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蒲松龄笔下悍妻妒妇题材文学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研究·

文章编号：1002-3712（2012）02-0033-10

评析蒲松龄笔下悍妻妒妇

题材文学的社会意义

罗文革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河北邯郸056001）

摘要：蒲松龄作品中的悍妒妇女，面目有别、性情各异，是文学史上一种“另类”的女性形象。悍妻妒妇题材的创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蒲松龄的“知己之爱”的爱情观进行了验证。她们在婚姻家庭体制内对家庭地位、爱情独占性的追求，体现了悍妇们的自发抗争精神，展示了当时社会妇女朦胧的女权意识。蒲松龄捕捉到了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并加以文学刻画。

关键词：蒲松龄；悍妻妒妇；婚姻观；妇女观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

悍妻妒妇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妇女群体，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从史料来看，由于她们地位和身份的特殊性，一般的史书和地方志主要充斥的是贞节烈女忠臣孝子等内容，因而难见妒妻悍妇现象的记载。不过，妇女史研究专家美国学者高彦颐在其代表作《闺塾师》中，就对明末清初江南闺秀的真实生活作出了再诠释，也曾提到了明末清初这个时期的悍妻妒妇的“如火如荼”之炙风。从文学史来看，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此类现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收稿日期：2011-07-20

作者简介：罗文革（1968-），女，河北清河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她们在小说戏曲中悍妻妒妇们也因此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常常作为主角，被大写特写。因此，研究妒悍女性也多是依据笔记小说等材料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蒲松龄笔下的作品中，也有关于悍妇形象的创作，为我们考察这一妇女形象提供了较好的研究素材。

蒲松龄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伟大作家。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达到了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巅峰，小说共计491篇，由此，蒲松龄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此外，蒲松龄还以通俗文学形式写了大量文章、杂著、俚曲等作品，影响深广。《聊斋俚曲》同样是蒲松龄创作的另一重要成就，它与《聊斋志异》一俗一雅正好是蒲氏创作的双璧。蒲松龄所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当中，悍妇形象不是很多，据统计在聊斋491篇故事中，涉及到悍妇形象的有20多篇，分别是《张诚》、《夜叉国》、《妾击贼》、《阎王》、《马介甫》、《雷公》、《邵女》、《江城》、《孙生》、《二商》、《鬼妻》、《崔猛》、《邵临淄》、《云萝公主》、《珊瑚》、《段氏》、《王大》、《杜小雷》、《大男》、《李八缸》、《锦瑟》、《辛十四娘》、《吕无病》。《聊斋文集》中也有三篇专写“惧内”的文章，《与王鹿瞻》、《〈怕婆经〉疏》、《〈妙音经〉续言》。《聊斋俚曲》中也有《禳妒咒》这样的反应悍妒妇女形象的作品出现。悍妻妒妇是文学史上一种“另类”的女性形象，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制度下女性心理被严重扭曲的产物，历来受到读者甚至是作者的抨击与讥讽。其实，悍妻妒妇们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她们的行为在道德方面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是女性在封建社会黑暗现实压迫下做出的极端反抗。蒲松龄在现实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并加以文学刻画。

一、悍妻妒妇：“知己之爱”爱情叙事的另类印证

对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爱情观和妇女观，文学史一向给予正面评价，认为蒲松龄塑造了许多美丽纯洁、忠于爱情、勇于反抗的妇女形象，并通过这些虚实相生、人怪特征相结合的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男女自愿结合、平等相待的爱情，表达了下层妇女要求

摆脱封建礼教桎梏、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愿望。的确，蒲氏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小说作品，一扫时文的陈腐气息，给予女性相当的认可与同情，其所塑造的不同流俗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其中流光溢彩的花妖狐魅，亦给我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趣味，带来了新的风气。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提出了一种崇尚“知己之爱”的爱情观。他认为知己之爱的寻求必须立足于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从实实在在的现实感情出发，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而且知己的酬答是不计利害的无私奉献，是永久、恒定的贞定。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知己之爱的割舍，也是对对方心灵攀爬的结果，是灵魂深处痛楚的抉择。例如，《聊斋志异》里的《连城》篇，叙写男女主人公乔生与连城因知己而钟情，经历生生死死的磨难方终成眷属，颇近似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乔生与连城的爱情故事，与众多的才子佳人故事不同，也与《聊斋志异》里的多数爱情故事不同，他们的爱情不是发生于郎才女貌的一见钟情，而是发生于才智上的相知相赏。连城的《倦绣图》和乔生的题诗，是他们心灵沟通、相知相赏的契机。女主人公的容貌没有起任何作用，她也没有关心男主人公的仪表、风度。这显然不是作者的疏忽，忘记介绍主人公的仪容了，他是有意写成一个知己之爱的故事。这种注重相知、注重心灵和理智的契合，便由自然本能的情欲上升为具有人类文明内涵的爱情，两性的结合也不再是为了单纯地满足情欲，尽人类繁衍的义务，或者屈从其他方面的个人的或非个人的利益。此时，蒲

