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9.2)--“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

第九讲：“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

教学目标：

识记、认知清末新政在不同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正确理解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通过学界对清末新政的不同看法，客观评价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客观的评价观。

教学重点：

1、清末“新政”的主要改革措施。

2、正确对清末新政的进行评价。

教学难点：

1、如何理解学界对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

2、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如何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的评价观

教学内容：

一、清末“新政”的概况

第一阶段主要推出了官制、学制、兵制、工商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另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新政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进行体制变更。主要内容包括：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成立责任内阁等。

二、学术界有关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探讨

（1）“他败论”。其基本观点是“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末新政的中断”。

（2） “自败”论。将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即便没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3）综合因素影响。

三、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韬略层面上：看“新政”重大战略出台的动机、时机。

谋略层面上：看清政府有关“新政”改革的整体规划 。

策略层面上：看清政府如何处理推行“新政”过程中所碰到的两难困境。

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厉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发动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宣布改革的恰恰是不久前发动戊戌政变的西

太后。她亲手镇压了戊戌变法，又亲口宣布实行“新政”。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对清末“新政”的认识与评价也颇受关注。

清末新政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变革，学术界过去多以“反对”论处。近些年来，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有的说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还有的认为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但是，十年“新政”没能挽救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什么原因导致了清末“新政”的失败：是清政府无法驾御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无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困境、难以担当起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干角色？还是革命党的激进革命、抑或立宪派的操之过急？总之，导致清末“新政”的失败是改革者自身的原因，还是改革过程之外的其它因素，“自败”抑或“他败”，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清末“新政”的基本概况

晚清十年“新政”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1年至1905年，第二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学界有人将第一阶段称为“新政”时期，第二阶段称为宪政改革时期，实际上不应隔裂，只是前后两阶段的改革重点不同。

第一阶段主要推出了官制、学制、兵制、工商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另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新政进入第二个阶段，核心是进行体制变更。主要内容包括：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成立责任内阁等。

对于晚清新政，尤其是宪政改革从总体上究竟应作何评价?传统观点一般贬之为抵制革命的“伪宪政”、“假立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贬有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以褒为主。有学者认为 “用政治学观点去考察清末社会特点、政体与国情的关系,具体分析预备立宪的内容及进程,就不难发现,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其民主进程起步的最佳方案,并不是英式虚君制或美式共和制,仍以二元君主立宪制较为适宜。”还有学者指出预备立宪“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尽管清政府确有欺骗人民、消弥革命的主观意图,但以“假立宪”蔽之未免失之偏颇。

二、学术界有关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探讨

清末新政是一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现代化性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运动，然而，它并没有成功，不仅没有成功，连主持改革的清政府也在这场改革中黯然离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改革失败了呢？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可归纳为两种基本论点，列图如下：

（1）“他败论”。“他败”论的基本观点是“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末新政的中断”。1994年,李泽厚公开提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认为“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结果造成了“不断革命”的局面,而“‘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①这样就正式拉开了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论战的序幕。继而有学者更直接、明确地论述了辛亥革命对清末新政的负面影响。如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新政将按计划进行,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新政早就有一个肯定的客观的说法了。”②这些观点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新政即可继续进行，而且能够取得成功，这实际上是主观预设的一个前提。

（2）“自败”论：“自败”论者将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内部因素，即便没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构成清末新政“自败”的因素很多，大体上包括“时机错失”、“技术失误”、“权威缺失”、“能力欠缺”、“政府腐败”，等等。

有学者概括“新政”失败的原因为，从主观方面来说，“改革的目的与改革本身的矛盾，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为了自救，它必须进行一些真正的改革;另一方面，若真的实行宪政，势必要放弃很大部分统治权，结果只能导致自己统治的削弱，这又非清政府所愿。清政府就是在这种非常矛盾的情况下开展改革的。”此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众多中小官吏对新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认识，甚至持反对态度”；“严重的财政困难是造成改革失败的又一原因”；“盲目仿效日本立宪做法，给改革带来了无穷灾难，直接导致立宪派对清政府的背离，加速改革的失败”；另还有“列强对清政府的改革持冷谈态度”的影响。

有的强调“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应具备的条件看，清末新政主要败在两点：其一，缺乏真正的现代化领导核心；其二，变革时机的错失”。

