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历史反思
人类学对历史的反思
——读王明珂相关著作有感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本文是笔者读王明珂相关历史人类学著作后，对其提出的一些观点的介绍，并简单地阐述了笔者自己的认识和想法，
关键词：王明珂；历史人类学；民族认同；
引言
历史人类学或者说人类学的“历史化”，即是指从将文化概念放到历史过程中考察的一种研究。近年来，人类学界有许多人转向了历史化的研究，当然也有很多历史专业的学者转而从人类学视角来从事相关的历史研究，或者可以说，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流更加紧密了。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与以往的历史研究不同，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是讲求挖掘新材料进行并逻辑分析和对比分析从而探求历史真实。人类学历史研究与此不同，注意的是在文化的框架下去进行历史过程研究，人类学不强调人们所谓历史的真实性，而注重的是不同文化的人们去组织和阐述历史的方式，以及他们是怎样去看待历史。王明珂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者（或者也可以说是人类学者，尽管其本人不承认自己的人类学身份），其主要从事的便是历史人类学研究，其通过对川西北羌族的人类学调查，对传统历史知识和人类学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值得我们去深思。
一、近代建构论及其缺陷
熟悉民族认同理论的人都知道，“近代建构理论”指的就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我们的国族），其实是近代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下集体建构的“想象群体”，一些我们认为古老的文化传统，我们当前的国族认同，以及国族下的民族区分，以及相关的语言、体质、民族与历史知识，都在此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长期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优势文化冲击下，不得不俯首下心，逐步放弃传统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西方‘国族国家’为典范，着
手从事中国‘国族’的塑造。”1比如拿汉族来说，各地地方风俗和信仰差别不能说不大，北方饮食以小麦为主，而南方以大米为主，从主要饮食而衍生的各种风俗习惯肯定又各不相同。南方汉语与北方汉语差别尤其巨大，彼此之间难以通话，闽方言与北方话分化千年之久，可能相当于英语和德语的差别。这些事实也让我们相信民族是被建构的出来的。
近代建构者认为建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族”想象要以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为其社会基础，而“大规模印刷企业”所发挥的作用，更是“国族想象”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近代建构理论对近代国族建构之反思，提醒我们认识到关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以及我们所宣称的民族语言知识及文化传统知识确实是有意识之建构的。然而，建构论者也仅仅是注意到国族的近代建构，建构所指向的遥远历史事实在建构论者眼中只是一种想象，他们对近代以前的长程历史完全不关注或者甚至是否认，这只是割裂了近代与悠久历史过程的联系。中国各民族的形成有其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有许多民族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了，比如中山狄、乌桓、以及后来的“五胡”等都相继融入了华夏的行列，这说明华夏这一国族的建构是长时期的，近代只是这长程建构的一部分，近代建构论对于近代以前的情况无疑是不具解释力的。
二、华夏边缘扩张的方式——攀附
在王明珂的《论攀附》一文中，他意在说明，“近代以‘皇帝’或‘炎帝’的为共同祖源的国族想象，是一沿续性历史过程的最新阶段。”2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在进行着类似的建构。“在战国晚期的华夏认同中‘黄帝’已成为此一群体之共祖”3。王明珂指出攀附黄帝（或炎帝）及其后裔，不断地使得华夏边缘人群（这里指的华夏边缘不仅仅是指华夏的政治地理边缘也指华夏之社会边缘）摆脱边缘而形成新的华夏边缘。而这一攀附是通过“得姓“及与此相关的祖源记忆来完成的，确实，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都是通过改汉姓并与炎黄记忆产生联系而融合于华夏的。魏晋南北朝至辽金时期，进入中国的北方各部族领袖家族，常以攀附黄帝或炎帝来合理化自身的统治者身分，并以此夸耀并自别于其它北方部族。
1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二十八期，1997年
12月
2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3
(2002)：583-624
3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3
攀附不仅仅是华夏地理边缘人群的行为，也是其社会边缘人群之行为。华夏社会边缘指的是处在社会的中下层的被统治的人群，王明珂指出，中国人的家族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有姓与文字族谱记忆的家族群体之存在与广布，在中国有一个发展过程。”4作者推测上古时期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很可能是没有姓的，而随着上层门阀世族的发展以及科举盛行以来的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无姓变得有姓，并在历史上寻求到一个荣耀的祖源，与黄帝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联系，这一趋势是不断向社会中下层扩张的，以至于在社会边缘上，到近代华夏已经扩张到所有社会阶层，而在政治地理边缘上，华夏也扩张到此文化政治所能容纳的地理环境最大之边界。
