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营利组织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章非营利组织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国际非营利组织的起源与演变

一、国际非营利组织的源头

“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 =“非桌子家具”

联合国的官员

非营利组织肇始于16-17世纪，20世纪70年代是其勃兴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许多慈善机构脱离了教会，私人慈善逐渐发展起来

?以政治权益和话语权为基础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非营利组织。

?社会运动，产生了代表各种群体的行会组织

（一）源头之基督教传统

1、宗教的分类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的经典论述，宗教有四种历史形态：原始宗教、国家宗教、民间宗教和世界宗教。

原始宗教是对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生活的幻想反映，是最早产生的宗教形态,包括自然崇拜、生殖崇拜、鬼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行业神崇拜等内容，其崇拜方式主要是巫术、禁忌和献祭。

国家宗教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它是原始宗教民族国家化的结果，是对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幻想反映。如古代埃及宗教（消亡）、古代巴比伦宗教（消亡）、古代印度宗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古代中国宗教（商周宗教和儒教）、古代希腊罗马宗教（消亡）、古代以色列宗教（摩西教和犹太教）、古代波斯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古代日本宗教（神道教）等

民间宗教是作为国家宗教的异端而出现的新型宗教，一般由个人创立。除三大世界宗教外，主要有犹太教、摩尼教、耆那教、道教、锡克教等。

世界宗教是民间宗教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古印度帝国孔雀王朝的（准）国教（佛教）、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阿拉伯帝国的国教（伊斯兰教），最终发展为世界宗教。

（二）源头之人道主义传统

人道主义的理解

Humanitarianism ，人道主义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

“人道主义，在文艺上系鼓吹自由思想的主义，原在排斥教会的束缚，以人道取代神道，亦为人文主义的展现，在伦理上则与博爱主义相同，主张超越人种、国家、宗教等所有的差别，承认人人平等的人格，互相尊重，互相扶助，以谋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理想的主义。”—国际君友会王爱君之《人道》

·人道主义的崇高性与超现实性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世界人道主义日

二、国际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点

（一）业务的全球化

一些原来只在创始国开展工作的机构逐渐开始在其他国家建立项目。“如果一个人关心动物，为什么只关心生活在英国的动物？”（环境，艾滋非典，法律环境，经济危机）在一个日益融合、“全球化”的世界，致力于某项事业的机构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追求既定的使命。

（二）不同的合作模式

1.未设立国外办事处，依靠海外办公室来管理“国外项目”。集中于通过培训项目、政策研究、交流访问和考察团等形式改善相互理解以及知识和技能的传递。

2.设立外国办事处。对中国感兴趣的国际非营利组织通常会设法与和他们有共同的关注点的中国本土机构（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NGO）建立联系，开展项目。

3.项目官员与资金申请方磋商具体的活动、目标和产出要求定期汇报，独立的评估，但是不会积极地参与到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去。一些基金会积极地劝说人们不要投机性地发计划书给他们，而宁愿自己寻找可能的受资助方，请他们提出申请。

4.运作型的机构在提供服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一些机构做白内障或者裂唇手术，另一些修建或者翻修校舍和诊所。（资金、知识、技巧和经验，能够发展和展示出新的工作方式。）

5.一段合作关系的开始首先是与一家当地的政府机构达成协议，然后在某个农村或者城市社区联合进行试点和展示。

6.将展示性的项目和所在领域（可能是艾滋病预防或职业教育、江河流域综合管理）内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和当地及国家一级的政策制订者一起讨论。

7.希望服务的社区/利益相关者与自身的合作关系。这一点发源于参与式话语的发展。

（三）从救助到权利的争取

许多国际发展NGO是为了回应人道主义危机而成立的，通常也是从提供紧急救援物资开始（开展工作）的。

官方捐赠项目主要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项目，把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单一体，旨在从宏观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穷人和贫困社区并未从这些项目中受益，某些情况下还受到了伤害。

许多官方援助项目以各种符合援助国的商业利益的方式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和服务捆绑在一起，受援助国不一定从中受益。

NGO从微观角度，援助应该直接针对贫困的社区，加强当地的生计、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

