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电视改革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电视改革研究

第一部分：理论阐述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我们都知道,在传播学这门学科创立之初，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时遵奉的是传统学派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它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象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等这些都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成果,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大众传播主要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所以传统学派的研究总体上也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服务的.所以他们有意无意的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等,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起,诞生了一支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批判学派。他们将传播研究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这个学派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成了与传统学派相抗衡的一个学派,影响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和世界传播学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课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就是批判学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些研究者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的一个观点:也就是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在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这个观点,开始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他们认为传媒受经济力量的直接支配，是权力的产物，所以与传播学的传统研究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深刻揭露了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机构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内涵。因此,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这样来给传播政治经济学下个定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学科。它强调政治及经济力量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起源背景

1 报业，电子媒介及电信业从家族企业向20世纪产业界的主要产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全球媒介的深层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使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一种不可阻止的潮流。于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便开始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领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认识的整个过程.因为在这种大众消费经济的强烈刺激下,媒介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满足受众

的口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商品有着广阔的市场场景，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的竞争中有自己的位置。

3 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以及监控者,于是,国家制度与传播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开始成为了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关心的问题。

4 商业与国家力量的壮大，引发了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的议题进行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模式当中做更具体的阐述)

三学术代表人物

(加拿大)达拉斯.斯密塞:受众商品论

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创人，斯密塞以“受众商品论”著名于传播学界。

(美国)赫伯特.席勒: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

他被誉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在世界上反响甚大，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的理论联系。

(英国)格雷厄姆。默多克与戈尔丁: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

默多克和戈尔丁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于传播和媒体的研究。因此默多克和戈尔丁是从研究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着手的。

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本身也暗示着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研究的两大逻辑：政治的与经济的。政治逻辑即权力逻辑,就是让经济决策的权力逐渐落入少数集团和个人的手中。而经济逻辑即生产的逻辑，它不可避免地支配全球的经济活动。依照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思路，莫斯可就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切入点：商品化、空间化与结构化，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

商品化: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商品化就是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那么,在传播领域当中,商品化也就是指媒介通过提供文化产品获得广告从而得到利润的过程。比如说新闻咨讯，影视剧，电视记录片，娱乐节目,这些产品首先是具

有一种使用价值吧,受众可以从中获得信息，收获知识，满足感官刺激等等,但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这并不是媒介的最终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受众收看或者阅读这些产品来获得广告寻求利润。这就是传播的商品化过程,而针对这个过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商品形式。

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来进行分析，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比如说一家报社,它的传播内容就是这样商品化的:报纸记者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而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若干个记者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也就是一份报纸,拿到市场上销售。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媒体内容就成功的实现了商品化的过程。但这还只是媒体内容商品化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媒体运用广告来完成整个传播活动的商品化过程.这是著名的传播学者加汉姆和斯密塞所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他们认为在研究媒体内容商品化的时候,不能仅仅强调产品的意义,因为强调产品的意义就是强调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媒介产品本身生产的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产品嘛,如果只是看到这个方面的话，就没有充分的将大众媒介当成经济实体来研究,所以必须看到媒体内容的商品化也包括了广告媒介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斯密塞又提出了受众商品的概念。

受众的商品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斯密塞提出来的“受众商品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具一格。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将这种情况比作提供免费午餐的小酒店.20世纪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免费午餐”,而这种“免费午餐”是用以吸引顾客登门饮酒的。而大众媒体就像免费午餐一样，比如说电视台,它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收看广告，我们看广告是要付出时间的吧，而电视台正是将受众的这种时间或者称劳动卖给了广告商来获得价值，所以按照斯密塞的这个观点，受众实际上就是媒介的劳工，受众将自己的时间交给了媒介公司，媒介公司将免费的节目作为受众的报酬，同时受众又为媒介公司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斯密塞将受众劳动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

控制论的商品化：另一种对商品化的考察被称为控制论的商品化。这种由米汉提出的观点，虽然相对于受众商品的讨论并不是研究的热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在现在的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它的理论价值的,而且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对此评价很高。这个研究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媒介生产的商品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米汉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

传播劳动的商品化：劳动商品化,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哲学观点,政治经济学者利用这个观点发现了两种与传播研究有关的过程:第一,传播系统和传播技术的应用扩展了所有的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传播产业的劳动商品化,第二,就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劳动是在生产货物商品和劳务商品的过程中被商品化的。

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切入点，但不是唯一的切入点，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空间化,也就是说传播领域正在朝着空间化的趋势发展,那么什么是空间化呢？

