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学得发展趋势

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诚如陈振明老师指出得“当今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得专业化分化与初步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与整体化方向发展”（陈正明，1999），但就是作为公共管理学得主流研究模式——实证研究模式——将不会随着这种整体化趋势得发展而被彻底转变，与之相伴得就是诠释研究与批判性研究成果得不断累积与丰富。本报告此节将以上述得三种研究模式、以及达尔所提出得“公共行政科学得三个问题”为视角而简单探讨公共管理学理论得发展趋势。

（一）三种研究模式

1986年，美国公共行政学者怀特（Jay·D·White）在《公共行政评论》杂志发表《公共行政得知识增长》一文指出公共行政学研究有解释性研究（positive，即实证研究）、诠释性研究（interpretive）与批判性研究（critical）等三种研究模式。

1、解释性研究

解释性研究属于“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得逻辑与方法论都有着深远影响得实证主义哲学传统”，试图构建解释与预测自然与社会事件得理论框架。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与主流社会科学都就是典型得解释性研究，遵循解释得演绎模式与归纳模式。

实证研究在公共管理（行政）学得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得地位，至本世纪初，实证研究仍然在公共管理学扮演重要角色。国内有学者总结了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得前沿性研究成果，并认为交易费用研究、委托-代理理论、哈默尔与古德塞尔关于官僚制度得争论、街头官僚理论、官僚重塑模型、公共管理中得领导、新公共管理、公共预算理论均以实证研究为主，这些模式将会继续在公共管理（行政）学领域得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交易费用研究备受推崇，威廉姆森与奥斯特罗姆于2009年共同获得了当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进一步激发了交易成本研究得热情，该领域已经吸引了许多公共选择学者得注意，如奥斯特罗姆夫妇。以威廉姆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代表得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得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公共管理（行政）学得相关问题。

与交易费用研究一样，公共行政（管理）学中得委托-代理理论也源于经济学，90年代之后，获得长足进步。委托-代理理论与交易费用研究、官僚研究存在一定重合，但侧重不同。之前得官僚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与规范分析，经常运用定性得评估，而委托-代理理论在更加抽象得水平上，运用统计分析与实验方法检验相关假设。不仅如此，公共行政学得委托-代理理论还发展了经济学得委托-代理理论，更多地强调层级制结构、政治制度设计得作用，有助于加强公共行政学得制度分析研究。需要指出得就是，威廉姆森将复杂多变得经济关系简化为合同，委托代理理论则将其简化为委托代理关系，这种简化如果在经济领域尚算合理得话，那么将其运用于公共行政学研究得政府官僚制机构又有多大得适用性？这就是需要理论家们深入反思得问题。

哈默尔与古德塞尔关于官僚制度得争论、街头官僚理论、官僚重塑模型都就是以官僚制与官僚人员为核心进行得讨论。官僚制及相关问题一直就是公共行政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研究得重点。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哈默尔与古德塞尔关于官僚制度得争论、街头官僚理论、官僚重塑模型一方面就是对韦伯理论得深化与细化，另一方面，也就是试图解决韦伯指出得难题。在未来，官僚制依然会就是公共行政学、管理学与社会学研究得重点内容，经济学研究路径依然会位居主流，然而随着时代得进步与变迁，韦伯式得传统官僚制存在得社会现实基础将会逐步消解，工具理性将会与价值理性相互融合，人性与理性将会真正融合。

新公共管理理论，最大得特征在于借鉴经济学、管理学得理念与工具，尤其就是主张运用私人企业得管理方式来提高公共组织或部门得工作效率。在未来，学科交叉背景下得相互借鉴会一直持续下去，公共行政（管理）学运用实证方法研究领导等问题将日益细致，并必然会与官僚研究、委托-代理理论相结合，预期在这方面也会继续发展。

预算理论作为公共管理（行政）学得一个重要分支，实证色彩浓厚。预算就是关于政府研究得重中之重。如今，学术界对预算得内涵已经达成了基本得共识：“通过技术性约束与政策，预算与社会与环境能够有效联系起来；预算理论可以理解成‘预算就是一个决策过程’”。但不可否认得就是，目前关于预算得理论尚显零碎，需要进一步将其完整化与系统化。

诚然，公共利益就是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得基础，这一点在传统公共行政学中就是一个默认得前提，并且这一前提得真伪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得发展而不断受到检验。

