教育科研上水平”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教育事业要发展，教育科研需先行。教育科研对于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学校现代教育技术课题研究，是学校教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促进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促进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中小学校教育要发展，就必须改革；中小学校要改革，就必须研究。把中小学校教育发展与改革纳入教育科研的轨道，并形成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局面，是新世纪中小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现代教育技术课题研究对改革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起了较大作用，研究成果为学校各学科的综合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验数据和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但现代教育技术如何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向一个更科学、更先进的方向发展，则有待于我们的深入研究。 “科研兴校”。中小学校教育既应坚持“常规体系”高效率地运行，又要构建未来教育的框架。因此，现代教育技术课题研究不仅对学校今天的整体教育水平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学校明确未来的教育思路（学校教育的个性化、社会化和终身教育），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2．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向教育科研要质量”。现代教育技术课题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已经成为中小学校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趋势。对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探索、研究和实验，有助于揭示教育规律，解决教育问题，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可以说，课题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幅度。 重不重视课题研究，是衡量一个校长是不是具备科学意识和现代教育观念的重要标志。回顾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历史，由于缺少教育科研，办了许多违背教育规律的蠢事。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重视教育科研、非抓课题研究不可的时候了。真抓实干，至少应做到“四个到位”：一是认识到位。认识正确是前提，要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二是领导到位。领导重视是关键，要实施“一把手工程”。
课程文化研究的课程论意义
课程文化研究的课程论意义 —————————————————— —金志远/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 周东滨/赤峰学院副教授 ●金志远 周东滨 从当前世界和我国范围内的课程研究的趋势看，“课程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当前课程研究的主导话语方式，课程文化成为课程论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课程文化研究既以课程文化为研究对象，也以文化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课程问题。即“课程文化研究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课程问题。”[1]反观当今的课程研究，过于强调全球性，而忽略本土化、原创性和借鉴性，这对学生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课程研究如何发展和保持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课程文化研究使课程论研究从普世化走向本土化 从课程研究对象和内容可以分为普世化和本土化。关于普适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有研究者曾指出，“要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学术文化通过交流与传播而获得发展还必须经历一个与本国、本民族文化相互接触、交融而实现本土的过程。那种企图用外来文化取消代替中国固有文化的想法和做法，无异于丢弃自己所拥有的万贯遗产而去沿路行乞那样愚蠢，不利于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自尊、民族自信心的确立。此外，那种只搞全盘引进而不做艰苦的本土化工作的学术‘研究’，也往往因为所引进的概念、理论、方法等等得不到本民族意识和心理上的认同，而扎不了根。”[2]也就是说普适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过程。严格的课程理论和课程研究，在我国是一个纯粹的舶来品，这就决定了它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移植和民族化、本土化改造的过程。有研究者指出，“教育学中国化，就是教育学理论的中国民族 化，是中国教育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教育理论创新的结合；就是一般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是在中国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教育学理论。”[3]这一判断对课程研究也同样具有意义。 我们知道，“教育学本土化是中国百年来的一个‘情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情愁。”[4]我国的课程论研究也如此。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课程论研究过于强调“普世化”。从课程研究的功能变化来看，我们一直把课程视作是传播文化，传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和经验。这种课程研究范式主要是以美国学者博比特、查特斯和泰勒等为代表。他们追求课程研究的科学化方法，创建了课程研究的技术———控制取向的模式。综观我国的学校教育课程，不难看出，从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到基本的课程理念，西方的文化霸权无不得到充分的体现。尤其是“近代以降，我国的课程理论及其实践一直浸淫于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中，国外各种课程理论纷纷粉墨登场而成为学界的宠儿，却逐渐淡漠甚至遗忘了我国传统的课程思想与课程智慧，以致于学术‘失语’现象就日益成为我国课程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5]甚至有研究者还说，“现代性的全球蔓延已将民族性和世界性、地方性和普世化这样一些传统的分际有机地整合为一体，使得离开世界的普世的价值取向来谈民族的区域的文化意义，几乎成为不可能。”[6]因此，针对这种倾向，充分挖掘我国课程的文化性，对我国课程文化进行建设，破除文化仆从心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就应成为我国课程研究者的学术使命。 首先，从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来看，课程文化揭示 摘 要：从当前世界和我国范围内的课程研究的趋势看，“课程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当前课程研 究的主导话语方式，课程文化成为课程论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用课程文化的研究范式在观念与制度层面推进课程研究，进而探讨课程研究视角和主题问题。近几年来的课程文化研究，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解决课程研究中的普适化和本土化、移植与原创、依附与借鉴的矛盾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课程文化；课程论；意义
徽州文化的发展
