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翻译——论翻译中的性别视角及其在国内的现状

性别与翻译——论性别与翻译的结合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

发布时间：2010-03-19 浏览次数：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性别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及翻译批评的结合在西方的发展状况，然后通过梳理国内发表、出版的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章和书籍，讨论了性别与翻译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作者认为，国内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还主要处在梳理和介绍阶段，中国译论研究者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情境中，进一步发展、丰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研究还不多。而在中国的翻译实践中，作者认为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体现了其性别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性别视角，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评论，女译者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from th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 actice, theory and critic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joint study of gender and translation in China by combing all the papers and books on translation from a gendered perspective published in China. The author finds that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a gendered perspective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introducing western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only a few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to apply the theory to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The author also finds that the Chinese female translators with gender consciousness have shown their gender awareness in their translation.

Keywords: feminist translation, gendered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critics, female translators

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正是这次转向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发展的一个日益突出的方向。这里的“性别”指的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社会性别则由后天社会、文化因素塑造而成。本文将首先介绍性别与翻译在西方的结合与发展，重点讨论性别与翻译结合在中国内地[①]的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

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起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开始，性别概念一直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性别的建构性而非本质性让西方女性认识到：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及较男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是其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后天教育、培养造成的。社会性别概念还让西方女性进一步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塑造、操纵女性的社会工具，要改变女性被歧视的状况就要从语言入手，改革语言，甚至重构女性语言。而翻译，从操作层面上看是一种语言的转换，并且和女性一样被置于次等地位，因此女性主义者把性别与翻译结合起来（Flotow，2004：5-12）。按照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 on Flotow）的划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三个方面。

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女性主义译者翻译女性主义先锋小说、政治上不正确[②]的作品和被遗忘的女性作家作品上，并通过女性主义译者的元文本，如前言、注脚等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翻译女性主义先锋小说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如弗洛图、戈达尔德·芭芭拉（Godard Barbara）、苏姗妮·吉尔·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苏姗妮·德·罗特宾尼尔·哈伍德（Suz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等，体现出一种忠实于译者和原作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项目”的忠实观（Simon，1996：2）。她们与原作者一起合作，将原作中采取的激进的写作策略，如挑战语言的语法性别、

进行身体写作和发挥语言符号意义的流动性和多元性等，重新在翻译中创造出来使翻译“扩张并发展原作的女性主义意图”（Simon，1996：16），使翻译同原作一起“削弱、推翻甚至摧毁”[③]（Flotow，2004：14）控制女性思维和写作的传统父权语言，并“开发新的领地，为女性发展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Flotow，2004：15）。这种翻译实践的例子在加拿大有很多，如女性主义译者哈伍德同女性主义作者尼科尔·布罗萨德（Nicole Brossard）合作翻译的多部作品，如Picture Theory 和Sous la langue等，布罗萨德与达芙妮·马烈特(Daphne Marlatt)互译的Mecanique jongleuse suivi de masculine grammaticale 和Touch to My Tongue等等（Hobrook，1997：232-3）。其次，当这些女性主义译者遇到政治上不正确的文本时，便采取干涉的翻译策略，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向原文质疑，“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改正偏离女性主义的文本（Flotow，2004：24）。例如，莱文在翻译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充满操纵、压迫的男权思想的作品时，就对原文进行了改动，削弱了文中的父权思想。再次，女性主义译者还试图挖掘在父权社会中被遗忘的女作者的作品，通过翻译让早期女作者的信息、经历及她们具有创造力的作品为人们所知。由于考虑到读者缺乏阅读早期女性作品的经历，女性主义译者便在翻译时对原作进行调整，使文本中的女主角和女性主义思想更易于被当代读者接受。此外，受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性主义译者除在翻译文本内进行创造外，还在译文中利用元文本，如译者签名、前言、注脚等，直接表明自己的女性主义政治立场，彰显其政治意图。哈伍德就指出“当译者是女性主义者时，译者的签名就带有了政治意味”（1991：153），译者的注脚和前言更让译者“用她自己的声音告诉读者该（女性）作者的信息和她自己对原文及翻译策略的评价，她还对原文大加赞扬，建议进一步（对女性主义作品）的阅读”（Ibid，157）。

伴随着大量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也涉及到理论探讨方面，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判断和批判将女性和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学最底层的观点（Simon，1996：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可分为以下主题：翻译研究中的性别，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观和道德观，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和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和显形（即翻译是重写）。

