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益信托委托人地位的转让性问题研究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2)

二、委托人地位存在的价值 (2)

三、委托人地位转让的现实需求 (3)

四、委托人地位转让的适用空间及意义 (4)

五、受托人的同意权 (5)

六、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与其他受益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关系 (6)

结语 (7)

参考文献 (9)

私益信托委托人地位的转让性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大陆法系信托法通常赋予或允许私益信托委托人保留较多权利，以利于鼓励信托的设立和维护信托目的的实现，但是委托人可能无法或者并不珍视其法定或约定的诸多权利而使得委托人地位虚化，从而失去了该制度安排的价值。因此，确认委托人地位的可转让性就显得很有意义，将委托人权利转移给能够和愿意积极行使的人，符合委托人地位设立的初衷。如果暂时尚无其他可行方案能够取代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具有的优势，那么承认委托人地位转让的有效性就无可厚非了。

关键词：委托人地位转让性保护受益人监督受托人同意权

一、问题的提出

“委托人的法律地位是指信托设立后，委托人基于信托关系生效所享有的权利、所负有的义务和所承担的责任。”①由于除遗嘱信托外委托人负有的将信托财产有效转移于受托人的义务是信托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信托生效后，原则上委托人不再承担任何法定义务和责任。②可见，委托人的地位主要涉及委托人依法享有或者通过信托文件保留的权利以及信托文件中约定的义务。在大陆法系国家，委托人的法定权利与受益人的权利具有相当多的重叠，不可避免地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引发了学界关于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性问题的大讨论。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主要体现在委托人法定和约定权利的转让方面。对于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性问题，有学者从信托的特殊性出发，认为依照民法法理，委托人地位不能转让，而依信托法理，应当允许变更委托人地位。这主要发生在受益权人因转让、继承或者清偿债务而全部由他人享有的场合下。

③有学者从委托人权利的角度，提出委托人权利中有财产价值的部分可以与人身相脱离而可以发生转让；另一部分人身专属权利，是不能转让的。④有学者从信托的类型出发，指明除法律明文规定委托人的地位可转让的情形外，对于自益信托应当认定为委托人的地位在受益权转让的同时一并转让；对于他益信托，委托人的地位并无经济价值而应当认为是不能转让的。⑤还有学者认为委托人地位转让的方案因其不彻底性不足以解决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冲突反而可能使矛盾复杂化，主张以消灭委托人地位来彻底消除以转让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弊端。⑥

二、委托人地位存在的价值

大陆法系信托法普遍比较重视委托人的地位，主要有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

①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

②参见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特别地，委托人负有信托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等。

③同上，第319-321页。

④参见徐猛洲主编：《信托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⑤参见【日】能见善久著，赵廉慧译：《现代信托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素以及保护受益人利益三点考虑①。从委托人在信托中发挥的作用来看，首先，委托人作为信托的设立者，扮演信托“发起人”的重要角色，即有权主张信托行为无效或者撤销信托行为，且享有法定或约定的信托解除权；其次，作为信托财产的捐出者，在信托无效或被撤销时，信托财产须归还于委托人，另外在部分受益人放弃受益权以及信托终止时，委托人充当信托财产次级归属权利人，皆基于委托人为信托财产捐出者之故；最后，作为信托目的的制定和维护者，享有知情权、信托财产管理方法调整要求权、信托财产损害救济权等多项监督权，都是出于委托人希望实现其设立信托的目的之初衷。②

我国《信托法》之所以赋予委托人相当多的权利是基于鼓励信托，消除委托人一旦以自有财产设立信托即失去相关权利的恐惧感的考量，符合东方文化传统和习惯，利于社会公众接受。因此，对于信托业并不发达尤其是我国这样正处于信托业务发展阶段、信托制度建立初期的国家，完全消灭委托人的地位似乎不太切实可行。

三、委托人地位转让的现实需求

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的受托人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利益主体是委托人，委托人享有指示、监督等权利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些权利显然不具有可转让性。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行事，利益主体是受益人，委托人享有的甚至多于受益人的各种身份权是对受益人利益的维护。委托人是否能够积极地维护受益人的利益而使这些权利不至于形同虚设或者委托人会不会滥用这些权利而为与受益人的真正利益相左的行为，这是信托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委托人诸多权利存在尤其是赋予其法定权利时需要谨慎斟酌的问题。随着淡化委托人权利的观念不断深入，不少国家信托法③改弦易辙，开始限缩委托人的法定权利，并有尽量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增强信托法的弹性④之意。