徽州文化的发展与“瓶颈”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作为古老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一条重要支流，徽州文化能够延续至今，且依然让无数人为之吸引，的确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现代的徽州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徽文化中有着许多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人们在徽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已获得了甜头，并从文化旅游开发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从中积聚了继承发展这种文化体系的信心。比如，其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可以在黄山市的发展中窥见一斑。黄山市以旅游立市，以“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作为其发展战略。区区一个地级市，有两处世界遗产，世所罕见，这不能不说是徽州文化的功绩。 世世代代的徽州人在这片不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挥洒汗水，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通转楼、马头墙、天井、美人靠和谦让墙，创造了徽菜、徽戏、徽雕、徽墨、歙砚等文化符号，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刻书、徽州漆器、徽州造纸等文化技艺，孕育出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宗族意识、庙会文化，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其独特的书香韵味、山野情调，是其它文化流派无法比拟的。 如今，在古徽州的土地上，仍有随处可见的民风淳厚的古村落，可以看到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到处仍是清一色的方言土语，充满了与现代都市迥然不同的人文韵味，在婺源、绩溪的乡间山村，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桥流水的静谧，依然是这片天地的主色调。 但是，在徽文化的开发和发展中，我们正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瓶颈”问题。一方面，现在的徽州人一味守旧，只懂得把老徽州的传统文化拿出来反复折腾。这种“啃老本”的发展模式，也许现在还能赚到荷包满满，但是这样的徽州文化，失去发展的活泉，只会日渐枯竭、腐朽，成为一滩死水。另一方面，现代徽州人往往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本着盈利最大化模式进行徽文化旅游开发。过度的旅游开发对徽州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有些地方把古宅、古祠、古牌坊等拆迁集中为旅游景点，损害了其最宝贵的历史价值；有的村落拆墙开门、大量开店设铺、兴办旅馆饭馆，破坏了古宅的建筑风貌和古村落的宁静氛围；低水平模仿性开发，普泛化的徽州文化旅游开发严重地伤害了徽州文化的真正内涵。 徽州文化要开发、要发展，但这种开发、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就如一位徽学研究学者所说，徽州文化的发展必须基于这样三个前提：一是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如果徽文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 窦坤1,2,新科1 (1.师大学教育学院,710062;2.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710063)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它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继承性,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制约着我们当今的教育。然而,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传承上,当今人们却有着基本的文化判断力和理性的缺失。传统文化究竟能为当代中国带来什么,又能在多元共生的全球对话背景下给世界以何种影响,需要我们深入地反思与追问。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涵入手,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仅靠延续,更需要创造性的转换,使其得到良性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摒弃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得失和民族情节的片面做法,全面理性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成良好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镜鉴和现实的渊源,促进全球文化的平等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文化传承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涵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三个小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在西周初期有三种含义:天子所属之城, 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对举;商周封域,与远方相对举;专指以为中心的地区,即夏区,用于周所封诸侯,称为诸夏,与四夷相对举。在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含义多次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专指中原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由中华的统称发展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袭着、流变着的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传统是来自于过去,而现在仍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说,传统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拥有超越历史的意义。“文化”一词源于《易经》。《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正天下。”其意是按照人文进行教化。到了汉代,文化成为相连的常用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或与未经教化的“野蛮”、“质朴”相对举。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除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外,有时又专指文学艺术,如“文化部”、“文化部门”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本土上创造的文化,它从远古延续到今天,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从夏、商、周以来至鸦片战争前的这一大段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畴,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 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世代形成、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它不但占据了中国文明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当代的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 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 在动力,也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研究论文
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研究论文 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去继承的，现在社会上总是会有关于传统文章不一样的声音，到底该不该继承传统文化呢？意义是什么？下面这篇范文一起参考！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核心即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华民族是素以崇尚道德著称的礼仪之邦，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是我们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精髓，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关键词】弘扬；传统文化；道德精神；教育导向 一、国家高度重视传统道德文化建设 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的“根”，守住中华民族的“魂”，保存中华民族的“印”，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 因此，完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提升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创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当今社会现状及成因简析 世界卫生组织把人的道德品格纳入健康范畴，成为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数。而我国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日益丰富，道德却出现滑坡。