首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研究普遍存在性别化的现象。在“翻译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罗莉·张伯伦（Loi Chamberlain）（1992:314-27）全面考察了历史上翻译的性别隐喻（如“不忠的美人”等），女性在这些隐喻中受到的暴力对待以及二十世纪描述翻译理论的性别语言（如乔治·斯坦纳在描述翻译四步骤中使用的：“initial trust”，“penetrating and capturing”，“rapture”等）三个方面，解释了翻译关系是如何在性别的典型形象和性别的权力关系中被描述的。她呼吁应建立解构了性别与文本等级中权力关系的翻译隐喻，以使我们从对待翻译的消极态度中解放出来。谢丽·赛蒙（Sherry Simon）（1996：9-12），欧安娜·安东（Oana And one）（2002：130-45），布丽塔·伊莎贝尔·奥伊丁（Brita Isabel Oeding）等都探讨过翻译的性别隐喻及翻译与女性同属的次等地位。弗洛图（2004：43-5）则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仅指出了翻译中的性别隐喻，而且对这些隐喻进行了改写和推翻，例如号召女性主义译者“妇占”原文，推翻原文使女性的身份在翻译中显形等。

第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的忠实观和道德观进行了重塑。赛蒙（1996：2）认为，在女性主义翻译中女性译者更加重视的是语言的行动功能，而非表现功能，因此女性主义翻译忠实的不再是原文的文本，而是女性主义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项目；女性主义翻译追求的不是对等，而是语言行动力在另一语言和文化中的传达；女性主义译者对意义的解释拥有权威，对意义负责。而女性主义翻译的道德在赛蒙（1996：35-38）看来与翻译的特定条件相关，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从某些女性主义译者如哈伍德等对道德的描述中得到答案。哈伍德（1991：120-5，166-8）则认为女性主义的忠实观和道德观一样都是流动的概念，要视翻译的情景（context）[④]而言，不能一概而论。她认为女性主义译者应在特定情景中决定是忠实于自己的女性主义政治目的，还是因为背景中的因素而妥协。哈伍德还指出女性主义译者应在翻译之前向原文作者，出版商，赞助人等告知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将采用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认为这是女性主义译者应该遵守的道德。她还认为在女性主义翻译项目中，翻译的道德是“以女人的经历为起点”、“认识女人的道德力量（moral agency）”及“女性主义道德就是积极参加激进的社会改革”[⑤]（Harwood，1991：166-8）。

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部分，因为女性主义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翻译的主体——女性——被看到、被听到，让女性不再隐形（Flotow，2004：35-4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女性通过翻译找回自己的词语及声音，书写女性的身体并描述女性经验。该理论认为翻译具有转变的力量，并为女性从父权语言的阴影中走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空间，因此所有女性，特别是女性译者不应“被消声”而应在翻译中留下足迹（Wheeler，2003：425）。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而彰显：译者的元文本和译者伴随翻译作品发表的评论和论文（Flotow，2004：36-41）。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元文本，让人们注意到她们个人的历史和政治立场，她们明确表示个人经历对她们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造成了直接影响。女性主义译者还充当“教育者”，伴随翻译作品发表了各种评论和论文，更加突出了她们对意义的创造与解释的权威，突出了译者的翻译过程和策略，强调了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差异性，强调了女性主义翻译的非透明性。另外，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对原作的发展、调整和改动也充分体现了其主体性。总之，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女性主义翻译

的主体和女性主义话语的主体享有同样地位，她们都积极参与意义的创造，译者也是意义创造的主体。

在女性主义翻译中，与译者主体性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就是：翻译是创造、是重写；翻译是显形而非隐形；女性主义翻译的重写再次创造了差异。传统的翻译观建立在原作/复制，作者/译者等二元对立基础上，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吸收了解构主义思想，拆解了二元论，认为原作与翻译、作者与译者等概念并非对立，而是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Simon，1996：12），翻译和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都是“意义的流动创造”（Ibid）。因此，翻译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被认为是生产（production）而非再生产（Godard，1990：87-96），是为体现女性而在女性文本中的重写，是和女性主义写作一样的背叛、交换、解释、发明、转换和创造（Feminist Poetics，1998：43-54）。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有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巴别塔和潘多拉神话的重新阐释，通过对神话的重新阐释，女性的多种声音和差异性得到了肯定。从哲学和神话的层次上强调了翻译差异的重要性。