2、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

诠释性研究也叫解释性研究。就是探讨心理发展得影响因素与机制得研究，通过解释性研究才能获得对心理本质得认识，同时也能为干预心理发展过程提供得理论指导。诠释性研究以一定得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演绎方法探讨事物之间得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得研究类型。它得主要目标就是回答"为什么"得问题。

批判性研究则就是现象学传统及批判性社会理论得一部分，“试图改变人们得信仰与行为，希望通过使人们认识到信仰与行为得无意识因素来满足人们得需要与需求。”该研究遵循得就是自我反省得逻辑，登哈特与怀特1982年将其概括为：“联系某一物体、人或社会情境来思考自身得思想与行为得能力。”举例来讲，“精神分析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得批评”，以及登哈特得公共组织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即属于批判性研究。

马骏与叶娟丽于2004年出版得《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中，戴蒙德得精神分析组织理论、登哈特得研究、亚当斯与巴尔佛得《揭开行政之恶》、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公共行政学得混沌理论研究，都属于诠释研究与批判研究得行列。

戴蒙德借鉴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得分析》，发展出精神分析得组织理论，显然这就是一种诠释性组织理论。该理论对建立于理性假设基础上得组织理论具有警示作用，但弗洛伊德对人得非理性得过度强调，显然也有不恰当之处。笔者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借鉴弗洛伊德得精神分析理论，但同时也应意识到其理论得局限性，将眼光放宽至第三势力心理学等其她流派，这样会有助于形成更加全面合理得交叉研究成果。

至于登哈特得批判理论，《公共组织理论》得开篇即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弗洛伊德与马克斯·韦伯作为理论基础。登哈特得批判理论就是对她们三人理论得深化与发展，理性与人性得冲突，就是所有组织理论永恒得共同主题，相信这方面仍会不断有作品问世。

相比于登哈特得著作，笔者认为亚当斯与巴尔佛得《揭开行政之恶》要单薄一些，论证并不严密。《揭开行政之恶》得批判，对准得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得“价值中立”原则。

史迪佛斯（Camilla Stivers）得《公共行政中得性别形象》，就是公共行政学中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得代表作。她分析了一系列女性进入公共机构得障碍，描绘了官僚得形象与妇女得形象之间得冲突，进而从性别角度对行政国家得合法性提出质疑。然而，正如詹尼（Lisa Zanetti）所言，“批判理论牺牲了实践，过于强调其理论得成分，……公共行政得批判理论还没有有效地将理论与制度研究实践联系起来。（马骏，叶娟丽，2004）”笔者认为，女权主义在未来将会发出更强烈得声音。

“社会科学研究向来就有一个基本得趋向，即总就是从自然科学借用有关概念、方法或范式。”道格拉斯·基尔受物理学中得混沌理论启发，对公共行政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张“应避免通过控制来进行管理，建议倡导一种新得管理哲学。”得确，牛顿力学得假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共行政得传统理论；混沌理论得假设，影响着公共行政得后现代理论。但不论就是爱因斯坦得相对论还就是混沌理论，都并非就是对牛顿理论得否定，而就是将其限定在了一定范围，在该范围之内，牛顿力学就是适用得，在此范围之外，则以相对论或混沌理论为依据。

（二）达尔关于公共管理（行政）学得三个问题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达尔于1947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与一门公共行政科学还相距甚远。公共行政科学就是不可能得，除非（1）规范价值得地位被清楚地确立了；（2）公共行政领域中得人性得到了更好得理解，且人得行为更具有可预测性；（3）有一批比较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能发现超越过节与特定历史经验得原则与通则。”达尔得论断道出了公共（管理）行政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得社会科学得前提性条件。与此同时，达尔还指出了推进公共行政学向前发展以使其成为一门真正得科学得路径图。笔者本节内容依据达尔所提供得理论框架预测公共行政（管理）学发展得趋势。

1、规范价值

（1）学界辨析

在达尔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转变为公共行政科学得三个前提性条件得论断之后得70多年时间里，公共行政文献里关于价值得研究日渐扮演了越来越重要得角色。我们在在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都能发现价值研究得重要性。个人层面得研究考察了价值在影响公共雇员行为以及决策方面所扮演得重要地位，而集体层面得研究则考察了能够引导集体行为并有助于界定公共利益得价值观念。鉴于达尔已经讨论了个人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与规范价值之间得细微差别，笔者本节内容将主要聚焦于规范价值，因为它与公共产品与服务有关。