—知己之爱。这种知己松龄所建构的是一种新的爱情婚姻观念——

之爱，在蒲松龄的其他作品，如《瑞云》、《乔女》、《阿霞》、《武孝廉》等篇中，都有较为完整的表述。同时，他所建构的系统完整的“知己之爱”的爱情观，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

另外一方面，蒲松龄对于这种“知己之爱”的爱情观的阐述，以讽喻的方式在悍妇题材的作品中借以表达。在悍妇题材的作品中，蒲松龄描述了相互漠然、怨恨，毫无“知己之爱”的男女主人

公。悍妇们斤斤计较，并不是为了夫妻之爱或者家庭的和睦，而是一己私利，或个人得失。《锦瑟》中，兰氏毫无夫妻感情，经常奴佣丈夫王生，自享馐馔。面对淡漠的妻子，王生觉得笼罩在这种夫妻关系下的生活，还不如一死了之。反过来，缺乏“知己之爱”的悍妇的丈夫们，通常生活在情感的压抑和荒漠之中，因此才有了在悍妇高压之下仍有丈夫寻花问柳、偷纳小妾或暗置外室的不忠举动。

在蒲松龄的悍妒题材里，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安排了夫妻之间缺乏真爱的冲突暗线。如，《邵女》中的柴生与金氏发生了矛盾便数月不归，即使回到家中还一直想着纳妾，恶化了夫妻关系。又如，《吕无病》中的孙生，为了躲开王氏，他远游以避，夫妻之间的隔阂更以加深。这些设计与《聊斋志异》中反映凄美爱情故事的作品迥异，体现了作者对“知己之爱”爱情观的反面描写。这种反面题材的叙事风格，表达着蒲松龄对悍妇的强烈的憎恶感，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作者对“知己之爱”的爱情观的向往和追求。

二、个体反抗：婚姻家庭体制内的自发抗争

蒲松龄敏锐地捕捉到现实生活中的妒妇悍妇这一现象，并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形象地再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历史画卷。在这幅历史画卷中，虽然蒲松龄把悍妇们的行为归因于道德沦丧，但从悍妇现象的社会学角度来看，悍妇们的悍妒行为实际上是对悍妇个体所处的封建婚姻家庭体制内不公平问题的一种集体性抗争。虽然这种抗争是个体行为，且是不自觉的自发行为，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的社会进步意义。

其一，通过悍戾行为追求家庭地位。悍妻妒妇们的悍戾行为往往附带着强烈的目的性——

—追求自身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威地位。悍妒行为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的一种抗争。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对婢、妾的确有些过激行为，但我们也应看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制度。它以男性为中心，规定女性绝对依附于男性。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不管物质利益，还是精神需要，都要通过男性取得，作为女儿，通过父亲，作为妻妾，则通过丈

夫。而婢、妾虽然在封建家庭中的地位几乎最低，人身也最没有保障，但她们一旦受宠，则将直接威胁妻子的地位。而且，丈夫娶妾纳婢后所引起的子嗣问题更是影响重大，一旦她们养了儿子，就将“母以子贵”，妾婢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高完全可能将无出的正妻排挤出家庭的核心层。因此，悍妒妻子们怎能不小心提防呢？更何况《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悍妇，例如《邵女》中的金氏、《吕无病》中的王氏、《辛十四娘》中的阮氏、《大男》中的申氏等人自己都没有儿子。

其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实现精神追求。悍妒是女权在不得伸张的宗法社会中女性生命力受到压抑而发生变态，从而对夫权和族权进行报复的畸形行为方式。在不得伸张的女权之中，有一悍妇们所极力反抗的核心要素——一夫多妻制度。在古代，一夫多妻是受法律保护，为习俗允许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使男子拥有了各种特权，“多妻”便是特权之一。这种不合理婚姻的最直接结果是使女性处于情与性的饥渴状态。在这样的婚姻里，女性想的最多和做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情与性获得满足。

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固有特性，向往美好爱情和婚姻的女子容易在宗法社会的压抑之下产生畸变的悍妇行为，这些悍妇行为恰恰就是她们的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恶性循环。封建社会男性文化对女子生命的最残忍、最直接的欺辱和禁锢不是剥夺了女性公平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和机会，而是压抑扭曲女性的正常生命欲望和她们对恋爱婚姻的追求。封建伦理纲常赋予了男人更多的情感放纵、生理放纵的权利：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游戏于烟花柳巷；丈夫在妻子死后或者恩赐式地将妾提升为妻，美其名曰“扶正”，或者另娶娇妻，雅其名曰“续弦”。这一切给男性的特权都是建立在对女性欲望的压抑和支配的基础上的。

