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地角度解读汇报文本

从作者的角度解读文本

文本作为作品，本身带有时代和作者思想的印记，也就是作者本身对文本有着自己的解读。因此，教师要真正了解作者，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后，才能把握文本的意义，才能给文本的价值取向准确定位，从而进行有效的解读。如《生命生命》的作者杏林子自12岁起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大部分遭到损坏而残疾，《生命生命》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她生命的思考，更是她生命的追求。

从教师的角度解读教材

1、初读文本，整体感知

教师对所教的课文（文本），要排除各种先入为主的干扰，进行原汁原味的阅读，教师应先整体感知其内容，把握文本内容之间的联系，获得对文本整体的初步印象，对其中心思想有直觉的领悟。应具体地思考三个问题：写了什么，为什么写，怎么写。对“作家写了什么”的追问，是解读的开始。没有这踏实的一步，后面诸如作品的主旨是什么、有何特征等问题就很难展开。第二步“为什么写”是在认识、理解作家所写的基础上产生的感悟、获得的启迪、展开的联想。第三步是作品的整体上去考虑“怎么写”，如文章用什么样的语言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用什么的结构体现的什么的思路、用什么样的材料证明什么样的观点、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2、细读文本，抓住关键

解读文本时，教师抓住文章的“关键”深入解读。这“关键”可能是动人的情感、独特的思想、深刻的哲理、重要的信息，但都离不开文字。具体地说，文本的关键，有的是一个字（词），有的是一句话，有的是部分句段。教师在细读文本时，要把握文本的“关键”所在，甚至在教学时以这些“关键”提纲挈领，引导学生感悟文本，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3、从学生的角度解读教材

相对于学生而言，教师是课文的“首席读者”。教师也应站在叙述的角度上解读文本，像学生一眼阅读文本，理解文本。教师要像血红色一样提问，设想自己就是学生，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原来自己就懂得什么？本节课新旧只是间的桥梁是什么？这节内容的重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自己能完全学会什么？这样，只有心中有学生，才能有效地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永远是阅读教学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教师只有对文本全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才能使教学更有效。

《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语文教学要贯彻终身教育思想，把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放到重要地位，为了培养整体和谐发展的“全人”，因此语文教学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语文学科的文学性是对世界的一种创造性发现，文学教育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常读常新，并且给阅读者带来真正的创造性的喜悦。”而我们却常常习惯于将学生的思维硬纳入某一凝固的“空轮”中，并要求死记硬背，这其实是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思维，与文学作品的本性、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无异于“南辕北辙”。如果我们真正将学生作为阅读活动的主体，与他们自己个性化的读解结合起来，承认学生的每一种无错误的的合理和必要，不拘泥于教学上或某种约定俗成的理解，并给予充分鼓励，使其见解的独创性和丰富性彻底改变语文简单化、僵化现象，这样语文教育必将充满创新的智慧和创造的乐趣。

将文本解读进行到“底”

复旦大学附中黄荣华

提出“将文本解读进行到‘底’”的话题，是目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出现了轻视文本解读的现象。分析这一现象，目的是对语文课堂进行一些反思。尽管笔者非常想说得准确一些，但限于能力，肯定有不少是妄言，请大家批评。

一、值得关注的现象

语文课堂教学多数时间是以文本解读为核心展开的。文本解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及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将文本解读落到实处，进入到文本的底部，是语文课堂教学取得成效的极其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

但目前语文课堂教学的文本解读却往往不能进行到“底”，而是相反象——浅尝辄止，或避实就虚，避实扬虚，或者干脆全虚而无实。这里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师生都在文本的外围转，所讲的内容有些纯粹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讲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有的课堂可能出现这样情况：

作者介绍：讲“毛泽东”（主要谈毛泽东与三个女人的关系），谈“毛泽东诗词成就”（主要谈1945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沁园春·雪》后，蒋介石希望他周围的文人都写一首《沁园春·雪》，超过毛泽东，压压毛泽东的威风）。

文学常识讲解：讲词牌（主要谈沁园与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关系，谈窦宪如何夺走沁园）

