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击炮原理和简介

掷弹筒也叫超轻型迫击炮或是微型迫击炮的。

二者的区别为：掷弹筒属于单兵武器，一人即可完成操作。迫击炮是班组武器，需要多人协同。另外掷弹筒主要是为了填补手榴弹和迫击炮的火力空隙。

从概念上说传统的掷弹筒是介乎枪榴弹发射器和轻型迫击炮之间的迫击炮型榴弹发

射器，从发射机理上看更接近于迫击炮，也是自带发射药或需要装填发射药包，而枪榴弹需要（步枪或专用的榴弹发射枪）发射空包弹或实弹提供发射能量。掷弹筒和迫击炮都有专用弹药，弹药的结构都很相似（但传），在击发机构上掷弹筒通常需要手动击发，而迫击炮通常能通过高仰角（滑膛）炮筒采用膛口装填让炮弹依靠重力下滑击发，射速上比掷弹筒更有优势。但是大中口径的线膛迫击炮和后膛装填迫击炮以及一些经过改进能够平射的迫击炮都能通过手动击发，这期间有掷弹筒和迫击炮是有交集。实际上掷弹

2英寸轻型迫击炮的构造与50毫米口径掷弹筒几乎没有差别。但是统的掷弹筒弹药没有尾翼稳定，因此有效射程更近大约为120米-600米，更接近枪榴弹，因此掷弹筒是作为步兵的直接支援武器，而轻型迫击炮则具有一定的面压制能力。现代的枪挂枪榴弹发射器使用的弹药实际上已经与通常的膛口发射枪榴弹完全不一样，更接近传统的掷弹筒弹药，只是因为其瞄准装置还是依附在步枪上必须从属于步枪使用而继承了枪榴弹发射器的称呼，但是象美国的XM25这样的独立榴弹发射器实际上就是一具具有独立火控装置、肩射功能，且能够选择点射连射的先进的现代化掷弹筒，而各种如MK19这样的自动枪榴弹发射器实际上就是具有连发功能的自动掷弹筒。在外军的称呼里实际上并没有枪榴弹发射器这个含义，直译的话就是榴弹发射器。我们没有必要被中文名称左右了思维。射程短的就是一个步兵支援武器，射程远的具有面压制能力的不妨称为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使得日军认为，为了应付可能要面对的堑壕战，需要一种射程比手榴弹远，同时可以像迫击炮一样打击障碍物后目标的步兵支援武器。掷弹筒(CrenadeDischarger)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直接支援小队、班一级步兵作战，射程和威力弥补了中口径迫击炮和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白，发射和调节射程的原理都具有相当的创造性，在二战期间日军使用的各种步兵武器中独树一帜。

独特的结构和发射原理

日本研制的掷弹筒主要有两种型号(由于100式掷弹筒装于步枪之上，由单兵使用，使用过程类似于枪榴弹，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最早的型号是大正十年式，因于大正十年(1921年)研制成功而得名。其口径50毫米，全长525毫米，其中发射筒长241毫米，全重2-6千克。虽然外形与轻型迫击炮相像，但结构却大不相同，主要由发射筒、支杆和驻钣三部分组成。

发射筒采用滑膛式，赋予弹丸初速和方向，在弹膛底部设有调节火药燃气逸出量的装置，通过改变膛压来调节弹丸射程。发射大正十年式和九一式手榴弹时，底部均要螺接装有发射药和底火的金属药筒。发射九一式手榴弹时，射程可在65-175米之间调节。支杆是一根开有狭槽的钢管，上端连接发射筒，下端固定驻钣，外部设有击发机。狭槽左侧刻有数字，是调节射程时所用的表尺。驻钣相当于迫击炮的底盘。使用时抵在地

上也不会滑动，使用者甚至可以采取跪坐的姿势，将驻钣直接抵在大腿上发射(当然这样做有一定危险性)，因此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给掷弹筒起了一个“膝上迫击炮”的绰号。二战中日军使用最多、最广泛的掷弹筒是在十年式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八九式重掷弹筒，由于是日本神武纪元2589年(1929年)研制成功的，故名八九式。

