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情世相中的畸情人生:张爱玲笔下的怨妇们》

《畸情世相中的畸情人生:张爱玲笔下的怨妇们》
《畸情世相中的畸情人生:张爱玲笔下的怨妇们》

《畸情世相中的畸情人生》

-------张爱玲笔下的怨妇形象

张爱铃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有着悲剧的命运,在形形色色的人物中,给人留下典型印象的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有《半生缘》里的曼桢、曼璐姐妹,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我们发现这些女性无一不充满了愁怨,而基本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都因为爱情的不如意最后走向自我的堕落,丧失人格丧失为女人的自尊。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乎相似的人生境遇却因为个性不同,曹七巧,由怨愁转为怨恨最后达到了疯狂的报复,属于“怨而生怒”类型;白流苏是怀着对旧家庭的失望,离婚回家后又主动离家的,她的离家只为了寻找到新的希望,而总是失望,最后离家只为了找一个可以在经济上有依靠的人,全不管爱或不爱。尽管战乱成全了她和范柳原的虚情假意的爱情,但终究前途未卜,她基本上属于“怨而郁闷”型。而曼桢由于中了她姐姐曼璐的圈套,被姐夫强奸,尽管尽力反抗终究难逃宗法制度的束缚,在姐姐去世后又嫁给了姐夫。她的命运虽然充满了偶然性,但最终由于屈服于命运的结局,使她也不能不归属“怨而不怒”的行列。作为曼璐,她是个从小为了养活一家人,放弃了很好的婚约走上了十里洋场,做了交际花。她基本上是以牺牲者的角色出现。因此,她时时充满了对贫穷家庭的抱怨对命运不济的诅咒,到了人老珠黄,找个老年的商人嫁了,却由于不能生育成为她更大的愁怨。在她身上已经烙满了男权宗法思想:认为只要能够生儿子就可以保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为此她将贪婪的目光转到了妹妹身上,并感觉这符合传统伦理的需要。借腹生子,而且是自己妹妹生的,这样就不会动摇自己的地位。完全从男性角度考虑,让她成为赤裸裸的男权杀手和帮凶而不自知,所以她可以属于“怨而麻木”型。葛薇龙从一个纯洁少女在姑姑引诱下堕落为替乔琪乔挣钱给姑妈拉人的交际花,她刚开始是不愿意的,但眼前经历的爱情破碎以及传统伦理观中女子贞洁问题的困扰,让她终于下定决心嫁给风流公子乔琪乔,观念前后变化之大,令人侧目。而她以女子的身份挣钱在当时就注定了一生的堕落。然而她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清楚,知道那如同做妓女,可她却心甘情愿地去做了,而且很成功,她属于“怨而顺从”型。

以下我们从四种类型的女子出发,具体就作品谈四种怨女在张爱玲笔下的具体表现。

1.《金锁记》:“怨而生怒”的曹七巧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出身“开麻油店”的小贩,从小说一开场,作者就借两个丫鬟的对话透露了这个背景。而在丫鬟的口气里,更可以看出当时开麻油店是连丫鬟们都瞧不起的出身。而这样出身的人竟然做了少奶奶,实在是不配的。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要门当户对,正牌奶奶应该出身大户人家才符合姜公馆的地位。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开始就格外讨好那些新来的人,而一旦新来的人知道了她的出身都不愿意和她交好。作为麻油店出身的她,之所以嫁给姜家做媳妇是因为她想出人头地,是想从此过上好日子,这在文章中时有流露,而像她这样出身的人除非做姨太太是不可能做太太的,而姜家的二少爷是骨痨,找个媳妇无非是达到传孙接代的作用,更为了让出身贫寒的七巧死心塌地地服侍丈夫就直接让七巧做了正室。按当时人的观点,这属于前世积德烧了高香,七巧从此可锦衣玉食。然而除生了一双儿女,七巧在婚姻中找不到幸福。一个整日卧床的病人带给她的是疲惫和无法满足的情欲。这是让金锁成为“怨女”的最关键的条件。