许多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贫困者自身的无知和能力不足，而在于地方和全球的政治经济。渔民贫困的根源很可能是某些人（如他国的大的捕鱼舰队）已经把所有的鱼都捕完了，或者排出的工业废水毒死了鱼类，或者气候变化正导致鱼类移向其他水域。（许多富裕国家给予本国农民一定的农业补贴，降低了全球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而损害了全球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

一些国际NGO社区的一些成员逐渐从当地和国际平等的角度来分析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们可能会这样表达这一观点：“给一位妇女一条鱼，会养活她一天。赋权她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以实现可持续生计，赋予她社会权利让她有能力支付孩子的教育和卫生费用，然后她自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四）国际化与本土化

近年来，国际NGO每年在华的社会投资总额在1至2亿美元之间。无论是和中国庞大的人口相比还是与国际商业在华投资的额度（每年约为500亿美元）相比，国际NGO在华的社会投资总额相对是很小的。但是资金并不是全部，国际NGO对中国的思想多元化也贡献颇多。

当新的想法和方式被采纳、变更和吸收融入新的当地语境中时，这种类型的国际化本身就表明了本土化的过程。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改变了它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从被动的“资助/被资助”的关系不断转变为更加平等和享有共同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官方发展援助”大撤退的景象）

中国和其他国家及多边机构的相关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政策讨论会继续下去甚至有所扩大，这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未来将更多地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而不是借助“援助”和“技术支持”的项目。

公民社会：国际合作这种形式无疑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中国政府尚未考虑清楚它打算给予本国公民多大程度的自由。

第二节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起源与演变

一、近代以前的民间结社活动

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的形态，在祭社集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政治性结社

2.经济互助性结社

3.秘密结社

4.文化学术性结社

5.慈善团体

(一)政治性结社

·春秋末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就出现有政治结盟，东汉时期朋党的形成是政治性结社的代表。·朋党主要指官僚士大夫的结党，在此之外还有戚党、太子党、阉党等，是以同门、同道、同乡等为纽带结成的政治帮派。如著名的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案、明代东林党至明代渐出现近代政党的雏形。

(二) 秘密结社

秘密结社有些会以宗教迷信为外衣，如东汉张角创立“太平道”；历时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还有以官府漕运为背景的安庆帮（清帮、青帮），以“反清复明”形成的洪门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等秘密会党。

（三）经济互助性结社

?旧式经济合作制度称为“合会”，是会员间相互救济金融的组织。各省还有“集会”、“邀会”、“请会”、“聚会”、“做会”、“赊会”等称谓，又通称“义助会”。

?合会出现于隋代，在唐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并发展出多样形态，如自愿结合耕作的锄社、金融互助的钱会、共同轮充乡里职役的保正会、轮值社庙会饮的吃会、祭社、共同集资应酬婚丧嫁娶诸事的摇会、集资救济的义赊会等等。

?所谓“合”，就是集众人之资办事的意思，包括劳作互助、金融互助、共同负担地方事务等，具有勤俭储蓄、相互保险、扶危济贫等多方面功能，是民间自行组织起来应对无法独自承担的事务的方法。

?经济互助型结社中另一种重要形式是行业性结社，主要包括同行工商业者集中经营的市“肆”模式，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商业行业的会馆、行会、商会等。

行业商会

行会起源于民间的结社习俗，行会分为两大类：

1、一种以籍贯为纽带，并以籍贯所在地命名，以实现同乡之间的感情联络和相互照应。这类行会多以会馆形式在外地出现。如粤商岭南会馆；闽商有天后宫；江西商帮有豫章会馆等。如在广西梧州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商人，合建有三江两浙会馆。如在汉口，江西各商帮还分别建立有南城公所﹑抚州会馆和临江会馆。

2、另一种以行业为纽带，或以行业命名，或以吉祥词语命名。这类行会既有在本地的，也有在外地的。例如钱庄业中上海的南市钱业公所和北市钱业会馆﹔药业中苏州的太和公所﹔布业中广州的南海布行会馆纯俭堂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按行业成立的组织称为行会，在外地所设立的同乡联络组织称为会馆。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1.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2.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3.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

