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理论焦点与实践

生态批评的理论焦点与实践

生态危机是摆在当代人面前极为严峻的现实,为此,学术界有必要将呈纷繁之势的生态批评理论予以系统化,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人类的生态意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为提高民众对生态危机的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的责任感,生态批评家需要对生态理论所面临的实质性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生态美学追求的同时,发挥生态批评的意识形态作用,并在生态批评的实践中,为解决生态危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一、生态理论的论争焦点

生态意识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但是,生态理论成为显学却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虽然生态研究成为显学较晚,可是,在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其发展速度却极为惊人,现已渗透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美学、文艺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综观这些学科的生态理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均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如此。无论学术界对此做出了多少种解释,在“文学就是人学”①的理论框架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均是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理论论争的焦点。从哲学认识论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主客体关系之争:坚持“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论和环境与人类对立的二元论。在整体论看来,人与自然是同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西方古代思想家泰利士认为海神是创世之母,宇宙统一的本源归于水;赫拉克利特把宇宙统一的本源归于火;芝诺则直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界定为一体的,人的“终极意义也许可以界定为与自然和谐统一地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即我们人类与整个宇宙和谐统一地生活,所有的行为都不违背自然万物间的普遍法律”[1]77。中国古代思想家董仲舒和张载等人总结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而形成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说法,均体现了人与自然同为一体的生态哲学观。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则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等诸方面对立起来,使自然界与精神世界分离开来。尤其是科学主义形成以来,自然被物化,成为与人类相对立的“客观世界”,人则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以《圣经》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哲学教义开宗明义地指出,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来主宰世间万物。这些二元论的思想无疑为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哲学认识论基础。

从人本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归宿,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均是为了实现快乐之目的,所以,“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充分遵循天人合一论的。人本经济学强调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员,而非主宰者。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必须保护自然,争取与自然万物的相互调适,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自己”[2]。在人本主义经济学看来,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与消费为基础而又超然于物质之上的一种欣慰和愉悦的人类精神感受就是快乐。这一理论认为消费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如果这种发展损害了保证人类生命存在的自然物,那么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的。西方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由于没有充分体现这种人本主义精神,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其结果即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3]304-305。这就是“一线胜利”与“二线三线失败”的辩证关系。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在公民权方面又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城市共和主义之争。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城市共和主义强调公共利益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责任先于权利、政治德行和公民的生态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政治生态领域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公民权依据的定义是一个公共政治空间中的现象。对于许多批评者来说,无论世界主义的具体内容如何,均不属于公民权理论的范畴,因为,公民权依据的定义只有在民族国

家或近似政治形式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然而,对公民权的生态挑战毫无疑问会将自由主义和城市共和主义的公民权形式扩展到环境方面,需要在这两种互替性公民权的背景下来考虑政治生活中的环境向度。自由主义和城市共和主义公民权是对这一挑战进行解释的两个方面,这样,政治生态学就以公民权理论的话语参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论争。

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生态问题根源于社会问题,正如文学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忧虑”[4]1098。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与人、制度与制度、社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各种矛盾,若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以及责任与利益的平衡问题,因此,生态保护和生态平衡不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而且必须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77。这样,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就被纳入社会学论争的范畴。生态美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家园意识和场所意识,议题是无家可归与重返家园,其基本模式为:家园—处所—空间—大地—自然。如果说“家园意识”是一种宏大的人的存在的本源意识,那么“场所意识”则与人的具体生存环境以及对其感受息息相关。[6]在文学批评领域,受解构主义影响,半个世纪以来,其研究领域已经从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延伸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再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就是颇为正常的”[7]。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美化自然还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来改造自然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自然观。在传统意义上,人按照人的意愿来美化并改造自然,以使大自然最大限度地为人类的自身利益服务,而当人类这种愿望无法得以实现时,则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因此,这种与“人本主义经济学”相悖的所谓“以人为本”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之相关的命题依然是生态文学与环境文学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论争。生态批评理论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论和整体论,是人与自然间的内在与外在的联系。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是生态文学批评的起点和终极目标,其最高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应以人类或局部的利益为判断尺度。作为文学的一个类型,生态文学应当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单纯描写自然,其探讨的主要内容在于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自然万物与人的联系、人在生态危机中的责任和人与自然的融合等方面,进而促使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发挥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舆论作用,提高整个人类的生态意识,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最终使人类走出自身的生态困境。