与十年式相比，八九式增加了全长(610毫米)和发射筒长度(254毫米)，膛压和后坐力也有所增加，筒身随之加厚，增大了驻钣面积，全重增至4．7千克。它发射专门设计的八九式掷弹筒弹，最小射程120米，最大射程高达700米，最大射速20发／分。除发射杀伤榴弹外，还可以发射燃烧弹、白磷发烟弹、毒气弹以及手榴弹：各项性能均接近或超过当时苏、德、比利时等国装备的同口径迫击炮。

为提高射程和精度，八九式在发射筒内壁刻有8条右旋膛线，采用了一种结构独特的八九式掷弹筒弹，外形像缩小了的山野炮弹，没有尾翼，与普通迫击炮弹形状差别很大。最特殊的地方是弹体的后半截设有一个由铜制的侧壁、上下盖板和铁制底座组成的药孟。上下盖板中盛装有药包，底座中央装有底火，周围均匀分布8个小孔，与侧壁采用螺纹联接，再整体螺接到弹体上。

击发时，发射药在密封的药盂中燃烧，产生高压燃气。由于铜制侧壁较软，受压后膨胀紧贴膛壁，封闭火药燃气。当压力达到一定值后，燃气冲破下盖板，由小孔进入发射筒，推动弹体向前运动。与一般追击炮弹发射药包直接在弹膛内燃烧作功相比，这种结构在达到相同初速的情况下，带来的后坐和震动却相对较小。同时药孟的铜制侧壁嵌入膛线，带动弹丸旋转，起到与通常线膛炮弹上弹带相同的作用，并和弹丸一起飞出，爆炸成破片，故不存在抛壳问题。

这一整套结构和相应的发射原理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所以后来日本曾以八九式掷弹筒弹为基础，设计出一种40毫米口径的实验型无壳式自动炮。八九式掷弹筒也能发射九一式手榴弹，但后者底部螺接的药筒体积有限，装药量较小，而且密闭燃气仅靠弹体上下的两圈凸起部分，加上弹体无法靠膛线引导旋转，射程和精度远不如八九式掷弹筒弹。

以二战期间米军使用十分普遍的M49A2 高爆弹为例..(图为60毫米高爆弹, 构造与81毫米类似. )

八九式掷弹筒调节射程的原理也别具一格。因为掷弹筒没有两脚架和高低机，不能调节射角，发射药量也不能像追击炮弹那样通过增减发射药包来调整，而是通过调节弹瞠内空间大小，间接调节膛压的办法来改变射程。

八九式的筒身和支杆中有一根射程调节杆，外表加工有螺纹，杆身中空，内装击针组件，在筒身后端外侧设有一个调节手柄(这是从外观上区别八九式与十年式最明显的标志)，通过齿轮盘与调节杆相连，旋转手柄即可以控制调节杆在筒内伸出或缩进的长度。当调节杆伸入筒身的长度增加时，弹丸后方的弹膛容积变大，膛压降低，同时受杆身限制．弹丸不能放到筒底，火药燃气作功的距离变短、故射程缩小，反之射程增大。这种调节射程的方法也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获得较高的射击精度，但对筒身和调节杆的材料和加工工艺要求较高，同时存在闭气与烧蚀的问题。

八九式的瞄准装置比一般迫击炮要简单得多，发射筒外壁从筒口开始刻有一条凹槽，约占发射筒全长的三分之二。内涂白漆，称为瞄准线。掷弹筒没有单独的瞄准镜，发射时保持固定的45°，将这条白线对准目标即构成瞄准。另外，八九式在支杆狭槽两侧均刻有数字，右侧为发射九一式手榴弹时的表尺(40～190米)，左侧为八九式掷弹筒弹的表尺(120~650米)。如果用八九式掷弹筒弹射击某个目标的话，首先要转动调节手柄，使击发机上方的横标对准狭槽左侧相应的刻度。如果弹着点过远或过近，再转动手柄进行调节。由于发射角度和左右偏差均靠射手经验控制，误差比较大，所以尽管八九式有膛线，但精度特别是远距离射击时的精度与同口径级别的迫击炮相比要差一些。