这时候的七巧在一家人中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竟然误把花花公子三少爷季泽做了自己的知己。吐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正是因为她了解三少爷平日沾花惹草的习性,在情欲难耐的情况下,她动了勾引小叔子的念头。但遭到了逢场作戏的季泽正言厉色的拒绝,并不是

季泽多么纯洁和高尚,而是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头脑中还有着一个宗旨:兔子不吃窝边草。

季泽虽然在外花天酒地,但他还是有所顾忌的,那就是传统的礼法,“传统的观念认为,婚姻形式一经成立,就不能轻易毁坏。所以婚变的主导者,无端插足破坏他人家庭幸福的第三者,就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1)他可不愿意惹上七巧这个麻烦。

而这正成了七巧痛苦而不得解的地方,在她以为自己的主动勾引肯定会得到辉映,因为三少爷是个假正经,当遭拒绝后,她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的魅力问题,而没有想到其它,所以文中有这样一段独白似的反问:“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没有意识到封建家族伦常的严苛,没有意识到门第等级制度的残酷,使得尽管做了正妻的七巧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的待遇。而正是因为没有想到,最初的七巧便在情欲的折磨里生长着。

长期的情感的压抑让曹七巧已经由一个正常的女人变成一个充满了怨气的女子。借事泻愤,不能不说曹七巧有胆量。然而她也只是敢背地里骂骂,平时在婆婆面前也是大气不敢出的。

对于自己兄嫂的刁蛮好像曹七巧实在没有人情,可骂是骂,兄嫂走时,她仍旧送上各种贵重的物品。一方面显示出她对家人的爱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她性格中要强的一面:尽管嫁的丈夫是骨痨,看上去也就三岁孩子大小,但她毕竟有钱,是有钱人家的正妻。“礼法规定正妻只能有一个,也只有正妻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具有半个主子的地位,幸运者还能获得封建朝廷诰命夫人的封赠和嘉奖。”(2)遗憾中,她似乎也找到了某种平衡。于是,对门第低下的兄嫂的恩赐恰恰显示了她的高贵。势利也一样势利,当时的亲情也还是有的。

然而,曹七巧命运和性情出现彻底的转机是在10年后,当他骨痨的丈夫去世,婆婆也去世,轮到可以自主了。经过分家,她带着一双儿女独立了门户。然而这时候她青春的激情已经远去。这时候早就不联系的三少爷季泽上门了。本来曹七巧就防着季泽会对自己的财产动念头,但心底却还有一点温热的私情,希望能够让自己小小的隐藏多年的感情有一点点回报。因此,她和他竟然和多年前一样打情骂俏起来。当季泽似真似假地谈起多年来他对曹七巧的感情时,在那一刹那“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金锁记》),然而也只是刹那,在姜家做了10年媳妇的曹七巧已经不是10年前被情欲左右的活寡妇了,她那时侯可以不顾礼法想勾引小叔子,而现在当小叔子季泽主动来勾引她的时候,她产生了怀疑和警惕,她首先想到的便是礼法,“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中。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她得先证明他是真心的。”(《金锁记》),想必是,七巧已经深深知道礼法的威严,“对于礼教社会中生活的女性来说,她们一旦被休弃,不仅意味名誉扫地,无颜于世,而且还因使她的家族蒙羞而怀有深深的负罪感。”(3)过去是不怕因为不知道或者过强的情欲控制,现在是害怕而且已经知道礼法的厉害,虽然有情欲但还有更为重要的要考虑那就是“家族中的地位和金钱的支配权”。所以,当经过试探,得知季泽果然是想打她产业的主意时,她打了他,打的那一刹那她知道她连最后想拥有的男人也给打没了。

她想到用糊涂的方式对付这个男人,和他逢场作戏,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一切的不可能让她必须愤怒--------愤怒于他虚假的情爱,更愤怒于他对自己财产的欲望。最终的爆发只能让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虚假的男人远去,而她也只能从窗口看着他“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金锁记》)那是曹七巧对那个男人最后的用情,此后,她完全冷漠了。不断地使性子发泄,打丫头,换厨子,失魂落魄。

