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汉服”一词的记载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墓遣册》：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1] 。又见《汉书》：“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2] 这里的“汉”是指汉朝的服装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3]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4] ，源自黄帝制冕服[5] 。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儒家神道设教的一部分。“乗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儒家治国思想的要义[6] 。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7] ，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8] ，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9-10] 。汉服还通过儒家和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3服饰结构编辑主词条：右衽、宽袍大袖

基本结构

汉服采用幅宽二尺二寸（50cm左右）的布帛剪裁而成[34] ，且分为领、襟、衽、衿、裾、袖、袂、带、韨等十部分[35] 。取两幅相等长度的布，分别对折，作为前襟后裾，缝合后背中缝。前襟无衽即为直领对襟衣。若再取一幅布，裁为两幅衽，缝在左右两襟上，则为斜领右衽衣。前襟后裾的中缝称为裻[36] ，即督脉、任脉，衽在任脉右侧，故称右衽。裾的长度分为腰中，膝上，足上。根据裾的长短，汉服有三种长度∶襦[37] 、裋[38] 、深衣[39] 。袖子与襟裾的接缝称为袼[40] ，袖口称为祛[41] 。一套完整的汉服通常有三层：小衣（内衣）、中衣、大衣。

交领右衽

衽形

汉服中左侧的衣襟与右侧的衣襟交叉于胸前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了领口的交叉，所以形象地叫做“交领”；交领的两直线像交于衣中线左右代表传统文化的对称学，显出独特的中正气韵，代表做人要不偏不倚，如果说汉服表现天人合一的话，交领即代表天圆地方中的地，地即人道，即方与正。而袖子，则是圆袂，即代表天圆地方中的天圆。这种灭圆地方学在汉服上的表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体现。

汉服的领型最典型的是“交领右衽”，就是衣领直接与衣襟相连，衣襟在胸前相交叉，左侧的衣襟压住右侧的衣襟，在外观上表现为“y”字形，形成整体服装向右倾斜的效果。衽，本义衣襟。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称右衽，反之称左衽。这就是汉服在历代变革款式上一直保持不变的“交领右衽”传统，也和和中国历来的“以右为尊”的思想密不可分，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

另外一种作为“交领”补充的是“直领”和“盘领”。直领就是领子从胸前直接平行垂直下来，而不在胸前交叉，有的在胸部有系带，有的则直接敞开而没有系带。这种直领的衣服，一般穿在交领汉服外面，像罩衫、半臂、褙子等日常外衣款式中经常运用。盘领是男装中比较多见的一个款式，领型为盘子状的圆形，也是右衽的，在右侧肩部有系带，在汉唐官服中采用，日常服中也有盘领款式[10] 。

褒衣广袖

汉服自古礼服褒衣博带、常服短衣宽袖。与同时期西方的服装对比，汉服在人性方面具有不可争辩的优异性。当西方人用胸甲和裙撑束缚女性身体发展时，宽大的汉服已经实现了放任

身体随意舒展的特性。

汉服的袖子又称“袂”，其造型在整个世界民族服装史中都是比较独特的。袖子，其实都是圆袂，代表天圆地方中的天圆。袖宽且长是汉服中礼服袖型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并非所有的汉服都是这样。汉服的礼服一般是宽袖，显示出雍容大度、典雅、庄重、飘逸灵动的风采。一直以来，汉服袖子的标准样式就是圆袂收祛，先秦到汉朝所反映的实物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一直以来，除了唐以后在常服中有敞口的小袖外，汉服袖的主流依然是圆袂收祛。“袖宽且长”是汉服礼服袖型的主要特点，但不是唯一的款式特点，汉服的小袖、短袖也比较多见。主要有这几种用法：参与日常体力劳动的庶民服装、军士将领的戎服、取其紧袖保暖的冬季服装等。有时候历史上各朝代的经济文化和审美关注不同，在袖型上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汉唐时期贵族礼服多用宽广大袖，宋明时期的常服褙子多用小袖[10] 。