与之相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环境文学的逻辑起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在环境文学论者看来,环境文学所探讨的均以人类为中心,非人的物质世界则环绕在人类的四周,所构成的只不过是人类的环境而已,两者之间构成的是人与自然非平等的主仆关系。但是,生态文学和环境文学的术语也常被混用,如何确定两者之间的区别要看其追寻的理论实质。例如,劳伦斯·布伊尔在论述环境文学时就认为,环境文学并非是仅仅作为提供人类活动的背景框架所展现的内容,而是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这一密切关系的对象在文学中的再现;人类的自身利益不能被作为生态大环境中唯一合理的利益;与环境文学相关的文本,其伦理价值取向之一是人类对这种环境的责任;文学文本中对环境的描写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过程,而不只是既定不变的模式。[8]7-8从表现形式上看,布伊尔所讨论的是环境文学,但从实质上看,布伊尔所论述的与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文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仍应划归生态文学所研究的范畴。综上所述,不论从哪个学科出发,生态理论所探讨的核心均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争论的焦点在于从整体论上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以人为中心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作为出发点来观察这场论争,学术界显然越来越倾向于整体论的观点。

二、生态批评的理论及其意义

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文学由神学转向人学,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在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敬畏情绪是理所当然的。人类在恐惧大自然的同时,又力图战胜大自然。在人类自身力量薄弱的远古时代,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超然于人类力量之上的神灵。由于文学的发展水平是与人的认识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所以,远古时代文学的特征是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在神学占统治的时代,上帝存在的意义在于统治人。中外早期文学均以神话故事为主体是人的认识局限性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打破了神学的统治而走向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发展道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文学家在其作品中把人视为世间最伟大的生灵。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中这一转向得更为清楚。在以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中把人的私欲本性作为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人们心目中的贪欲如此顽强,无论他的地位升到多么高也摆脱不了;自然把人造成想到一切而又无法做到;这样,欲望总是大于获得的能力。于是他们对自己获得的总觉得不够,结果对自己不满意……因为有些人想要得到更多一些,而另外一些人害怕失去他们现有的东西,随之便是敌对和战争。”[9]199虽然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在相当程度上仍在于会发展史中人与权利的关系,但是,在揭示人类自身贪得无厌的占有欲方面,其人性论却是客观的、实在的,是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并为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起一种新的人生观、价值哲学和政治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人性理论具有正价值的取向,因为追求人类自身的幸福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反对神权,走向人性的道路上,人类在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过分强调了人类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错位成对立关系,虽然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了表面上自身利益的巨大胜利,但实质上却失去了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即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

文学的发展水平又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于人类的绝大多数活动与经济活动相关,因此,反映人类自身的文学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反映人的经济活动。从表面上看,经济学似乎是在研究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经济活动中人类自身对快乐的追求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却始终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学理基础。鉴于此,对于文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也必然以经济学为起点,而最有代表意义的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近年来兴起的人本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点在于资本的形成与利益的再分配,同时也强调了人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可忽视生态问题,否则,产生“一线胜利与二三线失败”的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获得人类自身的自由,而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人类必须把其自身置于自然界的整体系统中加以考虑。恩格斯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0]456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学理基础讲求人的快乐。快乐必须以物质为基础,但又绝非仅仅是物质。快乐是一种感受,是人类在物质存在与消费为基础而又超然于物质之上的一种欣慰和愉悦的精神感受,其中包括影响人类快乐感的工作环境、效率、环境污染和分配制度等因素。所以,“以人为本”绝非是将人置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而是“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而现代人恰恰是在倡导“以人为本”的同时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错位,最终使人类陷入当今的生态危机境地。