可以说,在她心目中,她靠10多年的青春换来的家产是第一位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保住它。她保住了,甚至要以牺牲感情为代价。

兄嫂也不敢多和她来往了。因为她的絮叨。不仅如此,她对自己的亲戚也是防贼一般。

甚至认为年少的外甥也在打自己女儿长白的主意,为的是她的家产。

这时候的曹七巧已经没有任何人情味,所有的行为都只是为了抱紧手中的金钱。而她10年的成长也让她懂得了为了金钱和地位,她要将礼法牢记在心间。是的她在成长,在得到金钱的同时,情感却一步步走向萎缩。

在家族礼法中得到正妻地位,却得不到正常情爱的曹七巧,变得乖戾,独立门户后就很少跟其他各房亲戚来往,甚至认为所有外人都在钻营她的金钱。对待她的儿女更有一套令人胆战心惊的手段。先是送女儿长安进了学堂,却找个岔到学校和老师争吵,弄的女儿无颜再见同学老师主动退学,整日和她娘一样学会了东家长西家短。到了婚嫁年龄,曹七巧不是嫌人家娶女儿是贪恋她家的钱财,就是别人家瞧不上七巧的为人和出身,姑娘就耽搁下来了。

30岁的老姑娘终于自主地看上了一个心上人童世舫,两人有情并订了婚,可看到女儿找到了幸福,曹七巧也看不下去,大骂童世舫是看上了她家的钱财;后来无端地骂姑娘长安不守妇道,品行不端,弄的舆论沸沸扬扬,让曾经和母亲一起抽过大烟的长安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还不够,当退了亲,世舫要求和长安处普通朋友,曹七巧得知后请童世舫吃饭,故意告诉他:女儿长安在抽大烟,1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为了爱情长安早就戒了烟。曹七巧是想彻底消灭女儿的婚姻梦。因为只有这样她的内心才能够平衡,按照她的话:“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我待要告诉那姓童的趁早别像我似的上了当。”其实她哪里是为姓童的着想,实在是为了平衡她那颗被欲望折磨的心。即我得不到的幸福别人也别想得到,即使是自己亲生的儿女也一样。

儿子大了开始和三叔逛窑子吃喝嫖赌,为了不让儿子走败家的路,早早就给娶了新媳妇。娶亲的当天当着众人的面便说:新媳妇有克夫相,而且嘴太厚,割下来可以炒一大碟肉。怀着可怕的占有欲,她经常挑唆着儿子和他一起抽大烟,挑唆着儿子透露他们夫妻的房事,然后再肆无忌惮地讲给外人听。可怕的窥私欲和变态的母爱,让新媳妇整日抬不起头做人,也使得媳妇终于抑郁而死。只要曹七巧在一天,她就会用她的手段把持住儿子,就会用她从家族那里学到的手段对付媳妇们。

“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文中的这句交代将曹七巧对亲人的残酷“此时无声胜有声”地做了表达。到这时候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一个被礼法压抑的女性是怎样在礼法中疯狂地报复。

2.《倾城之恋》:“怨而郁闷”的白流苏

小说中的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挥霍无度。但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原因是他母亲不属于正式的范家人,没有经过明媒正娶,而仅是父亲出国留学时认识而同居的女子,连姨太太的身份也不是。尽管父亲去世他最终继承了遗产,却得不到整个家族的尊重和认可。庶出的身份让范柳原开始走上一条社会零余人的道路。作者没有用过多地笔墨交代范柳原年少堕落的过程而是一笔带过“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

作者借这一笔概括了范柳原的生活状况也暗示了其出身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作者有意地将一个设定的零余人形象直接推到前台,下来就是看他如何表演了。

是的,这样一个人物怎样和流苏交往呢?流苏会喜欢他吗?这就成了悬念成为故事发展的动力点。而流苏,这部作品的女主角或许也有着零余人的特点:那就是和丈夫离婚回到婆家,受尽白眼和兄嫂的侮辱,每日只好忍气吞声,终日不知自己前途。这恰好是形成她“怨妇”命运的前提。