系带隐扣

汉服中的隐扣，其实包括有扣和无扣两种情况。一般情况

汉服骑马

下，汉服是不用扣子的，即使有用扣子的，也是把扣子隐藏起来，而不显露在外面。一般就是用带子打个结来系住衣服。同时，在腰间还有大带和长带。所有的带子都是用制作衣服时的布料做成。一件衣服的带子有两对，实用性的，左侧腋下的一根带子与右衣襟的带子是一对打结相系，右侧腋下的带子与左衣襟的的带子是一对相系，将两对带子分别打结系住完成穿衣过程。

另外一种是腰间的大带和长带子，它不仅有实用性，而且有装饰性，另外还有象征性意义，象征着权力。汉服的大带与和服相比，和服的更宽。[10] 4纹饰配件编辑汉服包括衣裳、首服、发式、面饰、鞋履、配饰等共同组合的整体衣冠系统，浓缩了华夏文化的纺织、蜡染、夹缬、锦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锦绣中华、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

纹章布料

布料

汉服布料自黄帝以来主要有苎麻和蚕丝两种[42] ，总称为布帛[43] ，分别由典枲、典丝执掌[44] ，另设掌葛征收做葛布的苎麻。葛布又称为夏布，是丧服、祭服以及深衣的布料[45-46] 。夏布中的细密者称为紵丝。夏季服葛麻纱罗、冬季以丝绵充絮，[47] 故称为冬绵夏葛、夏纱冬绉。至东汉时，海南云南开始兴起棉花的纺纱织布[48] 。布帛根据纺织工艺、经纬组织可细分为锦、绫、罗、绢、纱、绨、绡、绉、绸、缎等等。秦汉时期，除齐纨、鲁缟享有盛名外，尚有吴绫、越罗、楚绢、蜀锦等名品。后来北宋朝廷在东京设“绫锦院”网罗了很多蜀锦织工为贵族制作礼服，从而形成宋锦。明代建都南京，又形成了云锦。织金、锦、罗、绫是最昂贵的织物[49] ，冕服用青罗衣、赤罗裳、赤罗蔽膝制成。圆领袍官服则皆用绫。官服胸背就是用云锦中最精美的妆花缎制作。

周礼就规定有染人从事印染，并设置了专门管理植物染料的官员负责“掌染草”，以供浸染衣物之用。汉服传统印染分为矿物染和草木染。矿物染原料包括朱砂、石黄、空青、石青、胡粉、蜃灰、炭黑。传统草木染材料包括：靛蓝、红花、乌梅、芦木、苏木、黄檗、青矾、苋蓝、槐花、棓子、杨梅皮、蓝牙叶、莲子壳、绿豆粉等等[50] 。

夹缬、蜡缬和绞缬是汉服印染中独特的印花工艺[51] 。隋炀帝曾命令工匠印制五彩夹缬花罗裙，用来赏赐宫女及百官的妻母[52] 。灰缬是唐代以降的蜡染替代品。蓝草染成的灰缬布料叫做蓝印花布，古时称为药斑布。周礼还设立了“典妇功”、“缝人”等职负责刺绣。《周礼·画缋》中说：“五采备，谓之绣。”按不同地区的传统习惯，形成了不同风格特点的绣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和广东的粤绣，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53] 。

纹章

主词条：十二纹章

汉服的纹章及其丰富，周礼“以纹为贵”代表了汉文化的信仰和习俗[54] 。汉服中的纹章与汉人意识、认识中的天形地象、阴阳八卦、无形无色、吉祥图案等各类文化符号紧密像通用。

黄帝的黻衣是最早的带有纹章的上衣，黻即指两色相背的纹章

冕服

。《诗经》云：“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虞皇的“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纹章中，日、月、星辰昭明，象发生万物、养成万物。山龙兴云雨、能适应沾物济众以配天。火明而炎上，强调明理崇礼精神。又如虎，严猛；蜼，智慧，象神武定乱。粉米粒民。黼象割断能决。韍象背拂於非义，或君臣可否相济[55] 。