当然历史上也并非所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都会去攀附炎黄，作者指出文献中记载金人、蒙古人和满人之祖源与炎黄没有关系，为何进入中国的金人、蒙古与满洲女真对于攀附炎黄不感兴趣，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及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华夏边缘》一书中，作者借助羌族这个华夏地理政治边缘群体的汉与非汉认同的变化，来说明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及这些认同变迁的微观社会过程。在现今羌族地区，有一个有特色的现象就是“一截骂一截”。山沟下游的人们认为上游的人是蛮子，而上游的人视更上游的人为蛮子。因为有此歧视，到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北川山区的民众都自称汉人，只是本地又有过去被视作“蛮子“的记忆存在(后来又因此重新被识别为羌人)。北川的例子是华夏边缘汉化的微观情景，也即是在华夏边缘之亲近人群之间，人们相互歧视、夸耀、模仿、攀附，这样许多人逐渐融入华夏之中。作者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情况，犹如一截正在燃烧的木杆，部分已碳化，部分仍为木质，华夏边缘的微观情景便正是正在燃烧的部分。这不得不让我对从小就在父母口中听到的“湖广填四川”（此处湖广基本上指的是湖北）这一叙述有了新的思考，很多自称是湖广填川来的家族，其实其家谱所记并非湖广而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我想可能是湖广来的移民掌握了社会的上层资源，中下层的人民为了融入这个群体，寻求更多的资源，从而模仿与攀附湖广移民且歧视非湖广移民（比如将说客家方言的移民称为“土广东人”,将说湘方言的移民称为“宝老倌儿”、“苕腔”），逐渐这种说法在全川流行开来。
4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3
三、历史心性与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的确立
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用“历史心性”来指称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这种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弟兄故事”和“英雄圣王历史”是不同的历史心性。“弟兄故事”不仅流行于羌族地区，也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各族群间，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里也常以“弟兄故事”来凝聚与区分各家族与族群，他们以“弟兄故事”来述说他们最大范畴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这似乎在汉族地区也有存在的可能性，我小时候听父亲说过我们本地来源不同的两家人通过互认兄弟而互相认同，可能正是因为需要通过“弟兄故事”来确定本地的资源与竞争关系。“英雄圣王历史”与“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不同的主要是“起源”,意即“起源”指向的是一位英雄圣王还是几位弟兄。“英雄圣王历史”将英雄圣王纳入线性的正统历史中，以过去来区分当前群体中的各族群。
“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5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王明珂并不是一个沉迷在田野调查或者书斋中的学者，其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不论“弟兄故事”还是“英雄圣王故事”，都是为了定位本族群与区分他族群以及构建本地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的。“民族”是人类族群认同的一种形式，与所有族群认同一样﹐它蕴含“民族情感”与“经济现实”两种内容。不幸的是，人们常因“民族情感”，或因民族情感被有权势的人利用﹐而忽略自身的现实利益。因此，王明珂对于民族矛盾与冲突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今日需努力的是在造国民﹑公民方面﹐让‘多元一体中国’内之‘元’变成一个个的中国公民﹑国民。造公民不只靠着教育,更不能靠爱国教育,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现实情境中培养。同样的﹐强化一个人（无论是维族人﹑哈萨克人或汉族人）的中国认同﹐让人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不能靠着强调“过去”之历史文化教育﹐而更应依赖‘现在、现实’――让人们可体验到的，公正的司法、平等的经济机会、自由但有序的社会、个人可经努力而向上流动的社会体制、完整的社会安全与救济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全靠国家来规划﹑执行﹐而是靠着许多有良好公民素养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与努力争取。让每个‘个人’，国家公民，都能体会到这是一个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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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充满机会的社会后，那么个人便会走入各种社会群体中（如公司、民间社团、职业群体、政党、老人与妇女会等等）找到自己的归属、利益与兴趣，而非一昧的在‘民族’中找寻温暖。”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1日
2.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5月1日。
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7月1日。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3 (2002)：583-624
6.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