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堕胎的一些资料(来自腾讯网)

海南出台新规定：对怀孕14周以上擅自终止妊娠者，将实行责任追究，取消生育指标，如再生育的，按超生处理。据了解，这项法规目的在于控制新生儿中男婴比例过高。…[详细]

实际上，地方政府出台法规“禁止堕胎”已经不是第一例，但民众在看到这类新闻时的观点对立依然鲜明，从腾讯网友对新闻的评论中也清晰可见——排在第一的网友表示“海南这是一刀切的偏激作法”，而紧随其后的网友则说“堕胎就是杀亲生子女，是极大的犯罪”。

究竟应当如何评价这条“新”规定？还是从“禁止堕胎”背后的中美区别说起吧。

美国堕胎之争中的以人为本

反对堕胎论者：尊重胎儿生存权

堕胎，在美国是一个永恒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任何一个政治家或者公众人物都会被要求在这问题上进行清晰的表态。

美国早期的堕胎被视为一种负面现象，是对人类生命的攻击。早期美国殖民者采纳了传自英国的普通法，规定胎动发生前的堕胎属轻罪，胎动以后的堕胎属于二级谋杀。

反对堕胎的“亲生命派”主要是宗教右翼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所赐，随意堕胎就是随意杀人，让妇女拥有堕胎自由无疑破坏了上帝的安排；堕胎合法化意味着纵容以快感而不是繁衍为目的的性行为，会毁坏婚姻和宗教等正统观念，造成道德沦丧，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详细]

“亲生命派”反映的是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原则，顺应了美国大众面对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道德观念淡漠、性随意、未婚先孕等等，也反映出一些民众束手无策并转而希望回归传统的愿望。

支持堕胎论者：尊重女性抉择权

由于法律明令禁止堕胎，宗教教义也严厉反对，堕胎只能私下非法进行。恶劣的条件与野蛮的方式常常造成致残致死的严重后果。

伴随着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思考女性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的问题。女权主义者提出废除禁止堕胎的法律，并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和游说活动。随着妇女平等权利观念的传播，公众逐渐改变了在堕胎问题上的看法。

支持堕胎的“亲选择派”主要是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他们认为胎儿还不是完整的人；妇女理应拥有自由堕胎的选择权，因为它是包含在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之中的，是妇女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而且退一步讲，法律禁止堕胎，并不可能消除堕胎行为，只能使妇女寻求非法的、危险的堕胎方式，允许堕胎才能有利于妇女的健康与安全。

“亲选择派”体现的是追求个人主义的人权思想。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人权”则是美国政治理想的灵魂。况且美国妇女经多年斗争才从最高法院争回的权利，也决不可能轻易放弃。…[详细]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是“以人为本”

反对者说：每个孩子的生命都是“天赋人权”，“上帝给你什么你就该拿什么”。

支持者说：在美国禁止堕胎的年代里，人工流产一般用铁丝晾衣架改成的简易刮宫器操作，死亡率极高。难道要孩子的命就不要妇女的命？

反对者说：1973年以来美国每年有近1500万人堕胎，其中有100万人年龄在

15-19岁之间，还有3万人甚至不到15岁。这不是肉体的堕胎，而是灵魂的堕落。

支持者说：自从堕胎合法化后，直接导致了二十多年后犯罪率的下降。因为堕胎的人多数是无法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才出此下策的……

可以说，大部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都是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但无论究竟是妇女的“隐私权”重要，还是胎儿的“生存权”重要，双方都是站在“以人为本”的共同角度下思考。…[详细]

中国堕胎之争中的功利色彩

反对堕胎的地方政府：并非关心胎儿死活

有论者认为，胎儿的生命权应当受到考虑。此种主张在道德意义上值得社会反思，但是从我国法律角度看，一向并没有承认过胎儿的生命权。美国等国家之所以对堕胎权争议颇多，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基督教传统，认为胎儿虽然在母体中，却是上帝的造物，不容人为毁灭。在中国，许多省市规定如果胎儿有残疾（如湖北省规定严重遗传性疾病与胎儿有严重缺陷等）就可以堕胎，如果按美国观点看，这已经构成对残疾胎儿的严重歧视。

即使不说什么宗教情怀，就说是最起码的对生命的尊重也没有，虽然地方政府出台的是防止堕胎或者溺婴的法规，但其目的无非是使得男女比例合适，大家长大了能够成双配对、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哪怕做不出贡献，至少不要因为荷尔蒙无处发泄而破坏社会稳定。

更何况，为了计生工作，各地有关部门都对“计划外怀孕妇女”采取“补救措施”，怎么能够想象一边反对堕胎，一边却抓紧把计划外孩子“引产”的地方政府，会去关心婴儿死活呢？…[详细1]…[详细2]

支持堕胎的普罗大众：将下一代价值最大化

无论是希望养儿防老，还是希望能够传宗接代，抑或把别家姑娘娶进来，或者干脆只是能够多干点活，帮家里多出份力。男孩无疑是许多中国家庭的最优选择。

在这样的前提下，大众选择生育的动机便十分单纯——让生育价值最大化，生下来个男孩就值了。

于是，便有了地下的“Ｂ超堕胎一条龙”。而除去求助非正规机构的人群数量，中国每年还有1300万例堕胎手术记录在案，这个数字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数量的1/4。这其中又有多少胎儿是因为“父母之命”而不得来到人世间的呢？…[详细]

“禁止堕胎”就能让男女比例平衡吗？

特殊国情下，即便把胎儿看成生命也无济于事

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把胎儿当成生命呵护，是否会让堕胎现象得到控制？起到调节男女比例平衡的作用？

答案是否定的。有关社会调查显示，中国人之所以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往往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甚至走入社会后可能遭遇到的歧视与挫折。

换言之，如果胎儿被视为拥有生命权，则无论是否残疾，除非影响到母体生命，则应当一视同仁。否则，如果允许对病残胎儿进行终止妊娠选择，为何不允许对女婴或男婴进行终止妊娠选择？