空间化: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

相信大家都知道默多克新闻集团吧,今年的4月9日,他实现了其长达20年之久的卫星电视网覆盖全球的梦想。标志事件就是美国休斯电子公司同意以66亿美元的股票及现金价格将其麾下的直接电视公司出售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而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最开始鲁伯特.默多克只是澳大利亚一份发行不到10万份的报业公司的老板，现在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集团资产市值超过310亿美元，那么,他是怎样由一家报业公司扩张成为一家综合性传媒公司的呢?实际上它的发展过程就是空间化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1985年收购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这就是空间化的一种形式,我们把它叫做横向集中,就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就象当年的默多克作为一家报业公司收购电影公司那样,也包括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象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一样。

而除了横向集中,还有纵向集中. 纵向集中则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打个最本土化的比方，例如湖南电视台最初作为一家电视台发展到今天的湖南广电集团，就是旗下合并了多家媒体和相关产业的公司，总资产达30几个亿。

这种企业规模与企业集中的空间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了现当代媒体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跨国经营企业与全球化是另一种新型的空间化的趋势,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和垄断着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和流通,他们通过赢得技术上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最发达的信息社会,美国控制着世界上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还有象西方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权威的新闻机构,象BBC这些电视台,还有各大通讯社,很多关于世界新闻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国际新闻,很多也都是购买的他们的新闻资源,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在信息和传播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意味着受控制和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呼声。

结构化:强调社会能动力量和社会变革

结构化应该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难理解的内容,莫斯可是从社会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和霸权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结构化的。他强调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变革对于传播活动的影响。

首先,从阶级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揭示的是阶级权力的重要意义.阶级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可以由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社会地位,比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而在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强大力量改变传播活动。比如他们可以改变传播政策等等,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还讨论了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分配关系。他们指出,传播资源在不同的阶级其享用权是不一样的。如网络传播就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参与,而经济地位低的人在这一方面获得的资源就较少,于是形成差距,一种传播等级的差异。

而就性别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被忽视的结构转变,这个在我们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如长沙电视女性频道的诞生.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女性往往被忽视,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等等一些因素的作用,人们发现女性其实也是传播领域当中一个需要重视的群体,所以女性频道的开辟便是对原有的女性不被关注的一种旧结构旧传统的颠覆。另外性别对于结构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女性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和政策决定过程的参与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

另外种族分化在传播业中也造成了享有权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享有传播资源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传播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要了解结构化过程,还必须关注到社会运动这个因素,因为有些社会运动正推动着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发生着社会变革,从而影响到传播活动。如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权利运动等等,而有些社会运动则围绕着媒介生产与媒介政策本身进行,他们也影响着传播活动。例如,录象带的盗版,电脑黑客,他们就是向传播工具控制权的集中化发起的挑战,还有围绕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就是直接针对传媒生产与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所做出的国际性的努力。这些都表明社会运动正在影响着人类的传播活动。

我们最后再来看霸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霸权不是一种强制意义上的霸权,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当中,比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投票选举是实行民主的主要手段,喝牛奶可以补钙等等,这就是一种霸权,霸权（包括话语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深刻的影响着传播活动的内容同时又通过传播在社会中制造霸权,但霸权不是不可攻克的,就象我们刚说的喝牛奶可以补钙这个已经被大部分人们认可的观念现在不是也正在被我们的林博士所否定吗?而且正在通过传播媒介逐渐的影响到更多的人。建立新的霸权可以把"非主流"的东西变成"主流",从而实现一种传播领域的新秩序和新结构。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其实是对旧结构的颠覆和一种新结构的建立,实现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合理分配和平衡。

结论:

以上就是我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的理解，由此我们看到，传媒政治经济学首次从经济的独特视角来关注资本主义的大众媒介的本质属性和运作规律。“政治”、“经济”这两个术语提醒着这一事实：传媒的生产与流通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与政治体系之中。而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批判学派的主要分析视角，而文化研究是传播批判学派中的另外一支重要的学派,最新的研究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已经由当初的对抗立场逐渐走向相互借鉴的趋势,这里我们就不多做阐述了。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电视改革研究之案例分析

(2007-04-20 14:57:41)

