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探析

魏齐王曹芳正始末年至嘉平初年，以阮籍、嵇康为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修武县一带）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玄学清谈中心。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倾向和人格理想，常聚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弹琴啸歌，谈玄论道，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本文拟在研读七贤作品文本的基础上，结合魏晋易代之际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七贤在玄学思潮的濡染下，竹林之游团体产生的原因、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生命范式的意义进行探析。

首先，竹林七贤的出现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始年间，在曹魏上层分别形成了以曹爽和司马懿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曹爽集团腐败奢侈，日趋衰微，司马氏集团日益强盛，野心勃勃。这两个政治集团长期互相倾轧，当时的一些士人感到无所适从，若其稍一不慎，涉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从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清剿曹爽政治集团的“典午之变”到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十余年中，司马氏集团通过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戮和残酷镇压，逐渐把持了朝政。

在此腥风血雨的政治氛围中，目睹司马氏集团屠刀上淋漓的鲜血，当时的士人心上笼罩着一层沉重的阴影，他们失去了前辈建安士人奋发扬厉、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普遍对莫测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斗中，竹林七贤既不愿投向腐朽荒淫、奢侈没落的曹魏集团，又不愿追随凶残暴戾、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感到深深厌倦。为了全身远祸，他们选择了遁世，隐居于山阳的竹林之中。

在如此险恶的社会环境中，竹林七贤的思想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的嬗变。竹林七贤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前辈建安士人激昂慷慨、高蹈踔厉的进取精神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阮籍的《孔子诔》云：“养徒三千，升堂七十。潜神演思，因史作书。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其《四言咏怀诗》其六云：“嗟我孔父，圣懿通玄。非义之荣，忽若尘烟。”对于孔子圣明懿美通晓妙玄、轻视不合道义的荣华富贵的高贵品质，阮籍进行了由衷的颂赞，流露出对于孔子的景仰崇敬之情。然而，正始年间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他们的思想由儒家为主转而为玄学为主。在他们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想转化之轨迹。阮籍《四言咏怀诗》其十“微微我徒”，生动地反映了阮籍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转变过程。诗人早年时期研读圣贤之书，领悟治世“大猷”、“研精典素”，然而现实生活却与先贤往圣经典中之教诲显得格格不入。诗人命驾出游，所见景物使其认识到“盛年衰迈，忽焉若浮”，于是决定逍遥于世以求无尤。此外，《五言咏怀诗》其六十“儒者通六艺”、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及《东平赋》等，也反映了其人生态度由儒家的积极进取到道家的消极避世的转变历程。嵇康的《述志诗》通过对自身人生历程的审视，展现了其人生追求演变的历程。在诗中，嵇康自比作潜龙、飞凤、神龟，其最初设定的人生目标高远，期冀在大庭氏、伏羲氏这样的明皇盛世中有所作为。然而，现实中盛世难再，斥蝤蛙擅居尘寰，作者决心远世求仙，颐养天年。刘伶《北芒客舍诗》“泱漭望舒隐”，也揭示出刘伶早年的心态及其中后期变化之原因。夜半昏黑，星月无光，寒鸡孤鸣，落叶萧索，苦闷的诗人联想到附近山中埋葬的王侯公卿，人生当积极进取的念头油然而生。然而，现实的窘迫又使他心灰意冷，忧叹不已。

其次，竹林七贤的产生与七贤各自的社会地位、品性、审美情趣的相近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始年间，官方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均出身于世家大族。何晏在曹爽秉政时，曾任吏部尚书；王弼是王粲族孙，其先祖皆为汉三公；夏侯玄的祖上是汉代的滕公夏侯婴。较之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的显赫家世，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阮咸、刘伶、向秀、山涛诸人的先辈官位皆为低微，阮籍父亲阮为“仓曹掾属”，嵇康父亲嵇昭为“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山涛父亲山曜为“宛句令”，皆为下层官吏。刘伶、向秀的先人未见之史传。王戎虽然为世家出身，但他参与竹林之游时年龄尚小，后来才任职晋朝，位历

显贵。就正始时期竹林七贤中大部分人的社会地位而言，他们是玄学在一般士人中的代表。社会地位的相近，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心态来交往。七贤诸人皆具有特殊的仪表、非凡的风度、杰出的才能、飘逸的神韵，这是他们互相钦佩仰慕、交游往来的基础。《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阮籍传》云：“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云：“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云：“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竹林七贤大都容貌秀伟，学识广博，精于辩论，善琴酒，是当时的一代名士。

除了仪表、风度、才能、神韵之外，竹林七贤更为看重的是各自内在的精神，重视其气量胆识，以及超凡拔俗、无所束缚的自由精神和审美情趣。《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阮籍传》引《魏氏春秋》云：“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又《王粲传附嵇康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附兄子咸传》云：“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云：“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云：“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云：“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由以上这些史书记载可知，竹林七贤都喜读《老》、《庄》之书，性情自然高迈，品行高洁，具有相似的审美情趣和自由精神。在魏晋易代之际士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严重失范、伦理异化、人格普遍割裂的情形下，竹林七贤执著追求自由的人格美，相互激赏人格美，成为其凝聚在一起的内在向心力。