在阿留申群岛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八九式掷弹筒上，有的装有一种双向圆泡式水准定位装置，当两侧的气泡都居中时，掷弹筒即处于45°发射角状态。但这种装置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同样，不同厂家在不同时期生产的掷弹筒在细节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战争后期的产品，工艺上要简单和粗糙得多。

掷弹筒在日军中的编制与使用

掷弹筒在日军中使用非常广泛，装备量也很大，在日本发起的历次侵略行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战争前期的常设四单位“挽马”师团中，通常每个步兵小队都编有一个掷弹筒组，装备2具掷弹筒，每个中队共装备6具掷弹筒，装备量与轻机枪相同，一个联队共有76具，配备八九式掷弹筒弹7200发，而全联队配备的手榴弹仅有3800枚，由此可见日军对掷弹筒的重视程度。海军陆战队、空降兵部队中每个小队各装备1具，同样和轻机枪保持1:1的比例。战争末期，由于日本的兵员和装备均得不到有效补充，大部分步兵小队装备的掷弹筒量都减到1具。此外，日军为“围剿”我抗日根据地，曾专门组建过一些轻装部队，额外配备更多的掷弹筒与轻机枪，深入根据地腹地，专门寻找、袭击和破坏我指挥机关，如“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中的“益子特别挺进杀入队”，每个30~40人的小队，掷弹简装备量就达到了4具，每具配弹40发。

每具掷弹筒一般配备射手及装填手各一人，但也有额外增加一名弹药手的。为确保存放和运输安全，八九式掷弹筒弹的引信和弹体是分开保存的，作战前先取出引信并将其安装在弹体上，临发射前再将引信上的保险销拔出。作战时掷弹筒手配有专用的弹药携行具，身体每侧各携带4枚装好引信的弹丸，一个掷弹筒组共携带16枚。通常射手携带掷弹筒，装填手除弹药外还带有步枪。掷弹筒在行军时有帆布制的筒衣保护，两头用皮带或帆布带扎紧，筒衣还设有附件袋(或有单独的附件盒)。

八九式掷弹筒标准发射姿势有跪姿和卧姿两种。发射时先拉击发杆，通过棘轮带动击针杆后移，压缩击针簧成待击状态，然后将弹药从筒口装入，以瞄准线对准目标，左手握发射筒，使之与地面成45°，根据目标距离转动手柄直至调节杆达到对应长度，实施概略瞄准后，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击针解脱向前打击底火，弹药射出。八九式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发射姿势，如前文提到的抵在腿上发射。在卧姿射击时，

射手也可以左手握筒身，右手握支杆底部的帆布套，由装填手来击发。掷弹筒还可以单人携行并操纵，但弹药携行数量和发射速度都要大为降低。

日军装备的掷弹筒一般在进攻或防御作战中担任近距离火力支援任务。在进攻作战中，掷弹筒通常用来压制对方的火力点，在中国战场上主要是打击对日军威胁最大的重机枪。日军一旦侦得我机枪阵地位置，便组织掷弹筒集中射击。由于掷弹筒准备时间短，往往是我军机枪一条弹带尚未打完，日军的掷弹筒弹已接踵而至，乘射手被杀伤或机枪被打坏的瞬间，日军一涌而上，夺取我军阵地。此外，日军有时也用掷弹筒攻击我方指挥所及进攻出发地，或施放烟幕迷盲我军。