转载

第二部分：案例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在我国日益与外部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的背景中研究我国媒介。我们认为，即使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我国电视改革仍然强调国家的作用，重视利用权力进行干预和保护。其次，在我国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进化的动态过程中研究中国电视改革。这是一个历史、现实和未来动态关系的视角，即历史结构主义的视角。所谓制度，就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博弈达到均衡时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社会博弈的均衡。我国正处在各种社会利益博弈、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制度本身是变动中的变量，而不是常量。另外，在制度变迁的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也处在剧烈的变动中。这种重新分配状态和分配过程必然产生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西方社会讨论社会结构变化都是建立在法理统治、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基础上的，对他们而言，这三个条件是常量。而对我国而言，恰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结构都是在变动之中的，都是变量。因此，就必然需要关注这些变量对我国媒介业的影响。再次，研究我国媒介产业重组，需要特别关注政府与产业这对政治与经济范畴 , 而不是国家与社会范畴。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政府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政府的变动、决策直接制约各种产业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下面我们就来看我国电视是如何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下进行改革的。

一体制改革：产业属性的明确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经济中的市场因素被逐步重新肯定，整个社会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从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新的改革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就明确规定，“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要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要正确处理好宣传和经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至此，我国对电视属性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飞跃——电视第一次具有了两重属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新闻宣传事业与信息产业的两重性。而正是在这种国家政策的支持下,2003年,我国政府广电部门高层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广播影视产品存在产业属性。中国电视行业的改革自此进入了新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中国电视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开始进行电视事业和企业的差异体制，形成事业和企业分工互补的格局。而电视台目前的身份就是双重角色，既是舆论的引导者又是经济的创收者，但是，正是这种双重身份的确立使电视台陷入了产权困境，即媒介属性和产权结构模糊不清。根据现在的界定，电视台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是混合了公共和商业两种功能和属性的机构。这就为媒介在进入股市、融通资本、产权交易和治理结构改造上设置了障碍，同时，更为媒介集团处理政治、经济与公共三者利益之间关系带来了难度。

二结构调整：集团化的提出及实践

2000年11月17日，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视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确定电子媒体在以新闻宣传为中心，以繁荣创作为重点的前提下，“可兼营其他相关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性传媒集团。于是，新一轮的中国电视改革浪潮又席卷而来。2000年11月27日，我国第一家省级广播电视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宣布成立，这被认为是我国广播电视“体制创新”，实行真正意义集团化动作的重要标志，一时间形成中国广电之“湖南现象”。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以“广告、节目、网络”三大主业为依托，涉及广播、电视、电影、印刷媒体、网络媒体、酒店等多种行业，继湖南以后，山东、上海、江苏、北京、浙江等地广电集团随即成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的过程，正在呈现出行业垄断基础上的经济权利的集中化。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媒介集团化与欧美国家媒介集团化有着媒介整合和集中的外在相似形，却在其他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首先，在集团化的政策和规制方式上，欧美是放松管制, 而我国是强化政治管制，有限度开放经济管制；欧美国家越来越从对媒介所有制、集中的问题的结构规制（转向了行为规制，而我国是还处在结构规制的起步阶段；其次，在集团化的手段上，北美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而我国是通过政府力量强行重组而成，其中，组织结构设置、人力资源调配、媒介资源配置等均在行政命令中完成，而且仍然保持了政治阶层组织的根本特征；再次，在集团化的路径上，欧美可以通过购并、整合、细

分、战略联盟、跨国化等渠道实现集团化，而我国则是主要通过合并渠道完成，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不可能真正战略联盟等渠道建构跨地域、跨媒介的媒介集团。总之，我国的媒介集团化并未打破原有政治经济权力结构，而只是通过政府行为实现的产业重组。在我国加入 WTO 后的几年中，日益显现出一定的发展困境，尤其面临着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情境。

首先，制度困境，即媒介集团化与现行我国政府制度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2001 年 8 月政府下发的“ 17 号文件”明确提出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组建跨地区、跨媒介的媒介集团，集中全国媒介资源优势，打造我国媒介的“航空母舰”。但是，这种政策要求与我国现有的政府结构不相匹配。一方面，纵向上，我国媒介是隶属于各级政府的，就广播电视业而言，中央“ 82 号文件”等相关文件，要求减少广播电视机构，撤消地区（市）和县级广播电视机构等。这就是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中的“四级变两级”。但是，自文件发布以来，执行过程并不顺畅。地区（市）和县政府，特别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市、县政府拖延执行政策，其实，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如果撤消这些机构，就意味着这些政府原来的投资和未来的收益都拱手相让给了上级政府。另一方面，横向上，现行我国媒介均为一级地方政府所有，跨地区意味着一个地方政府对媒介的投资、所有权和未来的预期收益都将重新归属为跨地区媒介集团所在地的那个政府所有。这对地方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巨大的冲击。还有一方面，各级政府中有多个部门管理媒介事务，党的宣传部整体上负责媒介，特别是媒介的政治正确性，广播电视局负责广播电视电影的管理，新闻出版局管理报纸、杂志和出版。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又分属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多家管理，互联网又有国务院和各地新闻办公室负责。这种政出多门的现实大大降低了我国形成跨行业和跨媒介的媒介集团的可能性。媒介产业重组需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

