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战老兵的回忆
一位抗战老兵的回忆
邵舍福口述汪岚整理
班级：国复142班学号：14837217
人物资料：姓名及出生年月：邵舍福（邵德富），男，1921年10月14日。浙江金华武义县白杨街道下邵村人，1939年腊月他代替已经结婚生子的哥哥邵李福被国民党抽壮丁走上抗日前线，时年18岁。邵舍福“高小”（小学）毕业，在国民革命军第28军62师184团3营9连当过上士文书，当时陶柳任师长，张选铭任连长。后被编入第88军，军长为方先觉。有“抗日英雄”的徽章。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邵舍福所在的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收编，思家心切的邵舍福选择了回家。
时代背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杭州、富阳相继失守，部队急需人员补充新鲜血液。
一、
邵舍福听力不好，先今交流需要用纸笔。据邵舍福说，他当兵是在国民党28军，具体职务是28军62师184团3营9连上士文书，连长是张选铭，师长是陶柳。后来，是在88军，军长是方先觉，抗战胜利后，从安徽安庆回家。
据资料介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进行编制调整时，国民革命军28军隶属第10集团军，陶广任军长。下辖：第16师，章亮基任师长；第62师，陶柳任师长。该军整编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奉命在罗店以南、蕴藻浜、大场镇、广陈镇等地阻击日军。
在此次会战中，该军伤亡惨重，后撤至嘉兴地区休整补充。在此期间，该军新增编第192师，胡达任师长。1939年冬至1941年，该军先后参加了1939年的冬季攻势作战和1941年的第2次长沙会战。1942年初，该军隶属第23集团军时，第25军第52师改隶该军。同年5月至9月底，该军参加了浙赣路会战，奉命在浙赣路以北新登、建德、寿昌一带打击日军。此次会战后，该军驻守在安徽歙县整训。1945年9月，该军第62师改隶第88军，第70军第80师改隶该军。
邵舍福一家原本是本分的务农家庭，他能写会算，在上世纪30年代的武义已经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家庭的平静在1939年的一天被打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杭州、富阳相继失守，部队急需人员补充新鲜血液。当时，在武义一带，第一批、第二批年轻人去部队的时候，都像现在参军一样，戴红花去的。到了第三批的时候，就改成了抓壮丁形式。邵舍福的哥哥被部队抽了壮丁，要去抗击日军，邵舍福的哥哥已经结婚了，大嫂为此终日痛哭。这个时候身材消瘦的邵舍福站了出来：“让我代替大哥吧！我能行！”
邵舍福就这样加入了28军62师184团3营9连，奔赴了抗日战场。在经历了浙赣会战的种种惨烈战役，作为文书的邵舍福活了下来。“有一次在南昌打仗，我们的军队只有破烂的步枪，连炮火支援都没有。日军炮火漫山遍野地炸，当时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迎着炮火冲上去。有一颗炮弹就落在我的身边，可是却没有爆炸，我真是运气太好了。”
“我去的时候，只有18岁，个子小，部队还嫌我太小。”邵舍福老人说，“在江西南昌，我们经历了一次大仗。我是步兵，打大仗的时候，没有炮，部队真的是没办法打仗的。”“别人最怕的就是炮弹袭来，我不怕。有一次，一个这么大的炮弹就落在我身边，还好没有爆炸。“现在时代好啊，像我们那时候天上到处是飞机嗡嗡的声音，老百姓都缩着头不敢出门，一枚炮弹下来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过今天……”“那时候当兵条件十分艰苦，每月7块钱的生活费，其中2.5元是草鞋费。大冬天的雪已经快厚到膝盖，我们上身穿着棉袄，下身却是短裤、草鞋，脚冻得发黑，很多士兵都冻死了。”
“每次部队出任务前，老兵都会对新兵说‘不用怕，子弹长眼睛的’，这是当兵的‘土话’，用来鼓舞士气。听了这句话，我们就好像真的不怕了。”不然，我也回不来了。”老人用手比画着，说得很激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武义旱情严重，水稻没法种，出去当兵的比较多。我们抽壮丁去的是比较少的，20多个人。我们一起去当兵的人，诸暨失守的时候，死了很多，后来在江西南昌、上饶两次战斗中，基本都被炸死了，到现在，和我这样的人可能就没有了。”
在部队里，邵舍福老人说，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部队克扣军饷越加厉害，下面的人非常可怜。由于部队保障不好，吃饭时，第一碗饭要盛浅一点，吃完就去盛第二碗饭，第二碗饭要盛得满满的，这样一来，就能比别人多吃一碗饭。冬天里，穿的还是自己打的草鞋。团里的另外两个文书都冻死了，我还好调去安徽，逃过一劫。”
老人说：“那些年的人和事，以前我还记在脑子里，可是后来我就特意忘却了，因为记着让人徒增烦恼。再说，70多年了，很多事情也都淡忘了。那些事情应该和后人多说说，让大家都明白。”
二、
邵舍福当过文书，那时候，一个团有三个文书。“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我负责登记，看到那场景真的可怕，日本鬼子尸体堆积的血水都超过了我的膝部。”他说，当时南京街头并没有什么人，在一个仓库里集中了很多投降的日本兵，收缴的武器堆成一堆，敌人们没有了之前的飞扬跋扈都老老实实呆着，非常“听话”。邵舍福在收缴敌人武器的时候，还悄悄塞了张纸条给日本兵，上面写着：你们为什么要来中国杀死我的同胞？不久后他得到回复：我们是奉天皇命令，没有办法。回忆起这件事，老人总有点遗憾，“早知道那时候把纸条留下来，如今也好做个纪念。”面对这个质问，战俘里有人显然能看懂汉字，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一名干瘦的战俘鞠躬后回答：“我们是奉天皇的命令来的，我们也没办法。”
