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

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

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

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

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长夜和青灯下的孤寂。

一、清华园的寂寞与苦心

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也主要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秉承这样的一种理念，先生欧游十三载，学习梵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带回西人之蓬勃发展的东方学，欲在人才济济的水木清华中，倾其满腹于孜孜学子们。

讲学4年间，随先生专修的弟子寥寥可数，却因其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被学生垢病: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先生所讲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

文、梵文的研究，冷僻之外，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要求也颇高，故少有人能接受。

面对着西人之东方学蓬勃发展与国人在该领域中的毫无建树，焦虑之情充溢于当时的许多学者的心间。先生面临着这种令人尴尬的学术情形，也大发感慨:“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带诸君洗斯耻。

对这种东方学研究落后的学术状况的焦虑，事实上隐含着先生对中国学术独立乃至民族精神独立之企盼。历史之责任与国家兴亡之命运紧密相连。他不但要通过求证史实积极寻找济世良药，而且还要把这种意识传达给后学，激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历史。可是天不遂人愿，面对充满求知欲但大脑中对老师所讲内容又是“空空如也”的学生，焦虑之余，却又无可奈何。先生曾反复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悬想当时的寂寞情形和压在先生心头的职责感，我们就能真切地理解那回荡在清华园上空近乎“独语”的讲课声中所包含着的一个学者的学术坚守、学术期望和学术苦心。1932年夏，先生又一次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值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先生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因先生一家准备第二天前往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即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以及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试后，对仅占10%分值的“对对子”一题，立刻引发社会上的广泛争鸣，讨伐声顿时风起云涌，多数以为这是旧学的看家本领在向新文化挑战，只有微弱的赞同之音淹没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