有的认为“失败的原因很复杂,总体而言,发动和推进立宪的社会基础还过于薄弱,思想上还倾向于保守;废除科举的教育改革推进了宪政,但也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清政府不致力于

培植宪政社会基础,而是力图维持满清统治,人为设阻宪政进程,遂使革命力量增强”

三、研究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学者们对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分析合在一起，构成清末新政失败的“合力”。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哪一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即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主因是什么？“他败”论将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归之为外因，是不符合哲学逻辑的。其实，清政府拥有的军事力量远在革命党人之上，武昌首义的成功只能说明清政府的脆弱、说明他的社会管控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低下。问题出在新政自身，出在清政府内部。我们需要分析新政的重大举措所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将清末新政看作是一场事关清政权存续与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研究这个重大战略中的韬略、谋略、策略等几个层面的得失。

首先，在韬略层面上：“新政”重大战略出台的动机、时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大多认为，清末新政是清政府的一场“自救”运动，即清政府进行新政的目的是挽救其统治。1905年前，清政府压根没有考虑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进行了不痛不痒的、枝节性的官制改革，因此，这一阶段的新政仍是围绕着巩固其专制统治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戊戌变法的继续。第二阶段新政的主要目标是为推行立宪制进行预备，以达到立宪制下君主存在的目的。君主立宪制作为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在正式施行之前适度地加以预备，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清政府推行预备举措的合理性，即谋略的恰当与失当问题。从韬略上讲，清末新政的动机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我们难以从动机上认定它的“反动性”进而断定它必然失败。

应该说，20世纪初年的清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因此，在改革的时机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西太后镇压戊戌变法后，外受八国联军的打击，内受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和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夹击，此时的清政府撑控改革主导权的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清政府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但是，能否推断清政府真的行将就木、不可救药了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还是存在着一些有利于改革的条件的，只要善加利用，壮大有利于变革的基础，新政或将取得更大的成绩。首先，存在着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基础，经历了戊戌变法的洗礼，清政府内部主张改革的呼声高涨，甚至在皇族亲贵中，也不乏赞成改革者，流亡国外的康、梁等人，仍然高举保皇的旗帜，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制，国内以张骞为首的立宪派与康、梁等人相响应，成为清政府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其次，存在着有利于改革的国际环境，西方列强虽然对清政府不满，但它们也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统治者，并不希望清政府一下子被推翻。

那么，新政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从新政的谋略上进行分析。所谓谋略是一种有关改革的整体规划，那么，清末新政有无规划呢？第一阶段，清政府基本上承袭了戊戌变法的举措，至于前面应该如何走，它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第二阶段，

它采取了拿来主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来后，1908年颁布了一个九年预备立宪清单，此清单是清政府推行宪政（第二阶段改革核心）的方略。

有学者认为九年筹备是必要的、合理的、可行的，甚至需要更长的筹备时间，这种观点忽视了晚清政治现实。20世纪初年的清政府已经不可能从容地进行筹备，当务之急是先将事情做起来，向反对派开放政权，让他们吃下定心丸的同时，也扩大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其他事情再在宪政的体制下有条不紊地展开。因此，从谋略层面上分析，九年筹备清单是不适宜的，也可以说是清政府的失误。后来，在立宪派的请愿下，清政府缩短了国会召开年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筹备期限是具有弹性的。

更具体分析，在策略层面上，清政府没有处理好筹备过程中所碰到的一些两难困境：一、没有充分预估到改革所需的经费及其来源，一味地增加摊派，结果使社会大众分担了改革的痛苦，增加了对改革的不满。二、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缺乏足够的因应能力，如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善后事宜，没有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使广大铁路股东（尤其是川汉铁路租股股东）蒙受损失。三、没有处理好皇族、满族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四、对革命党人缺乏区别对待。在武昌革命党筹备起义败露后，大开杀戒，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砍头处死，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的情形下，这种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自取灭亡。这些都是新政过程中的一些不协调性、矛盾性。

因此，在清末新政的“自败”与“他败”的问题上，我个人主张自败论，至少新政内部的失败是第一位的。在“自败”论上，我认为，清政府新政的大战略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具体的谋略、策略层面上出现了太多的失误，这些失误铸成了大错，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参考书目：

1、侯宜杰著：《20世纪初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朱英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3、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清末新政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李细珠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版。

5、桑兵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6、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7、郭世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8、李细珠著：《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

9、迟云飞著：《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