压。

聚商情，厚商力，开商智，应商战

·某一地方的商人通过与行会、会馆而结成“帮”，这就是商帮（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商人群体。）

·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

粤商进出口贸易:十三分行。

徽商从事木、茶、典、盐四大行业，主导产业是盐业。

晋商的主业在清中期以后是以票号为主的金融业

(四)文化学术性结社

文化学术性社团是中国传统结社中较为发达的一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百家争鸣，就有各种学术集团应运而生，其形式主要包括：1、“诗社”和“文会/社”为代表的文学社团。2、以讲学会为主的学术社团。3、多种多样的文艺社团。

1、“诗社”和“文会/社”为代表的文学社团。

前者是文人雅士间崇尚风雅、以诗会友的文学团体，后者主要是宋代科举制度盛行以后，士子共同研习经典、会客会文的集团。

如常被看作最早的文人社团“竹林七贤”，还有比较有名的“登楼社”、“西湖八社”、“西泠十子”、“孤山五老会”、“北门四子”、“鹫山盟”、南屏诗社等明末清初的诗社。此外，清代前期还有闺阁才女所创的“蕉园诗社”等。

竹林七贤

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海棠诗社

海棠诗社是《红楼梦》中贾探春等人提议邀集大观园中有文采的人所组的诗社。其宗旨是在“宴集诗人於风庭月榭；醉飞吟盏於帘杏溪桃，作诗吟辞以显大观园众姊妹之文采不让桃李须眉。”

古人对于海棠，可谓情有独钟，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唐明皇：“岂是妃子醉耶，真海棠睡未足耳”。苏东坡《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以讲学会为主的学术社团

早期有带有学派性质的学术团体，如儒家学派、墨学团体等。宋元之间讲学的书院盛兴，如著名的岳麓、嵩阳、白鹿洞、应天府等著名书院。明代讲学会还演变出“读书社”、“明经会”、“经社”、“读史社”、“文艺会”、“经济会”、“博雅会”等各种形式。

清乾隆以后，理学衰微，讲学会一度沉寂，直至清末在西方思想的震动下，各种新式学会相应崛起，例如“志学会”、“教育会”、“公法学会”、“南学会”、“强学会”等。

中国四大书院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是后人对宋代历史悠久、影响广大，或官方褒扬、朝廷赏赐，或名人主讲，人才辈出，或规模较大，世人称道的书院的例举。对“四大书院”的说法历来不一，除了四大书院，还有六大，八大之说。

最受公认的说法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城南的应天书院（睢阳书院）；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或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

宋初四大书院说：石鼓书院，金山书院，岳麓书院，徂徕书院。

南宋四大书院说：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

象山书院（象山精舍），位于江西省贵溪市，其创始人为陆九渊（象山先生），是中国哲学“心学”起源地。

其学说与当时“程朱理学”相抗衡，被后人称为“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主要代表为程颢，程颐，周敦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三纲五常”是理的“流行”，应当“去人欲，存天理”。

陆王心学，主要代表为程灏，陆九渊，王守仁等，他们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自身就决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使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凸现出来，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五）多种多样的文艺社团

如宋元时期各种戏剧、曲艺人员结成的同业“书会”，各种剧“社”等。其成员既有出身贵族的官僚文人，也有大量失意文人，和倡优等。另有以“谜社”、“茶社”、“酒社”、收藏结社等为代表的娱乐性社团。文人结社，成为文人士子获得超脱境界、进入仕途、传教民众、实现在野的政治抱负等等目标的途径，体现了多重功能。

（六）古代慈善团体

古代慈善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

1、宗教组织形态。春秋战国时期的早期救助，属于临时行为，并未形成一种长效机制。魏晋南北朝时，佛教慈善组织摆脱了应急性、个人性的特点，第一次拥有了清晰的慈善理念，如福田、悲田思想。(救灾济贫，施药治病，修桥铺路，造井挖渠，植树造林 )