在商事实践诸如资产证券化、贷款信托中存在大量受益权买卖行为，委托人并不留恋法律赋予的委托人地位，不希望陷于其设立的信托关系网中，特别是交易频繁、数额巨大时，委托人根本不想过多纠缠于信托关系中也无心行使因处于委托人地位所能够享有的各种权利。而受益人在取得受益权后能够自行监督受托人的行为以维护和实现信托利益，并不希望委托人享有并行使监管权。委托人想要摆脱信托关系，受托人不想要“另一只手”干预自身利益，都有实现委托人地位转让的强烈意愿，二人一拍即合便自愿达成协议。例如，在以资产流动化为目的计划买卖受益权的信托实务中，一般都要在其合同书中明文规定受益权转移的同时，委托人的地位亦转移给受益权的受让人。⑤

对于委托人地位转让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矛盾中，还可能发生在原委托人与新委托人之间。委托公司发生合并、分立等事由时往往涉及

①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129页。

②参见【日】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张军建译：《信托法务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1页。

③例如，2006年《日本信托法》第145条。

④参见周勤：“日本《信托法》的两次价值选择——以意定信托委托人的权利为中心”，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⑤参见【日】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张军建译：《信托法务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

新公司与原公司权利与义务的承继，尤其是委托公司保留较多约定的权利时，不承认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就无法实现委托人保留权利的初衷，不利于信托功能的发挥，可能对受益人的信托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四、委托人地位转让的适用空间及意义

那么对于委托人诸多法定或约定的权利是否可以通过转让的方式脱离委托人而由受益人或第三人享有呢？

首先，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依法转移给受益人。我国《信托法》第49条规定受益人行使知情权、信托财产管理方法调整的要求权、信托财产损害救济权和受托人的解任权，与委托人意见不一致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这样通过公权力平衡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的方式显然没有委托人地位转让给受益人的方案便利、经济和高效、彻底。设立信托属于私法活动，侧重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矛盾的化解和利益的平衡从而实现私法的价值。另外，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权利行使争议仅限上述4种，对于非法强制执行信托财产的异议权和受托人辞任同意权等并无规定，委托人与受益人对此发生意见分歧时无法得到明确的解决方法，不如允许委托人与受益人协商转让委托人地位。如果受益人自信自己能够对自身信托利益负责并与委托人达成一致，法律没有理由强加保护、徒增矛盾。

对于自益信托，委托人与受益人本就同归一人，如果因受益权的转让而使委托人与受益人权利分离，那么就应当允许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回复到同归一人的状态。这只是将委托人与受益人绑定为一体的主体变更为另一人，其他主体、内容并不发生变化，不影响信托功能的发挥。对于委托人只是受益人之一或者以他人为受益人的他益信托，委托人设立信托就是为了他人即受益人的利益，委托人享有的对受托人的各种权利实际上是委托人对受益人的一种责任负担，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意志是一致的，也就无委托人地位转让之必要。况且，在受益人取得受益权之时，委托人及其享有的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已经存在并为受益人知晓和接受，受益人已然认同了委托人的法律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应当否定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从而阻断他益信托转变为自益信托的通路。原受益人或者受益权转让后的新受益人如果有意愿获得委托人的法律地位，以免与其发生监督权方面的意见分歧，并与委托人达成合意，也应认定这种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是合法有效的。

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可以专门的《转让协议》或者受益权转让协议中某个条款的形式表彰。在贷款信托等特定情况下，将委托人地位与受益凭证作一体化处理，受益凭证受让人能够直接取得委托人的权利义务。①

其次，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依法转移给第三人。根据日本2006年《信托法》第146条的规定，在得到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同意，并依信托行为中约定的方法，委托人的地位可以转移给第三人。委托人从信托关系中剥离出去，受益人需要有能力的第三人承担委托人的监督任务，为了信托不因原委托人的离开而受影响，委托人的地位可以转让给第三人。其后，委托人的权利归属于第三人，由第三人行使对受托人的监督权。这里有四点需要指出：其一，该种委托人出、第三

人进的信托关系通常只会发生在他益信托中；其二，原委托人将从信托关系中完全抽离出来，由第三人完全取代原委托人地位；其三，委托人地位的转让需要经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同意；其四，该转让须以信托行为中约定的方法，可以参照受益权转让的方法，以《转让协议》的形式表彰。

因此，鉴于委托人地位的特殊性，委托人的法律地位依信托行为中约定的形式转让给受益人或者其他除受托人以外具有法定或者信托文件中约定的委托人资格的第三人，存在法理上和实务上的适用空间和价值。