反映人类自身的文学,其发展又经历了生态意识层面上由集体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演进过程。文艺美学的追求历来被看做是文学的最高价值取向。早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侧重于人类对自然之美的颂扬,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对自然之美的颂扬是作家和批评家追求的主要文学价值取向。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仅限于对自然之美的颂扬,批评家并未将生态问题置于考虑之列(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中国作家陶渊明的自然美作品),因而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就算不上生态文学的创作,对这一类型文学作品的批评也就不能算作生态文学批

评。中国文艺美学学者曾繁仁教授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在审美中只讲愉悦、赏心悦目,最多讲到陶冶,但却极少有人从审美地生存,特别是‘诗意地栖居’的角度来论述审美。而‘栖居’本身则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的亲和友好关系,包含生态美学的内涵,成为生态美学观的重要范畴。”“认识论是一种人与世界‘主客二分’的在世关系,在这种在世关系中人与自然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立的,不可能达到统一协调。而当代存在论哲学则是一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只有这种在世关系才提供了人与自然统一协调的可能与前提。”“人与自然在人的实际生存中结缘,自然是人的实际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包含在‘此在’之中,而不是在‘此在’之外。”[6]真正意

义上的生态批评发生于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并殃及人类生存环境,进而产生生态危机的时候。生态的最大难点在于人类既要向自然索取又要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对矛盾是当代人所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生态批评的意义就在于解决这个矛盾:“究竟是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美化自然还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来改造自然,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应该说,生态批评家并不反对改造自然,但他们更倾向于前者。从文学的环境伦理视角来看,文学应当讴歌前者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对大自然的美化,鞭笞任意改造大自然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批评家也应当如此。”[7]如前所述,生态批评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质疑和批判的焦点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向自然索取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775具有意识形态作用的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批评在当今生态危机的形势下,毫无疑问应该

承担起唤醒民众生态意识的历史重任。

生态批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研究所有具有正面意义的生态文学的作家和作品,从正价值的视角来挖掘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生态思想,如对美国当代生态作家拉尔森·卡森的作品《寂静的春天》(1962)的研究;第二,通过分析和研究那些具有反生态意义的文学作品,从负价值的视角批评这些反生态思想的作品,以此来推动学术界从生态思想的视角去重新评价过去的经典文学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重新建构生态美学理论,如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麦尔维尔的《白鲸》等世界名著的批评。生态批评又隶属于文化批评,是超越了国家、性别、种族、阶级等单一视角局限性的一种新的批评视角,其批评理论的广阔视野,要求生态批评与其他文学理论予以整合并进行多种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由于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生态文学作品也同样为生态批评提供了研究的素材,而生态批评在反作用方面又进一步推动了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两者的有机结合将无疑会大大提高民众的生态意识。由于生态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一样,其文艺美学追求及其意识形态作用仍是其终极目标,因此,建立一套新的生态美学理论和加强生态意识形态作用的研究同样是当今生态批评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生态美学思想的构建方面,曾繁仁先生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开了先河,而美国作家兼批

评家拉尔森·卡森则为我们树立了进行生态批评实践的榜样。

三、生态批评实践的再思考

生态批评理论,据以上分析,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而喻。但是,对生态批评实践的认识,在学术界尚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从狭义上看,生态批评实践是指对文学创作及其作品的生态意义研究;从广义上看,生态批评实践是指超出文学作品以外,生态批评家所参与的生态社会实践活动。前者侧重生态批评家对生态文学文本的研究,后者侧重生态文学批评家走出理论研究的书斋所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学理论一般说来主要强调文学审美,但是,“在承认文学

独特审美价值的前提下,那种以把文学视为人的某种存在方式,把文学性或美视为人的本真存在之敞开状态的观点为基本预设,以对话为文学阐释基本原则,以建立新的意义空间为阐释目的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语境中的哲学阐释学乃是最有生命力的批评理论”[12]。文学理论的建构如此,文学批评的实践也是如此。通常说来,文学批评的意义旨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在认识论上达成共识的桥梁,既对两者具有分析和批评作用,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对两者具有指导作用。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兴领域,无疑也将起到相同的作用。