其次，垄断困境。随着 72 家各种媒介集团的成立，媒介业新的垄断正在形成，而且这些集团占有了我国最优势的社会资源，是我国媒介产业的中心，是媒介市场的主流。集团化后国有的弱势媒介、边缘媒介，如西部媒介、主流体制外生存的民营的媒介企业日益丧失生存空间和能力。媒介集团与广告客户、媒介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个地方媒介集团垄断了当地的广告价格和媒介内容产品价格，市场丧失了基本的竞争可能。原有体制下已经存在的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的垄断又初显端倪。

再次，发展战略困境。媒介集团缺乏长期的战略设计，而多为短期的战术操作；集团化整合过程中有关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等核心问题并没有实质的变动。另外，长期以来媒介重复建设，大量同质媒介，在同一市场和层面进行着低水平的竞争。所有国有媒介优不胜、劣不汰造成了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市场有效性不足，这在我国的电视产业中最为突出。媒介集团普遍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核心竞争力不突出，经营分散，管理水平低下，效益下滑。而如今，北美国家的媒介已经从媒介集团化合并走向了日益关注市场占有、成本管理、保障收入流，即从外延扩张走向内涵优化。

最近，中央要求，近段时间我国的媒介集团暂停批复，主要是对现有媒介集团进行实验，总结经验以后再推进集团化。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后 WTO 时代中经过一个时期的不同力量互动才可能完成。

三、行业改革:实行制播分离前路漫漫

制播分离的实践

制播分离被引起电视业的极大关注是缘于1999年,一档叫做<中国娱乐报道>的节目在全国引起了收视狂潮.并且不到半年之后，《中国娱乐报道》就已在全国80家电视台实现了每日播出，覆盖了除台港澳之外的中国所有地区，收视观众达3.15亿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娱乐界的新闻联播。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数家电视台争抢播出权的情况。与此同时，众多的知名企业纷纷要求在节目中插播自己的广告或购买冠名权，一周之内竟有11家企业要求签约。这档节目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佳绩，的确引人深思。其中被人们最经常提及的，就是“制播分离”。<中国娱乐报道>实际上是由一家民营的专业电视策划与制作机构“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光线传媒集团)制作的，他将制作机构与播出平台完全分割开来，从而实现了多家电视台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播出的盛况，于是这种新的运作模式立刻引起了电视业界的注意，人们开始研究它的可行性。

其实，当我们回顾制播分离这个概念的诞生，可知其本意就是委托制作。制播分离的概念来自于英文Commission，最早起源于英国，原意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1982年，随着英国第四频道的出现，委托制片制度开始建立。当电视台播出平台资源相对过剩，而民营制作公司又苦于节目卖不掉或是无法参与节目生产时，委托制作不失为当前阶段制播分离的一种有益尝试。其遵循的定律无非是当频道专业化走向频道品牌化这一过程时，需要通过“量身定做”来获得符合自己频道品牌定位的特色节目。一些电视台希望制作公司能为自己度身制作独一无二的品牌栏目，这就要求民营制作公司要瞄准频道整体品牌定位的特征，通过更精准的节目定位和特色来俘获播出机构的芳心。

这样的基调也许使制作机构有些被动，但设计符合频道整体风格的节目，却是民营制作公司在激烈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的重要法宝，也是为自己在行业内部创造品牌效应的重要一步。

可以说，近年来电视频道专业化发展和频道资源扩充的现实催生着制播分离改革的推行。但频道资源扩充的同时，节目资源的匮乏成为制约电视业改革的重要瓶颈之一。很多频道同一节目常常重播多次，各频道之间同题材节目重复率高、雷同性强，而更多的播出空白时间往往由电视剧来填充，原本富裕的播出平台资源并没有被恰当利用，频道自创栏目的投入也十分有限等现象都暴露出电视台自身节目制作资本和能力有限、无法跟进频道专业化发展步伐的缺陷。正是这样的时势催生了制播分离改革的迫切需要，民间制作公司可吸纳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本参与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以公司化经营的方式参与和迎合电视行业整体改革的推行。而行业政策的走向是电视业的经营管理改革的风向标。