既然如此，倘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歧视，那么婴儿即使出生，也可能被父母抛弃。即使勉强生存，也可能要在屈辱或家庭暴力的环境中成长。难道我们不忍心他们未出生即被消灭，却忍心他们出生即遭受损害吗？…[详细]

几个条规怎能阻挡住“优生优育”的思潮呢？

从技术角度上看，这样地方性的条规依然无法阻挡堕胎潮流。由于堕胎许可是地方性的，妊娠妇女可以采取“游击”的方式选择其堕胎地。甲地为禁忌，乙地为自由。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代，规避地方规章的适用应当不是难事。

之前在河南，亦出台过类似的法规，河南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曾这样说过“我们对当事人的处罚主要就是针对易地堕胎行为的，而且大多是事后查实，事先很难预防……我们这个条例是治标不治本，想靠几个地方性法规来平衡性别比，显然是不现实的。”…[详细]

更何况，这样的规定问题多多

比如在规定中有这样一句话，“因离异、丧偶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人工终止妊娠，均可向计生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后可到指定的引产机构进行终止妊娠手术。”

腾讯网友“过客”这样回复到：等审批后孩子都出生了。

除此之外，非法诊所猖獗、规范的内容模糊而过宽、规范为主管机关设置了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可能会形成新的寻租机会、生育指标是否可以如此夺去、堕胎许可是否会变成对有钱人有利的游戏……面对这种种问题，是否还需要再出台一些新的规定来解决呢？

结语：

在“把人当人”的价值体系下，对堕胎的争论促使社会进步。在“把人当工具”的价值体系下，对堕胎的争论显得那样残酷和辛酸。

道德VS自由：美国历史上堕胎合法化之争

2009年06月01日23:01文史博览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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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美国政府资助那些推动堕胎的国外机构，推翻了前任布什的禁令。

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保守势力的指责，基督教组织“关注家庭”便认为，奥巴马的做法，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海外的那些堕胎行为，他违背了美国人的价值观。罗马天主教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梵蒂冈生命科学院的里诺·菲斯凯说：“一些人傲慢自大，一旦掌权便以为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但在另一些美国人看来，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当然要大于胎儿的生命权，禁止堕胎，剥夺了妇女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法所要保护的公民，并不包括未出生的婴儿。于是，一场口水战开始了。

这是美国人永恒的话题，一般而言，民主党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同堕胎行为的合理性；而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堕胎行为无异于谋杀，是不道德的。来自南方保守势力大本营的布什在任内推动了禁止晚期堕胎的立法，但民

主党人奥巴马一上台，就开始清算布什的政策。在历史中，关于堕胎问题的政策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此消彼长。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堕胎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当时的13个殖民地普遍采用英国的习惯法，允许胎动（即怀孕18周）之前的堕胎，只是禁止胎动后的堕胎。19世纪前期，胎动前的堕胎在各州依然是被允许的，立法机关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

1803年，英国通过了《艾伦伯勒法》，开始对堕胎实施更多限制，受此影响，各州亦纷纷效仿，到了1849年，有20个州将胎动前的堕胎定位轻罪，将胎动后的堕胎，定为二级谋杀。当时，只有一种堕胎行为是被允许的，即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治疗性堕胎。1859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敦促各州立法限制堕胎，到了1910年，除了肯塔基州以外，美国所有的州都对堕胎进行了限制。同时，即使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堕胎权也是掌握在医院的审查委员会中。由医生，而不是当事者说了算。

各州纷纷退出禁令，除了美国保守的社会风气影响以外，医疗条件有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堕胎手术难以保证孕妇的生命安全。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情况又变了。化。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等一系列风起云涌的社会事件，标致着美国社会开始左转，自由主义占据了上风。通俗地说，人们更加看中现实中的人的权益，而不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中的条条框框，人人皆平等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便认为，如果一个妇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遑论获得其它的自由，更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同时，6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将堕胎合法化。

1962年，一个叫谢里·芬克拜的妇女，发现自己怀孕已有两月了，但她曾不慎服用过会导致胎儿畸形的镇静药，于是她寻求堕胎，并取得了医院审查委员会的同意。然而消息公布后，州检察官扬言要将她逮捕，于是医生不得不放弃了手术。谢里·芬克拜不得不专程前往瑞典做手术。此一事件将堕胎问题的辩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如果剥夺胎儿的生存权利是不道德的，那么我们应不应该为了坚守这种道德意识，而将明明有问题的胎儿也生下来？

另一件事则是，1966年旧金山流行麻疹，很多人被感染。这种麻疹的并发症有可能导致孕妇死亡以及胎儿的先天性畸形。于是当地的21名医生不顾禁令，为感染麻疹的孕妇做了堕胎手术，结果遭到逮捕。此事经新闻报道后，引发了更多人对禁止堕胎的不满。

终于，在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被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一些美国人称为“第二次内战”，直到今天，每当共和民主两党辩论时，仍时不时拿这个判决说事儿。

1969年，21岁的麦科威发现自己怀孕了，刚刚经历离婚，又失去工作的她决定堕胎，但她所在的德克萨斯州法律却规定，除非孕妇有生命危险，否则堕胎是非法的。她找不到医生做手术。最后在两名女权主义者的鼓舞下，她决定起诉。她们认为，妇女在堕胎问题上拥有隐私权，这亦是公民的一种保留权利。因为联邦宪法第9条修正案的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而禁止堕胎，显然违宪。最终，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麦科威和她律师的解释。

大法官哈里·布莱克认为，美国宪法中“公民”这个词的用法，并不包含胎儿。他还说：“在美国历史上，认定堕胎为犯罪的法律近年来才出现，在殖民地时代堕胎是合法之举。然而，到了19世纪，禁止堕胎的法律开始流行，它们的目的是保护妇女，以免她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因为在现代医学中堕胎更加安全，所以那种反堕胎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有一个“折中”规定：在孕期的前三个月中，堕胎的决定权由母亲和她的医生保留；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孕期里，州可以“用与母亲的健康合理相关的方式约束堕胎程序”；在孕期的最后三个月中，州可以约束甚至禁止堕胎，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