《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官服章纹，有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地黄交枝等名目[56] 。明朝文武官公服有用以标明品级的补子，补子以动物为主，如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氵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57] 。民服上则有以动物源性单独构成图案的，并且与官服图案中的动物有所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十二生肖。另外，汉服的图纹常选用八卦图。

汉服的纹饰上喜欢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图纹。如“六合同春”、“五谷丰登”、“锦上添花”等图案。同时，依据不同的场合，也会选择不同的纹饰。如新婚婚服和恋人互赠的辛无伤往往采用鸳鸯为主的图样，如“鸳鸯同心”、“鸳鸯戏水”等；寿诞则往往采用“松鹤长寿”、“鹤献蟠桃”、“龟鹤齐龄”等意味着长寿的图案

文化内涵

汉服是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衣裳发展而来。古老的天子六服、王后六服、儒服、剑服位于汉服体系的中心，沿袭四千多年。冕服是汉服的根源，也最能体现“绝地天通”的华夏信仰，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与天地交通的吉服。

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也分别代表乾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以分别代表了汉服的两种基础服制——衣裳制和深衣制。

孔子在姬姓鲁国衣逢掖之衣，来自周公的燕居之服，长居宋国则冠章甫之冠[81] 。“章甫之冠”指的是一种殷冠，周朝叫委貌冠或缁布冠，治理朝政所冠[82] 。庄子则提到了儒服以及武士之服剑服[83] 。因此儒服又成为后世的道袍。因此儒服和剑服成为华夏王朝文武百官的法服，也是士大夫和武士的汉服基本服制。

汉文化圈

汉人对汉衣冠的认同是民族意识的一部分。五胡乱华之时，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民纷纷逃亡到南方，保留了中原文明的火种，而逐渐把江南开发成繁华富庶之地，这一事件史称“衣冠南渡”。宋朝郭靖不愿弃汉衣冠而自杀[92] 。

汉服由于华夏儒家王道文化的传播而影响深远，周边民族、包括许多其他儒家文化圈（汉文化圈）国家通过效仿华夏礼仪制度借鉴了汉服的某些特征，用于吉凶宾军嘉五礼。此外，华夏宾礼也规定四夷之君必须穿本国服饰朝见中国天子，谓“蕃主服其国服”。汉唐藩属体制

中，周边民族首领存在着定期朝见皇帝的所谓“朝集”制度。无论是外国君主及其使者或者臣子朝谒中国天子，接受官职，贡献方物，还是中国天子宴请外国君主，外国君主都要穿国服奉礼[93] 。国服制度促使了周边民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服饰。比如，契丹太宗入晋，接触到中原衣冠制度，北归后，参照中原服制制定了本朝国服与汉服制度[94] 。历朝有《职贡图》描绘他国国使服饰[95] 。

鲜卑

北魏孝文帝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495年1月13日（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有：

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禁止说鲜卑话，以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籍贯，死后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96] 。

日本

和服在日本称为“着物”或者“吴服”，意为从中国的吴地（今江浙一带）传来的服装。在日本的奈良时代，也即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律令制度，这其中也包括衣冠制度。当时他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养老令》模仿唐朝朝服制度用于即位礼、冠礼、婚礼等周礼仪式。元正天皇下令全日本改用右衽[97-98] 。平安末期武家势力壮大，效仿公家装束制作礼服狩衣、常服水干。此外还有直垂、肩衣、裃。江户时代中期至后期，德川幕府崇尚儒学，开展了复礼复古的天宝“装束御再兴”运动，复兴公事主义，日本有职故实家开始对装束的考证，并且复兴了天皇黄袍的染色技术。德川家康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了天皇及诸臣的服制，主导复礼复古。德川纲吉还颁布了《服忌令》效仿中国的丧服制度。同时，日本也效仿中原士大夫考证汉服的方法，通过公事主义体系的明経道、纪伝道对儒家经典的考证以及有职故実家对于装束的继承，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服制。光格天皇、孝明天皇甚至复原了冕服用于登基大典。