五、受托人的同意权

在赞同委托人地位的可转让性的前提下，受托人的同意权是转让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委托人非经受托人同意，不得将信托契约所生权利义务概括让与他人①。该观点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建立的高度信赖关系，既然受托人辞任须经委托人的同意，那么委托人想脱离信托关系而将委托人地位转让给第三人也须经受托人的许可。委托人虽然不享有信托利益，但委托人享有对受托人的监督权，解任权，在自益信托中，委托人还享有信托任意解除权，这些都将对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甚至受托人的存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如果不给予受托人对于委托人地位转让的同意权，似乎将受托人这一最重要的信托当事人地位贬低到了辅助人甚至可有可无的地步，受托人因缺少话语权而在控制、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束手束脚，不利于信托事务的开展和信托目的的实现，这显然背离了信托的存在价值。

笔者认为，受托人享有同意权具有正当性。首先，在受让人是第三人的情况下，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实际上是更换了受托人的合作伙伴，受托人对新的委托人可能并不了解，友好和信任关系难建。此时，受托人仍要受委托人享有的受托人辞任同意权的约束而无法自由脱离信托关系，尤其是在采取信托合同的方式设立的信托中相当于剥夺了受托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理应享有的自愿、平等、公平的法律地位。委托人地位的转让看似并没有增加受托人负担，却可能对受托人权利的行使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危及受托人的存在。此时赋予受托人对委托人地位转让的同意权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即使在受让人是受益人的情况下，如果受托人只是委托人的自由选择并受雇于委托人，与受益人并不必然具有充分的信任关系，当受托人对受益人享有委托人保留的各种权利存在异议时，双方也可能会发生冲突而难以合作。那么当委托人并没有保留任何权利时，是否可以不经受托人同意而由委托人和受益人协商一致“好意”地为受托人减少一个监督者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有时“1+1>2”是可能的。在他益信托中，委托人和受益人均不享有信托任意解除权。当委托人地位发生转移，委托人和受益人同为一人时，享有委托人地位的受益人便随即享有法定的信托任意解除权。这对受托人来说，似乎就没有什么“好意”可言了。无论如何，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信托设立的基础，不应因委托人地位的转让而受到破坏。因此，受托人对委托人地位转让一事应具有否决权，即非经受托人同意不得转让委托人的地位。

六、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与其他受益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关系

不同于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的委托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破产作为委托合同终止的一般理由，信托并不因上述理由而终止，而是继续由受托人履行管理信托财产的职责。以采取信托合同的形式设立信托为例，委托人与受托人基于合同的契约关系解除，便不存在委托人和受托人，更不存在委托人地位之说。但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基于信托建立的信托关系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委托人虽在事实上已经消亡，委托人的“精神”永续即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却可以持续存在直到信托终止。特别是在委托人保留较多权利的场合，如果委托人希望保持其委托人地位不因其原因而灭失，委托人只要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将委托人的地位转让给他人，这样便使得原委托人脱离信托关系，其发生的任何不利情况都不会影响到委托人地位的延续和新委托人权利的行使，从而加强对受益人信托利益的保护。关于受益人权益保护机制，大陆法系国家设立信托管理人制度和受益人代理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创建信托保护人制度，那么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与这些保护机制有何异同，是否还有必要确认委托人法律地位的可转让性，下面笔者将其进行对比观之。

1.与信托管理人制度和受益人代理人制度的比较

私益信托中，信托管理人主要适用于两类场合：一是信托受益人尚不存在，二是信托受益人尚未确定。受益人代理人的存在则以受益人已经确定存在为前提，系出现在两种情况中：一是受益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行使权利；二是受益人人数众多，意思难以集结。①可见，信托管理人和受益人代理人不可能同时设置。信托管理人和受益人代理人都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保护无法行使权利的受益人的信托利益而设立的。他们有权代替受益人行使法定和信托文件约定授予受益人的除享受信托利益以外几乎全部的权利。而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是从委托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延续或者完善委托人权利的运用，间接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它适用范围更宽泛，不要求必须具有上述四种特殊原因。不仅不要求受益人具有无法正常行使受益权之困难，还允许将委托人地位转移给受益人，强化和集中受益人行使权利的能力。同时，委托人地位的转让由于涉及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因此必须经受益人同意。在受益人不能表示意思的时候，又需要信托管理人或受益人代理人为受益人的利益与委托人进行沟通，对委托人将其委托人地位转让给受益人或者第三人的事项表明态度。通过委托人地位的转让，由受让人填补委托人之缺，通过设置信托管理人或受益人代理人弥补受益人权利行使之不足，两者完全能够融洽共处并相互制衡，从不同角度维护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保障信托目的之实现。一方面，委托人或委托人地位转让之受让人消极甚至恶意行使委托人的权利时，信托管理人或者受益人代理人可以依其职权捍卫受益人的利益，降低或避免信托利益之损害。另一方面，信托管理人或受益人代理人拥有受益人的几乎全部权利，委托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对其享有直接或申请选任、解任的权利，至少能够以其自有权利与之抗衡，防止信托管理人或受益人代理人滥用权利侵害受益人的利益。但是委托人出现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等情形时，若未发生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委托人地位则随委托人的消失而荡然无存。纵然可能有法院依职权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对信托管理人或受