蒲松龄笔下出现了一些所谓贤母、节妇的形象，也出现了许多所谓悍妻妒妇的形象。有学者认为，贤妻良母与妒妇悍妇的二

元对立，构成了蒲松龄道德哲学的核心，凸现出他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心态和人格分裂。［1］无论蒲松龄是否具有这种矛盾心态或者人格分裂，但我们从这些悍妒妇女形象中可以发现作为贤

—她们无非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精神独立的母、节妇的反面——

向往。

悍妒行为是悍妇们作为女性自我保护和“爱情复苏”的手段而产生的。蒲松龄笔下的所谓“妒妇悍妇”为了悍卫自己的性权力和家庭中的权威性，为了保住自己在家庭中拥有的地位，她们终于忍不住了，像久困樊笼中的母狮一样发出了吼声。她们战战兢兢但却是疯狂地举起了复仇的“皮鞭”。卑微的婢妾在“皮鞭”下痛苦地呻吟，至尊无上的丈夫在“皮鞭”下无奈地低下了高傲的头。这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爱情地位的精神追索，无非是在行为表现上出现了异化而已，其最初的动机无可厚非。

以《江城》篇为例来分析悍妇们在爱情上的精神追求。江城与高蕃自幼相识，青梅竹马，后于途中巧遇，两情恋恋，以红巾相易而别。虽然他们尚缺乏深厚的感情交流，但比起那些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来说，应该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婚后，“夫妻相得甚欢”。但时隔不久，江城却“反眼若不相识；词舌嘲啁，常聒于耳”；而“生以爱故，悉含忍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后迥异的感情反差呢？发生矛盾夫妻析居后，高生并不耐寂寞,“暗以金啖媒媪李氏，纳妓斋中”，又欲引诱陶家妇，结果被江城识破，“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自此以后，高“即偶假以颜色，枕席之上，亦震摄不能为人。女批生畏之若狼虎，

颊而叱去之，益厌弃不以人齿”。高生得此教训，本应痛改前非，然他却又欲狎妓女芳兰，结果又被江城当场识破，“从此禁锢益严，吊庆皆绝”。从故事的情节发展中，不妨可以发现江城与高生的感情变故至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高生的感情背叛，二是江城对爱情独占性的苦苦追求。如果江城一如所谓“贤妻”们对纳妾制度的包容与狎妓的宽容，高生也不至于惧内如此。可以说，

正是江城的极端悍妒，体现了她在爱情追求上的精神苦旅。

三、悍妇行为：女权追求的意愿表达

蒲松龄虽然在文学刻画过程中充满了个人的男权思想，但从作品中的人物表现来看，悍妒行为体现了悍妇们对女性权利和地位的不懈追求。悍妇们的行为在道德方面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是女性为争取自我生存权而进行的以暴抗暴的斗争，是女性在封建社会黑暗现实压迫下做出的极端反抗，是女权追求的意愿表达。

其一，经济独立的潜在诉求。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生活也日趋丰富起来，众多女性已经不愿再安于闺中过足不出户的生活，而是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交际圈。早在晚明，妇女们特别是南方妇女就广泛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一些妇女缫丝织绢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男子的劳动收入。这种社会生活状态，在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据徐珂《清稗类钞·豪奢类》载，清初有一个汪氏女子，她的丈夫汪石公是两淮八大总商之一。汪氏在丈夫去世后主持内外事务，和其他商人一起承建仿西湖风景的园林和亭台楼阁迎接乾隆御驾南巡，受到了乾隆的褒奖。［2］（P265）这些妇女在经济活动上展示出的才干和取得的成果为妇女人格自立、自我价值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蒲松龄。目睹了易代之际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看到了人民包括女子在内苦苦挣扎在痛苦之中，加上他自己也生活在贫困而不得志之中，他在感情上和普通人民是相通的，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他同样希望天下有情意的女子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聊斋志异》在更为深广的现实基础上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格，触及到了女性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多领域内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觉醒等重大女权问题，因而成为那个时代为女子代言的代表作品。在反映妇女经济意识觉醒方面，《聊斋志异》也具有强烈的洞察力，有的篇章反映了女性在经济上追求自立的朦胧意识。如，小

二（《小二》）、蕙芳（《蕙芳》）、云萝公主（《云萝公主》）、黄英（《黄英》）都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愿望或意识。