文本解读：讲毛泽东言行不一，词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他在被王明排挤时是非常痛苦的；讲毛泽东吹牛，“浪遏飞舟”，可能吗？

这样的课堂学生肯定非常兴奋，但他们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媚俗，学会了随意批判，甚至是刻意去批判，最终把语文课堂的重要意义——培养人的崇高感与敬畏情怀——丢失了。

二是师生接触一下文本，很快延伸到文本之外，文本常常成了一个话题的生发点。如果说第一点不是非常普遍，那这一点就是相当普遍了。比如讲《跨越百年的美丽》，先粗略聊一聊课文中“居里夫人的美丽”，很快转入对“美丽”或“女性美丽”的探讨，教师还准备了许多关于“美丽”的资料让同学们探讨。再如讲《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师生先讨论一下文章写什么，还没有真正走进文章中去，就开始讨论生命的意义，于是师生一起海阔天空谈生命的意义。再比如讲《巴尔扎克之死》，师生先聊一聊巴尔扎克，然后进入关于“死亡”的探讨，于是师生一起探讨各种“死亡”及意义。再比如讲《告别权力的瞬间》，讲到华盛顿对民主的贡献，课堂就变成了关于“民主”的讨论。

这样的课堂也比较受学生欢迎，主要是能顺着学生的感觉走，但这样的课堂

多了，学生就养成了夸夸其谈的毛病，不愿也不能深入钻研文本了，最终是失去了一种求实的读书能力。

三是教师精心设计了课堂问题，有时还及时抓住了课堂生发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当学生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并产生种种观点时，教师常常是照单全收，即使是明显的错误也不给予纠正。比如讲《皇帝的新装》，教师请学生扮演两个骗子，模仿骗子行骗的过程，一个骗子在劝另一个骗子拿定主意时，用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他打气，教师对此不仅没有纠正、引导，而且满脸鼓励之色。再比如讲《合欢树》，在教师的启发下，全班学生有一大半都讲了“合欢树”的象征意义，讲的同学为了避免与前面同学的雷同，尽可能讲自己的“独特”见解，结果离课文越来越远，也就越来越虚。

这样的课堂也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因为学生不受什么约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能博得同学与老师的欢心就好。但这样的课堂也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因为它往往会助长学生信口开河的不良风气，断章取义，甚至是非颠倒，最终影响的不仅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形成，更影响到他们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形成。

四是师生共同在一个不恰当的知识层面或者在一个错误的知识层面上讨论问题。比如学习葛剑雄的《邂逅霍金》时，师生讨论文中如何表现“身残志坚”。学习杨绛的《老王》时，讨论文章最后作者的“愧怍”，师生围绕“中国知识分子贵族式居高临下的怜悯”展开。学习一些现代主义作品或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时，以解读现实主义作品的方法为指导，结果不能真正进入作品。如学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节选）、卡夫卡的《变形记》（节选）时，运用“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这些现实主义小说家非常看重的方法去讨论小说的人物与主题，因而也不能真正理解作品。

笔者感到，这样的课堂可能是很糟糕的，它可能将学生引向歧途。

五是“批”字当头。这当然是少数现象。应当承认，目前的语文教材有瑕疵，甚至可以说有许多缺点，但有的老师比李敖还霸气，几乎没有他看得上眼的篇目。李敖说“鲁迅思想不及格”，他就可以说鲁迅没有思想。笔者感觉这也是很可怕的。如果教师总是批这个，批那个，没有肯定的，没有赞美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一定会助长学生的虚妄心理，最终势必把学生带上不归路。

我们需要反叛，必须摆脱旧的束缚才能真正向前，但绝不能将旧的一概视为束缚。我们应当自信，有自信力才能勇于开拓、勇于向前，但智者的眼中绝不会除“我”之外没有别人。贾平凹将目空一切的人归于两类：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疯子。这其实也就如鲁迅所言，拔起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这是可笑的。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中说：“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笔者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若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边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