虽然有所限制，但这个规定比殖民时代以及美国独立早期的规定，还要更自由。

风水轮流转，就正如奥巴马一上台就否认掉布什的禁止资助堕胎法令一样，那些自由主义者并没有高兴多久。随着堕胎合法化，美国妇女堕胎的现象越来越频繁。据统计，“1973年以来美国每年有近1500万人堕胎，其中有100万人年龄在15-19岁之间，还有3万人甚至不到15岁。”这些现象又使得骨子里就十分传统保守美国人强烈不安，随着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新崛起，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一批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反堕胎运动又再次兴起。美国国会在1996和1997年连续两次通过了禁止堕胎法案，然而都被民主党人总统克林顿否决。2003年，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势力卷土重来，于10月21日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禁止后期堕胎的法案。该法案规定：由于在孕妇妊娠的中三个月和后三个月，胎儿已经成型，因此禁止在这个阶段实施堕胎。布什总统立即对该法案的通过表示了欢迎，称这个法案“结束了恶行，重塑了美国的生活文化”。随后他签署了这一法案。当然，民主党人照例反驳，他们称布什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安全的医疗程序成为犯罪行为的总统”。在他们看来，只要胎儿没生下来，就不能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来保护。

共和民主两党的自说自话我们早已看腻，不再新鲜。有意思的是1973年赢了官司的麦科威。当年她赢了诉讼，不过却生下了孩子。最初几年，她是全美知名的女权斗士，进入了堕胎诊所工作，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渐渐发现了堕胎对于婴儿的不人道。在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渐趋保守，1995年，她受洗成为基督徒，正式背叛了自己当年的阵营，成为了“反堕胎斗士”。还出了一本书，讲述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这一有趣的转变显示出堕胎问题在美国的复杂性。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者罗恩·保罗在被问及对堕胎问题看法时，坚定地认为1973年的判决是错误的。他说：“那些无辜的、未出生胎儿的权利，是美国自由理想价值的核心。”麦科威对此评论道：“我支持他竞选总统，因为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有一天能彻底颠覆”罗诉韦德案“。

美国堕胎争议:妇女是否有身体控制权2009年06月19日23:03外滩画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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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近日的美国著名堕胎医生乔治·蒂勒被枪击身亡一案，再一次引起美国社会关于堕胎合法与不合法的大讨论。这个问题背后聚焦的，实际上是妇女是否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5月31日，乔治·蒂勒被人击中脑部身亡。

乔治·蒂勒的医院是美国仅有的三家提供晚期堕胎（指怀孕最后三个月之间做的堕胎手术——编者注）服务的医院之一，他并不是美国第一个被杀害的堕胎医生。据说，美国堕胎医生是风险最高的职业之一，在南达科他州，仅有一家能够实施堕胎手术的诊所，这个诊所里的几位医生，进出就像间谍一样，都是乘飞机上下班，没人敢留下来过夜，因为很有可能小命不保。

不管以上所述是真事还是传闻，以蒂勒为代表的堕胎医生的命运，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堕胎问题的关注。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民主自由自居的国家，对待堕胎问题却如此保守？

问题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认为胎儿不仅附属于母亲，也是未来的生命；另一种认为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有控制权，是否堕胎只是个人问题。

古罗马堕胎盛行

堕胎现象在古代已有记录。古罗马法律“不仅允许堕胎，还允许杀婴。古罗马帝国的农村地区，随处可见起皱的弃婴尸体……”在罗伊诉韦德案（后文有详细叙述）中，最高法院法官哈里·布莱克曼（Harry Blackmun）说道：“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律给未出生的婴儿提供的保护少之又少……古代宗教不反对堕胎。”

但是很少有记载显示早期美国存在堕胎现象。“很难找到早期堕胎和未婚先孕的准确统计数据。”马文·奥莱斯基（Marvin Olasky）医生在《堕胎仪式：美国的堕胎社会史》一书中写道，“我从最早的1800例杀婴和堕胎记录中找到了一些共性。”这些样本中包括1648年的马萨诸塞州杀婴案、1652年的马里兰州意图堕胎指控、1680年代的堕胎药使用和1719年的纽约新生儿谋杀案……这些案例中，只有2%的婴儿是非婚生的，却有90%的杀婴案被判有罪。

但总体来讲，美国早期的堕胎被视为一种负面现象，是对人类生命的攻击。早期美国殖民者采纳了传自英国的普通法，规定胎动发生前的堕胎属轻罪，胎动以后的堕胎属重罪。186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侵犯人权法》，将重罪处罚的界限推前到授精之时，因为授精是科学上认为生命已经诞生的时间点。与此同时，所有的州也都通过了各自的反堕胎法。

就在19世纪法律系统更加认可生命神圣的时刻，哲学家托马斯·马修斯（Thomas Malthus）发展了人口增长和经济稳定理论。他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维度，在《人口理论简述》中，马修斯写道：“婴儿大量出生，远远超出了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他们的数量必须减少……我们要减轻自然的负担。”

玛格丽特·桑格（Margret Sanger，1879年-1966年）是马修斯的狂热追随者。她深信，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弱者应该被清除出去。在《文明支点》一书中，“为了隔离‘白痴、适应能力差’的人，为了消灭‘遗传性低下的种族’”，她“大胆地呼吁减少‘人种’。”

1916年，桑格建立了美国联邦计划生育组织，该组织呼吁将堕胎合法化。她反对家庭、赞成男女乱交、赞成避孕和人流的观点，在20 世纪上半叶逐渐受到关注和接受。

在整个20世纪，计划生育组织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特别是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的《男性性学报告》和《女性性学报告》，提倡性解放和堕胎，为计划生育组织进一步提供了合理化支持。马修斯、桑格、金赛，以及数量众多的人流支持团体，逐渐渗透了美国文化。

罗伊诉韦德案

尽管堕胎历史长远，但直到20世纪才获得了空前强烈的反响。政府允许人工流产，而“子宫中生命无价值”的前提，也带动了很多相关工业的发展。1955年，计划生育组织召开了一场秘密堕胎会议，主题是阻止“暗巷”堕胎的流行，与会组织声称，已有无数妇女死于黑市的堕胎手术，挽救妇女生命的唯一办法是将堕胎合法化。