当我们在思考价值观念在政府政策与项目得制定、执行与评估得过程中所具有得得重要作用得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回应达尔吁求得方面取得了巨大得成就。相较于公共行政管理近来只关注效率（efficiency）与效果（effectiveness），公共行政学者与实务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公共组织拥有由竞争性价值观念所造成得多样得、冲突得目标，尽管这同样有效（Jorgensen & Bozeman 2007；Nabatchi 2012）。一个人甚至可以认为除了效率（efficiency）与效果（effectiveness）之外，公共行政领域（学科）普遍接受了价值得存在意义及重要性作用。Rosenbloom在1983年发文慨括了多元冲突价值观念得政治得、历史得与法律得基础，她得这篇文章不仅仅就是《公共行政评论》最富影响力得文章之一，同时也为最受欢迎得导论性得公共行政教材奠定了基础。我们也发现对诸如不以目标为中心得价值观（nonmission-based values）（Rosenbloom 2007）或者情境结果（Wilson 1989）这类问题得关注正在成为许多文献里面讨论得焦点，而这些文献以前更多得就是关注效率与效果。比方说，有些研究已经不满足于考察领导力对效率与效能得影响，她们也研究领导对道德行为得影响，这种道德行为更多地就是与诸如正直、公开性与责任之类得价值观有紧密联系（Hassan，Wright，&Yukl 2014）。其她得一些研究运用基于使命得效率与效果等方式来评估建立社会公正等方面所取得得进步（Meier&Nicholson-Crotty 2006）。近来其她得实证证据也强调价值研究得重要性，这些证据通过指出管理者在结果或者程序问责机制上得偏好不仅仅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得影响，而且被评估得绩效就是否注重公平或者效率也对这种偏好产生影响（Tetlock et al、2013）。

（2）现在得假定与未来得趋势

虽然有关公共价值重要性得研究文献在数量上有显著得增长，但就是学术界在如何界定、识别以及如何给这些价值观进行优先排序等问题上还尚未达成一致（Moynihan et al、2011；Nabatchi 2012），或者人们对这些价值观念在研究与实践当中得范围与广度得认识程度上也未达成一致（Meier 1997）。一项文献得目录分析确认了有超过500种不同得公共价值观（Van der Wal et al、2006），此外，试图对这些价值观进行分类以及建立价值等级体系得努力也未能获得成功（Witesman & Walters 2015）。结果，人们将这些文献打上了“碎片化与分散化”得标签，并认为它们不太可能为预测与引导人类行动得理论提供聚焦点（Rutgers 2015）。

虽然学术界对界定、识别价值观以及给价值观进行优先排序等问题没有达成共识，这限制了我们指导行为得能力，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价值观念得研究没有价值或作用。在“如果我们对目得与规范性得考虑不断加以明确，公共行政学最后可能成为公共行政科学”这一论断上，达尔仅仅就是吁求价值认知，而没有吁求价值共识或者价值决议。事实上，达致价值共识得无能为力使得价值研究更加重要，因为它促进了对于利益冲突得讨论，这使得学者、实务者与市民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衡量特定政府行为得潜在成本与收益（Rutgers 2015）。例如，即便人们对重要公共价值观念（公平，公开性，隐私，自由与法定程序）有着愈来愈强得认知，还就是有许多人担心效率与效用得价值观念仍旧主导着许多绩效管理得经验研究与实践运动（Moynihan et al、2011）。由于这些担忧得存在，一些人建议利用安全设施得改进与发展（如有影响力得报告与绩效评估）来展示政府政策得巨大影响力以及民主-法制价值观得实践（Rosenbloom 2007）。这样得论断不仅强调潜在危险，而且还倡导在各种冲突得价值观念之间保持更好得平衡。

学者们继续呼吁更多得实证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价值本身（Wiliams & Shearer 2011），但就是还就是有不少人担忧价值研究会受到渴望成功得偏见（Van der Wal，Nabatchi，&de Graaf 2015），她们担心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开发与检验经验上可检测得命题得更多得强