在防御作战中，日军习惯以掷弹筒和机枪火力配合，拦阻对方冲锋，或是将对方压制在手榴弹投掷距离之外，这种战术对严重缺乏重武器，主要依赖于近战和白刃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说，非常有效。据冀中军区1940年至1941年的统计，掷弹筒破片伤就占到我军战伤总数的32．5％。在争夺村镇的近距离巷战中，日军往往发挥射击技术娴熟的优势，隔着一条街道或几堵围墙，用掷弹筒向我军占据的房屋或院落作超近距离射击，威胁很大。在宜昌会战中，日军甚至还使用了装有联苯氰化砷毒剂的掷弹筒弹，给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造成了严重杀伤。

掷弹筒因其轻便、机动性好的特点，在中国战场的各种特殊地理环境下，始终能够伴随日军部队行动并随时提供火力支援，特别是根据在山西会战中获得的经验，日军认为掷弹筒比其它武器更适合山地作战。随后的太平洋战争也证明了掷弹筒同样适用于丛林环境。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日军对掷弹筒火力的依赖程度甚至比轻机枪更加强烈。这一点从很多日本老兵的回忆中都能得到印证．如《东史郎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我以为只要发射五六次掷弹筒就能突袭，所以声嘶力竭地喊：…掷弹茼!掷弹筒!?可掷弹筒手不知在哪儿，见不到影子。不得已……我从士兵那里拿了两颗手榴弹，又往上爬……”

日式掷弹筒虽然是一种具有相当创意的轻型步兵支援武器，但它也存在很多缺陷。与二战前期其它国家装备的同口径级别迫击炮相比，掷弹筒在重量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携行方便，并可以由单兵使用，由行军转入射击状态的准备工作也比较简便。但它发射和调节射程的操作则比迫击炮繁琐得多，战斗射速一般不及迫击炮。虽然八九式有膛线．但在近程射击时，弹丸经过的膛线距离很短，而且掌握发射角度只能靠手扶控制，拉动击发机的瞬间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筒身稳定，所以精度上也逊于迫击炮。此外，八九式掷弹筒弹通常只有瞬爆一种方式，只能杀伤暴露的有生目标，使用范围有限。而发射九一式手榴弹时延时长达7秒，射出后的手榴弹被对方拾起投出或踢开的情况屡有发生。另一方面，掷弹筒弹的结构较同口径迫击炮弹复杂。在战时条件下费效比高于后者，故使用范围也不如后者广泛，除了日本和中国外。很少有其它国家采用。虽然二战中英国和苏联都曾装备过称为“纵火掷弹筒”的武罪，但它们与日式掷弹筒差别很大，实际上是一战期间抛射炮的延续。正因为上述种种弊端，所以二战结束后，掷弹筒这种“昙花一现”式的武器便很快被淘汰了。

虽然掷弹筒本身不再列装，但它所采用的一些原理和结构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在其它武器上“复活”了。例如高低压发射原理，就在各种榴弹发射器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特别是苏联研制的GP-25榴弹发射器，采用了前装式线膛身管，所配用的弹丸无论从结构还是发射方式上，都与八九式掷弹筒弹非常相似。而我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列装的QLT89式50毫米“三无弹射器”，其总体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掷弹筒的设计，以求在重量与机动性之间取得适度平衡的同时，能够提供较好的火力。

除日本之外，另一个广泛使用掷弹筒国家就是中国。它在中国通常被称作“小炮”，因为其发射筒和人的前臂差不多长，所以又被称为“手炮”。实践证明，掷弹筒在当时的作战条件下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武器，因此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曾大量仿制这种武器并

有所改进。它们和被中国军民缴获的日制掷弹筒一起，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武器，并一直使用到解放战争结束。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掷弹筒

掷弹筒的仿制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早。1934年汉阳兵工厂就开始仿造日本大正十年式掷弹筒及其弹药，但数量有限，仅供部队少量列装及军事教育机关研究使用。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防御作战中经常受到日军掷弹筒的猛烈攻击，却无有效的还击手段，国民政府兵工署便命令已迁往重庆的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在日式掷弹筒的基础上研制同类武器，已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