早期堕胎权利拥护者迈尔文·施瓦茨（Melvin Schwartz）医生呼吁大家摈弃对医学问题的道德评价。在一篇敦促密苏里州将堕胎合法化的社论中，他写道：“堕胎问题是医学问题……在密苏里州，法律的撰写者大多是些老式学者，他们总是会把医学的自然规律和各自的道德价值观混淆在一起。可否堕胎的结论将对孕妇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可否堕胎，无关神学，无关政治。”

由人流支持团体组成的游说行动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广泛开展。到1970年4月，美国五分之一的州支持在极端情况下的人流手术。然而，纽约、加利福尼亚、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法律更加自由，加州对“精神健康”的宽松解释，本质上允许了几乎所有的人流要求。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下达了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处理结果。这场官司的中心人物诺玛·麦克维（NormaMcCorvey）不小心怀孕，可是收入少得可怜又居无定所的她根本无力抚养一个新生命，可是得克萨斯州的堕胎是非法的。于是，诺玛在一些支持人流的政客和堕胎合法组织的帮助下，化名“简·罗伊”，谎称自己被恶人侵犯导致怀孕，并将得州禁止堕胎法律的达拉斯县检察长亨利·韦德告上法庭。这场官司引发了全美国对“生命权”和“选择权”的全面争论。

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比2判决罗伊取得胜利，大法官的判决依据有两点：一是女性的“隐私权”，二是生命的开端难以界定。最高法院法官Harry Blackmun撰写了判词：“我们必须解决生命何时开始这个难题。如果医学、哲学和神学都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司法也无法就这一人类知识的问题做出任何臆测的解答。”

一名法律观察员写道：“为了整个州的利益，法庭的判决否认了子宫中的孩子的生命……换句话说，在罗伊诉韦德案以后，发育中的孩子可以在怀孕的任何阶段被杀害，只要‘最高法院’不认可这个孩子是个人。”

罗伊诉韦德案的胜利，承认了堕胎的合法化，在此之前，美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州规定堕胎违法。因而此案被视为美国20 世纪最重要的判决之一，也是当时妇女运动鼎盛时期的产物。该判决认定，美国宪法中的“人”不包括未出生的婴儿，个人隐私权中包括妇女有权处理自己的身体事务（终止妊娠）。总而言之，妇女的自由选择权高于胎儿的生存权。

布什当政的8年里，九位大法官中一位病死、一位退休；布什遂提名了两位反对堕胎的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但5比4的比例还不足以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结论。

“罗伊诉韦德”案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堕胎数量呈爆炸式增加。截至1998年，共有3500万例堕胎记录在案。最初对堕胎的约束——例如6个月及9个月的堕胎限制——已经完全取消。此外，从1972年开始，大约每三个美国胎儿中就有一个因堕胎死亡。

此外，几乎半数堕胎都充满了随意性，甚至是赞成人流的AlanGuttmacher 机构也承认，“女性给出的堕胎借口，包括她们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希望推迟下一个孩子的降临；她们和性伙伴分手或不合；孩子妨碍了她们的学习或者工作。”

今天，“堕胎权利”在美国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女性要求“选择权”，堕胎支持者雪莉·普利兹说：“没有自由，女性将永远被牵制，我们也将永远是二等公民。”

奥巴马的堕胎观

堕胎问题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如此之大，因为它不局限于道德层面，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社会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长期以来都把堕胎问题作为政治砝码，博取选民的信任。

2003年11月5日下午，布什签署了《禁止晚期堕胎法案》，这一方案从此成为美国的法律。法案禁止对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胎儿实施流产，却没有提到危及母亲的生命时流产手术是否合法。保守的共和党认为，该法律的通过是反堕胎运动的一个小小胜利，最终目的还是要推翻1973 年的判决。

和布什同为共和党人的还有南达科他州州长迈克·郎兹，他在2006年签署的一项法案，禁止了南达科他州内几乎所有的堕胎行为，除非是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甚至被害人被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都不能堕胎。

大家可能还记得曾经红极一时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提名的加州州长莎拉·佩林。此女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她坚定地反对堕胎。在得知自己第五个孩子有唐氏综合征后，她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后来，佩林的女儿未婚先孕，她也坚持让女儿把孩子生下来。麦凯恩和佩林也曾在竞选中多次提醒选民，如果奥巴马当政，美国就会成为屠杀婴儿的乐土。

果然，奥巴马上任后的第一周，就签署了一项命令，撤销了布什政府执行了8年的一项禁令，支持联邦政府拨款给一个提供堕胎服务和信息咨询的国际家庭计划生育组织。布什的禁令在国际上被称为“墨西哥城政策”，因美国代表团在1984年墨西哥城举行的联合国国际人口大会上第一次宣布而得名，它要求国际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只有同意以下条件，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援助：即不执行堕胎、不提倡堕胎是家庭计划生育的一种办法，但因强奸、乱伦和危及孕妇生命安全的堕胎除外。

奥巴马签署解禁令之后，白宫发言人说：“这一举措将帮助拯救生命，使最贫穷的妇女和家庭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他们的未来。”

不久之前的5月22日，也就是罗伊诉韦德案36周年纪念日之际，奥巴马重申了他对堕胎权利的坚持，他认为罗伊案“代表了一个原则，即政府不应该干涉我们最私密的家庭事务”。

他说：“不管我们的观点如何，我们在决心防止意外怀孕、降低堕胎愿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也同样支持妇女和家庭做出的选择。”

奥巴马竞选之时，有人曾问他：“美式足球职业球员Michael Vick那样的人因为斗狗要入狱，而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无辜生命因为堕胎而被杀。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

奥巴马回答道：“我认为人们并没有轻率地对待堕胎，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把它看成伦理问题，我也这样看。但是，与堕胎有直接关系的孕妇是最有

权利作决定的。她们在做决定时并不轻率，也不是冷漠无情。所以，我拒绝把一个妇女为堕胎产生的痛苦与斗狗相提并论，这不是一类问题。”

堕胎药：扰乱了美国

2000年11月08日23:04人民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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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好消息”