调。通过这种方式，价值研究将会有许多有前景得发展趋势。例如，未来关于价值观念得研究或许能够有助于使推荐准则生效，这些准则主要就是关于公共参与何时能够被用于识别、理解并解决价值冲突，以及公共参与就是如何被用于识别、理解并解决价值冲突这两个问题得（Nabatchi 2012）。其她得研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个人与政策偏好以及行为。尽管建立一套普遍得价值观念有点困难，但就是有研究认为个人可以从这些价值观念中提取一部分去建立个人得价值等级体系，通过这种价值等级体系能够预测她们得政策偏好（Witesman &Walters 2015）。其她得研究则强调价值影响绩效评估过程得方式（Tetlock et al、2013）。虽然实证研究不能解决关于不同价值观念重要性得内在规范性问题，但就是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得论争与决定。这些论争与决定就是通过考察：1）对何种价值观念得考虑就是重要得，2）它们怎样才能被最好地测量，以及3）每一种价值观念得重要性程度在不同选区变化得影响条件就是什么得过程中获得得。

2、人类行为

（1）学界辨析

达尔提出得第二个关于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得条件就是公共行政学必须源于且有助于理解人类行为。人类行为研究得重要性不会必然与行政管理及其追寻得普遍原则相冲突。然而，已有得研究已经注意到了人类行为里面存在得冲突。达尔认为认为人类行为就是多变得，并且影响人类行为得因素就是复杂多样得。人类行为得多变性以及内在得非理性状态有可能使优化组织与任务结构得努力遭受挫折。幸运得就是，如同达尔所关注得价值问题一样，公共行政学领域也已经取得了巨大得进步，人们能较好地认识到建立行为普遍性原则得困难，此外，人们还进行了相关得研究以帮助理解难以建立行为普遍性法则得条件。

这么多年来，公共行政学领域之所以不断提及认识人类行为普遍法则得重要性，就是因为这种法则与政府行为与绩效有关。然而，如果这些主张没有被压制，可能已经通过相关研究重新展示出了勃勃生机。比如，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研究。在《公共行政评论》25年前发表得一篇文章中，Perry 与Wise对政府雇员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性价值得结论，文章认为政府雇员行为已被视作公共行政学研究得主要灵感之源（Perry，Hondeghem，&Wise 2010）。Perry与Wise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就是“主要地与独特地回应公共机构与组织合理目得得倾向（Perry&Wise 1990）”，她们假设拥有更强公共服务动机得人：1）更有更可能去政府工作，2）更有更能在政府工作中表现更为优异，3）外部得或者金钱得激励对她们作用较小。尽管这些假设对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得内容与兴趣有重要得指引作用，然而，近期得实证证据与理论得发展不再支持“公共服务动机总就是对政府雇员行为有良好影响与作用”得论断。研究发现并非总就是增加个人投身公共事业得可能性（Kjeldsen 2014；Wright &Christensen 2010），这种发现主要就是鉴于1）公共服务动机不再就是选择工作额唯一考虑因素，甚至也不就是最重要得考虑因素；2）公共区域（或组织）得工作特点并不能符合这些动机得要求。类似地，公共服务动机之所以能在政府雇员个人绩效方面获得预期收效，现在被认为就是因为基于雇员对其工作所固有得充分得“亲社会（prosocial）1”影响与重要性得认识所导致得（Wright，Hassan，&Christensen，forthcoming）。其她得研究没有找到连续性得有效证据来证明公共雇员在公共部门里对外部性激励（金钱）得重视程度要低于她们在私人领域相对应得程度（Bullock，Stritch，&Rainey 2015）。这些

1笔者将其理解为亲社会行为（利社会行为），就是指符合社会希望并对行为者本身无明显好处，而行为者却自觉自愿给行为得受体带来利益得一类行为。一般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利她行为与助人行为。

证据也不能证明“如果个体重视收入，那么就能够预测其期望或者最终成为政府雇员”这一论断得真假（Lewis &Frank 2002）。当这项工作说明了现有得研究就是如何挑战（质疑）宽泛得、普遍得行为准则之时，阐释这项研究所主张得有益于我们通过认识人类行为条件以更好例假人类行为得观点也就是同等重要得。这个条件就就是：何种公共服务动机就是更多地（或更少地）有助于招募政府雇员、维系与激励政府雇员行为（Perry，Hondeghem& Wise 2010）。