考证复原十二单的日本江户时代的《装束要领抄》承认：“厩户皇子始定冠位十二阶大宝以降，沿唐衣服而其制大同小异益。本邦通中华也始于汉，盛于唐世时。朝廷命贤臣因循于徃古之衣冠而折衷于汉唐之制，其好者沿焉不好者草焉而为。本邦之文物千岁不易之定式也。如宋景濂误曰：“千来犹效，汉衣冠元是”[99] 。本邦之古传也岂效汉唐之制而已乎。故夫圣世始为衣冠而美风俗，以正上下礼仪，人无礼仪则何为人？岂非当务之急乎？”[100]

德川家康把小笠原流立为官学以来，通过藩校讲授使小笠原流礼法广泛传播。1632年《小笠原家礼书》出版。日本江户所采用的是受朱子家礼所影响的武家小笠原流礼法以及伊势流礼法，这是现代日本礼仪和现代和服的基础。清人亦认为日本衣裳同于汉制[101] 。1938~1939年《礼仪作法全集》9巻刊行，1941年日本文部省制定《礼法要项》，普及了小笠原礼法，包括服装、礼仪（冠婚葬祭）。《礼法要项》第九章规定了平民男子冬季礼服纹付羽织袴、夏季浴衣和女子礼服、访问服等。

朝鲜

唐代时期，新罗请求唐太宗赐汉衣冠，革除新罗服饰，以同于中国[102] 。李氏朝鲜中期之后朝服吸收了明朝服装式样，悉遵华制[103] 。特别是女服朝高腰襦裙发展，而官服、朝服、宫廷重要礼服亦一直保留汉服制度，并随汉服变化而变化，如唐朝时官员的乌纱幞头的后系带为下垂带样式，新罗官员幞头同为此样式，而明代之后改为展角样式，李朝也改为短展角；如李朝王后大礼服一直都为中国皇后翟衣样式。而现代朝服和汉服的主要不同之处：汉服一般是交领右衽，也有对襟的（V字领），而朝鲜服装的交领不明显，近似小v领；女服裙子束的特别高，而且下襬十分宽大、蓬松。

越南

越南古称交趾（中国称作安南），968年，丁部领（丁环）建立丁朝（大瞿越国），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两年后（970年）自称皇帝。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皇帝、大臣的

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试以越南末代皇帝保大所着之弁冠、兖服来看，与明朝宗藩服饰如出一辙，不过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显得小一号而已。以汉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越南是六旒的。清廷占据中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与中国南疆山水相连的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着明式衣冠，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反映出这一点，如1898年驻云南府（今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苏雅（1857.8.20—1935.7.4）所着龙袍的照片，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古代皇帝的龙袍或者中国戏曲中的装束，实际上，方苏雅所着之服，乃是越南皇帝的朝服，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

东服西渐

中国曾享有“衣冠上国”之誉，其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汉服的面料，也就是丝。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的运向西方，使得丝绸成为了亚洲和欧洲各国向往羡慕的衣料。早起的传播中，拜占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起到了贯通中西的作用。拜占庭帝国时期的服装款式、纹饰等对西方各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所谓的拜占庭帝国的服装款式和纹饰，实际上已经是东西方服饰艺术结合的产物了。

公元748年，小勃律国王苏失利芝到了长安，被赐紫金袍、金带，到了公元780年，留居长安。当时汉化式地穿着唐式服装和汉人混居的各国人士就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些人将唐朝衣冠穿戴回国，直接带去了唐代衣冠制度和服饰装束，将唐朝衣冠和以汉服为主的中国服饰的威名一起传播到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同时以汉服为主的中国服饰也吸收了许多其他国家服饰的成分[104] 。