归入疯子一类了。”笔者感到我们语文老师还是先多带点“兵”好。

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几种现象？笔者感到，主要有下面几种原因。

一是对文本的意义认识不足。作为中学教材的文本价值，大体可从6个方面去考量——认知价值，情感价值，思想价值，智慧（思维）价值，艺术（审美）价值，语言开发价值，写作模仿价值。教材所选大多数是经典文本或优秀文本，而经典文本几乎都具备了这6方面的价值，即使是一般的优秀文本也具有多层次的开发的价值。目前我们语文课堂教学对“智慧（思维）价值”、“艺术（审美）价值”、“语言开发价值”、“写作模仿价值”这4方面，大都没有深入开掘。以“艺术（审美）价值”为例，我们平常的课堂阅读实践追问得最多还是“怎么写”的问题，但多数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足够的高度来认识，一般多停留在“修辞手法及作用”“表达方式及作用”“论证方法及作用”“说明方法及作用”“写作手法及作用”等问题上。应当说，常追问的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这些都还是容易解决的，且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试问一下，如果抛弃这些问题让你来欣赏一部作品的艺术形式，你将说些什么呢？或许，就无话可说了。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更多地从作品的整体运思、作家的美学追求等方面去关注“怎么写”的问题，而不是仅局限在某一具体的修辞手法之类的问题上。

二是对“以学生为主体”的误解。“以学生为主体”是现在教师展开课堂教学的重要的理论支撑，这是现代教学有别于传统教学的重要标志。但“以学生为主体”不是放任学生，不是纵容学生，更不是不要底线。再现代的美国母亲，也会对自己已成人的儿子去亲吻不满18岁的少女感到恼怒；再现代的美国父亲，也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赌博行为感到悲伤。我们的语文课堂，我们的教育，应当永远坚守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一些共有的伦理道德，坚守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体现中国人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荡的是天地正气，怎可让骗子们“剽窃”去壮胆？

三是对“课堂阅读”与“消遣阅读”等而视之。中学生的阅读有两大类：一类是课堂阅读，一类是消遗阅读。相比较而言，课堂阅读的难度肯定比消遗阅读难度要大，甚至大得多。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课堂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美其身”的过程，是一个“去恶向善”的过程，是一个变“无知”为有知的过程，是一个开发心智与唤醒“人”的个体生命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学生不断剥离自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矫正人生的过程，因此，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它必然伴随着很大的痛苦。而消遗阅读是一个自我释放的过程，因此它伴随的可能更多的是快乐的体验。

所以，教师应该思考：中学生的阅读是释放自我为主，还是铸造自我为主？笔者认为中学生的课堂阅读不是一般的消遣性阅读，不是自我释放式的实证阅

读，应当是一种吸收式阅读，是自我铸造式的阅读。很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学课堂阅读常常变成了“消遣十实证”的混合体阅读。这种阅读法使阅读者不太可能更多地接受作品中的新信息，使阅读的吸收与铸造功能基本消失；长期如此，则会使阅读者丢失研究文本的能力，养成浮躁甚至浮夸的学风。这也是前面列举的目前中学课堂几种“避实就虚”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四是文本解读难度大与教师文本解读力有限的矛盾。教材中的文本有的解读难度很大，如《生命本来没有名字》《边城》（节选）《合欢树》《病梅馆记》《香菱学诗》《老王》《项链》《哦，香雪》《变形记》，等等。从列举的这些篇目看，现代文比古诗文多，也更难。为什么？因为现代文更多地融进了作家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作家自觉的美学追求，并使用了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写作枝巧，而我们一些教师还基本上是抱定“文章学”这一种解读文本的方法，以不变应万变，当然就难以适应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思潮下产生的文章的解读了。有的教师认为现代文不用在课堂教学，学生完全可以自己读懂，这更是不对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学生并不能真正读懂现代文，而是需要教师去引导。像《老王》，学生就很难理解作家最后说的“多吃多占”的。为什么说“多吃多占”？

