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创造了光辉夺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上凝聚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就包括着丰富而精辟的关于领导问题的思想。

一、中国传统领导思想综述

（一）道家的领导思想

道家认为人性本于自然，即所谓的“道”。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家看来，道是万物的本源，世间万物都由道而生，回归于道。所以，在社会管理思想中，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强调“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在老子看来，领导的艺术就在于“无为而治”，老子主张，“执古之道，御今有之”，也就是说，能掌握亘古不变的真理，就能够驾驭现实的环境。既然世间万物的运转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最成功的管理之道也应该是这样，要努力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管理行为自然发生、自然实施、自然完成。

（二）儒家的领导思想

儒家的核心领导思想主要有“仁者爱人”、“中庸之道”、“为政以德”三大思想理论。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

孔子推行“仁政”，将“仁者爱人”用之于治国。《大道礼记》记载，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曰：“人道政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主张“王政”。“王政”与“仁政”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将“仁”的观念与政治相结合，用仁德来治理国家。孟子之所以提出“王政”的概念，就是相对于战国时期的“霸政”，是在与“霸政”比较与区别上提出来的。孟子认为“霸政”是以力服人，即用武力与刑罚服人，而非心服，服得不彻底。“王政”则以心服人，用德化教育服人，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王政”也被人们称为“王道”。

“王道”是隐含着“人性善”为前提的。孔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性假设，来作为他的“仁政”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仁、义、礼、智”，而且“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那么为什么后来“性相近，习相远”了呢？原因是“苟不教，性乃迁。”孔孟还把“善”作为社会和谐和安定的重要基础，致力于教人们为善。因此，“王道”思想主张以“性善”为起点，要求“怀柔”，通过“德化教育”长善救失。

“王道”论者极力反对“霸道”论下用刑罚统治百姓、用武力征讨天下的统治方式，

主张“以不忍仁之心，行不忍仁之政”。那么如何实现“仁政”？孟子认为，就是要“存其心，养其性”，“以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而且特别强调“以不仁而得国家者，古来有之；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古来没有之”，提出了“仁政”、“礼制”的领导管理思想。关于“仁政”的“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孔子是以“爱”来释“仁”的。孟子的认识也与孔子完全一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领导者把下属当成了牛，下属就会把自己当成人；领导者把下属当成了人，下属就会把自己当成牛。“王道”的主张就是以仁爱为基础，以和谐的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用“德”和“礼”来补充“政”和“刑”的不足。重视的是发挥人格内在的管理力量，如道德的约束力、向善性、资力、传统等，通过内省、修炼、扬善等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领导的管理目标。

（三）法家的领导思想

法家是与儒家截然对立的一个学派，其领导思想也与儒家截然不同。儒家强调“德治仁政“，而法家强调”法治天下“。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他在人性自利假设基础上，有选择地把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进行提炼综合，提出了旨在帮助当时国君驾驭群臣、治理国家、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指法规制度，术指国军驾驭群臣的方法和艺术，势指国君的权势、威势，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并结合有效的领导方法和艺术来驾驭大臣，达到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目的。

韩非子认为三者必须并用，并以“法“为中心。认为君主光靠法令治国不行，还要靠君主的权势来推行法令，运用法令来统一思想。。有了权，有了法，即使一个平凡的君主也可以“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法家的这套“霸道”理论有利于实现君主专制统治，因此，此法经过韩非子的发挥，就为秦王所采纳，通过秦王的施政而在其政治生涯中一度占了主导地位。

（四）墨家的领导思想

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尚贤，尚同，节用，非命”是其精髓所在。

尚贤就是任人唯贤。墨子反对任人唯亲的宗法血缘用人制度。尚同就是在一个国家中政令体制赏罚刑治从中央到乡里上下一致，做到令出必行。尚贤是尚同的根本，尚同是尚贤的体现和延伸。。墨子认为，只有上下一致，尚贤尚同，才能实现国家的大治。延伸到管理知识中，就是领导者、管理者的用人艺术。管理者管理下属，，也应该“尚贤、尚同”，做到“任人唯贤”与“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管理者应该注重选拔和聘用人才，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要提拔重用。

墨家思想里最核心的东西是“兼爱”。所谓“兼爱”，就是尽爱世上之人，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他认为，“爱”是无等差无厚薄的，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从管理角度，则说明管理者在人权方面应该注重人人平等，给予下属足够的尊重，不能自以为高人一等，无理要求下属或随意干涉下属的工作。同样的，还应该鼓励同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只有有凝聚力的团队才能更好的为公司创造价值。

墨家针对统治阶级肆无忌惮的挥霍浪费和放纵私欲，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主张。节用就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穷奢极欲，崇尚节俭。“去无用之务”，是“天下之大利”。如果国家“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运用到管理学中，则说的是管理者应该反对浪费，注重节俭，公款大吃大喝浪费严重的现象应该杜绝。

墨子不赞成“命运”之说，即“非命”，他是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命定论”的人。非命就是反对命运之说的意思，也就是不相信命运，强调事在人为。它可以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强调付出终有回报，努力才会有收获。

