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北京大学演讲

杨振宁北京大学演讲

杨振宁北京大学演讲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台湾同学见面，这个大礼堂我曾经参观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台上或者台下参加节目，今天是第一次。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6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现场投影），坐在妈妈的膝头上。那时我父亲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我叔叔抱着我，我左边的是堂哥哥，右边的是堂姐姐，照这张相寄给我父亲。到4岁时，我和我妈妈在一个照相馆里照的，穿的也是长袍马褂。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这是我们在厦门照的相片，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已经改穿西装洋服了。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所以1929到1937年这8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那8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

念的。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这个照片（现场投影）里站在门口的两位是我的弟弟。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小学用了。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这是我初中时在家里边照的相片，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在清华园住的房子里的院子住的。1933年到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这是当时初中的大楼，我是住校的。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时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这是我前几年回到母校参观时在大门口照的一张照片。

1937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7月7日。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年到1945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两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

等学历的资格报考考了西南联大。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的样子。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这张照片里茅草屋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

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我在大学毕业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站在我们乡下的房子的前面，窗户纸都破了，所以那时候居住条件是非常糟的。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6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

响。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那篇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20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

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

我的一个方向。后来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洪基（音）教授。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我一生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跟对称有关系，三分之一的跟统计力学有关系。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跟我同名同姓同班的同学，都是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学生，后来都有很大的贡献。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照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里常常高谈阔论，所以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三剑客”。

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说杨振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对象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现在不在了，叫做张景昭。她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听众笑）

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去打听一下“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

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最后我作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们见面还是规律性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这个故事在我结婚时我告诉了我太太，所以跟大家讲并没有关系。（听众笑）在西南联大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止是书上的东西，还学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么。我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每一个学问里头都有很具体的东西，可是它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来摸去，不能窥全貌。你要达到一个程度，不仅在底下看得清楚，能够知道长高是怎么一回事情。怎

么知道你就达到了那个程度呢？比如说你对哪个人的工作特别欣赏，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可以有一个看见全面的意义。

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比我大43岁，后来我到美国看见过他，还跟他谈过，但是我看见他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没有跟他谈过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音），他比我大20岁，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后来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艾米（音）。他们三位的物理学我非常喜欢，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复杂的现象，但是很复杂的现象背

后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们能把这些定律精神一语道破，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我很幸运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里，我因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0几位同学经过印度，经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去做研究生。其中1945年到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不能看到了艾米教授，还有一位比他年轻的泰勒教授，这张照片是1982年我和他在美国照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后来他被公认美国氢气弹之父。

原子弹和氢气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后，后面不是理的问题，而是“工”的问题。但是氢气弹不一样，会造原子弹，要做氢气弹还要有窍门，这个窍门在美国是泰勒所发现的。我从泰勒跟艾米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很重要的是一点：原来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为芝加哥大学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国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样，虽然内容是一样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所学的物理学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已经做好的，好象菜做得很好，你就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从泰勒和艾米那儿所学到的不是怎么去吃这个大餐，是怎么做这个大餐。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还没有被了解的现象，希望把这个现象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了解

归纳出来规则。一个是从规则出发研究没有了解的现象。在芝加哥是一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里头提出它的精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方法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大成。

那次我们到西部去旅游照了很多相，这张照片一个天然石头的柱子，那时候我非常瘦，站在那儿照了这张照片。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一年，邓稼先来了，他跟我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跟杨振平在1949年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一夏天，整天研究学问，也整天到各个地方去游玩。邓稼先后来回国，他对于中国的原子弹、氢气弹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张爱平将军在邓稼先过世以后，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

1949年我在芝加哥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做了17年的研究工作，那17年是我做研究工作最成功的时候。“欧佩海”他是美国战时制造原子弹理论方面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说美国原子弹发展理论方面最重要的领导是“欧佩海”，中国原子弹发展最重要的领导人是邓稼先。他们两个人我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欧佩海”是锋芒毕露的，很多人不喜欢他。邓稼先是个含蓄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邓稼先在美国，他不可能领导美国原子弹的发展。同样，“欧佩海”在中国也不可能领导中国原子弹的发展。美国政府当时看种“欧佩海”做原子弹

的领导人是也远见的，同时中国的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能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杜致礼是我在没有出国以前教中学时班上的学生，我们当时不是很熟。1949年圣诞节的假期之中，我有一天在中国饭店里偶然看见她，后来就很熟悉。1950年我们结婚，关于我跟她的生活会给大家放一个我编的电影。我们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1951年出生的，到现在我都很后悔，没有跟爱因斯坦合照一张照片。但是我知道他每天四五点钟经过的地方，我就说可不可以和我的儿子照一张照片。这张就是他和我的儿子照了一张照片。

1966年的时候，美国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大学SToNyBRook，他的校长我认识，他让我到那儿去做教授。1999年我退休了。1971年，我的一生经验又有了新的变化。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开始接触，开始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跟美国都受到苏联的威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都认识到在这种前提下，中国跟美国最好有一些接触。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在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请我吃饭，从这儿以后，我的生活有了重要改变。