①参见【日】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张军建译：《信托法务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

益人代理人进行监督或者选任、解任，但是显然不比委托人那样具有强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2.与信托保护人制度的比较

信托保护人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制度设计，是委托人为保证自己的意愿得以实现，在信托文件中指定的监督受托人实施信托的人，重在对受托人的监督，间接保护受益人的利益。①英美信托法下，委托人设立信托后，一般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更不能要求受托人听命于自己，于是委托人借信托保护人之手暗中保留一定的权利，即使委托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意志仍可由信托保护人延续下去。信托保护人的设置意图显然与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大相径庭，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赋予委托人一定的权利并许可其保留较为宽泛的权利，委托人自己就可以保留和行使指示权、监督权。但是两者的制度价值似有共通之处，即委托人不便行使监督、指示等权利而由委托人信任的人代为行使，在委托人脱离信托关系的情况下，仍可以保证委托人的意愿得以实现和延续。信托保护人行使委托人授予的部分职权，实际也是立于委托人地位行使对受托人享有的权利，只不过是英美法系不允许委托人继续留在信托关系内的迂回做法，以保持信托的灵活性，这一点从法律不禁止委托人自己担任保护人②的态度中亦可证实。信托保护人和委托人地位的受让人都是在任何情形下由信托委托人自行选择的，作为委托人的“代言人”，维护委托人的意思表示，未必完全与受益人的意思和立场相契合，这也是其区别于信托管理人和受益人代理人的两个重要方面。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实现委托人脱离信托关系，信托保护人间接实现委托人意志的保留。在两者可以选择适用的情况下，当委托人不希望退出信托关系，又无法自行指示、监督受托人时，可以授予信托保护人相应的权利来助其一臂之力，当委托人希望脱离信托关系时，可通过委托人地位转让的方式达成心愿。此时，委托人将会在设置信托保护人并甘愿承受支付报酬和可能由于外人介入而使信托关系复杂化的风险与彻底脱离信托关系之间做利益衡量。

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与其他受益人权益保护制度的适用情形、方式和后果均有明显区别。首先，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与信托管理人或受益人代理人制度能够并存，从不同角度共同发挥保护受益人信托利益和实现信托目的的功能。其次，委托人可以在彻底摆脱信托关系与设置信托保护人以实现权利的部分或者全部转移之间选择适用，维护和延续委托人的“话语权”。委托人应当有权自由选择是否转让其委托人地位，法律不宜强加禁止或过多干预。

结语

本文在私益信托的范围内讨论一般情形下委托人法律地位转让的现实需求和制度价值，如果信托文件中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不少学者否认委托人地位具有可转让性的理由是委托人地位没有经济价值。诚然，在委托人权利甚少甚至委托人于信托设立后全身而退或者存在富有实务经验的法院等公权力机关保障的情形下，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并无多大意义。笔者认为之所以需要确认委托人地位转让的有效性并不是承认该种方式是保护受益人信托利益的最优策略，而

①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70-271页。

是在大陆法系尤其是我国这样处于信托发展初期的国家，对于委托人权利保护较多导致。我国信托法赋予委托人多于受托人的身份权，建立了委托人的监督体制，受益人享有的监督权只是参照委托人的权利适用，似乎并不重视受益人对受托人可能具有更加积极和强有力的监督力。因此，在委托人地位尚不宜废除的情况下，允许委托人经受益人、受托人同意转让其委托人地位是必要可行的。随着委托人地位的淡化、受益人权利的加强以及受益人监督体制的建立，委托人地位转让的方案自会功成身退。

参考文献

[1] 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267页。

[2] 徐猛洲主编：《信托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3]【日】能见善久著，赵廉慧译：《现代信托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34页。

[4] 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3页。

[5]【日】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张军建译：《信托法务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9-62页。

[6] 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7] 李宇：“商业信托委托人的法律地位”，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5期。

[8] 周勤：“日本《信托法》的两次价值选择——以意定信托委托人的权利为中心”，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