人们在追逐名利的同时已经将道德文化、道德精神淡忘甚至抛弃，拜金、享乐、自私自利这些价值观充斥人心。以至社会上出现不孝儿拿刀弑母；老人跌倒无人敢扶；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现象严重等等，其归根结底是道德文化教育的缺失，道德精神传承的断代，经济建设与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不同步。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教育做起 身为教育工作者，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谈一些我的看法： （一）教育导向必先改变 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它包含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相互关联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贯穿其中的就是正确的教育导向，只有教育导向正确，才能教育出优秀的人。然而社会现状是，唯以升学论成败，升学独以分计，由于这种错误的教育导向，致使家长和学校都只看重分数，而忽视对孩子的道德素质教育，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先从改变教育导向入手，将学生的德育情况作为升学、评优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学生高分低能、有知识没文化的现状。 （二）家庭教育至关重要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也将是孩子终身的老师，孩子在父母的关怀抚爱中逐渐认识世界，
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参考复制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社会的精神财富并未得到同步加强，功利主义价值观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不少社会成员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社会中某些不和谐的因素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加上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之中，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判断力与抵抗力尚未健全，他们的思想很容易被武侠小说、电影、动漫、网络等外在的因素左右，直接导致他们较早地丧失学习兴趣，产生对学校的厌恶与恐惧感，如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不持久，学习上进心不足，精神脆弱，易于产生挫折感、失败感，易于产生对学习的恐惧和对老师的疏远感等。由于孩子面临强大的学习压力以及生活时间的单调性，不少孩子厌学、逃学。厌学问题已经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关注和担忧的问题。初中的厌学是一个普遍问题，厌学以致辍学的现象大量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家庭贫穷、学习困难等。尤其是2008年1月，全省实施教育改革新政以来，我校教育体系在课程、教学、管理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革。学生厌学问题的产生，有愈演愈烈之势，体现在对涉世未深、思想懵懂的初中生的教育上，前景更是让人担忧。 社会要求我们学习，以便跟上时代的发展，而我们的现状却又不容乐观，那么如何保持学习的积极性，缓解学生的厌学现象就还是一个大问题。众所周知，只有真正对学习发生兴趣时，学习才是轻松愉快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并且最好地完成学业，
反之，学习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学习效率就会事倍功半。中学是培养人材不可缺少的基础教育阶段，厌学情绪的滋长和蔓延，对人材的培养构成潜在的威胁，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由于初中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模仿要大于对成人的学习，因此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初中生中存在的这一心理障碍，其厌学情绪继续流传和扩大，向下延伸至小学，这种后果的严重性是不可估量的。 莱阳市是一个经济比较繁荣地区，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社会中有积极有益的文化影响，但对思想未成熟的初中生来说更多的却是消极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如果学校的生活无法吸引学生，那么学生就会沉迷于外界的游戏玩乐，受不良风气的侵蚀，最终导致无心向学，厌学甚至辍学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因此，研究初中生厌学问题，对厌学现象追本溯源，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具有时代性与社会性双重意义。 二、课题研究的现状 1、国外对厌学问题的研究分析 国外学者在分析学生厌学原因时大多侧重于学生的个性偏差。如日本教育家依田新提出，厌学是因为个体“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怠惰产生沮丧，产生对自己的失望和厌恶”。在日本，传统学历主义思想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学校偏重以书本知识为主，而忽视学生的个性、
研究跨文化问题在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理论中的作用和意义 (1)
研究跨文化问题在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理论中的 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研究、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格式塔心理疗法 当你治疗病人时，实际上你是在与其探讨文化。 - 荣格 字里行间里，我们不难看出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与文化，特别是在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来访者之间，进行治疗和咨询的密切关系。从古至今，想要给文化下一个严格而又贴切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从宏观上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具体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它是我们自身在长期所处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所固有的行为认知。而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多元化的文化元素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生活、工作以及学习等等各个方面。跨文化（Cross-cultural）研究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了。何谓跨文化呢？它是对于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跨文化的研究，是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实验者进行语言发展、社会性发展和认知发展的研究，通过评估，从而了解文化因素（广义的一种环境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在研究时通常选取文化差异较大的被试进行比较，比如中俄文化差异对比，中美教育体制对孩子认知行为的影响等。）结合目前国内与国际形势，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战略实践的高度上，跨文化研究都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实用性和迫切性的科研课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各学科专业角度对其重要性加以分析： 1.从文化学角度上看，传统型本地研究的特点已经不适合对当今社会的文化 做调查研究了。因为人类群体或个体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归属和接纳的文化认同，是带有文化价值的特定指向性。而跨文化研究，就是指对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进行综合地分析。现时的文化学调研，秉承了多样性、时代性和实用性的根本特点，立足于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对各文化本身的特点及互相影响与转变进行总结、分析，以便于各文化及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2.从社会学角度上看，同一文化中所展现的多元性和多文化在同一社会里并 存的现象也是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3.从心理学角度上看，随着移民、留学浪潮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群面 临着要尽快适应和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的难题。适应能力或适应性逐渐成为时下最为流行和被关注的话题之一。适应性，是指生物体与环境表现相适合的现象。从简单的各种动物的保护色，到复杂的移民群体中所表现出来