一是（不幸者）老王把“笔者”作为一个朋友送给“笔者”香油与鸡蛋时，笔者没有能真正从心底里把（不幸者）老王当作一个对等的朋友，感情上“多吃多占”。

二是“笔者”有比（不幸者）老王优越得多的生活条件，从“单位占有程度”而言，“笔者”在物质上确实比（不幸者）老王享受了多得多的社会产品。

三是知识分子对“知识优势”的深刻反省。

德国空想社会者魏特林说：“凡是仗着自己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而要求比别人多享受或少工作的人，他就是贵族。”这句话好像一下子难以理解，不能接受。其实，魏特林是站在人类知识共有的基础上才这样说的。你掌握很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条件是：你拥有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条件，比如你有更优越的条件去读书，去上更好的学校。你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绝大多数是全社会甚至全人类共有的知识和技能，它们更多来自人类几千年的共有积累，并非某一个人所有，比如文字。每个人都有权享受文字带来的生存利益，但因种种原因不能上学的人成为了文盲，他们就会因此而不能获得他们应该获取的那一部分生活资源。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魏特林的话有他很大的合理性。他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应当是平等的，不应当再有“贵族”（等级社会的象征）。知识和技能的拥有者多数本来就是因为条件的优越才拥有知识和技能，因此，更不能藉此而成为社会的高高在上者。

杨绛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她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从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平民意识、平等观念和反省精神。（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初中学习的鲁迅的《一件小事》、高一上学期学习的周国平的《生

命本来没有名字》）这些是难能可贵的。但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知识和技能的优越感。他们一边高喊平等、民主、自由，一边又情不自禁、以为理所当然地应获得比别人多的社会尊重。这恰恰与现代社会的主体精神相悖。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们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在现代社会，当就是理性、自由、公平等），批判与基本价值相悖的不合理现象，甚至为这些基本价值献身，推动这些基本价值的最终实现。从这个角度看，《老王》一文，最终是呼唤全社会的共同反省，有着极强的人类关怀意识。这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思想，更不能将其看作“中国知识分子贵族式居高临下的怜悯”。

五是教师“敬畏”心的丢失。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言。”对孔子的这番话向来就有人认同有人批评，这很正常。但笔者认为，孔子及其整理、创作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核，正在于他极其广博深厚的“文化心态”——“畏”心理，所以他“作”了如此多，却依然说自己“述而不作”。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孔子对他者的认同，但首先包含的是对他者的尊重、敬重。我们今天讲现代意识，讲平等。若没有对他者的尊重、敬重，没有对他者的认同，何谈平等呢？现代意识中的平等应当含有孔子的这种“敬畏”意识。而有的教师一无所畏，还自认为有现代批判精神，所以敢于以“大无畏”的精神将所有的文章都说得不值一读。

三、怎样落进行到“底”？

一是读懂文本。读懂文本是将文本解读落到“实处”的大前提，如果文本传达的基本意思理解不到，肯定谈不上落到实处的。所以，教师备课时一定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写了什么？为什么写？怎么写？

“作家写了什么”的追问，是文本研究的开始，没有这踏实的一步，后面诸如作品的主旨是什么，作品具有怎样的特征，这样一些问题就很难展开。一般情况下，第一步应当去追问“作家写了什么”，第二步是在认识、理解作家所写的基础上产生的感悟、获得的启迪、展开的联想，等等。第一步是基础，第二步在第一步基础之上展开。如果第一步没有把握好，第二步就会离作品更远。这是应当尽可能避免的。

可能有人会说：阅读也是一种创造活动，所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确实，阅读是一种二度创造。“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说的就是这种创造性阅读。但创造性阅读是阅读的高级阶段，更要有第一步阅读做基础。一千个“哈姆莱特”也好，一万个“哈姆莱特”也罢，最终读者心中呈现的形象还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绝不会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这也说明，创造性阅读所创造的与作家所写的必定有某种必然联系，必定有创造产

生的连接点，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作家为什么写这些？这是教师备课时也要很好去追问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对文章的主旨的理解才算基本到位了。也只有探到了“为什么写”，才可能对教材“处理”有一个总的把握，而不会被学生一些看似有理实则偏颇的说法所迷惑，从而可能从容地引导他们，至少不会在一个不恰当的层面上纠缠。