次之，竹林七贤的产生与正始时期的玄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玄学是由崇尚“虚静为本”的道家思想演变而来，是汉魏之际清谈思想发展的产物。正始玄学由何晏倡导，经过王弼发展成为盛行一时的思想潮流。正始年间的士林风尚，把谈玄作为一种特有文化素养的标志，谈玄已经蔚然成风，士人们纷纷热衷谈玄解易、问答辩难，清谈聚会成为士人参与社会、交流思想的主要途径。何晏的玄学主要是以谈老为主。与京师洛阳的玄学不同的是，竹林七贤虽然也深受时代风尚影响，融入到玄学大潮中，但是他们主要的谈论对象则为庄子。他们在幽篁丛林中清谈玄理，弹琴啸歌，品饮美酒，快意人生。竹林七贤把庄子的无为、尚真和自然逍遥精神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一种个性解放的新气象和真情、自然的新风尚，重新构建了自由、高洁的人格理想。

竹林七贤反抗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堕落，对于曹魏集团的日趋腐朽没落，在诗中给予了尖锐的批评。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借战国时魏王不能励精图治而奢靡误国的历史事实，对于曹魏皇室荒淫纵欲、贪图享乐予以激烈的抨击，表达了慨叹时事的忧伤之情。嵇康在《太师箴》中借用太师的口吻，对曹魏最高决策层进行婉言规劝，表现出嵇康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注与忧虑之情。

在看到曹魏集团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政治环境的极其险恶，而个人壮志难酬，常常使竹林七贤在表面的洒脱之下，内心笼罩在浓郁的痛苦之中。阮籍在司马氏的专制统治下，处境相当艰难。阮籍以放诞不羁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痛苦和无奈。阮籍《四言咏怀诗》其四“阳精炎赫”，在树木萧条阴森、浓云密布的暗淡景物描写中，隐喻着诗人内心的痛苦。又如嵇康的《家诫》一文，在对其子如何立身处世的谆谆教诲中，流露出嵇康人生后期对世间险恶的认真反思与深深忧惧之情。

与痛苦相随而来的，是竹林七贤内心弥漫着的挥之不去的忧虑之情。阮籍《四言咏怀诗》其七“朝云四集”，书写了明月繁星之夜诗人孤寂独坐的郁闷哀愁之情。诗人十分仰慕姜尚、

张良的丰功伟业，却又十分无奈于今时今世，最后用听任命运、承顺天意聊以自慰。《咏怀诗》其七十八“昔有神仙士”，倾泻了诗人希求得道成仙却终难如愿，因而诗人感到愁苦悲伤、空虚迷茫之情。嵇康的《五言诗三首》“人生譬朝露”，在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中，倾诉了诗人乱世中的忧虑、企盼以及深刻的人生感受。

如何消解竹林七贤内心的痛苦与忧虑？老子冲澹守一和对宇宙本体形而上学的思考，难于抚慰精神上的创痛，竹林七贤最终只能在庄子的齐祸福、等生死的哲学中去寻找内心的平衡，以祛除内心的痛苦与忧虑。竹林七贤在玄学思想的濡染下，洁身自爱，不愿随波逐流，展示了高洁的自由人格之美。阮籍《咏怀诗》其八“如何当路子”诗中，对于有权有势的各级官员汲汲仕进时的卑屈丑态进行揭露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高洁心志，决心甘居下位，决不阿附权贵。嵇康《游仙诗》“遥望山上松”，以山崖劲松起笔，意在反衬自己高洁孤傲的心性。此外，嵇康的《琴赋》，借助于对琴的诸般美德的颂赞，倾诉了自己的高雅情趣与人生追求。刘伶的《酒德颂》中，借所塑造的“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令人景仰的理想化身———大人先生，表现出高洁的心性和傲俗的节操。

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之下，随着嵇康的被杀，竹林之游的团体最终解体了，但是，竹林七贤由于对彼此人格美的激赏而表现出的深厚友情则深为后人景仰。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七“嘉时在今辰”、其四十九“步游三衢旁”、其六十二“平昼整衣冠”，都表达了诗人对故友难以忘却的思念之情。嵇康《酒会诗》云：“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嵇康的心里始终思念着远方幽隐的知己。向秀《思旧赋》以悲凉清凄的笔调，描写了重睹故人旧庐时的感受，表现了对友人深挚的怀念之情。作为魏晋人格形象的代表，竹林七贤继承和发展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强烈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从精神层面上向往着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理想和人格境界。在政治高压和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竹林七贤高举自我，肆意酣畅，任性放达，不拘礼法，对于自由个性、飘逸神韵和精神超越进行了执著的追求。他们蔑视束缚人性的名教，张扬了个性，追求生命的自然和性情的真实。竹林七贤通过各自的玄学理论和实践，重新构建了自由高洁的人格理想，其真诚的性情、纯净的心灵、真挚深厚的友情、超逸常格的精神气度、俊逸洒脱的生命情调，为之后的中国文人确立了一种艺术化的富有诗意的新型生命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