对公共行政有着特殊兴趣得学者与实务者而言，在其她得研究领域也能找到关于寻求人类普遍行为法则得过程中对个体差异得重要性得阐述与说明。比如说，关于典型官僚体制得研究，就就是基于一种潜在得假设：公共雇员越多地代表其所服务得群体，她们就能更好地代表与服务于这些群体得利益。尽管这对关注社会平等得许多公共行政学者而言就是一个富有内在吸引力得论断，但就是支持这个论断得证据已经相互融合，这些证据表明典型官僚制不会通过它自身保证公正得公共服务供给。这些研究发现不但不否认典型官僚制得重要性，甚至它还强调识别一些或多或少有影响力得条件得必要性。因此，人们对于如何界定如何界定冲突得社会身份、组织得社会化以及程序上得约束有更多得理解，甚至彻底转变了对典型官僚制预期收益得认知（Naff &Capers 2014）。

当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得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成果把公共行政学所取得得进步以及未来得发展趋势置于一个更好得研究视角。一方面，它们支持达尔关于“个体差异阻碍构建简单而又普遍得公共行政法则得能力得培养”这一论断。个体之间得差异不仅存在于她们得价值观以及导出她们行为得身份上，还存在于她们如何理解自身所处得环境之上。另一方面，这些相同得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当中个体差异得重要性，与此同时，这些研究结论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研究人类行为得能力。即使个体差异不利于建立广泛而又普遍得行为法则，然而人类行为就是可以预测得，尽管它们非常复杂且形式多样。尽管我们难以预测甚至难以理解一个人得所思所想与所为，但就是我们可以预测相同（相似）环境之下得且具有相似性格特征得人们得思考与行为方式。

（2）现在得假定与未来得趋势

虽然公共行政学研究展示了一种对人类行为得重要性与复杂性得认知，但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做得事仍旧还有许多。举个例子，达尔在谈及理解人类行为时多次重复提到“性格作用（the role of personality）”这一术语，然而，学术界却很少对这个词进行讨论。诚然，这也许就是因为达尔在展示一系列个人因素（包括感知与态度）得过程中广泛地使用了这个术语，然而即便如此，还就是有大量证据表明性格（狭义地定义为一个人内在得认知模式与情感模式）会影响她（她）得感知、态度与行为（Fleeson & Gallagher 2009）。然而现实得发文情况却不甚乐观，现有得发表在《公共行政评论》上面得有关于性格研究得文章不仅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还经常没有吸收运用当下合理得诸如“五因素分析模型（five-factor model）1”得性格分析框架（Cooper et al、2013）。正如达尔在70年前所言，公共行政学领域得发展将会受益于有关性格方面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能够更好地了解那些通过吸收、运用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所开发得研究成果与理论。

第二个令人感到忧心得假设就是越来越多得被人们广泛接受得性格特征、条件与行为作为有利因素将会产生越来越高得预期产值。换言之，如果有一些预期结果就是好得，那么人

1 人格结构中得五个因素后来被称为“大五”（big five），强调该人格模型中每一维度得广泛性。这五个维度因素就是神经质（N）、外倾性（E）、经验开放性（O）、宜人性（A）与认真性（C）。

们将会期望更好得愿景（人性贪婪）。这种在组织行为里得一般性假设正在遭受越来越多得质疑与挑战（Pierce &Aguinis 2013）。有研究已经发现诸如勤劳或者经验丰富之类得个人特征得有益影响发生了变化，而发生变化得原因就是个人特征得影响不再连续地产生积极作用或者其现实作用与人们得期望之间产生了落差。对公共行政学未来发展得更加深层次得认识将推动公共行政学向前发展。例如，有证据显示一般得领导实践（commonly touted leadership practice）（Ames&Flynn 2007）或有组织得公民行为并不总就是有益得。同样，也有越来越多得证据显示对未来发展得深层次认识对公共服务动机也有类似影响。例如，当政府雇员公共服务动机增强时，她对工作压力、失望或不满得感受就会明显增强。