故事一开篇就是和流苏离婚多年的丈夫死了,兄嫂怂恿她回去吊孝再进公婆家,做名副其实的寡妇,但遭到了流苏的反对。然而兄嫂又逼迫着她,她感到自己真的无路可走,只好

向母亲哭诉。

如果说,白流苏最初的出场给读者的感觉是软弱无能的寡妇形象,那么范柳原则是个终日花天酒地的浪荡子。

他们共同的处境是:被社会和家庭遗弃。

不同的处境是:范柳原至少还有家产,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做保障。而白流苏是被兄嫂榨干了私房钱的一无所有的28岁老姑娘。

两个似乎苦命的人要因为一次阴差阳错的安排走到一起。好像一场充满了悬念的好戏已拉开了序幕。这就是张爱玲在此篇小说中的着意安排。也让整部小说的开篇就有了烟雨未来风满楼的感觉。

本来范柳原是要被介绍给白家七姑娘的,那天全家人要去给七姑娘相亲,处于对六姑娘流苏的信任,七姑娘拉了她一同去,却不承想范柳原接二连三地请流苏跳舞,而不会跳舞的七姑娘就只好干着急,明显的是范柳原没有看中七姑娘,这让全家人更瞧不起这个离婚了在家吃闲饭的白流苏。而直到那时候,白流苏似乎才领悟到了什么,她开始端详起自己28岁的容貌,好象从范柳原那里找到了几分自信。那时侯她听着屋外嫂子们的咒骂,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发抖或者气得说不出话来,而是“擦亮了洋火,眼看着它烧过去,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风中摇摆着,移,移到她手指边,她噗的一声吹灭了它,只剩下一截红艳的小旗杆,旗杆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这是一段颇有寓意的情景描写。没有直接写出白流苏当时的所思但似乎所思都已经表露无疑:她开始镇定,开始不惊慌,不心疼了。简直已经和开篇的白流苏判若两人。她似乎已经找到了自信看到了生命的亮色和曙光,这不能不让读者称奇。是什么原因呢?作者似乎早就揣测到了读者的好奇紧接着是下面的文字“她把烧焦的火柴丢在烟盘子里。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以为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着。”

随后不久,就是媒人徐太太设下计谋要流苏陪她到香港去玩。而且是她掏钱请,这让白流苏大惑不解但聪明的她也在大脑中猜到几分:“难不成是那范柳原的诡计?”但一个小寡妇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她决心去赌一把。这个赌输赢胜负难料。这时候的白流苏还是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了,给自己看到了一线希望,想为自己赌一个未来。

“女性通过婚姻获得一张长期饭票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奋斗的终极目标。”(4)白流苏就要这样。她与其在家受白眼,不如出去赌一把寻找一个长期的依靠。最初她是对自己绝望,一个没钱的寡妇从范柳原那里看到了希望,她不能不想法抓住,这样的机会对一个旧式的女人已经不多。故事的确按照白流苏的设想进行着。她在香港见到了范柳原。然后住在同一家宾馆。于是大段的浪漫情爱场面开始出现。这也许是读者的阅读兴奋点。范柳原的确像开篇就定性的:放浪形骸。然而却揪动着那个一心想攀住他的白流苏的心。其实一开始他们的出发点就不同。白流苏是想找个男人成家。而范柳原并无意于家庭的幸福,他更多的是在女性身上寻找到刺激和快活。矛盾必然产生而且只是早晚。

然而,在张爱玲笔下,这个范柳原又并非充满了邪恶。尽管是个浪荡子,但他的交际手腕和话语却有着难得的诗情画意,你在欣赏他的才华时又不能不时时提醒那是虚假的表演,应该警惕这个人物的戏子行为。但种种迹象表明,作者张爱玲近乎是用了欣赏的笔法描画着范柳原:“柳原道:有的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笑,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这里表露出范柳原的善解人意和对女性的欣赏眼光。当从酒店舞会中出来散步到一堵残墙边,范柳原的一席话更让读者渐渐要解除武装,重新对范柳原来一番评价了。特将此话录于下:“------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样的言语毕竟会让人砰然心动,又如何怀疑说话人的真诚。他甚至烦躁地向她说“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