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最后还体现在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方面。有性别意识的批评者通过研究大量译文，发现了女性主义作品在翻译中发生的变形。例如，通过研究波芙娃《第二性》的英译本，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家发现《第二性》的译者按自己的兴趣对原文进行了剪裁，使波芙娃在译文中被扭曲；又如，通过对比莎孚（Sappho）和路易斯（Louise）的作品在女性主义运动前、后的翻译，她们发现女性主义运动前的翻译受性别典型形象影响较大，而运动后的翻译则能尽量避免性别的典型形象，有力地证明了女性主义运动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另外，女性主义批评者还通过发现原有翻译作品中对女性的歧视，促成原作的重译，其中《圣经》的重译就是一例。最后，女性主义翻译批评者还挖掘和评介被遗忘的女译者，介绍女性如何通过翻译反抗父权社会，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如赛蒙（1996）在《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中发掘了历史上的女译者，如玛格丽特·泰勒、阿芙拉·本、海伦·劳伊-波特等，并研究了她们对所处时代文化的推动以及对自身性别身份的重塑。在性别视角下进行的翻译批评成果较多，许多研究者如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1995：153-75）, 里尔萨·安·史密斯（Theresa Ann Smith）（2003：116），托里·莫伊（Tori Moi）（2002：1005-1035），爱德华多·克里萨法利（Edoardo Crisafalli）（2001：11-38），弗洛图（1995：31-46）等，都从性别视角对译作进行了翻译批评，挖掘出从性别视角之外其他视角所观察不到的现象。

总之，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性别与翻译研究在西方全面结合起来，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成果。

二、性别与翻译的结合在中国

（一）、国内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现状

截至2005年7月，笔者收集到国内发表的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文章29篇，书籍一本。总体而言，和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相比，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在中国呈现以下特点。

1、国内性别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步较晚。直至1999年，国内才有学者注意到译者性别也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穆雷，1999:36-38）。2000年才有学者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廖七一，2000：302 ）。到2002年，我国的翻译研究者才真正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这一年，全国的期刊和论文集上一共出现了七篇论及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文章。到2004年，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达到一个小高潮，发表了12篇论及此方面的论文，其中《中国翻译》杂志在2004年第四期上专门刊登了一组四篇文章，从不同方面对女性主义翻译进行了集中探讨。至2005年国内才有专门论及女性主义翻译的书籍问世（费小平，2005）。尽管国内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其增长速度较快（见图表1），这表明在中国性别和翻译研究的结合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图表1

2、由于中国没有发生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运动，因此中国的译者和译论研究者并没有像接受了女性主义思想、并投身女性主义运动的西方译者和译论研究者一样，自觉地将性别同翻译实践与研究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译界对翻译性别视角的讨论主要从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成果入手。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

评介和梳理阶段，研究不够深入广泛[⑥]。在29篇已发表的论文中，19篇为介绍、梳理型文章，6篇为介绍兼运用型文章，4篇为女译者访谈和女译者梳理。这三种类型的文章占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论文的比例在图表2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介绍、梳理型文章占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论文绝大部分，介绍兼运用型文章所占比例刚过五分之一，女译者访谈和梳理所占比例最小。而唯一一本将女性主义翻译单独列为一章进行探讨的著作《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费小平，2005）也是理论梳理居多，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运用比例不大，稍后笔者将更详细地进行评述。

图表2

（二）、性别视角对国内翻译的影响

通过梳理国内发表、出版的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书籍，笔者发现性别视角对中国翻译的影响也可按照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批评三方面考虑。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性别视角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影响最大，翻译批评其次，翻译实践再次。

首先，性别视角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和梳理上，也有少数文章通过研究中英翻译实践和中国译论，发展、丰富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在介绍、梳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章中，有些文章从总体上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了介绍。如葛校琴（2001：35-8）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的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及其贡献。廖七一（2002：106-9）介绍了女性主义和翻译结合的基础，翻译的性别化现象，并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观。陈琳（2003：68-71）梳理了加拿大的赛蒙和弗洛图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成果。耿强（2004：8-14）也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理论背景，理论主张、两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范式和对女性主义翻译的责难、启示和反思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还有些研究者总结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兰彩玉，2005：102-105），整理了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发展和现状（刘亚儒，2005：11-16）。有的文章则侧重介绍女性主义翻译的某些方面。例如，张景华（2004：20-25）从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语言本质、翻译伦理三方面着重探讨了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并介绍了对女性主义译论的批评。徐来（2004：16-19）从理论目标，研究起点，理论策略和实践手段四方面讨论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突出了女性主义译论在译者主体性方面的独特发现和充分利用。冯文坤（2005：106-10）也讨论了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但他是从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谱系、女性构成性、女性阅读策略等方面展开讨论的。对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的还有耿强（2004：89-93）的“性别译者：主体性与身份建构”。费小平于2005年出版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一书专列一章，对性别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从翻译中的性别政治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作者首先对性别问题的发展和翻译中的性别问题的发展做了大致的梳理，然后详细考察了“性别差异”、“身体翻译”和“女性译家与她们的男性作者之间的翻译关系”。另外，还有研究者评介了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哈伍德的《双语人》（刘亚儒[⑦]，2001：69-75），介绍和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的政治性（刘勇，2002：75-77）、双性同体的作者-译者模式（耿强，2004：100-4）（周亚莉，2005：188-9）及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观（耿强，2005：57-61）。此外，在梳理和介绍女性主义翻译的同时，有的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翻译提出了批评，如闫建华、刘建刚（2002：595-597）就认为女性主义翻译中女译者对原文的改写是对原文的不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男性译者的批评是建立在个别字词之上，并认为女性主义翻译文本可读性不高。贺显斌（2003：40-42）在讨论和解构翻译中的性别话语之后，提出了与女性主义翻译观相左的观点，即认为语言只反映现实，通过翻译消除歧视的力量有限，要消除歧视需要翻译之外的更多努力。辜莹莹（2004）也介绍了西方对女性主义翻译的批评。以上这些评介性文章可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直接冲击，是西方性别与翻译理论研究的结合在中国的移植。