早期反映自然之美的文学作品很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危机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因此也就不能被列为生态批评的领域。把人本主义植入文学领域,是人类在崇尚人还是敬仰神这一命题上所产生的重大认识论上的转变,是人类思想史上质的飞越。文学作品由对神学的关注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注,无疑是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那么,文学批评的重心由神学转向人学,同样是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莎士比亚在《王子复仇记》中感叹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13]327此时莎士比亚的人文思想主要体现在由神学转向人学,探求的是人际间的伦理道德观,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并非是生态意义上更加宏观的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因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也没有当今意义上的生态主义思想。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似乎人类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是,事实证明,人类并没有像莎士比亚所感叹的那样伟大,也并没有那么高的理性,行为也并非像天使,智慧也并非像个天神。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崇尚人性恶,强调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而非赎罪以求来世能上天堂,其目的在于从人的本质上争得民心,进而打垮势力仍然强大的封建主义,而绝非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然而,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使人类最终失去了理智,逐渐走入价值论上的“自然主义谬误”、方法论上的“环境法西斯主义”、认识论上的“整体神秘主义”,或者是本体论上的“客观自然主义”等误区。[14]这种在生态范畴内的集体无意识导致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迈入“人定胜天”的认识误区。对于生态文学来说,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本是一柄双刃剑。直到现当代文学展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大讨论时,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才真正被纳入生态批评的轨道。“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成为当今文学批评的主旨和基本走向。此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对自然之美的探讨,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研究,因为生态批评作为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考察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特点在于人类的生态责任。生态文学批评的文本研究经历了从反生态文本研究到生态文本研究的转化过程。在反生态文本研究阶段,文学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并非主动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谁为胜者,是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探讨的问题”[15]。对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的《白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此类小说的生态批评堪称反生态文学文本研究的典型范例。亚哈船长不顾那条白鲸曾经给他的警告,再次出海,最后以两败俱亡而告终,亚哈的信条是:切莫谈什么亵渎神明,即便是太阳侮辱了我,我也要还击;圣地亚哥老人也意识到他不配吃那条大鱼,但他最终还是竭尽全力杀死了那条大鱼,老人的

信条是:人是打不败的。此类反生态文本的研究,虽然是从负面价值上探讨生态意义的,但在解决当今生态危机的生态批评实践中仍具有重要意义。对英美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和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等大多数文本的研究都具有生态批评的正价值意义。一战之后西方的荒原景象和工业化机器文明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损害,均是这类作家对生态文学的贡献,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具有生态批评的正面价值。

生态批评实践的另一大特征是学科的交叉性。如前所述,生态理论已经渗透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美学、文艺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因此,像传统文学批评那种单一学科内部研究的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当今生态批评发展的要求。当文

学发展到当今时代,传统的精英文学边缘化、大众文学市场化以及学科边际逐渐模糊化的现状下,生态文本的创作和生态批评与其他类型文学文本的创作与文学批评一样,也必然要走进困境。文学并未死亡,但确实陷入困境,这就必然要影响到生态批评的发展。但是,其他学科的发展,却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交叉学科研究的新领域。目前的生态批评已并非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内,而是渗透于各个学科之中,其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并且成果颇丰。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生态是当今生态文学批评实践的新径之一。以人本主义经济学为例,该学科的学理在于探讨人的快乐,基点是以人为本,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就从根本意义上把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霸权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区别开来;以政治学为例,自由主义与城市共和主义对公民权理论的探讨同样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两个学科对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对于以人学研究为己任的文学生态批评具有重要的可借鉴意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是如此。