唐代寺院还在佛教福田思想的影响下，创置了“悲田养病坊”以救济贫病。此种寺院病坊影响深远，为后世所沿袭。五代时期置“悲田院”、“养病院”，宋代设置“福田院”、“安济坊”，金代设置“普济院”，元明时期置“惠民药局”，清代置“养济院”等等，无不仿效了唐代佛教寺院中的悲田病坊。

2、家族事业形态。兴于宋朝，主要的代表是“义庄”。“义庄”是一种家族事业，由范仲淹创立，其主要作用是救济族中贫困无告之人，为本族贫寒子弟设立义学，对于遇到天灾人祸或者婚丧嫁娶等大事的人实施临时救助。

我国古代慈善团体发展的特点

1、“国家救助”是主流，慈善组织居弱势

在儒家看来，个人的慈善活动与政府的仁政是不能并存的。因为个人慈善活动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政府的不“仁”，没有负起应当负担的责任。因而不是一个好政府。

孔子说：“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

国家救济的“荒政制度”：“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防止百姓离散）：一曰散利（发放救济物资），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放宽力役），五曰舍禁（取消山泽的禁令），六曰去几（停收关市之税），七曰眚礼（省去吉礼的礼数），八曰杀哀（省去凶礼的礼数），九曰蕃乐（收藏乐器，停止演奏），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向鬼神祈祷），十有二曰除盗贼。” <南宋董煟《救荒活民书》。>

2、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基本上是一种精英事业或富人的事业

无论是朝廷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还是民间慈善活动，一般都由地方上有影响的士绅或官员主办，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两方面来看，士绅等所谓的社会精英享有独占社会慈善的特权，平民的参与只能是陪衬。另外，在家长制盛行的中国古代，一些热心公益的士绅和官吏很少采用社区组织的方式来推动慈善工作，大多是自己有钱自己来办。救济活动也主要在逢年过节或有灾情发生的时候开展。

3、中国古代的慈善活动基本上是一个内敛性的、封闭的系统

儒家学说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在自我-家庭-国家的链条中，始终没有社团这个概念。

慈善始于家是行善的最高原则，如果有能力不先照顾家族，而行善于外，会被说成沽名钓誉。范仲淹的“义田”，宋熹的“社仓”都是为族人而设。宋代刘宰三设粥局赈济灾民，由于没有社团的帮助和支撑，最终也没有建立起永久的制度。

尽管在明清时期，士人喜好结社，但社团与社团之间很少联系。

虽然政府欢迎士绅从事社区慈善工作，但是这些活动仅限于灾年开展。政府是不主张他们串连的，以免造反，为此清代的慈善机构大部分是“官督民办”。

4、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除了救济功能外，还有社会控制的功能

5、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贪污腐化问题

慈善事业对一些个人来说并非无利可图。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官办救济，还是民营慈善，因缺乏有效监督，贪污腐化之事不胜枚举。当然这不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主流。

二、近代民间组织活动

20 世纪的民间组织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它们既是民间传统的延承，又受到西方理念和慈善模式的影响。这些新式社团的类型包括：

1、学联、工会、妇联、青年团等革命性社团，以及在抗战期间兴起的各种战地服务组织、救国会等政治性社团；

2、各种“学会”、“研究会”、“学社”、“协会”等新式学术文化社团，它们一部分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启蒙和西学东渐的产物，（如“强学会”、“保国会”、“粤学会”、预备立宪公会、宪政会、宪政公会等）。另一部分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3、从传统商会、行会延续而来，或者是伴随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新型行业组织；

4、传承基督教义的各种慈善机构，它们也带动了传统互助组织和慈善组织的演化，形成新式慈善公益模式；

5、在动荡时局下活跃的帮会和秘密组织等。

对比西方公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权利斗争和民间公益两条主线，可以发现中国的民间组织具有这样两个特性：

第一，以经济上的互助互利和文化上的互友互娱为主，一般具有非权利性和非对抗性；

第二，与王权构成制衡或对抗性的组织，一种是在官僚士大夫内部的结党，另一种是民间的秘密社会，均属于非公开的、被禁止和铲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