懂得我!”小小的请求,那份痛苦和哀怜,让我们不敢太过简单地理解这位所谓的花花公子。

人物的深度和复杂也就在故事的步步展开中逐渐显露。

原来认为懦弱无助的白流苏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和眼前的男人结婚,因为目的过于明确我们无法看清她是否真的爱他。而那个一向被认定为浪荡子的范柳原却在一次次真实和深刻起来,他清楚地认识到和一个不爱的人结婚是“糊涂”,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白流苏并不爱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白流苏被彻底羞辱了。

她等于是被当场揭穿。尽管范柳原的话语刺耳,可毕竟正确。她的种种迹象表明她除了结婚没有任何爱的念头。为了一点身价和自尊,也为了破碎的结婚梦,白流苏回到了白家。

在一个男权时代,一个弱女子除了嫁人没有出路。当第二次离家回到范柳原身边时,白流苏已经感到自己完全失败了。第一次是想和命运赌一把,找到那个男人嫁了。而第二次出门根本已经没有这个希望,去了明知道只是做了男人的附庸和抹布,但“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小说这段人物独白非常必要。几乎是对白流苏内心发展的一个点睛。

其实也是一个无奈的妥协。

依靠一个男人完成自己今后的依靠,这无论如何正是那个时代男权势力的最好表征。

因为流苏的妥协,那么从开始到后来的所有的看似浪漫的调笑和爱怜,以及令人心动的情话无不带着荒诞的色彩。两个人明知道是游戏,却还假情假意地继续着,这不能不让读者动容,为荒唐的人世情爱捏把汗。

但人类偷窥欲和好奇心引领读者继续阅读,他们想明白这样的一对冤家如何走到头?

事实是当范柳原得到了白流苏后就要离开,他要到英国去,还好他给白流苏租定了一所大公寓。范柳原的走并不曾伤害白流苏,相反她感觉到了解脱,毕竟她只是为了一个家,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现在得到了。在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她走上楼梯去,空得好!她急需着绝对的静寂。她累得很,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气向来就古怪;对于她,因为是动了真感情,他更古怪了,一来就不高兴。他走了,倒好,让她松下这口气。现在她什么人都不要---------可憎的人,可爱的人,她一概都不要。”过于直白的内心活动真实地再现了白流苏的心境。她并没有按照一般的规则陷入爱河,而是理智地感觉着对方的感受和自己的感受。所谓的谈情说爱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她可以不用作戏了。当伪装卸下后她是无比的畅快接着是空虚无比的空虚。“她该怎么消磨这以后的岁月?”成为她思考的一大难题。的确如文中所述:她能够成为贤妻良母但事实上她只是男人的情妇,她已经不用操心孩子和生计,她该操心什么呢?

然而范柳原走的第二天,炮火就响了。房子差点被炸,白流苏也在炮火中受到惊吓,在恐惧中她也想到了范柳原,但已经如同隔世般渺茫。可见所谓的感情是多么不堪一击。而此前两人说的那些耳热脸红的情话更显得虚假。

戏剧性场面出现了。正当在硝烟中无计可施时,范柳原出现了。因为这场战争让他出国的计划泡汤,他接流苏到了安全的地方。然而毕竟在香港,炮火就在耳边,就在紧张的绝望的炮火中两个自私的人两个本来虚情假意的人恋爱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可以说,作者用巧妙的设计为这样两个特殊境遇的男女找到了结合的理由,而他们的交往可以分几个步骤:互相的游戏------伤害------相依为命------谅解,有意地让出人意料的结果发生在令人容忍的背景中。

如果读者因为小说大段的情爱描写而忽视了小说背后传递出的戏谑成分,那么在小说的

最后几段,作者已经开始借助人物自己的口吐露了“真相”:那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只是在谈恋爱,根本就没有工夫恋爱。(5)而真正产生了爱情是在炮火中。一个“谈”字即意味着甜言蜜语的形式成分,虚假与做作。而对此,两人都表示了认同。故事到了这里,似乎人物的真实面目才开始渐渐展露。

