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杜亚泉

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变为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变为共和政治（或立宪政治）谓之政治革命。经济制度之社会变为劳动制度之社会；私有财产之社会变为公有财产之社会谓之社会革命。凡此革命之发生与成就，皆有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之故，非可以模拟而企图之也。若以模仿之故，企图革命，则其革命或不能发生，或发生而不能成就。吾人苟于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考其所以发生所以成就之故，则我国政治革命之所以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发生其原因可以了然矣。

凡一事实之发生与成就必以智识与势力为基础。例如吾人食一苹果，必先有苹果可食之思想，而后举手以摘之。夫知苹果之可食，智识也；能举手以摘苹果，势力也。二者合，而其事乃实现。若仅知苹果可食，而不能举手以摘之，是有智识而无势力；或能举手以摘苹果，而不知苹果之可食，是有势力而无智识，二者不相合，虽三尺之童，知其事之不能实现矣。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其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者即智识与势力之结合体也。然则其智识与势力如何结合，固吾人所当考求者也。

原始社会之人类，各自劳动以谋生活。其武力之优秀者，渐渐占势力于社会，成贵族阶级。而智力之优秀者，又凭藉其智识，以自奋于社会之间，成智识阶级。贵族阶级欲以其势力支配社会，不能不有智识之为之辅；知识阶级欲以其智识支配社会，不能不有势力以为之用。于是为贵族者亲师重道、以吸收智识，是谓贵族阶级之智识化；有智识者亦取得权位、具有势力，是谓智识阶级之贵族化。二者相结合，而第一期之文化始成就。当其盛世，明良相继，文化蒸蒸日上，我国五帝三王之治、汉唐宋明之开国或中兴，罔不由此。希腊、罗马之全盛时期亦然。此期之文化为武力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贵族阶级的文化，常带有贵族的色彩。以贵贵、尊贤，尚礼仪，重门阀为其标徵。

第一期文化始成就时，社会为治者及被治者之二阶级所组织。贵族阶级与智识阶级结合为治者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治阶级。未几，而劳动阶级之勤勉且善于贮蓄者，渐渐积有财产，翘出于劳动阶级之上。渐至舍其劳动，专事营殖财产，以生活于社会，是为财产阶级。又智识之流布渐广，多数之智识阶级不得不降而处于被治者之地位。既无财产，又不劳动，穷屈在下，杌陧不安，是为支持第一期文化之难题。在欧洲社会此一部分之智识阶级，以其时政治上之地位转变无定，乃改换方向，弃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专事研究文艺。政治家亦以此为收拾人心之计，创设大学校、学士院以奖励之。科学遂因此发展，发明家辈出，能以所研究之结果应用于社会，以殖产兴业，是为智识阶级之财产化。财产阶级以营殖财产所须于科学智识者甚多，故求学者日众，是为财产阶级之智识化。二者相结合而主张人权、表扬民治，发生第二期文化。依其财产的势力，在政治上与武力的势力抗争。于是旧时治者阶级所占有之政治权渐渐失堕而落于彼等之手。或仅仅以协调之方法，让其政权之一部分，以保其残余之势力，是即所谓政治革命。经此革命以后，第二期之文化乃成就。欧洲近世史之文化即第二期之文化也。此期文化为财产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财产阶级的文化，还有财产的色彩，以自由、平等、尊权利、重科学为其标徵。

第二期文化成就以后，社会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二阶级所组织。财产阶级与智识阶级

结合为支配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支配阶级。然因经济竞争之剧烈，物质文明之发达，财产势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多数有财产有智识之中等阶级，或失其财产、或虽有仅少之财产不足以维持其生活，乃不得不投身于劳动界，是为智识阶级之劳动化；劳动阶级中亦因教育普及，得有几许之智识，促醒其自觉，是为劳动阶级之智识化。二者相结合，乃鼓吹人道，主张公产，依其劳动的势力在生产上及政治上与财产的势力抗争。英美诸国方以协调之方法，使财产的势力与劳动的势力互相维持。而就世界大势观之，则社会革命之进行已足惊心骇目。现时第三期之文化能否成就，尚未敢豫言。而二十世纪之社会必大受此文化之影响，固无可疑也。此期文化为劳动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劳动阶级的文化，带有劳动的色彩，以泯除贵贱贫富之阶级，实行自由平等，尊重劳动，爱好和平，为其标徵。