研究徽文化的现实意义
研究徽文化的现实意义 5月3号，我去参观了徽文化博物馆，可以说这次之行真的让我终身难忘。因为我在这里亲身体会到了古老的徽文化。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徽文化以及研究它的现实意义。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更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 我认为徽州文化虽然是地域文化，但它代表着中华文化在南宋以后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如今，研究徽州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的徽州，呈现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面貌，认真研究和总结，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会有所启迪：一、徽州保存了大量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反映了徽州人所具有的契约精神。无论是土地买卖，过继子女，遗产分割，乃至演戏酬神，徽州人都要立字为据，这些契约文书，显示了民间百姓们明确的契约意识和法制观念。法律手段和儒家伦理精神相辅相成，使这个处于山区的民间社会保持着良好的和谐状态。二、徽州村落建设注重“风水”，依山傍水的徽州村落，鳞次栉比的房
屋，纵横交错的巷道，既考虑到取水、排污、防火、防盗等多重因素，又考虑到生活起居的方便实用，体现出人与自然的谐和，追求的是适合生存、布局合理、富有美感的人居环境。这是注重“风水”的积极意义。三、徽州的宗族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非行政组织。它提倡封建伦理，需要批判，但是它也发挥着调节社会的功能，例如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接济贫弱，禁止赌博等不良行为，禁止滥砍滥伐，提倡爱山护林等等。从实施手段上看，它也不是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执行，而是以宗族或村民公约的方式，让族众和村民自觉参与、自觉执行。这些民间主张和实施途径，有助于社会更加和谐。 另外，徽州文化从根本上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儒家文化的命脉贯穿在徽州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中华文化的典型和标本。扬弃其糟粕，继承和汲取其精华，对于团结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徽州人重视宗族，重视血缘宗亲。明清两代，徽州及其邻近地区的许多名族大姓的子弟因为经商迁徙到全国各地，进而遍布全球，现代文化名人胡适、陶行知等都是从徽州文化圈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挖掘、研究和宣传徽州文化，发挥徽州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对于联络海外华人的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襄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业，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总之，徽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的内涵极其丰富。虽然徽州文化不可避免地也有着许多封建性的糟粕，但只要我们
(完整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及意义
21 世纪的脚步已日趋临近之际, 世界文化结构也面临着重大的转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尽管西方现代的强势文化自近代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后被证实其强势并不能消除民族文化的差异而一统天下。而世界新兴地区的崛起, 不仅从政治、经济, 也从文化方面改变着世界的格局。各种文化的多元并存, 可以说是新世纪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此全新局面的出现, 为了更好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及世界文化的发展, 我们有必要由这一新的视域来再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立足于当代, 以面向未来的世界历史眼光考察其现实状况, 并在此客观基础上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价值作一番全方位的透视, 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的探求以求其中真义。 那么,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呢? 要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简要回溯一下历史。 众所周知,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世纪时代曾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东方文明, 然而近二个世纪以来, 它却备受蔑视、挑衅、挫折与打击。清朝末年, 一些怀抱救国图强宏愿的仁人志士, 在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时, 已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种种流弊, 纷纷冲破儒学传统的束缚, 力倡变法, 以图改良, 于是, 西学东渐之风自此大盛。到辛亥革命时期, 儒家建制自上而下被彻底摧毁, 虽然就民族文化传统深层结构而言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但从此以后, 失去其具体的托身之所的儒学确已变成了“游魂”, 再也无法恢复它以往那种君临天下的地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本身即是以反传统为其重要标志的, 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严重误解, 导致“五四”激进分子对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采取敌视的态度,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致使“五四”以后教育界的主流视“读经”为大戒, 一般人不但平时接触不到儒学, 而且耳濡目染多为讥骂之词, 于是, 儒家的源泉至少在知识阶层中确有渐呈枯竭之象, 而此后近四五十年间, 更因民间社会被消解、荡涤而逃遁无地。一直到20 世纪60 年代末, 美国汉学家勒文逊还认为, 儒家将会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找得到的东西, 而国内在文革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扼杀更是史无前例的。此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受了一百多年的不断攻击与剿杀之后, 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然而从70 年代开始, 随着日本与所谓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经济起飞, 人们再次目睹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潜力与魅力, 于是重新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 掀起了文化热潮。然而这一切似乎只限于学术界, 从总体上来看, 改革开放的20 年, 由于国门大开, 西方文化思潮纷涌而入, 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集中在外来的先进文化上而忽略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加之以上种种历史的原因, 使得一代代国民“很少见到、听到”中华文化的精粹, 在他们的文化记忆中, 更多的是对它的否定与批判, 以致于对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反感”、“怀疑”,甚至是“排斥”、“厌弃”、“打倒”。可以说, 这一令人堪忧的现状,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近十年来, 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为宗旨的政策及相关法令, 并将其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在一起, 推广普及教育, 然而时至今日, 尽管整个局面有所改善, 但总的成效却并不令人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与深入, 而另一原因, 既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易被忽视的, 那就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之时往往只注意到突出其精神层面的道德价值, 而不注重对其现代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与宣传。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长此以往, 在人们的头脑中,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就只剩下了其德育功能, 更何况抽象、空洞“口号”式的宣传非但于事无补, 反而容易使人产生抵触心理, 导致 此项工作难于落实到思想意识的实际层面, 最终其结果只能是传统文化渐趋僵化、了无生机。这显然有违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正如西方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 文化“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 而是生命洋溢的, 有如一道洪流, 离开它的源头愈远, 它就膨胀得愈大。”如上所述, 我们不难推断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绝不缺乏不断发展自我的内在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背景及意义