作为最终相爱的人能够结合颇符合中国读者“大团圆”的心态。我们在为人物命运送去慰籍的时刻也不能不为该小说落入俗套的结尾方式而叹惋。

但别急,小说的最后几段的确说到,范柳原和白流苏终于结婚,也和别人一样登报发出郑重的启事。看到了白流苏的幸福结果,那个一向嘲笑白流苏的四奶奶也离了婚。这是白流苏自豪的地方。好像引领了潮流。然而高明的作者在一派喜庆中不动声色地加了一段颇具暗示性的描写:“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了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即使有了婚姻的保障,然而那种灾难中成全的爱情真实程度有几分,他两人自然明白的。

在那样一个男权的时代,一个女人成全了自己再婚的愿望,似乎已经非常侥幸,而想得到真正的爱情那简直就是妄想-------作者借白流苏这个女子诉说着心中的愤懑,而这种愤懑又能如何?

倒数第三段的那段描写仍旧动用了张爱玲一贯的象征手法,作者借人物的内心独白,不无戏谑地点出,一个女子的婚姻是以一座城市的陷落为代价的。而其中透露着的是张爱玲那颗敏感易动的心:“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桓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6)带着这样心态生存下来的女子,她的怨气已经化为心底的郁闷,她明明知道要什么却无法得到,她的心境可想而知。

3.《半生缘》:“怨而郁闷”的曼桢和“怨而麻木”的曼璐

而作为同样郁闷的怨妇,《半生缘》中的曼桢没有白流苏那么走运。小说中她本是个追求事业独立,个人生活美好幸福的女性。她有家庭责任感,善良稳重温柔。因为与恋人世钧的一次误会,竟错过了一场姻缘,陷入了她姐姐设计的一个圈套:替她的姐姐生个孩子,同时满足姐夫的兽欲。而且她的姐姐曼璐还逼她嫁给姐夫。这在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封建时代尚属平常之事,但发生在追求新思想和自由的时代,尤其是对曼桢这样对未来新生活充满憧憬和渴望的女性身上无疑是重大的伤害和侮辱。

在煎熬中无奈地生下一子后,她仓皇逃离姐姐家,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求平安了此一生。但她在偶然的机会得知儿子病重而姐姐病逝的消息后,为了儿子她竟然又忍气吞声主动地回到了姐姐家并嫁给了这个衣冠禽兽。在她本来受骗倍受姊夫强奸而生子已是悲剧,她满含着的是无限的悲伤,只觉得这一生无望了,无颜见自己的恋人世钧;后来主动嫁给姐夫则将一个本来追求独立自主的女子,在面对一系列身心打击时无奈无望无助的情态更添上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个充满了愁怨的女子,她悲叹自己那么快就被打碎的幸福和命运的不济,她的逃离本是反抗的标志,是有怨而愤的方式。但后来的妥协则完全屈从于宗法制度的强大影响和威慑力:女子失去贞操就好像失去了一切幸福,为了孩子便只好牺牲自己。

正如文中所说“当初她想着牺牲她自己,本来是带着一种自杀的心情。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她也清楚地认识到“现在想起来,她真是恨自己做错

了事情。从前的事,那是鸿才不对,后来她不该嫁给他。——是她错了。”(《半生缘》)好在,曼桢终于提出离婚,走上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独立之路。没有让悲剧继续上演。她的怨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和无奈之后的主动承受和认输。尽管后来重新找到了自我,但这是在追求自我丧失自我找到自我的一个曲折过程,也让一个现代文学中的怨妇形象显得丰满而摇曳多姿。