生态批评的实践需要生态批评的理论来指导。然而,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尚存在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宏观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而文本的微观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有关生态的理论呈纷繁之势,各个学科都已产生了相应的宏观理论学说。但是,在文学领域内的生态批评却缺乏其微观研究的理论框架,因而生态批评的实践仍浮于表面,尚未形成足以使读者和民众信服的案例。此外,无论是始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观点,还是出于强调文本与其外部联系的解构主义观点,生态批评与其他类型的文学批评一样,均需要文学文本作为基础。然而,当前为生态批评的实践活动提供素材的生态文学文本极为匮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态批评的实践活动。

生态批评的实践要求批评家不仅要进行理论探讨,还要参与社会活动,这是生态批评旨在解决生态危机这一要旨所决定的。如果说先前的文学批评实践始终紧紧围绕人类自身,如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自我和人与社会等方面,那么当代生态批评则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学批评发展到生态批评的阶段,人从自然的主宰者地位转变为大自然中的一个元素,这是文学批评所产生的最新认识。由于生态批评所要解决的问题牵扯到整个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因此,生态批评家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生态问题绝非是仅靠理论探讨所能解决的。为此,生态批评家肩上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生态批评既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探讨,同时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伟大实践。

生态批评实践的范畴不能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进一步深入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之中,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影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学中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转变过程。所谓不自觉的过程,是指人类错误地评价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上、是主宰自然的上帝,原本是一个大系统的自然却被贬低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在与自然的对抗中,人类内部的利益争夺是加剧生态危机的主要因素。在人类争夺利益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对生态危机负有更大的责任。工业革命导致生态破坏的加剧,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当生态危机显露于人类面前的时候,人类才开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鉴于此,解决生态失衡问题,生态批评的实践就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同时也必须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从生态正义论的观点出发来阐释和解决人类自身内部、社会制度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等各个层面上的矛盾,才能在公平、公正以及责任与利益均衡的基础上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生态批评的实践要走出单纯理论研究的领域。事实上,单靠文学的生态批评是无法最终解决

生态危机问题的,而将生态政治学与生态文学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可以使解决生态危机的步伐迈得更大。后殖民主义学者赛义德论及政治与生态的关系时指出:“欧洲人无论走到哪里,都立即改变当地的住所。他们自觉的目的是,把领地改变成我们家乡的样子。这个过程是无尽

无休的。许许多多植物、动物和庄稼以及建筑方式逐渐把殖民地改变成一个新地方,包括新的疾病、环境的不平衡和被压服的土著悲惨的流离失所。生态的改变也带来了政治制度的改变。在后来的民族主义诗人与预言家看来,改变了生态环境使人民脱离了他们真正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16]320由此可见,对欲望动力论的批判无疑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入手之处。虽然这是生态批评实践的外延部分,但却是生态批评实践的重要意识形态作用部分。换言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态危机根源的表象,而受欲望驱使所形成的人类集团为争夺各自最大利益才是产生目前生态危机的真正动因,因为人对自然的统治实质上根源于人对人的统治。因此,在生态批评的实践活动中如果仅把关注点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无法真正发挥生态批评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

在生态批评的实践中,美国学者拉切尔·卡森所发挥的榜样力量是值得借鉴的。一个真正的生态批评家必须首先具有为整个人类负责的正义感,而在生态批评的实践中必然要触动某些社会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一个负责任的生态批评家在生态审美追求的同时,还应该具有交叉学科研究的能力和参与保持生态平衡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政治家、科学家,又是一个无畏的斗士。在当今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生态批评的实践者更加需要这些必要的素质,因为从拓宽视野的角度去看,生态危机又远非是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当今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共生而来的。人类试图通过改造自然而获得人类的自由,结果却将人类自身置于生态危机的困境之中。恩格斯关于自然规律与人类自由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十分英明的,即人类只有充分认识到自由是人类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自身及外部自然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人在一切本质方面与动物本身一样是不自由的;但是随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人类都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生态批评思想史在中西自然观上的演变,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争以及最终达成整体论上的认识,为人类重新认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奠定了思想基础,而生态批评的实践活动为解决生态危机则可以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也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最终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