理解主旨之后，要从作品的整体运思与美学追求去考虑“怎么写”的问题。作品的整体运思主要是指选取什么材料，怎样组织材料，这是“怎么写”的两个关键问题。看写得好不好，先要看材料选择是否有效，是否能表现主旨，然后看材料组织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材料的效能。如读史铁生的《合欢树》时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文章写了一半才接触“合欢树”？为什么没有直接描写“合欢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以“合欢树”为题？

美学追求大的角度有两个：时代共性与作家个性。对经典作品，我们要将其置于这两个背景下来观照。这不一定作为显性的教学目标，但一定要有隐性的教学定位，即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一方面的内容渗入课堂，使学生逐步建立起一种“知人论世”的阅读方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谈得上创造性阅读。王国维的“三种之境界”绝不是凭空创造的，是在对晏殊、柳永、辛弃疾三位词人的作品精熟之后的天才发挥。

如果教师在这些方面都能有充分的准备，课堂教学就不会“空虚”，就一定会踏实有效；也只有教师掌握的内容比课堂应讲授的内容全面得多，深刻得多，这堂课才会真正的得心应手。

二是认识文本的教学价值，确定教学目标。认识、考量“这一”文本的价值，然后确定教学目标，是将课堂落到“实处”的重要一步。如前所述作为中学教材的文本价值有6个方面，教师可根据单元教学目标、学生学习实际及文本特点选取适当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确定，是将文本解读落到实处的第一步。如果教师认为“这一”文本在“这一”单元中确实没有意义，教师也可以不在课堂上花时间，让学生课下读一读即可。这种“忽略”也是一种“处理”，也是将教材落到“实处”的一种方法。

要特别说明的是，教学目标的确定，体现教师对教材与学生的全面理解。“这一”文本在“这一”单元对“这一”学生群体在“这一”阶段的独特价值，就是“这一”课堂的教学目标。这里笔者用了五个“这一”，表明教学目标的特殊价值，或者说唯一性。所以，笔者觉得教师备课首先要花大功夫的，就是对教材的独特意义的理解，特别要将对学生的理解纳入对教材理解中。这样，你的每一堂课就可能是独特的，是不可复制的。至少你对教材于学生意义的理解应当是别人不可替代的。笔者是这样认识的，也期待自己的课堂达到这一目标。所以，笔者觉得如果别人听了自己的一堂课，说“这种课”只有你在“这学校”甚至“这班级”才能上，那就满足了，因为这表明了它的“这一”性。

三是做好课堂预设。这堂课要做什么？教师是应当有预设的。

现在有人反对课堂预设，认为是对学生“主体性”的扼杀；甚至还有人反对课堂控制，应完全放开，教师与学生共唱“信天游”。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本质上说，“教育”的目的就是对“人”的预设，对“人”的“唤醒”，没有预设就没有教育，何谈对“人”的“唤醒”？

现在我们有时还过于注重对课堂生成的评价，认为教师在课堂上不应该被预设牵着走。问题的答案当然不能全由老师给，要想办法让学生自己获得。但这也有理想化的成份存在，因为许多问题学生是没有能力解决的。如果什么问题学生自己都可以解决，那还要老师做什么？从本质上说，老师应当是课堂的主导者，学生是课堂的获益者。如果学生就某个问题还没有具备解决的条件，那么只有让老师来把答案告诉他们了。老师要做得好一点，就是要尽可能让他们认识到为什么是这样的答案，而不是那样的答案。但一定要允许他们质疑。笔者觉得，现代教师对学生的开智启悟功能，最主要的就体现在帮助学生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说，教师与学生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教师是先知者，学生是后知者。也是从这一点上说，学生是“无知”的，教师的意义就建立在学生“无知”的基础之上，教师的意义就是变学生“无知”为有知。这个“知”是“知识”，是“见解”，是“智慧”。也是从这一点上说，古今教师的意义是相同的。无论什么理论，都很难推翻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