1、绪论 1.1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截至2013年12月，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已达37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或是创立较晚的众多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则是在创世神话中表述，在民间传说中记载，在群众口头上流传。民族传统文化乃是各民族依存的前提，传统文化的消失，便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解体。而现如今，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大潮中，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正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势撞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发展成为我们民族处在大的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重要而又急迫的问题。 1.2研究意义 第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的必然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维护文化生态平衡，使得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之间求同存异，相互补充，取长补短。能够在一定程度
课题研究意义
一、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我校是一所农村小学，近年来，我校的现代教育技术设施有了质的飞跃，已建有现代化的多媒体网络教室2个，配制了投影仪、实物展示台、电视、音响等先进的教学设备。学校每学期都对教师进行信息技术校本培训，教师均掌握了较高的现代教育技术，部分教师能熟练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逐步实现了理想的教学环境，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 从我校全体师生的调查显示：我校20名教师中有18名教师家庭安装了宽带网络，教师间可以利用博客、QQ、微博等网络工具实现实时交流。而且我校已经创建了校园专题网站，并对网站内容及时更新，师生可以借此实现资源共享。现在，大部分学生认为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具有深刻印象，这种教学模式逐渐被师生所认可与接受。因此，我校有针对性地申报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这一课题。 二、课题研究价值 通过深入研究努力让教师将学科内容与信息技术进行整合，不断探索出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的有效模式，形成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适时有度的使用信息技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良好课堂氛围，从而使信息技术在小学学科教学中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更有质、有效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现代信息素养。 三、课题研究目标、内容、主要观点 1、课题研究目标 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设计出符合新课程标准的以信息技术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的实施方案。这种有效教学设计方案，即有一般学科教学的基本要求和程序，但更具有利用信息技术学习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学习的有效性、开放性、选择性、自主性、互动性、丰富性、形象性等。如何充分吸收一般学科教学的优势，巧妙利用信息技术的特点，在丰富的教学个案中归纳出小学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有效整合的学习模式，这是本课题需研究的范畴与重点。 2、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 研究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的教学环境中，从教学目标、内容、教学策略、学习方式等多方面探究信息技术对课程的影响力。
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９０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
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８０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代理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
徽商文化研究
徽商文化研究 班级：贸易经济一班姓名：李月学号：32013030315 摘要:徽商在历史上曾展现了其辉煌的历程,本文介绍徽商的文化特征，引出徽商的文化根基，进而论述徽商文化的现实意义徽商兴于文化, 徽商文化中的儒学精神、诚信风范、重教风等, 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给后代民众, 特别是给现代商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继承和弘扬徽商精神, 总结和研究徽商经营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商业领域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市场全球化的局面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徽商文化现实意义文化启迪 一、徽商文化研究历史回顾 徽商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47年傅依凌发表的《明代徽商考》，该论文论述了徽商从事的各个行业，堪称是徽商研究的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关于徽商的研究就很少了。国外研究徽商的第一人是日本学者藤井宏，他在1953年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的长文，后被傅衣凌、黄焕宗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和《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上。该文以汪道昆《太函集》为主要资料，第一次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新安（即徽州）商人产生的背景、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新安商人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经营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和官僚的种种关系。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徽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3年，叶显恩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黄山书社1983年版）一书，研究了徽州农村的土地制度、乡绅阶层以及宗族制度、佃仆制度，并辟有专章研究徽州的商业资本和封建文化，为徽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与此同时，安徽师范大学成立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周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