就社会进化之大势言，由第一期文化发展为第二期文化，更发展为第三期文化，是为普通之顺序。但因各国社会情状不同，进化之方式亦不一。例如俄国以财产阶级不发达之故，智识阶级自贵族阶级出，直接与劳动阶级结合。遂越过政治革命之途径，即发生社会革命。又如德国政治革命尚未成就，贵族阶级与财产阶级以劳动阶级勃兴之故，遂互相结合，与劳动阶级对抗。此次大战德国立于主动者之地位，即因贵族阶级与财产阶级鉴于自己势力之渐次减弱，故欲与外国开衅，藉以扩张其势力。则而其结果卒由劳动阶级之排斥军国主义，发生社会革命。至于日本，虽国会成立，宪法发布，已三十年之久。然君主握大权，贵族军阀操纵政治，势力未尝稍替。明治维新之伟业，即为贵族阶级与知识阶级结合而成。表面上为第二期文化之速成，实际上为第一期文化之复振。更现我国，则辛亥革命以后，吾人方窃窃私幸以为第二期文化从此成就矣。乃八年以来祸乱相寻，吾人平心静气以观察之，方知吾国此时非第二期文化之进行，而为第一期文化之堕落。吾人既述欧洲社会进化之迹，吾人将借镜返观以论列其原因矣。

吾既言多数之智识阶级穷屈在下，杌陧不安，为支持第一期文化之难题。吾国殆可谓善于解决此难题者。其最暴戾之法，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是也，其稍和缓之法则用廷对、射策、选举（旧义）、制科及其他类似之方法以诱引之，使其不断绝政治生活之希望。智识阶级既为所诱引，人数愈多，智识之程度愈低降。除美术的文字以外，无他技能可以生活。少有财产者，安坐徒食，无营殖之能力；无财产者，除少数为精神的劳动外，殆无有能为筋肉的劳动者。故与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均格格不相人，此为过剩的智识阶级。又劳动阶级中亦因生齿过繁，天产不辟，产出过剩的劳动阶级，即现无劳动之地位，或为不正则之劳动者。例如我国之兵即此过剩的劳动者之一种。他如地棍、流氓、盗贼、乞丐之类，亦属之。此等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游民阶级。其势力在我国亦甚伟大。有时与过剩的智识阶级之一部分结合，与贵族阶级之势力抗争。秦始以后，二十馀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惟革命以后，彼等辄贵族化，复建设贵族政治，于社会组织无所更变。故此等革命非政治革命，亦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已。此阶级之势力与智识结合，亦产生一种文化，可谓游民阶级的文化。带有游民的色彩，即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此文化自战国以来，至于今日逐渐发达。以时期言可为吾国第二期文化。然此非社会正常之发展，不过为第一期文化之病变，人可称为病的第一期文化。

我国社会中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即贵族文化达盛时，社会沈滞腐败，则游民文化起而代之，游民文化过盛时，社会骚扰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辛亥革命虽由欧洲第二期文化传播于吾国而起，然欧洲之政治革命，既由财产阶级发生，而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

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或谓吾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将来或如俄德已事，超越政治革命，发生社会革命。然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智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智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即使在较近之未来中，或有企图此种革命者，亦必出于非劳动出身者之所模拟，政治革命可以模拟，社会革命安有不可以模拟者，惟自欺欺人，有害无益。亦必与今日之模拟政治革命相等，于文化上必毫无价值。吾国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第一期文化之病的现象尚无治疗之方法。文化之进行后于欧洲诸国者既一二百年，断无一蹴即至之理。若今后之智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文化之堕落，智识阶级不能不尸其咎矣。抑智识阶级所以不能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结合者，不尽因智识阶级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欲与之结合也。近时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其倾向亦已渐变。如退职之官僚，革命之伟人，因厌倦政治投身于实业界者，固未尝无人，贫寒之士，欲得一劳动职业以糊口者，亦所在多有。而形势终觉扞格者，则以感情不融洽，性情不适宜也。吾国之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历史上受贵族之剥削，为游民所蹂躏也久矣。故其对于贵族与游民畏之若虎狼，恶之如蛇蝎，已成习惯的心理。而智识阶级者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故彼等之嫉恶之，与贵族游民相等。且以嫉恶智识阶级之故，遂有并智识而嫉恶之者（记者曾见一商人在群众中声言，谓天下最坏者为读书人，又闻一农人言，吾乡中决不愿设学堂。以往事证之，吾乡中苟有一识字之人则乡民无不受其累者。其嫉恶如此）。阶级感情之违反，已非一时所能消融。更就性质言之，则差异益甚。吾国之智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以此性质治财产必至于失败，以此性质任劳动，必不能忍耐。故吾若不改良此性质，则虽欲置身于财产阶级或劳动阶级中亦决不能容。现时学校教育，苟求其适应于社会，则对于青年学生当以尽力淘汰此二种恶劣之性质为要。若使带贵族性质之老师宿儒、带游民性质之少年新进，任教育之事，聚讼一堂，互张其劣性，以传播于社会，则社会对于智识阶级之感情愈恶，其受嫉恶也将愈甚矣。

（一九一九年《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四号）