1938年底，以江元方为主的研究人员试制出一种新式掷弹筒，经试射，效果较日式为优，特别是射程比日式稍远，于是定名为民国二十七年式掷弹筒(或二七式掷弹前)，所用弹药基本仿照日式，仅在工艺和个别结构上予以改良。

二七式掷弹筒结构与日本八九式相差较大，而更接近于大正十年式。它也采用滑膛身管，虽然全长较十年式更短．但最大射程却达到220米。装在筒身侧面的击发装置采用按钮式，射速达到了10发／分。在其弹膛底部还开有一大一小泄气孔，靠外侧的一个圆形旋钮来调节火药燃气泄出量，从而使弹丸获得高、低两种初速。二七式也可以发射日制弹药，因此日军曾在太平洋战场上使用过掳获的二七式掷弹筒。

1939年1月，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更名为第三十兵工厂，二七式掷弹筒及弹投入批量生产，材料由第二个四兵工厂供应，至1945年生产掷弹筒40909具。截止1946年6月，共生产掷弹筒弹156万余发。它们和二八式枪榴弹一起，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缓解了中国军队火炮始终不足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步兵支援火力，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掷弹筒因其轻便、机动性好，特别适合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因此倍受我军战士的青睐。而我军最早的掷弹筒来自于作战缴获。在八路军与日寇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平型关战斗中，就缴获过掷弹筒。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8月21日至9月4日，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共缴获掷弹筒57具，其中8月28日攻克寿阳东南落摩寺据点的战斗中一次缴获15具。由晋察冀军区俘虏的一个姓中西的日本土兵教授使用方法。由于当时我军作战十分频繁，而掷弹筒及其弹药、配件只能依靠缴获，所以打坏一具少一具。在根据地创立初期，部队大量扩充、严重缺乏武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缴获不仅代价高昂，来源亦不稳定，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制造掷弹筒及其弹药。

1940年10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鉴于关家垴战斗的经验教训，要求军工部尽快开展掷弹筒的研制工作。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样品的情况下，军工部部长刘鼎根据以前红军时期自制小追击炮的经验，亲自绘出一门类似掷弹筒的小炮草图，工程处的唐成仪、石崇江等在当年年底手工制出了样品。此时，八路军总部送来一具缴获的日制掷弹筒，军工部随即决定由水窑一所(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三所进行仿制。

由于根据地处于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和偏远山区，设备、材料奇缺，所以不可能照搬照抄，只能根据自身实际条件一边试制一边改进，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制造炮筒的钢管或圆钢，当时唯一比较稳定的钢料来源便是铁路道轨。刚开始是将道轨的底座锻成板条，然后卷成筒形毛坯。根据地没有电焊，板条间的螺纹形缝隙只能依靠锻接粘合，但这种方法制出的炮筒经受不住高压，打几炮后就胀裂了。于是改用热墩加工法，把道轨顶面截成一米多长一段，烧红后以人工锤墩成外径90毫米、长约420毫米的实心圆柱体，再将中间挖空，加工成炮筒毛坯。这种办法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一天仅能做一两根，1941年上半年共生产炮筒225根。后来相继研制出滑轮吊锤、夹板锤和镗孔机等专用设备，制造炮筒毛坯的效率才得以大大提高。