曼璐是曼桢的亲姐姐。为了挣钱养活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而做了舞女,后来成了被人包养的女人。由于此,她和少年时代的恋人豫瑾只有分手,这成为她婚姻中最大的遗憾。做了舞女,做了被人包养的人后,曼璐行为放纵,但内心也充满了自卑,她深知自己作为女人的幸福已经一去不归,最后就嫁给了当时落魄的商人祝鸿才。然而祝鸿才并不珍惜曼璐,从未明媒正娶过她,所以她只算是祝的一个玩物而已。为了巩固自己在祝家的地位,也为了抓住祝鸿才的心,曼璐想到了将自己的妹妹拉入自己的阵营,为祝鸿才生个儿子,和自己功手同盟,最后她的诡计得逞而毁掉了自己妹妹的前途。可以说曼璐一生经历着家境贫寒出身低微而靠出卖色相为生之路,交际花的身份让她享受生活时也感受到自卑,因而为拴住祝鸿才,将自己一生幸福交给一个男人,成为她最后惟一的出路,而这个出路又以生男孩为目标。而这一系列的设计更是宗法男权社会影响的结果。作为生活其中的受害者,她不自觉地遵守了男权社会给予女子的规则,而且认为妹妹代替不能生育的自己是正常的。而且为了自己当初为养一家所做出的贡献,曼桢嫁给祝鸿才作为对她的报答成为顺理成章。而最为可悲的是,曼桢为了孩子而嫁给祝鸿才时,她的母亲更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曼璐的隐暗心理做一分析,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曼桢最终要迫于形势而嫁给祝鸿才了。除了孩子还由于曼璐抓住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贞洁观。而当祝鸿才强奸了曼桢后曼璐设计的“生米煮成熟饭”,破除女子的贞操就等于得到了女子一切的男权意识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在小说里两姐妹的几次冲突里就可以更深地看到这层认识。

固然自己家里人是谈不上施恩和报恩,同时也是因为骨肉至亲之间反而有一种本能的羞涩,有许多话都好像不便开口。在曼桢只是觉得妹妹一直看不起她。刚才这一巴掌打下去,两人同时想起从前那一笔帐,曼璐自己想想,觉得真冤。她又是气忿又是伤心,尤其觉得可恨的是曼桢这样一副烈女面孔。她便冷笑了一声道:“哼,倒想不到,我们家里出了这么个烈女啊,我那时候要是个烈女,我上哪儿去撒娇去?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的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半生缘》)

这里曼璐既含着对自己命运的怨恨同时也包含着对家庭亲人就嫉妒。这样的情感让她又愚昧地认为妹妹的牺牲是值得的,是不能够有什么抱怨的。而在曼桢那里,小说中有这么一段独白:

她的贞操观念当然和从前的女人有些不同,她并不觉得她有什么愧对世钧的地方,但是这时候看见手上戴的那只戒指,心里却像针扎了一下。(《半生缘》)

时代变了,对于贞操观曼桢也是有所改变的,何况她是读书人。然而出了那样一件事,她还是心被扎一样,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再面对世钧,她骨子里还是没有从传统的贞操观念中解脱,或者说不够彻底!

正是有着曼璐和曼桢对传统宗法制度从骨子里的顺从,才决定了他们虽然不太相似但却同样的悲剧。郁闷和麻木给我们传达的都是一副愁苦的脸,幽怨的脸。

4.《沉香屑第一炉香》:“怨而顺从”的葛薇龙

葛薇龙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到香港来了两年,后来迫于生计投靠在香港做

交际花的姑妈梁太太。初时她是不习惯甚至有些拒斥略显奢华的生活。当头一夜住在姑妈家里她发现自己房间的壁橱里挂满了衣服。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那么多?她才突然省悟到这是姑妈特地为她定做的。原来带着的几份犹豫终于禁不住奢华生活的诱惑松动了,一夜后她决心住下来。看似这样一个简单的情节,张爱玲其实很谨慎地表达了她的用意:一个传统文化下的读书女子在面对诱惑和传统文化不屑的问题时内心的徘徊和斗争。作为姑妈,她是个令家族蒙羞的人,因此和家里人断绝了来往。交际花的角色无论多么风光却是不齿的职业。所以葛薇龙最初投靠她完全是因为她的钱而投靠,表面上的亲戚情分是没有的。这一点,梁太太知道的清楚也明白自己在侄女心中的地位。可她更世故。她已经做好了俘获一个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从葛薇龙来的那天起就准备把她培养成另一个自己,让自己以后能够找到一个平等的身份,老了也有依靠。骨子里是不是又有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哥哥的报复在里面也很难说。

