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灵魂”与鲁迅作品

“国人灵魂”与鲁迅作品

摘要：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博大而精深。中华的民族精神就深深地根植于这五千年的文化之中。鲁迅，积其一生之力，用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和仁爱的心胸，铸国人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不朽的灵魂。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的自卑、自负和自甘堕落。

关键词：鲁迅，文学作品，国民性，历史意义，现实思考。

一、鲁迅作品产生的背景

鲁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他以那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和仁爱的心胸，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鲁迅在1898年离开家乡，先后进入南京水师学堂，铁路矿务学堂学习。他读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知识的书，对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十分痛恨，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也产生了不满。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他认为新医学是一门有用的学问，中国人体质差，学医可以救死扶伤，于是便到仙台学医。1905年的秋天，当时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打仗不久，学校放映了时事片。在一次放映的时事片中，出现了这样的镜头：一群日本兵抓住一个中国人，将他五花大绑地押赴刑场，而旁边有一群中国人在围观，他们的神情是如此麻木，但他们的身体看上去是很强壮，在场的外国学生发出一阵欢呼。顿时，一种愤怒、悲痛、屈辱的情感紧紧抓住了鲁迅的心。他领悟到：“医学救国”是行不通的，再高明的医师也只能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无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振奋中国国民的精神，唤醒沉睡的国民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当时鲁迅决定放弃医学，转向文学。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创作了《孔乙己》、《风波》、《臆见小事》、《故乡》、《阿Q正传》等。鲁迅写的杂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像一颗颗光辉夺目的明珠，深受人民喜爱。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学创作为武器进行“文学革命”的文学家，他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对中国黑暗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清醒的战斗精神唤醒了无数中国人，被后人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二、鲁迅作品中折射出的国民性

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同一种心理特质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1]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国民的性质特点与他国国民的差异，他国国民所无，我国国民所独有，或者虽为人性所共有，但在我国国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的精神和灵魂品质的特点就是中国人之国民性。既然如此，那么国民性就有优点也有缺点。鲁迅的作品承载的是他感时忧国的神圣使命，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期间，经常思考这样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从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出发，鲁迅形成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整体构架。《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是鲁迅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经典体现。

1.奴性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阿Ｑ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Ｑ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Ｑ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Ｑ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

总之，鲁迅先生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周作人说阿Q 是“一个民族的类型”，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小田狱夫说阿Q是“…中国人的代名词?，是非常贫弱和颓败的一种人格，《阿Q正传》是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追求开出的…盛大的花朵?”。[3]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了也不觉悟。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

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在某些情况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减轻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但量变会导致质变，“在大多数健康的人的身上，这是偶然为之的行为，并且往往成为实际胜利的前导，而在不正常的人身上，这种精神居于统治地位。前者是准备直面现实，后者是要逃避现实。”，“鲁迅从集体生命的基点出发，认为…精神胜利法?是应该遭到批判的”。[4]

2.自私、冷漠

早在留日期间，鲁迅就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5]谈到民众，鲁迅不无愤慨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悲壮剧；如果显得彀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6]鲁迅在一系列小说中描写了神情麻木不觉醒的看客形象：《药》、《示众》里鉴赏杀人场面时，“一堆人”“竭力伸长了脖子”“嘴张得很大”；《孔乙己》中酒客们取笑孔乙己写“回”字、偷书被打；《祝福》中鲁镇上的人们拿祥林嫂额上的伤疤、阿毛被狼叼走做笑料；而“阿Ｑ十分得意的笑”着调戏小尼姑时，“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未庄的人们十分“欣然”地听阿Ｑ讲杀革命党的事，阿Ｑ游街示众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看客们露出“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狼一样的眼睛。这些看客身上共同存在着愚昧、麻木、怯弱的精神状态，还潜藏着一种自私、冷漠的灵魂，其结果是人的生命被完全漠视，群众成了戏剧的看客，只知道咀嚼、鉴赏别人痛苦，它不仅使人津津有味地欣赏人间的喜剧和悲剧，而且心安理得地欣赏丑恶与残忍，这是一种完全扭曲变态的审美心理反应。对此，鲁迅深感痛心，他曾说：“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反思和批判，是鲁迅不灭的精神实质。

3.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卑弱与健忘等含义。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

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7]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这就是阿Q劣根性在国人身上烙下的印记。

4.吃人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8]鲁迅小说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以一系列成功的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最早从根本上挖掘出封建主义血淋淋的“吃人”本质，并把它展示在古老的中华民族面前。

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说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9]这里的“家族制度”，应当读作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这里，“仁义道德”与“吃人”是相互对应并紧密联系的，或者说，“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的代名词。从此，“吃人”这名词，就被赋予了封建主义对人进行镇压和奴役，把“人”异化成“非人”的特殊含义。