中国译论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分析中国译论中的性别隐喻和探讨译者的性别身份上。如蒋骁华（2004：10-15）就用中国译论中翻译的“媒婆”形象这一性别隐语来说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相关观点。刘军平（2004：3-9）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一文中，详细地梳理了中国译论中的性别隐喻，并探讨了以美女、爱情做托喻、抒发政治情怀的中国古诗翻译，提出在翻译这类诗的时候译者应做到性别角色的互换，并进而提出译者在翻译时应做到雌雄同体。作者还分析了冰心对泰戈尔诗作的翻译，认为冰心的翻译达到了雌雄同体的境界。此外，陈琳（2004：97-100）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译论中的性别隐喻。她认为中国译论中翻译地位的性别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翻译被贬低为社会性别角色中屈居次要和被轻视位置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又被极力褒扬为醒时济世的匹夫形象。她认为翻译的女性角色非主流特征，而主流的翻译的“匹夫”角色虽提高了翻译在中国的地位，但具有强烈的父权特征；她认为中国翻译的父权特征还表现在对原文父权权威的极力崇拜上。

其次，性别视角也对中国的翻译批评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批评不多且大都散落在介绍兼运用型的文章中，但它们还是有力地证明了性别视角对翻译批评的独特启发性。王晓元（2002：618-30）在“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一文中对《傲慢与偏见》的12个汉译本进行了比较，发现了译文中隐含的“男性中心意识”。虽然在笔者看来，王晓元的译本比较和所得结论有些牵强，但仍是在中国情境下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批评的难能可贵的尝试。孟翔珍（2002：31-5）则更进一步对中西女性翻译观进行了比较，并对比杨苡与方平的《呼啸山庄》汉译得出结论：中国译界“忠实”“通达”是主流，但女译者作品表现出了与男作家不同但又不明显、无意识的“性别差异”特点。蒋骁华（2004：12）则在其文章中用女性主义翻译观分析了由美国女诗人卡罗琳·凯泽（Carolyn Kizer）翻译的《子夜歌》，发现译者在翻译中对原作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操纵。此外，“闽籍女性翻译家群体”（张筠艇，2004：113-119）一文介绍了十九世纪以来的闽籍女翻译家，包括她们的生平、翻译作品以及翻译理论，并总结她们的相似点，颇有些挖掘被遗忘的女译者、建立女译者系谱的味道。而费小平也在他的专著里进行了一些女性主义的翻译批评，如分析了女译者扬苡所译的《呼啸山庄》再版时的译者序，发现扬苡受到父权的束缚（125-6）。他还挖掘了长期被压抑、遗忘的中、西方女性翻译家，如玛格丽特·泰勒、阿芙拉·本、孙维世、章含之等。谢天振认为对于这些女翻译家的梳理在国内还属首次，对于丰富国内女性主义话语，改变翻译史上女性沉默和处于边缘的传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费小平，2005：15）。但笔者认为,首先作者在书中谈到的大部分西方女译者都已在国外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被挖掘、讨论过[⑧]。而且作者建立的新中国政坛女译者的知识系谱与西方女性主义者建立的女性译者系谱有本质的不同。这是因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家在对以往女性译者进行挖掘的时候，挖掘的是在父权社会中被遗忘的早期女译者，以便让这些挑战父权对其自身性别定义的女性重新让人们听到、看到，并起到推动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目的，而作者整理的曾在和正在新中国政坛上活跃的女译者，比起中国五四时期的女译者和新中国解放后进行笔译工作的许多女译者而言，已经算不上“被遗忘”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虽建立了一段女性知识系谱，表面上是为中国女性主义话语整理了一手材料，但实际上作者建立该系谱的视角却并不是女性主义视角而是带有父权家长性质的视角。这是因为作者对新中国政坛上的女译者的挖掘并没有突出她们作为女性如何表现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而是着力表扬这些女性如何成功地完成翻译任务，为国家服务，这从某种程度上将国家置于了女性的主体地位之上，是传统父权思想的表现。此外，卢玉玲（2004：82-94）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入手，对引入西方文化的“第三世界”女性文学的译本进行了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译文本内存在东方主义的错误表述，认为西方对中国女性的认识也因对中国女性文本的译介寥寥无几而存在僵化和东方主义的现象。