保证强度，特别加厚了筒身。此外有的根据地还利用弹花机、榨油机的轴杆作为制造掷弹筒的原料。

第二个困难是八九式掷弹筒有膛线，弹丸上相应地有铜制的“弹带”，而根据地没有加工膛线的设备，紫铜更是缺乏，于是决定改成滑膛式炮筒。为保证射程和精度，同时弥补铜质不好的缺陷，将发射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膛口外径达到68毫米)。与之配套的弹药也取消了铜制部分，在圆柱形弹体上设计了与九一式手榴弹类似的两条突起弹带来闭气。可是因为弹丸不能旋转，出膛后就在空中翻跟头，打不远也打不准，而日部分炮弹在落地时因引信一端不能先行触地而不爆炸。于是又改用定时引信，弹丸发射同时，重锤因后坐力而击发火帽，延期5秒后爆炸，提高了爆炸率，这种弹被战士们称为“翻筋斗弹”。为了增强弹丸飞行中的稳定性和提高精度，又将弹丸尾部加上尾翼，全弹外形类似追击炮弹，这样基本上保证了飞行稳定性，割程也达到了500米，这种小炮弹被称为“远程弹”或“圆头弹”，而“翻筋斗弹”的射程在300米左右，相应地称为“近程弹”或“平头弹”。

在生产初期，两种小炮弹月产量达到2000发以上。虽然质量与缴获的日制掷弹简弹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

军工部高峪三所第一批生产了40门掷弹筒，但部队在试用中发现，打过几发炮弹后，掷弹筒的射程调节杆就会卡死，这是因为调节杆由钢质较软的道轨钢制成的，发射几次后螺杆就会变形而导致调节失灵。于是，三所取消了调节杆，改为依靠仰角大小来调整射程。这种结构的掷弹筒一直生产到1942年5月反“扫荡”的为止。其后一所又参照大正十年式掷弹筒的结构，设计了一种泄气式掷弹筒，在发射筒下端左右两侧各开了一个椭圆形泄气孔，筒外设有一个带孔的套环，靠套环转动来调整泄气孔的大小，从而达到调节膛压以调整射程的目的。

1943年春，军工部决定掷弹筒的研制工作集中到梁沟四所。四所根据一所产品囤和样炮做了进一步改进：一是取消了燃气调节装置，以简化发射程序；二是在发射筒下面安装有两脚架，支起后筒身即与地面成45°角；三是将加工难度较大的瓦形驻钣改成三角形底座钣，不仅提高了射击时的稳定性，而目大大节省了工时和材料；四是在筒身右侧装设圆盘表尺，靠重锤摆针检查仰角大小，以确定割击距离；五是弹丸全部改为迫

击炮弹式，可以外加药包，每增加一个药包射程提高150～200米这样一来，自制掷弹筒进一步脱离了日产八九式的模式，更接近小型追击炮，结构也趋向实用化，同时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首批10具掷弹筒在20天内即生产完毕，得到了军工部的好评，随即投入批量牛产。

掷弹筒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弹药的精度与杀伤能力。在掷弹筒弹的生产和改进工作中，逐步解决了两个“瓶颈”问题：一是弹壳的韧化处理。掷弹筒弹与手榴弹不同，浇铸成形后还要经过车床加工，才能保证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而且头、尾部还要加工螺纹，以便安装引信和药室。这和形式的弹壳一般需用钢或灰口铸铁来制造，但前者紧缺而且加工困难，而后者直到1947年我军才能自行炼制。

当刨根据地的柳沟铁厂只能按传统工艺生产白口铸铁，这种白生铁质硬且脆，车床加工困难。经陆达等同志研究，决定把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焖火”技术相结合，自建火焰反射加热炉，将铸成的生铁弹壳埋入炉内，经长时间高温处理，使白生铁变成有一定韧性、可以车削加工的灰口铁。开始这种方法尚不完善，存在弹壳表面软硬不一、粘连，弹壳发酥膨胀，氧化脱皮等缺陷，正品率也很低，一般只有50％左右，低的只有30％。即使采用这种办法，1941年还生产了4万枚掷弹筒弹，解决了部队的急需、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944年7月改进“焖火”工艺后，上述弊病才得以解决，正品串提高到95％以上，掷弹筒弹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提高，9月份即生产了3713发。

二是尾翼的焊接问题。由于没有电焊，翼片是直接铆接在尾管上，发射时容易松动和脱落，影响射程和精度。工人们动脑筋想出了“烧焊”的土办法：先用细绳把尾翼绑在弹尾相应位置上，在连接处垫一块涂有硼砂的小铜片，然后用细煤泥包起来用火烧至铜片熔化，出炉冷却并剥掉泥壳，这样尾翼就牢固地焊在尾管上了，射程一下提高到700多米。