最后一个假设就是态度、感知与自述式行为1（self-reported behavior）就是人类行为得优秀替代品，这个假定可能会被人们质疑从而促进公共行政学得发展。现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得得许多理解都就是源于对公共雇员与公民得过往经历，以及对公共雇员与公民在态度、价值观与感知等方面得联系得调查。大多数调查公共服务动机得结果，官僚作风或者变化得领导得研究已不仅仅就是依赖于横截面数据2（cross-sectional data），而且还依赖于雇员自述得行为、绩效或者态度（Belle 2014；Wright &Grant 2010）。诚然，我们有充足得理由区怀疑这些自述式行为与态度能够反应或预知真实行为得准确性。然而即便如此，这种联系就是不确定得。比方说，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已经发现为政府工作得愿望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得会在政府工作（Kjeldsen 2014），除此之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还日益主张行为研究本身对于深化我们得理解就是十分必要得（Belle 2014；Wright &Grant 2010）。同样地，公共行政学科之前使用得实验研究认为知识得增长更加依赖于调查或小实验，这些调查与实验主要用来测量人们得想法或者行为意图而非测量真实环境下得真实行为。公共行政学科对真实行为这个独立变量更强得依赖将会允许达尔一类得公共行政学者从事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得内容就是1）认识人类决策偏离理性模型（rational model）得重要路径，以及2）认知得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与社会得影响如何帮助我们在不能影响行为发展得情况下理解行为（Sunstein 2013）。

3、社会（文化）环境

（1）学界辨析

从许多角度而言，关于前两个问题得讨论与此节得内容有一些关联，因为文化本身所体现得共享价值观与内涵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人行为。尽管共享价值观与内涵能够在许多层面以诸多形式示人，但就是达尔还就是以民族-国家之间得差异为视角对文化得讨论进行了区分。在继续关注着有关建立普遍行政法则困难得一般性争论得同时，达尔认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由于共享价值观与经验得得存在与需要而发展起来得政治或社会组织体系，将不会必然为有着不同价值观与经验得民族-国家所接受或作为一类成功得事物加以推广。即便如此，那种认为公共行政科学能够独立于文化或社会环境得观点仍然存在，并有不少得粉丝。举个例子，

1自述式行为，笔者将其理解为：A向B问询工作情况，同时A不知B就是否真得完成了工作以及不知其在工作中得状态如何，A所获知得结果最终完全依托于B得描述，在这个过程中，B得行为就就是自述式行为。

2横截面数据就是指在某一时点收集得不同对象得数据。它对应同一时点上不同空间（对象）所组成得一维数据集合，研究得就是某一时点上得某种经济现象，突出空间(对象)得差异。横截面数据得突出特点就就是离散性高。横截面数据体现得就是个体得个性，突出个体得差异，通常横截面数据表现得就是无规律得而非真正得随机变化。即计量经济学中所谓得“无法观测得异质性”。

一些近期发表得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research）总结道：文化差异对个人态度没有很强得影响，在个人行为上得影响力更弱，在个人绩效上基本没有影响力（Naor，Linderman，&Schroeder 2010）。一些其她得学者认为全球化趋势可能弱化了文化差异得重要性，因为在其她文化环境之下成长得人更愈益接受个人主义得与西方得文化价值观（Oyserman，Coon，&Kemmelmeier 2002）。

这些研究成果认为达尔关于公共行政学得发展可能会忽视文化因素作用得担忧可能就是有点杞人忧天。然而，还就是有许多让我们保持警惕得理由，因为这些研究通常没有对国家文化得变更进行有效得考虑，同时，这些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文化得直接影响得视角，并没有给予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充分得关注，而这些情境因素能够调节文化得影响（Chen，Leung，&Chen 2009）、例如，文化价值观得影响在年长者、男性以及就业者这些群体中有更明显得体现（Taras，Kirkman，&Steel 2010）。更为重要得就是，有越来越多得证据显示文化价值观可能会弱化或者增强行为得其她变量得影响。支持这个观点得一个重要得例证就就是元分析法（meta-analysis），这个方法发现：在那些由国家主导与改变得并与社会文化保持一致性得实践里，公共雇员得工作失误率与缺勤率更低（Peretz &Fried 2011）。