在那以前，我去美国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活动的范围在美国。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到中国来。这是1976年在我们家照的照片，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我太太一起合照的。1982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又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我母

亲住在上海，上海冬天很冷，我跟她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后来我母亲很喜欢中文大学，从那儿以后我就常常去中文大学。这是我和我母亲在中文大学的11院，照这张照片时我母亲已经85岁了。

从80年代开始我常常到台湾去，这是台湾中正大学，站在我旁边的那位郑国顺校长，他是我的学生，他做校长时请我去访问这个学校。他也带我到阿里山去玩，这是在阿里山照的照片。今年我已经82岁了，我想一个82岁的人会有一些年轻人所没有的感想。2003年，我太太去世，幸运是她不是很痛苦。在去年年底我搬回到北京来，搬回到清华园。清华园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清华园盖了一个科学楼，我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头。

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我搬回以后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主持人：刚才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几十位同学提了问题，如果今天现场时间不够，他回去会在网上把这些问题一一回答。有一位同学问，您认为您能够取得今天的物理学成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杨振宁：我想成功的特别条件是需要机遇，我个人是非

常非常幸运的。我出生的时候，中学非常贫困，跟我同年级的有千千万万的小孩，可是他们多半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我能够在一个被保护起来的清华园里成长，与学术空气很浓厚的校园发生关系，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幸运。后来到西南联大，能够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

后来到美国，能够接受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恰恰我走到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能物理学，是当时刚刚开始的一个领域。一个年轻人能够跟一个领域一块成长，他能够成功的机会是最大的。我想机遇是第一重要。当然，有了机遇还得要你自己认识到这个机遇的意义以及你自己的努力，当然你过去的经历跟你的喜爱有关系。

我想每一个年轻人，第一，对他自己有一些了解，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做的好，什么做的不是那么好。第二，要对前途、可能走的方向有一个了解。这一点上，美国的学生跟中国学生有一个相当大的分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生，兴趣广，东看看、西看看，这样得好处是把触角伸得广，知道哪些领域是自己容易走过去的，哪些领域容易发展。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从一开始就把学生限制到几条路上去，让他很专，这样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坏处。在座的同学，我建议在你们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一点，能够看见更多的机会。

学生：杨老师的初恋看似无疾而终，但是对杨老师也有影

响。请问杨老师，感性和理性在你的生涯中各自所占的地位？

杨振宁：我想感性和理性的影响跟这个学生研究的科目有关系。像我这样学物理的人，在研究工作里感情的成分很少，可是一个人如果是诗人，那他的工作里头主要要靠他感性的成分。这个题目没法做一个普遍的回答。

学生：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不是事业达到了巅峰？除了兴奋以外您还有什么其他感受？

杨振宁：我是35岁得到诺贝尔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得奖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晚宴，大概有一千人，在晚宴上，每个得奖人要讲几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先就讲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讲当时的感受。我的演讲后来发表了。我主要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话，深深地觉得我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做这个工作跟我留美有关系，我为什么能留美呢？跟八国联军有密切关系。

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占据了北京城，可是后来就产生了割地赔款，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八国联军在中国受到的损失以后，剩下的钱捐给了中国，在清华大学设立了留学生制度。我在清华大学长大，我是清华留美的学生，所以我能够出国是与八国联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学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华人有，这是不是当前中国的研究体制有关？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国有哪些学习改进？

杨振宁：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提法有点不太正确。原因是我和李政道得奖的时候，我们的护照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那个时候还没有入美国籍。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华人得奖？我的回答是这样，作出很重要的工作要有很多条件，一个条件是要有很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平均起来不比别的国家的人差。第二，要有好的传统。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承认，中国的传统有他的坏处，可是教育下一代，对于年轻人有耐性、有忍力，都是中国传统好的地方。第三，要有决心。

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没有决心，那时候还在讨论要不要引进西学，今天已经一扫而空，不管是台湾、香港、大陆，大家都认为全国一心，要向科学技术进军。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够，还需要有经济的支援。今天比起从前好得多，可是比起先进的国家还是差得很多。资金增加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在台湾、香港、大陆能够做出来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发生的，大家不要太着急。另外有了这个条件以后还要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前途的看法是很乐观的。

学生：杨先生，您好，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感动的

事情是什么？当您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当您遇到困难挫折时是怎样克服的？

杨振宁：第一个问题，我想近年来我最感动的时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眼看着答应帝国退旗撤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之中上升。我想在座的同学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当时的感受。我父亲那一代的人跟我这一代的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变化所发生的自我的一个感情，是一个年轻的人不能够了解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在20世纪初年，中国是在一个怎么样子被欺负、被看不起的状态。

所以我说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观礼时候的感受是最近一些年最感情丰富、感情冲动是有道理的。我一生当中遇到的困难很少，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跟大家讲的，我当时很喜欢张景昭，后来由于感情上的波动，那个是我一生比较复杂的一个转折点。我是幸运儿，我从来没有找事情，都是事情来找我的，所以没有失业的困难。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大的挫折。

主持人：我们应该一起来欣赏生活、感谢生活。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杨先生表示感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

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远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