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妇女们的这种经济意识的觉醒，才促使部分贤妻良母转为悍妻妒妇。这是因为，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妇女们的经济状况与她在家中的政治地位是一致的。悍妇们的悍妒行为通常也是为了防止自己作为正妻的利益受损。《张诚》中的张母牛氏、《吕无病》中的王天官女暴虐前妻之子，以及《阎王》中的李久常嫂、《马介甫》中尹氏毒害怀孕的小妾，其悍妒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其二，女权意识的朦胧伸张。蒲松龄的悍妒作品虽带有强烈的男权色彩，但并不能否认其中的人物所伸张的女权意识。这是因为，即便是在男权中心意识之下，蒲松龄的作品中仍有女权意识的躁动，这既有蒲松龄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风气的因素。从个人因素说，蒲松龄穷困终生，口腹自役，长年设帐在外，家中只靠相濡以沫的妻子刘氏独立支撑，将几个孩子次第养育成人。蒲松龄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在《述刘氏行实》及多首忆妻、悼内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时代因素看，清代虽也强调礼教，但由于受晚明市民观念余波之浸淫，也因满人的习俗对女性的禁锢及评价已远非明代那么严苛。因此，《聊斋志异》中大量的“悍妇”的故事所伸张的一种女权意识就自然流露于文字之间。前述所言，蒲松龄对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也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因而《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不仅《聊斋志异》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著、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性的集体酸辛尴尬。

悍妒题材中，男权的逐渐旁落，隐喻着女权的伸张。而且，《聊

斋志异》有时存在着自我认知的相互冲突，蒲松龄虽然憎恨悍妇，但有时却认为悍妇比贤妇可能更具价值。在妒悍之妇连篇累犊的《聊斋志异》中，在妒悍之妇历经天谴鬼报的谴责声中，也有善意的存在。《云萝公主》一篇就把这个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侯虽小家女，然固慧丽，可弃雅畏爱之，所言无敢违。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可弃以此少敛。年余生一子，妇曰：“我以后无求于人矣。膏腴数顷，母子何患不温饱？

无夫焉，亦可也。”会可弃盗粟出赌，妇知之，弯弓于门以拒之。大惧避去。窥妇入，逡巡亦入。妇操刀起，可弃反奔，妇逐斫之，断幅伤臀，血沾袜履。忿极往诉兄，兄不礼焉，冤惭而去。过宿复至，跪嫂哀泣，乞求先容于妇，妇决绝不纳。

可弃怒，将往杀妇，兄不语。可弃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

“彼固作此态，实不敢归也。”

使人觇之，已入家门。兄始色动，将奔赴之，而可弃已坌息入。

盖可弃入家，妇方弄儿，望见之，掷儿床上，觅得厨刀；可弃惧，曳戈反走，妇逐出门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诘之。可弃不言，惟向隅泣，目尽肿。兄怜之，亲率之去，妇乃纳之。俟兄出，罚使长跪，要以重誓，而后以瓦盆赐之食。自此改行为善。

妇持筹握算，日致丰盈，可弃仰成而已。后年七旬，子孙满前，妇犹时捋白须，使膝行焉。（《聊斋志异·云萝公主》）［3］

《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

“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善”。蒲松龄为之感叹：

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男性的强悍伟岸与女性的娇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这种正视，意味着悍妇行为在女权追求上的一种意愿表达，迎合了当时社会发展女权伸张的历史趋势。

总的来看，我国历史上悍妻妒妇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对蒲松龄悍妒作品的研究和分析需要结合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进行辩证思考。活跃在蒲松龄作品中的悍妒妇女，面目有别、性情各异，是文学史上一种“另类”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悍妻妒妇们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她们的行为在道德方面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是女性为争取自我生存权而进行的以暴抗暴的斗争，是女性在封建社会黑暗现实压迫下做出的极端反抗。悍妻妒妇题材的创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蒲松龄的“知己之爱”的爱情观进行了验证。悍妻妒妇们在婚姻家庭体制内对家庭地位、爱情独占性的追求，体现了悍妇们的自发抗争精神，展示了当时社会妇女们的朦胧的女权意识。蒲松龄捕捉到了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并加以文学刻画。但由于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不灭的男权意识和传统女祸论的投射，使得蒲松龄有时存在着自我认知的相互冲突，并未能真正揭示出悍妻妒妇产生的深层原因，在对待悍妇问题上也缺乏一定的宽容和进步精神。我们在研究这些作品时，不仅可以了解蒲松龄笔下悍妻妒妇题材文学产生的原因，更可以从中了解到蒲松龄所持的婚姻观和妇女观，以及因这些文学作品而带来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1］徐文明.《聊斋》中的妒妇悍妇与中国古代的纳妾制度［J］.蒲松龄研究，1999（3）.

［2］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2000.

（责任编辑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