此外，经过千余次试验后，最终确定了理想的弹体形状：引信减少了外露部分，防止因跌落碰坏或泥土进入造成瞎火。药室装药改为1.5克速燃无烟药。尾管内衬由纸制改为铜制，避免因压力不均而影响射程，同时克服了炸尾的弊病。主装药起初都是黑火药，破片仅20到40片，1944年以后改为自制的硝化甘油混合炸药，每发装药45克左右，破片数达120～200片，杀伤半径达到10米。尾翼增加到6片，提高了飞行的稳定性，最远割程达到950米。

1944年6月，前方部队提出了希望掷弹筒的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要求。四所的技术人员将掷弹筒口径扩大到6c毫米，其它零部件的尺寸也相应加大，弹体改成流线型，1945年春开始试生产，但因为重量较大，失去了机动性优势，所以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根据八路军129师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的提议，郭栋才、封域中等技术人员还以掷弹筒发火机构为基础，设计出一套迫击炮可以平射打碉堡的装置。

晋绥根据地也是从1941年开始生产掷弹筒，次年4月试制出掷弹筒弹。1944年，温承鼎、吴奎龙等对掷弹筒进行了革新，将拉发式击发机改为按式发火机构，在筒身侧面增加了一个简易圆盘式瞄准器，上面刻有0～90°的分划，根据指针尖在圆盘刻度上的位置来控制角度，这种新掷弹筒稳定性好、射速性，在350米的有效射程上，命中精度由八九式的85％左右提高到94％。根据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提出的“谁发明就用谁的名字命名”的建议，将其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它在1945年8月晋绥部队强攻神池县的

新四军活动的华东、华中等地与北方各根据地情况有很大不同。由于离上海等工业城市较近，无缝钢管等材料来源比较方便，因此以生产适合南方使用的枪榴弹筒或小口径迫击炮为主，掷弹筒生产数量较少：抗战期间，只有四师生产了300具，掷弹筒弹的产量只有2.3万发，另外七师也曾试制了ll具掷弹筒和50发炮弹。四师的产品与太行根据地的结构相似，但产品质量要比北方各根据地好一些。

在今天看来，抗战期间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条件简陋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在敌人重重割锁和频繁的“扫荡”之下，枸?科、设备、技术都极度缺乏。生产初期，车床甚至是靠人工摇石磨盘来带动的，但兵工战士们克服了生产中的困难，掷弹筒及其弹药的试制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改进、完善，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成为深受战土信赖的一种有力武器。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仅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筒2500具、炮弹198020发，共装备近30个团，129师等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一具，显著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解放战争时期的掷弹筒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中国人民久盼的和平并未真正来临，三年解放战争随即开始，掷弹筒再次被交战双方推上了战场。

1946年以后，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控制下的各兵工厂继续生产二七式掷弹筒。1947至1948年，兵工署化学兵司还生产了一批特种掷弹筒弹，包括第二十三厂和第六十厂生产的三十七年式化学弹，第四十四厂生产的烟雾弹及信号弹，以及第六十厂生产的照明弹等。普通掷榴弹主要由第三十厂一分厂生产，1948年4月至第二年5月即生产了38.8万发。此外，1947年西北机车厂还试制成功一种掷弹筒的衍生产品——75毫米“飞雷”发割筒，次年即生产了1.5万具、这些武器在国民党部队中使用相当泛，对我军造成了一定威胁。

和其它装备一样，双方装备序列中掷弹筒数量也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1947年12月，国民党军共装备掷弹38364具，与轻重机枪之比为0.52：同期解放军仅有掷弹筒5050具，与轻重机枪的比率为0.1:1。而到次年7解放军的掷弹简总量及比例已基本与国民党军持平。其中除了接收日军及作战缴获的外，各解放区自制的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如从1948年4月开始，华北解放区生产的掷弹筒弹弹体全部改用灰生铁直接铸造。