在广电总局印发的《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要点》中这样提及“制播分离”：“除新闻类、社会访谈类节目外，文艺、体育、科技类节目等可逐步实行制播分离，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节目的市场招标采购。”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上至央视，下至各地方电视台都开始进行积极的相关探索。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在央视2006年工作会议上指出：央视要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提升电视节目制作水平。上海文广集团总裁薛沛建也表示，将在2006年加快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发展内容产业。

制播分离的瓶颈

在推行制播分离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看到在民营制作公司与电视台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这项改革的推进是举步维艰。首先，2005 年新年伊始，《娱乐现场》被迫从北京电视台出局，原因就是频道专业化发展所需以及受到北京台内部制作的同类节目挤压。电视台在制播分离改革的过程中亦有自己的苦衷和担忧，怕制播分离政策变动产生风险，担心自己原有的制作力量受到过分的外部冲击。尤其出于财政和人事角度的考虑，电视台害怕内部原本花大力气培养的优秀制作人才流失，因此往往是花大力气宣传自己制作的节目，着力打品牌、创名牌栏目，给予最优的播出时段。对于电视台垄断播出平台资源的现实，民营制作公司只能是无奈地在夹缝中求生存。民营制作公司注重眼前的短期收益，而电视台在整体节目规划的过程中必须顾及长期的利益和导向性，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博弈也造成民营公司的发展困境。

其次，社会制作公司创新能力低下，节目跟风、克隆现象程度相当严重，而品牌意识和经营理念尚显不足。其结果只能是盲目投入，节目制作不够精良，最后发行时不被看好，节目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无谓浪费。在经历了几年发展后，民间电视节目制作同样也经历了暴利时代向微利时代的蜕变，曾经让“光线传媒”等公司获利颇丰的贴片广告发行方式，现在却沦为落后的商业模式，比如电视台为“非亲生”的外部制作节目安排的播放时间往往是不太好的时段，导致制作公司获得的广告时段的收益下降。而综艺类、娱乐类节目曾经的泛滥也使得观众的审美疲劳提早到来，制作公司的生存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

再次，由于播出方拥有国家保护的播出平台，在饱和的市场上享有定价权，而有求于电视台的制作方则相对处于劣势，所以在当前的节目市场上，播出方与制作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公平的价格机制难以产生。有数据表明，全国每年用于电视剧生产购买的资金大约为22亿元，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却是200多亿元，带来的广告收入大约为400亿元，也就是说电视台实际花在购买电视剧上的价钱只有20%，80%全部被电视台收入囊中，而电视剧生产公司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分成。这一畸形的买卖关系实质上就是电视节目市场产业链分配不均衡，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长期发展下去，必然影响到电视节目市场的长远发展和整体繁荣。

供求链的平衡：更多制播形式的探讨

在制播分离渐趋成熟的制度环境下，制作机构和播出机构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然而目前我国电视业健康的节目评估机制、有序的节目交易市场远未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制作机构与播出机构存在利益博弈的现实无法回避。制播分离是大势所趋，但尚走在新长征路上，前途漫漫，若不顾现实就大刀阔斧地挺进，恐怕反而会受挫，探讨更符合实际的制播方式才是我国电视业共同繁荣的正道。

总结：政治经济张力下的中国电视改革

这是一场由市场为原动力，经由政府发动与认可，传媒与政府“合谋”对旧有传媒制度进行的全方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资本要求、媒介与其他利益集团等之间正在进行着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因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一个仍然处于剧烈变动中的结构。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完成我国媒介产业重组的资本化，可能会产生复杂的后果。媒介资源、资本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均在我国现行制度的急剧变动过程中日益集中。这种集中将会使我国媒介产业出现明显的差距，表现在东部与西部媒介、中央与地方媒介、中心与边缘媒介、主流的体制内媒介与非主流的体制外媒介等，在占有权力资源、媒介资源和资本资源上的分化日益加剧。另外，控制媒介的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此消彼涨，产生波动，使媒介发展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在我国 20 多年来的媒介改革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对我国未来媒介产业的平稳发展非常不利。还有，从长期看，资本力量裹挟着政治力量形成的双寡头垄断将会对媒介的公共利益角色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力量日益缺乏全新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和吸引力的情况下，资本以及受其支配的价值体系将会日益侵蚀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公共利益和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