钱理群在分析《孔乙己》的“叙述者”后面的意味时说到：鲁迅在具体考察描写中国社会时,他有一个重大的艺术发现：在中国，不仅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吃人”，而且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更在无时无刻地制造着“吃人”的悲剧；而在鲁迅看来,后者是更为普遍，更不露痕迹，因而是更为可怕的。

三、鲁迅国民性的历史意义

源于十九世纪末的严复、梁启超等的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初以鲁迅、陈

独秀等为代表推向了高潮，特别是鲁迅以其文学创作和思想引领着新文化运动。经历“五·四”波澜，逐渐看清了民族衰落，国家的积贫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整体的不觉悟和病态，并且深知已是病入膏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动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另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鲁迅知难而进，自觉地拿起这鞭子抽打拷问自己，更拷问民族的灵魂。在黑暗中探求民族的出路，正如尼采所说的“超人”一般来唤醒灵魂，解救民众。

鲁迅的意义不是纯文学的，而是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鲁迅是当代的文学巨匠，当代文学的奠基人。更是一个思想者，但不管文学上还是思想上，他的成就更集中在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上。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

鲁迅当时认为，中国社会的落后不仅是物质、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更关键的是文化的落后，是人的落后。落后的文化造就了劣弱的“国民性”，造就了民族素质和精神的低下，因而导致了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所以，如果要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的改造，首要的问题是改造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把这一思想的核心称之为“立人”，他希望通过推行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祛除国人灵魂上的种种痼疾，以达到“立人”的目的，从而最终改造社会。因此国民性批判，构成了鲁迅小说的一大主题。他所有小说的目的都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于对“愚弱的国民性”的批判。

四、鲁迅国民性的现实思考

二十世纪以来，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不绝于耳，鲁迅及其小说总是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与对国民性的激烈批判相联系。虽然赞者奉为圭臬，疑者不以为然，但谁都必须承认：当文学自觉地担负起“启蒙”的任务，用科学和民主来启封建之蒙时，其中最深刻最坚韧也最执拗的“真的猛士”独鲁迅一人。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他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他的人生经历早已让他深切地体验到国民性的问题。先是绍兴时期“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接着他想追寻一种朦胧的“理想的人性”，于是便有了南京时期的“乌烟瘴气”。“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但又如何呢?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最后，这种人生体验使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0]很显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来源于他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

然而悲剧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纵然全面而深刻地改造国民性的同时，却未能涤荡这种痛苦的体验。新文化先驱者们自身携带的传统文化基因、文化心理素质与思维方式却存在着深刻的自我矛盾和冲突，顽固地阻挠着人性觉醒和国民性改造的进程。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举止都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最明显的“硬伤”便是他们的婚姻大都成了不违母命、吃人礼教下的血淋淋的祭品——陈独秀为遂母意娶了高大众，胡适不违母命与江冬秀结为夫妻，而鲁迅则是把与朱安的结合看成是母亲赐予自己“一件礼物”等等。这种二律背反的特殊混合决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悲剧，而是新旧交替时期传统文化在倡导新文化的巨人心中的外在彰显，尤其是鲁迅和胡适在围城内外的表现所折射出来的与自身思想的矛盾和悖谬，已成为新旧交替、东西合流时期的一个敏感话题，从而在一个侧面证实了国民心态的惰性和国民性改造的尴尬与艰难。

鲁迅之所以是鲁迅，是他在为整个民族的绝望进行着自我毁灭性的反抗。而这种反抗的效果是不能被质疑的，因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能够把这种绝望呐喊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反抗，而鲁迅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只是时间未能允许他认真地谛视、倾听、咀嚼。而时间将鲁迅未竟的突围交付于我们，那便是“向世人

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的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11]有一天当真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时，有这样一个巨人，他兀自傲然挺立在只属于他的道路上，眉间的冷峻仿佛在告诉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眼神的深邃又似在说“我以我血荐轩辕”。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坚决杜绝毒化民族灵魂的阿Q精神，不断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神七”发射成功，奥运圆满举办都预示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作为龙的传人，每个炎黄子孙都将为这一刻欢呼，为这一刻而感到自豪；二十一世纪是巨龙腾飞的世纪，我们要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要细心地呵护那颗自强不息的精神的种子，让她在民族中间长成参天大树。精神强大了，生命强大了，才能真正地懂得珍惜并热爱自己的国和家。

参考文献：

[1]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3]常立霓：《鲁迅与新时期文学》<2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4]常立霓：《鲁迅与新时期文学》<37页>，<3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5]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

[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163页>

[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8]鲁迅：《坟?灯下漫笔》

[9]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

[11]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