从1947年5月起，各解放区生产的掷弹筒弹全面改装自产的油甜炸药等硝化甘油混合炸药，无烟发射药实现了自产，不再使用黑火药，同时以新设计的双保险引信取代了早期的螺纹式引信，并增加了引信垫圈，起爆管装蓟由强棉改为雷汞，进一步提高了弹药的安全性和发火率，与国民党军队的弹药性能已不目上下。在此期间，掷弹筒作为一线步兵器、在我军中得到了广泛装备和使用，如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中每个班都装备一具。同时在实战中还创造了用掷弹筒发射集束手榴弹等新战法。解放区兵工为适应这些新情况，曾专门改装一批掷弹筒，将两脚架改为螺纹升降式，有的装有简易缺口和准星，以便必要时可放低进行平射。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缴获了敌人大量装备，而攻坚战等战斗形式也在不断增加，解放区各兵工厂逐步转向生产前线更加急需的后膛炮弹等新武器。同时由于美式60毫米追击炮的广泛使用，自制掷弹筒在各项性能上已不占优势，因此在1948年初华北解放区和睦东根据地相继停止了掷弹筒的生产。

1947年7月，华北解放区开始生产60毫米迫击炮弹，下半年掷弹筒弹的产量便由上半年的129630发降至35000发。到1949年6月，全国已大部分解放，兵工业开始减产转业，掷弹筒弹全面停产，当年上半年各解放区共生产104万余发。1950年底，掷弹筒及其弹药开始退出解放军装备序列。由于安全性等原因，这些“小炮”并未像其它武器一

样用作民兵训练，而是被彻底淘汰了。如今，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仍作为八年抗战和解放战年的历史见证，保存在国内各大军事博物馆中。

迫击炮激发原理及战时应用

M49A2迫击炮弹使用的M52B1引信必须要先向下撞击解脱运输保险以后才能起作用。请看下面的图。

拔掉那根保险销以后(也就是黄色的弧形铁丝)后，用力向下撞击的时候，A克服簧力向下运动，B没有了A的限制，在簧力的作用下飞出（此时运输保险解脱），同时C 部件缺少了B的限制，在簧力的作用下移位，使得击针D对准C上的击针孔，当炮弹落地的时候击针D在惯性的驱动下打击火帽E，引爆雷管。

另外，迫击炮弹有基本药管和附加药块，可以根据射程的远近而决定是否安装附加药块以及安装药块的数量。

迫击炮的防重装保险装置

在激烈的战斗中，迫击炮常以较高的速度发射，并且战场上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迫击炮炮手在疲劳和紧张的条件下作战时对发射声难以分辨，而又机械式地进行快速装填，所以，由于瞎火、迟发火等各种原因常会造成二次装弹（重装弹）现象。故障发生后，轻则影响正常的发射速度，贻误战机；严重时会发生膛炸，炮毁人亡。

防重装保险器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二次装弹现象而设置的。目前，出现了机械式、电磁式和光电式防重装保险器。

机械式防重装保险器是利用发射炮弹的火药燃气的压力或运动的弹丸前面的气流压力或炮身加速后坐产生的惯性力来驱动保险机构工作，以实施允许或阻止下一发炮弹的装填。

机械式防重装保险装置最典型的就是苏/俄军迫击炮所采用的炮口保险装置，曾被应用在苏/俄M1937、2B14、2B11等几种口径的迫击炮上，芬兰新研制的M-98迫击炮也采用了这种炮口防重装装置。

以苏/俄M1937式82毫米迫击炮为例，其炮口重装保险器由本体、螺环、半圆环、挡弹钣、挡弹钣轴、杠杆、扭压弹簧和护罩等组成。而挡弹钣、挡弹钣轴和杠杆三者是连成一体的。并安装在本体的横向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