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修改讲座

《律师法》修改讲座

数据表明，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13万多人，律师事务所1.3万多个，2006年办理诉讼案件180多万件，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115万多件，开展义务法律咨询520多万件。

我国《律师法》于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改；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次修订，修改后的《律师法》于2008年的6月1号实行。

这次修订新增、修订条款达40余条，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这次修改主要涉及的内容，我从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第一方面：首次允许个人设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法》第十六条规定：“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

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且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设立人还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设立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根据我国现行的律师法，律师事务所有三个种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国办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

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合伙律师事务所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国办律师事务所、个人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不同的：连带责任、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

第二方面：扩大与落实了律师的权利与执业保障

（一）明确了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与特殊的人身权保障

旧《律师法》第32条规定的“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只是简简单单规定了律师执业过程中人身是受保护的，具体是哪些内容没有明确。曾经出现过律师在法庭上刚讲完话，检察官或者法官就把律师带走了的现象。针对现实中的种种情况，修改后的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

只是“可以”。针对这些的问题，修改后的律师法34条明文规定了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不再只是笼统规定收集和查阅，律师不仅可以查阅还可以摘抄和复制，加大了律师查阅权的力度；同时也取消了“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只要律师认为与案件有关的，就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所有材料，内容更加明确化、具体化，进一步确保律师的查阅权。

3.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调查取证历来是困扰律师的一个难题。旧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样的规定是很笼统、过于简单，仅仅承认律师“可以调查情况”，并且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实际上，律师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能够调查取证，是比较难的。修改后的律师法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

修改后的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似乎这一规定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渠道比以前更畅

通了，意味着律师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可能会比以前更多。控辩双方本来就是对抗关系，辩方的力量强大了，这对控方的公诉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冲突的存在，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不经侦查机关的批准，直接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刑事诉讼法》第96条却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刑事诉讼法》同时还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两部法律互相“冲突”，使新《律师法》的实施大打折扣。《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不仅表现在“会面权”上，在“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也有诸多冲突。新《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除了有上述权力外，还有权查阅、摘抄、复制实质性的案卷材料，比如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而《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所以，检察机关拒绝辩护律师查阅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材料也有充分理由。《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才可以调查取证；而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可以自行调查，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大大提前。到底以哪个时间为准呢？

其实，《刑事诉讼法》上次修改距今已有12年。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于2003年公布了5年立法规划，刑诉法修改列入其中，但直到今天，刑诉法修改草案依然没有摆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案头。“在刑诉法修改暂无突破的前提下，我们一直期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出台一个司法解释，或者由六部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出台一个规定，但这样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到现在还没有出台。”

谈及法律冲突，就不得不谈法律效力的大小。从法律效力上讲，《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孰大孰小也有争议。“从立法的机构来看，《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前者是基本法，后者是一般法，前者法律效力应该高于后者；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律师法》的效力似乎更大。”

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应该有区别，但是《立法法》没有规定基本法和一般法之间的大小之分。《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法优于旧法。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经过了法律授权，可以完全行使人大的权力。因此，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应当被视为同一机关。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应当依照《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方面强化了对律师与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管理与监督

（一）对律师的执业行为划出了“九条红线”

《律师法》第49条，将律师严重违规的具体事由由原来的“三条红线”增加为“九条红线”：

1．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2．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

3．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4．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

5．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6．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7．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8．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9．泄露国家秘密的。

（二）对律师事务所划出了“八大禁区”

新《律师法》第50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