9月28日，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正式批准RU—486堕胎丸在美国境内使用。此消息一出，立刻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报刊杂志连连登载文章，各类相关组织频频发表声明，在职总统及两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此各表立场，或欢呼雀跃或咬牙切齿，一时纷纷扰扰，热闹非凡。

这个把美国扰得上下不宁的RU—486堕胎丸其实并不稀奇，它学名米非司酮（mifeprestone），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中止早孕药物，发明于1980年，1988年在法国面市之后，很快在欧洲各国妇产科广泛临床使用。该药在我国也已经推广应用多年，其广告“药物流产，无痛无手术”随处可见。迄今，RU—486已为全世界无数的妇女提供了安全有效、副作用小、痛苦轻的替代传统手术的新堕胎方式。然而，美国却在整整十二年之后，才正式批准使用该药。难怪许多美国人称FDA的决定为“可恶的好消息”，先进的堕胎方式虽然获准使用了，却实在又来得太迟。

在许多国家的妇女多年来已充分享受着医学进步给堕胎方式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时，美国妇女却只能有痛苦而诸多不便的人工流产手术一种选择。对于一个素以科技发达、文化昌明傲视他国的国家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堕胎权之争

的确匪夷所思，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国家围绕妇女堕胎权利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多少年，牵扯了多少人，付出了多少代价。

美国国内关于堕胎权利的纷争始于本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法律明令禁止堕胎，宗教教义也严厉反对，堕胎只能私下非法进行。恶劣的条件与野蛮的方式常常造成致残致死的严重后果。伴随着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思考女性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的问题。女权主义者提出废除禁止堕胎的法律，并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和游说活动。随着妇女平等权利观念的传播，公众逐渐改变了在堕胎问题上的看法。

1973年，正值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之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改在堕胎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在著名的“罗诉韦德案”（Roev．Wade）中判决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具体规定是妇女在怀孕头三个月里有自由堕胎权；在怀孕中期三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有害妇女健康，妇女有堕胎权；在怀孕后期的三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危及妇女生命，经过医生鉴定，妇女有权堕胎。这项裁决尽管仍有所限制，但却意义空前，堕胎据此合法化，并成为妇女的自主事务，从而使妇女由于生理原因而束缚于两性关系的局面大为改观。该裁决构成美国最为开明的《堕胎法》。

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例”给了美国妇女堕胎权，也给了美国社会一个分裂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辩论。支持堕胎与反对堕胎的不同立场将人们分为两大阵营，他们之间的斗争自此以后，从未停息。

反对堕胎的“亲生命派”（pro－lifer）主要是宗教右翼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所赐，随意堕胎就是随意杀人，让妇女拥有堕胎自由无疑破坏了上帝的安排；堕胎合法化意味着纵容以快感而不是繁衍为目的的性行为，会毁坏婚姻和宗教等正统观念，造成道德沦丧，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支持堕胎的“亲选择派”（pro－choicer）主要是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他们认为胎儿还不是完整的人；妇女理应拥有自由堕胎的选择权，因为它是包含在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之中的，是妇女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而且退一步讲，法律禁止堕胎，并不可能消除堕胎行为，只能使妇女寻求非法的、危险的堕胎方式，允许堕胎才能有利于妇女的健康与安全。

从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两个派别都有其深得人心之处。“亲生命派”反映的是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原则，顺应了美国大众面对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道德观念淡漠、性随意、未婚先孕、少女妈妈、单亲家庭增多等等，束手无策并转而希望回归传统的愿望。“亲选择派”体现的是追求个人主义的人权思想。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人权”则是美国政治理想的灵魂。况且美国妇女经多年斗争才从最高法院争回的权利，也决不可能轻易放弃。所以，这场论战就成了美国社会最为激烈而又最难达成共识的焦点问题。

美国式的“自由”

为了赢得支持，“亲生命派”和“亲选择派”都挖空心思，采取各种各样的斗争策略，包括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到法院打官司（如状告堕胎医生）、结成政治同盟、写请愿书、制作各种宣传材料、游说国会及各州议员等。激烈的论战影响到国会的财政预算、法院的判案裁决、政府的行政管理等美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美国两党竞选。一般说来，共和党持反对堕胎的保守立场，民主党则反之。

二十多年来，论辩双方互有攻守，各有得失。但随着美国社会渐趋保守的大趋势，反堕胎的力量有所增强。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三届两任共和党总统充分利用行政权力，制定了大量限制堕胎权利、阻止堕胎推广的行政法规。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从1973年“罗诉韦德裁决”的立场后退，多次肯定各州对堕胎的种

种限制性法律。另一方面，反堕胎极端分子暴力袭击堕胎医生及诊所的行动也给堕胎业造成严重打击。在美国，绝大多数妇女堕胎是在专门的堕胎诊所进行的，其本意是为方便孕妇，降低费用和提高技术水平，但却使堕胎医生和诊所成了显眼的目标。反堕胎者常年聚在堕胎诊所外示威，暴力案件时有发生。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已发生145起爆炸、纵火、攻击堕胎诊所的案件，每年都有一些妇产科医生被枪杀身亡的报道。医生们不得不在上班时全副武装，配备防弹背心和手枪。堕胎医生在美国几乎成了“勇气”的代名词。迫于压力和恐惧，许多医生不得不放弃堕胎手术职业。这导致全美堕胎从业医生人数逐年减少，从1982年的2980名，降到1992年2380名，再降到现在的大约2000名左右。美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现在已经找不到堕胎诊所了。所以，对美国妇女而言，堕胎如今就意味着必须长途跋涉几十甚至上百公里找到“最近”的诊所，穿越高喊“不许杀人！”的示威人群，到不久前刚被炸过或烧过的楼里，去找或许第二天就会因此而被杀害的医生和护士。这其中的辛酸、痛苦与艰难恐怕早已远远超过堕胎手术本身。

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都在尽情行使着自己表达意见的自由，而真正需要自由的人却得不到自由。这也许就是美国式自由的悖论吧。