最后，性别视角与翻译实践的结合在国内最不明显，但通过以上对国内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总结可以看出，中国的翻译实践中确实存在受性别影响的现象。这一点在对女性译者的访谈中也能够体现出来。在“心弦——女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访谈录”(穆雷，1999：36-38)中，金圣华指出男女译者在工作能力上没有明显差别，但与男性译者拥有同样能力的女译者较难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地位。在同穆雷的访谈中（穆雷、孔慧怡，2002：108-11），孔慧怡指出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女性从事翻译活动在中国几乎没有系统记载，而现在中国内地翻译界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也比国外和港台更为严重。她说作为女译者，她更偏向于选择女作者的作品进行翻译，因为她和女性作者有着共同的女性经验，所以翻译女性作者的作品能更加投入。可以看出，孔慧怡在翻译的选材方面的确受到了性别的影响。但从这篇访谈也可看出，尽管孔慧怡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了解较多，但她在翻译女作家作品时，并没有像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那样，在翻译时与所翻译的女作者进行充分合作。另外，“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穆雷，2003：41-44）一文也反映出朱虹的翻译实践受到了性别的影响。朱虹指出她翻译选材的标准是作者是女性、作品写女人。她还特别选择一些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如陆星儿“女人的‘一样’和‘不一样’”等。她在翻译的时候更能体会和把握女作者的感受，从而抓住并传递原文的基调。她也指出自己在翻译时没有使用颠覆性的语言。从这三篇访谈和中国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成果来看，在中国女性从事翻译活动还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状态，中国尚不存在西方定义上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但是可以肯定中国的某些女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还是受到了性别意识的影响。

三、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性别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与发展在国际译坛上所占的地位日渐突出。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在中国也已经逐步开展起来，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都带来了影响。而且，对女性主义有所了解的女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也体现出其性别意识。但我们仍需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译论中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主要还处在介绍、梳理阶段，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探讨中国的译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还很少。有许多问题如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一批女译者的整体情况如何？中国女译者同男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如何？中国的身体写作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时出现了哪些问题？西方的身体写作被译为中文时又出现了哪些问题？中国有性别意识的女译者的翻译有何特点等等,都有待中国的译学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蒙导师穆雷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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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文献收集的困难，本文所探讨的性别与翻译的结合在中国的发展仅指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②] “政治上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根据孙康宣《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06页的分析，指多元文化的基本原则，旨在维护不同性别、种族阶层之间的平等。凡奉行该平等信念的人就是具有“政治上正确”的人。而“政治上不正确”即指不奉行性别、种族平等信念。

[③] 本文中引用的所有英语资料均由笔者翻译。

[④]她指出该背景应包括翻译的原文，原文作者，出版商，赞助人，发表刊物等。

[⑤]这三点被弗洛图（1995/1996）认为是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的新道德。

[⑥] 引介西方已有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刚刚起步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来说也非常重要，但更具学术价值的还是在中国的情境中发展和丰富女性主义翻译。

[⑦]刘亚儒还有一篇“翻译与女性——读加拿大著名女权主义翻译者苏珊妮的《双语人》”发表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上，但是他的两篇文章“语言的‘重新性化——谈女权主义的翻译观’”和“翻译与女性——读加拿大著名女权主义翻译者苏珊妮的《双语人》”内容基本相同，只换了题目，属一稿多投现象，违反了学术规范。因此，本文将不对他的文章做进一步评述。

[⑧]如赛蒙（1996）就已将作者在书中梳理的玛格丽特·摩尔·洛泊、玛丽·西德尼、阿芙拉·本、玛格丽特·泰勒，等等，较为详细地作为个案分析梳理、整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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