而葛薇龙最初是全不知情的。因此,她成为一个无辜者,她的出场给所有读者带来的是悬念和揪心的作用。故事就有了扑塑迷离的色彩。

在梁太太的指导下,她逐渐地进入了社交场合并认识了花花公子乔琪乔,俩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尽管对乔琪乔生活放荡,拈花惹草的习性葛薇龙早已耳闻,但仍旧逃不过乔琪乔给她少女的初恋带来的诱惑,直到亲眼看见乔琪乔在刚刚对她温存之后、甜言蜜语后随即就又和丫鬟搂抱在一起的场面后,葛薇龙丧失了对爱情的憧憬和激情,决心早点离开姑妈家。

如果说,这是命运给葛薇龙的提醒,及早回头还有希望。但踌躇再三,已经做出离开的她却因为种种愿意没有走成。没有走成的主要愿意除了下雨耽误,疾病耽误,还有是梁太太说的那些话。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梁太太站了起来,把两只手按在她的肩膀上,眼睛直看到她眼睛里去,道:“你来的时候是有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了。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

梁太太还说“等你到了我的岁数,你要有谈恋爱的机会,才怪呢!你看普通中等以下的人家的女人,一过三四十岁,都变了老太太。我若不是环境好,保养得当心,我早就老了。你呀——你这么不爱惜你的名誉,你把你的前途毁了,将来不但嫁不到上等阶级的人,简直不知要弄到什么田地!”这一席话,触目惊心,让葛薇龙不知所措。其实她不明白,她要的名誉和姑妈的名誉是有区别的。她要的名声和姑妈说的名声也是有区别的。

按照梁太太的话“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我所谓的名誉和道学家所谓的名誉,又有些区别。现在脑筋新的一些人,倒不是那么讲究贞节了。小姐家在外面应酬应酬,总免不了有人说两句闲话。这一类的闲话,说得人越多,越热闹,你的名望只有更高,对于你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妨碍。惟有一桩事是最该忌讳的。那就是:你爱人家而人家不爱你,或是爱了你而把你扔了。一个女人骨架子,哪儿禁得起这一扔?像你今天这一回子事,知道内情的人,说你是孩子脾气,想到哪里做到哪里。给外面嘴头子刻毒的人说起来,说你为了乔琪乔同一个底下人怄气。”

梁太太的关于女子名誉的理论的确对葛薇龙产生了影响。在她眼中女人要乘年轻推销自己,名声越大越值钱,所谓贞洁是小事;而令人吃惊的是,女子最不名誉的是被男人甩了。按照这个逻辑,女子可以不要贞洁但不能让男人甩。其实完全是站在男权立场上发表的言论。即女子就是要成为男人的万物,供男人玩,从中得到利益,并保证不要被甩掉。西方享乐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念得到了巧妙的融合。

于是薇龙决心嫁给乔琪乔,并要凭自己的年轻美貌赚钱。顺应这个男权社会给她提出的“要求”。她开始一心向梁太太学习起来,而乔琪乔则在梁太太的挑唆下为了能够享受薇龙挣得得钱为了薇龙能挣钱养家,勉强决定和薇龙结婚。

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

是替梁太太弄人。

在薇龙眼中,她和那些街头的妓女没有分别。她知道她扮演的角色,但却已无力自拔。从她最初的反感,到意识到堕落后的想离开,到最后的心甘情愿的留下,其实张爱玲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怨女的形象:她们受过教育,曾经有着美好的理想,然而却难以抵抗这个社会对女子的束缚和要求,最终她们心甘情愿地融入社会,成为男性世界的玩物。女性的力量是有限的也是脆弱的。在葛薇龙最终的堕落生涯里,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如梁太太一样的帮凶,如乔琪乔一样腐化堕落的寄生虫。而有这样的人物大量存在,让葛薇龙这样的有着新式教育的女子也将无法幸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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