迟来的新选择

了解所有这些关于堕胎的历史、纷争与痛苦之后，我们不难理解，1988年就在法国上市的RU—486堕胎丸为何在美国却迟到了十二年。1989年，反堕胎的布什总统领导下的FDA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RU—486。直到1993年支持堕胎权利的克林顿总统上台才取消了禁令，并命令FDA开始对RU—486进行安全测试。该药的法国厂商将其在美国的专利权赠给了非盈利性的人口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不仅要应付药物检测程序和准备申请材料等繁琐工作，还必须应付其间随时可能出现的政治风暴和法律诉讼——难怪它用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作为一种在怀孕早期（49天之内）可随时中止妊娠、无需手术的口服堕胎药，RU—486对美国堕胎权之争的意义是重大的：孕妇不再需要跑到引人注目的堕胎诊所，不再需要等到胎儿足够大以适合进行手术；几乎所有受过一定训练的家庭医生和妇产科医生都能有这种药的处方权。随着能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数增多和中止妊娠期的提前，妇女的堕胎权利和隐私权将得到有效保护。因此，支持堕胎权的人高呼“选择权的重大胜利”。他们认为，RU—486的到来说明：“科学终于战胜了反堕胎政治和医学界的麦卡锡主义”。与此同时，反堕胎者则大声咒骂，称RU—486堕胎丸是“不说话的恶魔”，扬言要将胆敢开具这种药的医生一个一个地揪出来，还要抵制胆敢生产和销售该药的厂家与药商。对RU—486

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当然也反映在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对FDA的决定表示赞同（见上图），共和党小布什则称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并声称自己一旦当选必将反对堕胎。

赞成也罢，反对也罢，RU—486已在10月底进入美国市场，首先投入传统的堕胎服务网络中，然后还会逐步发放到普通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手中，从而改变堕胎只能在堕胎诊所进行的局面。美国妇女终于也有了另一种选择。

然而，RU—486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一切，不可能停止旷日持久的堕胎权之争，因为堕胎问题实在太复杂，牵涉范围太广，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医学、伦理或法律的问题，而已成为人们政治立场的一部分。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堕胎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反对堕胎固然意味着限制妇女的自由，鼓励堕胎又有鼓励随意性行为之嫌。但从现实情况看，美国堕胎率高居西方世界之首，每年有1／4的胎儿被流掉，40％的妇女有过堕胎的经历，堕胎又实在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看来，进退两难间，人们还会继续争执下去。科技的进步固然能平息一部分声音，却又会引发新一轮论战。这纷纷扰扰了几十年的大辩论，真不知何时才能落幕。

地方堕胎许可制是"毒树之果"

2005年04月08日23:31人民网程洁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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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某些省市陆续通过了限制妇女堕胎的地方规章。规章中最令人瞩目的内容包括“怀孕14周以上妇女除非医学需要不得做人流手术”、手术者需要示明身份等要求。无论上述规章的目的是否善意，毫无疑问，规章设立了行政许可法所定义的行政许可制度，并且是以许可法明确禁止的地方规章，甚至于“公告”此类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所设立的。此类行政许可即便师出有名，但是程序上违反许可法，内容上违反立法法，不实施固然会浪费立法资源，实施则会导致漠视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侵害相对人的人身权。从正当程序价值评判，此类许可的设立当难以避免“毒树之果"。几天前，听说这一规定已被删除，这让人们多少感到了一些欣慰。

堕胎许可无利于人口比例

实行堕胎许可制的依据是制止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促使出生人口比例平衡。如果此项理由是成立的，则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确定许可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由各个地方规定，不但不能实现立法目的，反而会鼓励敲诈勒索与不当惩罚。

堕胎许可制无法实现制止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原因如下：

首先，由于堕胎许可是地方性的，妊娠妇女可以采取“游击”的方式选择其堕胎地。甲地为禁忌，乙地为自由。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代，规避地方规章的适用应当不是难事。

其次，规章对符合计划生育与不符合计划生育而怀孕的妇女采取了区别政策，这样会导致对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的歧视而鼓励不符合计划生育的妇女钻法律的漏洞。也就是说，符合计划生育的妇女如果不能证明胎儿符合法定条件，就完全丧失了选择权。而本来就违反政策者，却可以成功选择终止妊娠。

第三，规范的内容模糊而过宽，对不恰当地影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不打算生育者的“计划生育权"。从实践来看，符合计划生育的妇女怀孕，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胎儿的性别原因而选择堕胎。现代“丁克"家庭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族群，而这些家庭很可能因为意外而导致怀孕。他们并无意歧视任何性别，而仅仅是选择了一种特别但为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生活方式。但是，按照这些规章的要求，意外怀孕而计划生育的妇女无论歧视某种性别的胎儿，都被强制性地要求生育。这种结果显然是荒谬甚至是残忍的。

最后，许多方面都注意到另外一些族群的利益：即因为受到性攻击或因其他意外情势而怀孕的妇女的选择权。无论她们是否符合政策，通常都倾向于终止妊娠。但是规章则会限制其选择权。

选择性堕胎与社会理性

有论者认为，胎儿的生命权应当受到考虑。此种主张在道德意义上值得社会反思，但是从我国法律角度看，一向并没有承认过胎儿的生命权。美国等国家之所以对堕胎权争议颇多，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基督教传统，认为胎儿虽然在母体中，却是上帝的造物，不容人为毁灭。基于同样的理由，传统基督教认为自杀也是违法的。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堕胎权逐步取得认可。但是基于妥协，保留了对一定孕期的妇女堕胎权的控制。从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看，许多省市规定如果胎儿有残疾（如湖北省规定严重遗传性疾病与胎儿有严重缺陷等）就可以堕胎，则构成对残疾胎儿的严重歧视。

置言之，如果胎儿被视为拥有生命权，则无论是否残疾，除非影响到母体生命，则应当一视同仁。否则，如果允许对病残胎儿进行终止妊娠选择，为何不允许对女婴或男婴进行终止妊娠选择？后者的根本理据固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前者又何尝不是？！各种社会调查都显示，人们之所以选择妊娠，往往是为了避免女童以及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可能遭遇到的歧视与挫折。既然如此，倘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歧视，那么婴儿即使出生，也可能被父母抛弃。即使勉强生存，也可能要在屈辱或家庭暴力的环境中成长。难道我们不忍心他们未出生即被消灭，却忍心他们出生即遭受损害吗？