汉服词条：https://www.360docs.net/doc/246180786.html,/view/4514.htm?fr=aladdin

汉服文化含义的回归

“汉服文化含义的回归”，这个题目有些怪异，却能表述如今汉服群体静悄悄改变的事实。汉服，在中华传统中，本是礼制之大宗，衣冠为文治之大事，可以正礼仪、化民俗、劝德行，但这些含义的浮现，是在汉服复兴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才有的。

汉服复兴这一思潮在十年前的形成，表面是古典文化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是意识形态运动寻找到的古典符号，借以展示自己代表中华正统的姿态。这表现在各种思潮对汉服的捆绑，譬如极端民族主义、左翼思维、自由主义等等之类思潮主导汉服类网站，汉服自身的文化色彩反倒被冲淡。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汉服运动”这一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字眼，

对当今历史观、民族观混乱的不满，对汉文化、汉民族主体性削弱的担忧，都倾注到了对汉服的狂热追捧中。因为汉服与礼制的紧密关系，使得持各种见解的人在研究汉服的历史脉络时，不得不面对礼制，乃至儒学，否则汉服能否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现象存在都难以论证。提倡汉服的思想蜕变，客观上演化为中华传统的寻根之旅，使得汉服复兴与儒学复兴产生了若隐若现的关联。

对儒学的误解逐渐被厘清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人们，面对国家遭遇内忧外患，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一腔热血化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愤怒，为了引入西方文化以强大中国，他们不惜抹黑传统，消解传统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这一思潮影响了近百年中国现代史，更酿成了文革的悲剧，而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更被批的灰头土脸。十年以前，提及儒学，仍有很多人冠以“封建遗毒”、“皇权帮凶”、“统治阶级奴才学说”之类的词汇。汉服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厘清误解的作用，恢复传统，理所当然不能无视传统主流的儒家。传统思想的正源，虽有诸子百家之分，但墨家提倡节俭，关心的是冬天穿暖夏天凉爽；道家讲究因循自然，对服饰不甚留意；名家、兵家、纵横家是专项技术派学问，不涉及服饰问题；法家提倡等级，看似与儒家有相通之处，却不以服饰体现。正是儒家两千多年来对先王之法服的坚持，对胡服的批判，汉服这一文化系统的根

脉才不失其大体。汉服的文化属性，不会因为对儒学的好恶而改变，与其非理性的抵触，不如直面历史。

儒家被正名，它主张的各种思想才能被人们正视，而儒家所关注的心性、道德、礼仪等问题，恰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厘清汉服复兴与儒学的关系，便找到了汉服在历史文化中合理性的立足点，也找到了在现实中的立足点。汉服者不应当视儒学为论证汉服复兴合理性的理论工具，更应该意识到，只有汉服汇聚到中华文化复兴乃至再造这一历史洪流中，它才能获取无尽的人文养分。

明制汉服渐趋重要

汉服是一个总的概念，包括历朝历代的服制、风格、纹饰，所以弘扬汉服就要面对如何选取的问题，没有官方和社会权威部门的参与，人们只能各取所好，汉服活动也成了历代服饰博览会。这在前期极端的体现在：汉服的消亡始于满洲军事集团窃据中华政权，民族主义思想强烈者出于对满清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对服制的选择倾向于明制，使得明制汉服也隐约带有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力求与民族主义划开距离者，认识到汉文化之文教礼俗的根本在于周礼，心仪周制。几年来，这种观念上的强行分割已经消失，所谓汉服，所谓礼制，历朝历代的根脉都是周制，明与周更没有什么对立，而是同一文化性质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

态。失去了民族主义思维羁绊的明制汉服，更能凸显它的人文魅力。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繁华，随着阳明心学兴起，程朱理学失去了对礼教解释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