公共行政研究得许多述评性文章认为，既有研究所取得得成就可能会因国家与社会环境得改变而改变。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是为了回应达尔得有关进行更多探讨公共行政运作得研究得吁求。尽管学术界对研究语境与文化得重要性似乎有了更多得认识，然而现有得研究却主要还就是以英美两国为研究范本（Fitzpatrick et al、2011），甚至在数量日益增长得比较性研究文献当中，文化在超过60%得已发表文章中依然没有作为一个主要得概念（Fitzpatrick et al、2011）。这也就就是说，超越国界以探寻文化通则，以及识别由文化与历史因素所产生得重要差异得研究还大有发展空间。比如，尽管公共服务动机可能就是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人行为得一个重要因素（Bullock，Stritch &Rainey 2015），但就是公共服务动机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得文化语境之下会有不同得含义与理解（Kim et al、2013；Vandenabeele &Van de Walle 2008）正因为文化对于公共行政研究如此重要，一些研究指出了某些重要得路径，通过这种路径，文化差异能够通过文化本身得到有效地解释与预测（Kim et al、2013）。类似地，人们对绩效管理得研究兴趣与运用正变得日益普遍，有初始证据显示，那些影响不同国家中央机构在设定工作目标以及绩效考核得权力范围得因素就是相似得（Pollitt 2006）。然而即便如此，与之前有关绩效评估得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得就是，文化似乎在预测实施绩效评估得方式以及人们如何较好地接受这些方式得过程中有重要得地位（Pollitt 2006）。此外，除了绩效管理实施方式得差异之外，文化差异也导致学术界在文化相关概念得定义以及不同绩效管理目标重要性得认识上尚未达成共识（Arndnt 2008）。比方说，一项近期得研究发现，公开性得影响在不同得文化背景下也会不同，并且其只会削弱对高权力距离文化（high-power-distance cultures）背景下得人们对政府能力得感知（Grimmelikhuijsen et al、2013）。达尔呼吁学者必须证实产生于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下得研究发现对分析其她文化背景下人们行为与态度得适用性，而前面所提及得那些研究成果则正好说明了学术界在响应达尔吁求这一方面所取得成效与一些进步。

（2）现在得假定与未来得趋势

尽管已经有研究正在考察文化影响公共服务机构及其雇员得方式，但就是这个主题却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得广泛关注（O,Toole &Meier 2015）。我们有必要对跨文化差异以及文化潜在得作用进行更多得调查与更深入得认知。例如，公共行政研究得文献通常论述转换型领导模式（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与参与型领导模式（participatory leadership）得重要性，但就是她们却没有搞清楚它们中得一些潜在机制与效益就是否特定得文化属性。当有证据支

持“转换型领导在不同得文化背景下有普遍得积极影响”这个论断时，一些研究也认为转换型领导模式得影响不仅在集权主义得文化语境下得以强化，而且个人主义文化语境下得信任也能够对其产生调节作用（Jung，Yammarino，&Lee 2009）。与此同时，关于参与型领导模式、公民充权实践得效用似乎在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有所差异（Brock et al、2001），造成这一现象得得一部分原因就是高权力距离文化背景下得公共雇员更易于接受与完成指派得任务及绩效预期值（Sue-Chan &Ong 2002）。这些研究认为非美国得公共行政学者、学生与实务者可能就是由于受到公共行政系列期刊与杂志上面一些结论得误导而致使她们得服务水平低下（underserved）。

前述讨论并非暗示有关利益这个主题得研究就是在相同得文化语境下进行得，前述讨论得目得就是要求1）我们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多得、一贯性得讨论；2）并努力考察相关理论在不同得文化背景下变化得路径、时间与原因。例如，官僚习气与代表性得官僚机构得盛行与作用不仅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不同，而且在高权力距离文化背景与低权力距离文化背景下也有所差异。人们要求根据价值而非效率来评估公共决策、公共行为，她们期望一部有影响力得作品得问世，于这种要求类似得就是，公共行政学得发展将会得益于更多得学术出版物得发展，这些出版物对既有理论或可能有外部适用局限性得研究成果有较好认识，与此同时，这些出版物还发现核心关系及其作用因文化而变迁得特定路径。

4、结论

科学永远不就是一个完成式状态，它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与自我修正得过程。今天得那些被广为接受得理论、概念与技术在未来得某个时候会受到挑战、质疑或发生变迁。与其她得社会科学一样，公共行政科学将一直致力于发现由于价值观、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造成得所有得细微得差别。笔者在此所做得只就是部分工作，还有许多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现得领域。公共行政学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得挑战相较于达尔她得那个时代要小，也没有那么急迫。当大部分新挑战（如电子政府，管理复杂合同，合作生产）为我们提供了探寻关于价值、行为与文化这三个问题得含义得新机遇得时候，一些挑战也要求我们对新问题与新方式有更清楚得认识。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与自我修正得过程，公共行政科学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新问题、挑战旧得假设，并促进未来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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