堕胎许可可能被滥用

当然，地方堕胎许可制最为危险的作用并不在于法律无法实现其目的，而在于非常容易被滥用与错置。

首先，规范为主管机关设置了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例如，各地的规定通常都包括“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形”为条件的终止妊娠。主管部门既然可以决定“其他情形”，又无效采取公开的方式释明“其他"的范围，当然就为有权机关创造了不言而喻的权力寻租空间。特别是，生育涉及最为私密的个人生活，主管部门完全有理由不公开特别许可的原因。由此造成无法监督的权力滥用。其次，此类规范都设置了广泛的罚款。

罚款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罚款相当于高额堕胎费。第二，罚款相当于行政部门创收。在第一个意义上，堕胎许可变成了对有钱人有利的游戏。在第二层意义上，其内容则再次与《立法法》相冲突。因为《立法法》第8条（6）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规定。即使必要，也只能由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行政法规。罚款既是政府的一种征用，也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范的行为。未经授权，岂能轻易剥夺公民财产？不但如此，规范所设置的罚款额度上下限之间往往相差10倍之多，即使其处罚权成立，也非常容易被滥用。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对堕胎设置了重重关卡，那些想要终止妊娠然而又没有权利通道的人，就只能求助于私下违法行医者。万一出现问题，这些受害者可能还有忍辱吞生，因为一旦被查获，不但庸医要承担责任，堕胎者也要受到处罚———再次遭受屈辱。由此，助长了非法行医者的勒索与敲诈，医疗秩序也连带受损。回想一下早年有关部门滥用计划生育权，为强制堕胎而恐吓威胁、掀房抄家，难道还不足以为戒吗？！

立法不能建立在假设之上

人口性别比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吗？如果不能，政府如何介入妊娠选择？上述问题需要社会调查、科学论证与公众合意产生答案。政府机构想当然地将责任归咎于妇女的终止妊娠决定，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不久前还听闻女大学生因为怀孕而导致自己与男朋友双双被开除，看到孤儿院里弃婴人口不断增加，了解到从事性服务竟然成为贫困地区女性为家庭创造财富的不得已出路。在此种环境下，采取简单手段，压抑女性的生育权，限制她们堕胎，会进一步恶化妇女的生存空间，迫使她们被逐出校园，迫使她们进入边缘社会。因此，在女性资源相对“稀缺"的时代，如果妇女地位都未能提升；则当女性人口因为堕胎政策而增长时，更加无法改变其被贬值的命运。归根结底，男女比例失调究竟有何危害后果？如果一部立法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危害之上，那么这部立法往往会比假设的危害更加有害。

为此，我们认为，在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立法或其他方式授权的情况下，在未经公众充分讨论参与决策的情况下，在未经科学调查与综合论证的情况下，地方的堕胎规章超越了宪法的授权，违背了立法法的精神，不符合行政许可

法的要求，毒树既成，恶果可期。

很多胎儿没有赵蕊蕊这么幸运

2009年08月25日07:19人民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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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广州日报》报道：带着1胜4负排名第5的糟糕战绩，中国女排24日中午从日本东京返回北京。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上，蔡斌率领的中国女排可谓遭遇了组队以来的最大失利，除了不敌巴西女排和俄罗斯女排外，还被荷兰女排以及德国女排这样的欧洲二流球队羞辱，因此今天走出机场的女排姑娘们神情沮丧。

主教练蔡斌透露，为了在下月初开始的亚锦赛上取得好成绩，中国女排将在随后几天进行人员调整，他间接表态，欢迎周苏红和赵蕊蕊等老队员重回国家队。

赵蕊蕊曾是中国女排最优秀的副攻手，身高1.97米，被称为中国女排的“第一高度”。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当年却差一点被堕胎了。

据中新网报道：赵蕊蕊的父亲赵怀富当年在江苏队打排球，是袁伟民的队友。1981年，赵妈妈怀了第二个孩子，当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抓得很紧，为此赵怀富不得不写了生二胎的申请书，递交到南京体育学院所在区的计生办，对方说做不了主，你找上级吧。申请书又交到了镇计生办，对方建议把孩子堕胎，赵怀富一听就火了：“这可是两条人命，出了事谁负责？手术单你们谁敢签字？反正我是不签！”1981年7月，南京体育学院召集院计生办、学院工会、人事部、院团委和赵怀富一家再次开会，会议的惟一议题就是“老赵家能否生第二胎”。看到赵妈妈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坐在旁边，与会各方于心不忍。会议最后形成决议：允许生第二胎，但孩子不享受幼儿保健费，医院费用由赵家自己承担。如今赵怀富再拿出那张陈旧的账单，乐呵呵地说：“16块3毛2，蕊蕊当初就值这么多。”

后来，南京体育学院的领导总爱与赵蕊蕊的父亲赵怀富打趣：“如果当年组织没有批准蕊蕊出生，今天中国女排就少了一位‘网上长城’啊！”赵怀富也幽了一默：“如果领导让我一直生下去，现在我家就可以组织一个国家队了！”

赵蕊蕊是幸运的，她没有被堕胎；但许多胎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下面的新闻摘自媒体的公开报道（在计生工作中，“补救措施”其实就是“堕胎”或“引产”）：

2009年8月7日仙居新闻网报道：1至6月份，全县共出生2232人，计划生育率86.69%；落实长效节育措施2626例，落实补救措施1073例；社会扶养费征收率75.34%、符合率71.42%。

2009年7月15日宁海新闻网报道：一旦发现政策外怀孕，千方百计采取补救措施，坚持做到发现一例、解决一例，不拖延、不失管，让群众始终绷紧“计划生育”弦。据悉，到目前已有4例不符合政策怀孕对象到县计划生育指导站施行引产手术。