二、中国传统领导思想举要

(一)秦始皇：任用贤能，赏罚分明

一提起秦始皇嬴政,暴君的形象立即浮现在大家的眼前。其实一分为二地看,他在用人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他崇尚法家思想,严格按照法家思想行事,任用贤能,赏罚分明,所以终于取得了一统天下的业绩。

嬴政非常重视人才,他彻底贯彻了法家任人唯贤的治国方略,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重用文法吏,彻底荡清了贵族势力。虽然对他的为人历来评价刻薄,但实际上在使用人才方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嬴政高度重视人才,不管是谁,只要有才能,能够为秦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他都加以任用。大梁人尉缭曾经给嬴政提了一个好的建议,让嬴政出巨资贿赂六国的大臣,从内部瓦解敌人,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花费巨大,但却能够获得很大的实际利益。嬴政立即实施了这一建议,并且对尉缭礼遇有加,赏赐尉缭使用的东西常常和自己使用的一样,但是尉缭反而要走。他觉得秦王虽然现在对人才礼遇有加,甚至愿意让出自己使用的好东西给他,但正是这一切表现了嬴政的虎狼之心,等他统一天下之后,则天下人都会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尉缭不愿意和嬴政长久交往,便暗地里议论了嬴政一番之后,拔脚开溜,却不幸被嬴政发觉,被逮了回来。不过,嬴政并没有大发雷霆,将他投入监狱,而是执意挽留,任命他为秦国太尉,始终听从他的建议,从而作出了很多正确决策。

嬴政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对武将的重视,在他手下可谓是名将辈出,很多大将战功卓著,这与秦王能够给他们创造打胜仗的条件是分不开的。秦国对兵马控制得很严格,建立了完善的调兵制度,但大将出兵,动辄几十万,一些重大战役关系秦国存亡,而秦王对大将们似乎都很放心,没有出现过对战争指挥随便指手画脚的情况。只有王翦灭楚国之前,向嬴政索要房屋地产以表示自己没有什么野心,以此来换取嬴政的宽心。但我们要看到,这也只是王翦自己单方面的表示,也没说秦王一定对他不信任,倒是六国国君常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连名将李牧最后都被逼自杀。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秦将大都能随机应变,灵活指挥,最终帮助嬴政统一天下。

除了对武将重视之外,嬴政还高度重视专业化人才。有一个水利人才我们也都很熟悉,那就是郑国。郑国刚到秦国的时候,就是一个间谍,他的目的在于修建一个可以水淹秦国的工程。嬴政刚开始并没有发现他的秘密,后来发现郑国的真实目的之后,也没有将郑国处死,而是让他继续修建,以便利于关中农田的灌溉,发挥了郑国的专业技术,使得秦国经济实力大增,反而获益匪浅。

(二)汉武帝：从谏如流，人尽其用

汉武帝十六岁时登基，为巩固皇权，中央设置中朝，为加强对诸侯王和地方高官的监察，在地方设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解决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开创了汉武盛世的局面。另有开辟丝绸之路，在轮台、渠犁屯田等创举，并置使者校尉，建立年号、颁布太初历、兴太学，影响极为深远。

汉武帝上位之后，积极的任用贤能，打破了以往的陋习，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任用了一大批人才，对于当时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对于当时的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因此把大汉王朝带到了最顶点。其中有名的比如董仲舒、汲黯、赵禹、张汤、两司马、东方朔、霍光、桑弘羊、卫青、霍去病等等，数不胜数，可以说大汉时期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是汉武帝时期的，即使是纵观历朝历代，武帝时期的人才阵容也是恐怖的。

韩愈曾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汉武帝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伯乐，能够发现隐藏在人群之中的人才，在登基之后，汉武帝针对当时选拔人才上的局限，将流传下来的用人策略进行了巨大的修改，开辟了察举、征召、博士弟子这三条途径，真正的贯彻了唯才是举的准则，而且他的人才不是那种光会说不能做的那种，都是那些动手能力强，可以很好的处理政事的能臣。在这群人的帮助下，汉武帝将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人才收拢体系，为当时西汉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人才，能够满足各种位置的需求，也正是如此，才有了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盛世。

三、中国传统领导思想的现代意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领导思想，涉及治国方略、理政之道、自身修养等方方面面，是现代领导思想和领导理论的资源库。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发展智慧，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为当代领导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尚贤使能”，领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代领导需要一大批管理人才来实施为政方略，完成既定目标，而“尚贤使能”的古代领导思想正蕴含着这一现代领导的用人原则。现代领导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尚贤使能”的领导思想，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用人标准的过程中，注重建立现代“选贤任能”体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选拔“德才兼备”的贤人志士为政理事，为本单位或部门战略的实施与实现网罗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聚合力量。

“民为邦本”，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亲民、爱民、富民、安民”的领导思想是现代领导思想的基础，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各级领导要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领导就是服务”的领导本质，创新为人民服务的形式，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焕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领导理念。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级领导要将“富民”作为工作中心，认识和遵循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规律，不但从经济上富民，而且从思想上富民，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主体。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思想的烙印，然而，人类文明的历史表明，凡是有价值的思想结晶，永远不会泯灭，必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并不断发扬光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予以批判继承，在扬弃中挖掘其现代价值并不断地加以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中领导思想的优秀部分必将在繁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学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活动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