这个回答，让邵舍福久久无法释怀。他也在问自己，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呢?死了这么多人，流了这么多血，战争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
战后邵舍福回到了武义老家，这个问题却一直在他心里，直到他遇到了妻子徐秀桂。
三、
徐秀桂今年88岁，14岁时外出放牛割草，意外受到了日军细菌战的侵害，17岁时右脚烂了起来。为了给徐秀桂看病，她的亲人也是想尽办法。老人回忆，有一次，长辈背着她武义县城看病，还没轮到就诊，日军的飞机就开始了轰炸，长辈是背着她逃出县城的。
在长辈的撮合下，徐秀桂与邵舍福缔结了姻缘。邵舍福在婚后，对徐秀桂的右脚格外上心。他非常想治好妻子的烂脚病。
上世纪90年代，听说医学有了很大进步，已经能缓解这种病了，邵舍福就骑着三轮车带着妻子四处求医，一直到最近，妻子的烂脚病总算有所缓解了。对于当年的疑问，邵舍福在和妻子的美满生活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
邵舍福说，“为什么要打这样残酷的战争，为什么日本人要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来杀我们老百姓？”这些疑问在邵舍福的脑海里翻滚。70年后的今天，在武义县下邵村一户农舍里，95岁的邵舍福躺在床上，看着身旁同样躺着的妻子徐秀桂。徐秀桂那被细菌战腐蚀的右脚让他忍不住要流泪。
“我那时候觉得打仗很苦很残酷，但看到妻子的右腿我就明白了，那些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的老百姓当时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上战场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亲人啊！我们虽然衣衫褴褛，武器简陋，但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站出来是为了保护亲人们再也别受这种苦！”
四、
老人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现在生活得都挺不错，儿子、女儿对老人很好，孙子辈的也很孝顺，特别是大孙子邵国琪，一直在代父母照顾爷爷奶奶。
“爷爷平时最喜欢的就是有人来家里玩，他可以和人家一直聊下去。小时候，我们就是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的。”邵国琪说，“爷爷跟我们说得最多的是，他从来没有对不起共产党，在回家前，国共内战的时候，战斗中，他总是朝天放枪，没有把枪口对准过同胞。”
退伍后，选择回家的邵舍福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回家就好。回家之前，在徐州火车站，解放军发过一张证件，证明是抗日战士，证件就笔记本大小。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为了逃过批斗，他把所有能证明自己是国民党兵的物件都毁掉了，最后只留下了一个装子弹的行李箱。如今，邵舍福还保存着这箱子，里面放着书。子弹箱，是邵舍福退伍至今保存下来的唯一物件。看着箱子，他有些激动，“打战打到最后日本人投降，我们的枪支已经不多了，枪的背带是用稻杆绑的，枪栓因为生锈拉都拉不开。现在国家变强大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国耻。”
“我能够活到现在，真的很幸运，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保留下来，更不知道尸骨落在何方。”老人一再提到，一起抽壮丁去的有20多个人，他们牺牲后，很多人在族谱上都没有名字，骨灰也没有拿回来。原因是前些年在做族谱时，有人认为，这些人是被国民党抽壮丁去的，不应该进族谱。为此，在做谱时，邵舍福就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所幸的是，如今，这种思想早已成为过去。
五、
晚年生活
邵舍福肯吃苦，喜欢帮助别人，从不与人发生争吵。早些年，只要村里人家有红事白事，老人都很乐意为大家写对联，并且分文不收。他还经常义务清扫村子道路，不求任何回报。邵舍福有一块县政府颁发的“健康老人”奖牌，他一直引以为豪并将它珍藏起来。
现在，邵舍福已是95岁高龄，头发花白，形体枯瘦，满脸的老年斑，生活根本无法自理。老人家耳朵听不见，好在视力还不错，家人们一般通过用粉笔写字与他进行交流。“90岁时父亲都还能下地劳作种油菜，之后由于年老体弱一直卧床，前不久还因为肺炎住院了。”邵长法说。邵舍福的妻子徐秀桂今年8岁，前年她不小心摔进沟里导致手脚骨折。一个不大的房间，两位老人各躺在一张床上，由儿女轮流照顾。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日前，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为邵舍福送来400元慰问金及冬衣、围巾、挂历等物品。如今社会上关注抗战老兵的人越来越多，这让邵舍福和他的家人们感到欣慰。
[口述者简介]邵舍福，1921年生，原抗战老兵，现居武义下邵村
[整理者简介]汪岚，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商学分院国复142班学生
另附照片五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