2009年3月6日人民网安徽频道刊登了一篇题为《凤台县荣获“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称号》的报道：在“村为主”机制的建立上，着重抓好孕检质量和孕情跟踪责任制的落实，采取措施确保孕检参检率和检出率，对检出的计划外怀孕妇女坚决采取补救措施。落实孕情跟踪责任制，对非正常的孕情流失，严肃追究跟踪责任人的责任。2008年落实补救措施1150 例，对340个跟踪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促进了计划生育经常工作的落实。

2008年8月15日四川在线报道：越西县开展计生“三查”服务，今年以来，全县对46803人育龄妇女开展了“三查”，安环1012例，查出计划外怀孕妇女159人，全部采取了补救措施……

我在看这些计生新闻时，有时在想：在这些新闻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个未来的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运动员……就这样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有人说：“胎儿还没有出生，你怎么知道如果让胎儿出生，他（她）将来会成为人才还是犯罪分子？”不错，胎儿出生之后，有可能会成为人才，也有可能会成为犯罪分子。然而，法律上有一个原则是“疑罪从无”，既然你不能确定胎儿将来一定会成为犯罪分子，那么就应把胎儿看作是无罪的人。我们不是上帝，无法预知将要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我们对这个世界仍然了解太少，有什么资格去代替别人来计划一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呢？一个家庭究竟应该有多少个孩子，只有这个家庭才最有发言权。

“黑B超”泛滥亟待加大刑罚惩处力度2010年10月26日23:30正义网-检察日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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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浙江省三门县法院对在当地引起广泛关注的“B超堕胎一条龙”案作出一审宣判，以非法行医罪分别判处张标、刘凡侠、刘超、马文芹、靳好妞二年零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8万元至5000元;以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判处李秋娥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农民夫妇开起地下诊所

今年42岁的张标是安徽省颍上县人，2000年，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带着妻子刘凡侠来到浙江宁波鄞州区打工，夫妻俩先后在服装厂、超市做过临时工。打工中，张标夫妇发现当地地下B超鉴定婴儿性别很有市场，尤其是想生男孩的外来打工人员。2003年春节一过，凭着妻子在老家卫生院里干过几年杂活，张标开始与妻子商量在宁波开家地下诊所，专门从事接生和用B超机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等非法行医业务。于是，夫妻俩花4000元钱买了一台旧B超机，并印制了“刘医生诊所”的名片在打工人员聚集地发放，果然十分红火。

就在张标夫妇暗自庆幸时，2005年，刘凡侠因非法接生导致婴儿死亡和产妇子宫被切除，被人举报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不久，“刘医生诊所”被取缔。同年9月2日，刘凡侠因犯非法行医罪被宁波市江东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张标夫妇只得暂停非法行医活动。

招兵买马，“生意”越做越大

不过一年的刑期似乎对张标夫妇没什么惩戒效果。刘凡侠刑满释放后，夫妇俩又开始重操旧业。不仅如此，刘凡侠还从老家将自己的两个侄儿刘超、刘斌和侄媳妇马文芹、罗娜找来一起干。为了吸取上次被查的教训，张标等人更加小心谨慎，将服务对象定位于宁波周边的孕妇，特别是台州市的三门、临海、天台一带。

为了将生意做得更大，2008年11月，张标夫妇以每月5000元的高薪，聘请43岁的湖北省监利县妇产科医生李秋娥做堕胎、取环等妇科手术。张标还到宁波北仑区专门租了一套房子，准备好产床、手术器械和堕胎所需的药物等。李秋娥正式“上班”后，照完B超的孕妇可以直接由她进行引产，开展“一条龙”服务。

为了“规范经营”和逃避查处，张标等人又先后购买了金杯面包车、瑞风商务车等，用于接送三门等地的孕妇和流动“诊断”，每周一三五在宁波北仑，二四六日在宁波鄞州。由刘超、刘斌分别驾驶流动B超车和孕妇接送车，而马文芹、罗娜则负责与孕妇接头并望风，刘凡侠做B超检查，李秋娥负责堕胎，分工明确，经营“井井有条”。

今年春节，张标夫妇又通过朋友联系到未取得任何医生执业资格的河南籍农妇靳好妞，开展抽羊水、验血等新型检测胎儿性别项目。流掉的胎儿竟是个男孩

碰到张标等人的“一条龙”服务，对贵州籍在奉化打工的小张夫妇来说，至今仍是挥之不去的一段梦魇。小张已有两个女儿，可他和妻子还想要个儿子。今年初，妻子又怀孕了，小张听老乡说，有个“刘医师”能鉴定胎儿性别，遂打电话约“刘医师”见面。

小张带着妻子赶来宁波，接头人将小张夫妇带到北仑区一个偏僻处。那里停着一辆面包车，旁边还有七八名孕妇正一个个进车接受检查。车内有床、B超机以及其他检查设备，但卫生条件很差，连最起码的消毒设施都没有。一个多小时后，小张的妻子检查完了，“刘医师”告诉她，她怀的是女孩。小张夫妇遂花了800元钱从“刘医师”那里买了12粒药，回到家后，小张的妻子服药流产，但他们到正规医院一检查却发现，被流掉的胎儿竟是个男孩。于是，小张打电话给“刘医师”，此时对方手机已经关机。

经查明，从2008年至今年6月，张标等人的“B超堕胎一条龙”共为数百名孕妇进行取环、鉴定胎儿性别、流产等手术，在接受询问的97名孕妇中就有30余人因为检测结果是女胎而将胎儿流产。与此同时，这几年张标等人却靠着这样的违法勾当鼓了腰包。据了解，在宁波市北仑区，张标开宝马住别墅，还办了一家运输公司，在北仑做起集装箱运输生意。

整出个“性别比重点整治县”而案发

近年来，三门县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男多女少，2010年被列为浙江省性别比重点整治县。这引起三门县计生局的注意，该局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该县有不少孕妇特爱往宁波跑。

工作人员后来得知了其中的奥秘:宁波有个地下B超点，可以给胎儿做性别鉴定、还给孕妇提供引产等“一条龙”服务，这个B超点已经成为造成三门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主力”。不久，三门县警方成立办案组介入调查。今年6月，张标等人一一落网。除刘斌、罗娜夫妇另案处理外，张标、刘凡侠、刘超、马文芹、靳好妞、李秋娥均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